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说|梁鸿鹰：安放自我（微信版）
梁鸿鹰，1962年生于内蒙古。南开大学毕业，文学硕士。《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全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出版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作家出版社，2009年）、《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向道与叩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有译作若干。
安放自我 文/梁鸿鹰 那些最初的年头
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
——拉迪亚德.吉卜林《谈谈我自己》
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是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时年仅24岁，至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无人打破这个记录。他是个经历丰富的人，写的东西异质性很强，其作品已成为儿童读物的经典，如《吉姆》、《丛林之书》和《丛林之书续篇》等，很容易与史蒂文森那些见多识广、色彩斑斓的作品混淆。吉卜林说自己此生初始的印象来自于破晓时分，来自一个异域的集市，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果实摊位与他的肩膀持平，吉卜林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分享着清晨孟买水果集市给予的喜悦。这个喜悦让他记取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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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本文所要描写的这个男主人公，我经常发现求证出“最初”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在记忆中当饭吃了。
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迟早有一天或者不断地获得新的解释。但确确实实，父亲或者母亲才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拨人吧，他们在他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一切都不好考证和确证了。
“我们的记忆就像那燃烧的纸片。我们用它来照亮过去。首先是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请老人讲述他们记忆中的东西。此后我们寻找死去的人们写的文字。用这种办法照亮了回去的路途。”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时间的故事》一书中如是说。在他的记忆里，时间是与两种声音自始至终伴随着的，我们的主人公从记事的时候算起，就受到两个声音的撞击——早晨外面的鸡叫声与家里钟表的走动声，这两种声音好像植入一般无奈停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怎么也挥之不去。
过往的岁月细节，往事的流逝，被他重视到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钩沉、发掘之火，却发现照亮的地方很有限，他依然是自己老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着威风。
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没有走样——医院、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
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冰冷的铁床，透明而威严的吊瓶，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只记得老人有着与被单一样苍白的面孔，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现场人手的紧缺，益发使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这种空寂、冷清把姥姥怀中的他吓得不轻。
据姥姥讲，这是他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他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他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祥了，才能咽得踏实。
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别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命就是不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小孩子目光如炬、目光明净，他们最能洞穿一切，谁也糊弄不了，亲疏、善恶，孩子一眼就可以戳破。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泪水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怪异，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的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令旁边的人大为尴尬。
死之所以被视为一件荒谬的事情，是因为每个人必然到达，但只要不是降临到自己头上，每个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会在这个终点撞线。死亡这种普遍性，让试图纠正的人心力交瘁，张炜在其《独药师》里写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死亡“纠正者”临死前的痛悔，他把自己的死归结为犯了不可补救的大错，因为时间不够，后人无法祥知这个错误是什么。
爷爷眼下就陷入去往终点的路上了，他在挣扎中的心愿遭到猛烈的重击，令他猝不及防，他一定是把心碎在地上，根本捡不起来了。据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就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在医生护士众目睽睽之下被移出了这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之后经常往返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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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他已无法考证，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冬与她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因偏瘫已说不出一句话。
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室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留着胡子，眼窝深陷，嘴型不小，也许还没有多少牙，努着劲要说出一些话来。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堂吉诃德。然后岁月就过渡到了他墓碑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的一张合影，是从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取下来的。
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这个老人之间联系的确证，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联系的蛛丝马迹异常看重。在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才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的时候，他仍然不想放弃。但现实和历史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的吝啬，他无法抓得住任何确证。
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叫罗伟章的作家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实际上，我们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无法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卷。
因为他发现，亲人、邻居、友人往往是自己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的早年的记忆，简直完全需要依赖于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种种人等。他们的诉说塑造、修改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他补充着斑驳的色彩和奇异的声响，但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以令自己心悦诚服。
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已经在他生命中开始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鲜活细节的巨大存在。那个时候她已经接近70岁了，头发稀疏苍白，背微驼着。她是庚子年生人，但在他的眼里，她永远是接近70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她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
