张楚：在县城

1983年从大同迁徙到这个叫做“倴城”的县城，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里，除了在大连上大学的几年，除了偶然的公差私差，我一直不舍昼夜地住在这里。有时想，也许这辈子都会在这个县城住下去了吧？犹如我在小说《地下室》里借主人公所言：“我很轻易就预见到了我的将来：我从税务师事务所退休，拿着不多也不少的养老金，同时患上形形色色的小毛病：气管炎、咽喉炎、高血压、风湿、肩周炎、老年痴呆症或心脏病。晨起会到街心花园跟一帮面孔模糊的老人打太极拳，或者跟穿着艳丽绸缎的老太太打安塞腰鼓，白天则坐在这座老房子里，继续看着退休后的小学老师不慌不忙地织着毛衣、毛裤、袜子或手套……最后我或她，在床上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或先或后地离开这世界，我们的孩子会从外地回来奔丧，将我们燃烧成捧尘土。从此我会在桃源镇彻底消失，留不下一点痕迹，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世界一样。”

这样描述似乎有些悲观，而无论悲观与否，我的命运或许和这个叫“马文”的主人公并无相异。从我达到这个县城后，多年之内，它并没有什么显著变化：弯弯曲曲的主道，郁郁葱葱遮人眼的柳树，主道两旁低矮的门市，理发的开川菜馆的开一元店的开门诊的售熟食的，这些操着不同职业的人，每日将门脸敞开，让平原上平铺直叙的阳光打进，在他们或清爽或油腻的脸上，投下或明亮或黯淡的影。这些年，那些门市里的商人换来换去，门市里的商品也换来换去，然而不变的，是我每天都要经过这些街道，经过这些或陌生或熟稔的小镇人。这是有意思的事，即便参加陌生的饭局，看到那些应是陌生的人，你也会觉得他们那么眼熟，只因这些年里，没准你就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他或她：破旧的电影院里、接送孩子的学校门口、县政府的某个会议上、医院里的某个病房，卖安徽板面的破房子里……总之，那些你以为你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已与你擦肩而过。就像前几天，我骑着破自行车撞到一辆宝马上，分不清谁对谁错，于是两人争执起来，然而，那些路过的人，有的认识他，有的认识我，有的还互相认识，于是在说和下，我继续骑着我的破自行车上路，而他开着他的宝马车去了修理厂。

在刚开始写作那些年，小镇上平朴的人们成为了我小说里的主人公。小镇总是灰扑扑的，干燥的，凛冽的，即便是热烈和腥甜的气息，到了这里都蒙上一层油腻、粗糙、冷漠的味道，先天性的缺乏那种棉花的软与暖、蜜的甜与香。譬如我弟弟那个小学女同学，胖到令人眩晕，没有父亲，且缺半截手指。我常听弟弟说她，说她给鞠萍姐姐写信，鞠萍姐姐竟给她回信了，她就拿了信让人看。人说是假的，她就把手指割开，用血写封战书，翌日怀里揣了菜刀决斗。我见过那孩子，这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女孩子……多年后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她的影子。就写了《樱桃记》。这篇小说发表在《中国作家》，并被很多朋友喜欢。又过若干年，我又碰到她。她因生得丑，嫁给了一个种地的农民，这在县城里很是罕见。那天她穿着军大衣，不停在雪地里打手机，间或大声吵嚷。我观察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写了《刹那记》，或许出于怜悯，我给这个少女时期的樱桃安排了一个还算和暖的结局……也许，日后我还会在小镇上遇到她，也许以后我还会写一些关于她的文字。谁知道呢？这个县城这么小，可是，这个县城又那么大。很多小学同学，一晃二三十年不见，而我们，每天就在四五条街道上走来走去。这是多么奇妙而诡异的事。

县城发生变化是近十年的事。之所以变化，是因为这里开了几家私营钢厂。每个钢厂都很大，都有很多工人，闹哄哄的，热腾腾的，空气里的粉煤灰落在他们脸上，让他们的神情显得既骄傲又落寞。慢慢地高楼越来越多，而且前年，县城终于出现了超过20层的高楼。这在以前是可不想象的，因为我们这里还经常地震，人们都怕住高楼。而现在，人们似乎什么都不怕了，不但不怕了，有了点钱还专门买好车。我很多小时候的同学，现在都是这个公司的老板那个公司的董事，坐在几百多万的车里朝你亲切地打招呼。就像《百年独孤》的马孔多小镇一样，这个县城越来越光怪陆离越来越饕餮好食，空气中的味道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虽灰扑扑、干燥，但骨子里却有种干净的单调和明亮，我相信那不是气候的缘由，而是人心的缘由。如今，小镇上虽有了肯德基，有了各样专卖店，有了各种轿车，可人却越来越物质化和机械化，谈起话来，每个成年人的口头都离不开房子、金钱、女人和权力，似乎只有谈论这些，才能让他们的身上的光芒更亮些。

我想，或许不单单是这个县城如此，中国的每个县城都如此吧？这个步履匆忙、满面红光的县城，无非是当下中国最普通也最具有典型性的县城。在这样的县城里，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些新鲜事，当然，所谓新鲜事，总是和偷情、毒杀、政治阴谋、腐败连接在一起，归结到底，是和俗世的欲望连接在一起。可是由于这种欲望如此明目张胆又如此司空见惯，我总是忍不住去关注一下，于是，我发现了很多有趣而悲伤的故事。《七根孔雀羽毛》，就是在某条县城新闻启发下写的。这个小说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太一样。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了小县城精神上的异化，以及道德底线被撕扯后的痛楚。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和以前的人物不太一样，不再单纯是那种不起眼的小人物。我希望我的眼神是清澈的，我的思想也是清澈的。我看到了暖，于是写了暖，我看到了悲凉，于是也写了暖，只不过这种暖，是悲凉后的暖。

从去年开始，我一直想在朋友们中间组织一个“读书会”，每个月和朋友们携妻带子，到郊外或者到茶馆，一起读读书，谈谈生活和理想，让我们过于绷紧的精神和焦躁的情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我想让我们的精神世界丰沛一些、充盈一些，神圣一些。也许臆想中的此举，只是我妄图反抗县城粗俗生活和旺盛欲望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在我的朋友眼里也许是可笑的。或许真的就是可笑的吧？这种活动只适合798的艺术家和大城市的文艺青年。在小县城里，是无所谓神圣、无所谓精神的。西蒙娜·薇依说：“神圣在尘世中应是隐蔽的。”那么，我尽管让我小小的愿望隐藏起来好了。我该做的，是应该和小县城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然后在午夜十分，让我然腰间盘突出的身体回归书房，静静地与另一个我，另一个纯净的世界，开始漫无边际的对话、旅行和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