但姥姥从来没有怨过他，或许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会“没出息”吧。她没有就他的前途等等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她看到和经营的只是他的童年。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关照他的成长，留心洗刷、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物，对他母亲糟糕的身体经常长吁短叹。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他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如此发自内心地描述姥姥的人，一定是最可敬重、内心世界极为丰富的人。自己一直保留和捍卫着对姥姥挥之不去的记忆，这份柔情让他明净地看待世界，回首自己过往的那些年年月月，这是自己跨越过往的一种力量，是可以不断汲取，不断补充的一个“蓄能池”，生生不息、清澈隐秘。可能就是高尔基吧，这个目光忧郁的大胡子，时常提醒着自己，过去的一切是何等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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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姥姥同样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姥姥，她的上帝永远与她相随，“她甚至会由牲畜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蜂、草木都会服从于她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她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高尔基的姥姥给他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他说“在她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就吧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她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的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和奶奶的照拂，而对他来讲，根本就没有见过奶奶，但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得到过姥姥的悉心照看。
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的沉默，她要压抑掉自己的任何正常愿望，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女儿的脸色过活。这更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他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饥饿的1962年，时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他的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熬过，他们在悲情和无奈的期待中，等待着自己头生子的茁壮，但奇迹并没有出现，而且他们这个小家很快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仅仅在第一个孩子一岁两周之后。这是个同样能哭、长相平平的女孩。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例，是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弛垂。”这些苦他的母亲显然都受过。
父亲则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有“恨铁不成钢”之憾，他为此浩叹而无奈，显出一个父亲的绝大失望。在这个小家里，事物能够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刻，想必就是解决好吃喝问题的时候。父母没有给这个头生子的胃口找到更好满足途径，结果另一张不受欢迎的嘴又降临了。两位教师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且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学校，代表着当地知识的最高水平，但并不出产空中楼阁的福利。儿子有着异常好的胃口，他成天张着大嘴哭喊，就是因为饿，因为肚子空，把嘴都哭大了。而且嗓子也是哑的，用力过猛，长大了也发不出大声音，这一切把年轻的父母搞得异常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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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针对“人之初”这个时间段所做的任何回忆都没有什么准头可言，比如，是否吃过自己母亲的奶？他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型的信息，或者已经完全忘记了，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母亲患有严重的空洞型肺结核。于是，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传奇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一家。
而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或父亲从没有一次正正经经和他说过有关“奶妈”这种类型的话题，因为自己太小了，母亲经常和姥姥合着伙诳他，说他和妹妹是捡来的，每当这样说的时候就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而且他和妹妹越是沮丧，她们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经历的时候，由是否吃过母亲的奶这个画面，隐约中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出现了——那就是“奶妈”。
关于奶妈，他貌似是有印象的，其实也经过了自己的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瘦小得与身份、地位完全不相符。就她这小小的体量，到底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她的一家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一大家子的，这是他虚构不出来的。
普希金有一首叫《致乳妈》的诗：
“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地，久久地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幽黑而遥迢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窒压着你的心胸。
这首诗让他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苦涩但微甜。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慷慨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
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同裹一个被窝，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与其曾经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这样，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自己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而制止掉了。这与妹妹大不相同，妹妹曾经寻找到自己的奶妈，与奶妈的子女过年过节聚会，并有过生意上的往来。
如今，当回忆袭来，压抑的往事被翻出来的时候，他已进入老境，已进入无法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而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让自己能够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去承载那无端的哀愁。怅然并不能挽救他的失意，老去，终将是命运对他最大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颓然许久。
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开始变老，是源于他发现自己开始长得像父亲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人的一生该是岁月塑造的、相识的人塑造的，还是自己塑造的。难道，不更是自己父亲塑造的吗？时间就像一把盲目的刀子，肆意挥舞在父亲的头上，然后是自己的头上，不论地域、时间与人种，再傲慢的人都逃不过这把刀子的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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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因小说《骗子》中译本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他在颁奖式上说，我们对承认自己的本来面目断然拒绝。我们能够不厌其烦地说“是”，却永远怯懦地不敢说“不”。我们所有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人。
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们都是带着面具生存的，这是生活赋予的，也是自己无意中接受的，不管是在与自己的家人，还是与素不相识的旁人，我们摆脱不了“扮演”的宿命。每个人“扮演”自己的人，首先都要遇到自己的父亲，在对世界进行探究的时候，先探究自己的父亲，反思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便会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父与子是世界话题，是世界文学史上那些留存久远的桥段，让儿子们找到掩盖自己的借口，或者在反叛中获得些许虚荣。在人类历史上，这对关系的探讨，纠缠了许多，美化了许多，每个人与他人的体验是那样的相近，但却往往获得绝然相异的诠释，相较与世界的另一半——女性，似乎母与女的话题失去了许多发言机会。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他在早晨照镜子的时候，总会自己问自己一次：你是谁？这人真的是你吗？你是父亲的儿子吗？头发如父亲般变灰变白，脸上像父亲那样，有的地方塌下去、有的地方鼓起来，身上该凸起来的凹下去了，该圆润的却骨感十足、支棱起来了。岁月除了给了胡思乱想的头脑，也给了不争气的肚腩。
而且，他沮丧地发现，自己和晚年的父亲越来越相像。这个自己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猝然地、宿命地出现了，令他无可辩白。去年有天他去照标准相，取出来吃了一惊，与自己父亲墓碑上用的那一幅出奇地相像——微胖的脸，短头发，目光直视，嘴边略带嘲讽的笑容，像得让他简直无法躲藏。像得让他被迫接受不想接受的事实。
他这才意识到，父亲的优点，父亲的毛病，父亲走路的步态，包括说话时不时出现的别人听不清楚，咳嗽时努着劲的声响，出门儿就想往地上吐痰的毛病，以及越来越喜欢吃面食，酸汤，吃饭坐不踏实，吃两口就要离桌溜达两圈，等等等等，如影随形，移步换形，都被百分百地移换到了自己的身上。他明白自己终究是父亲的儿子，如同曹禺话剧《雷雨》中繁漪对周朴园儿子说的那样。
他还想起，早年自己就干过很多以父亲的名义、执行父亲使命的勾当，“以父之名”原来大都发生在父亲无力执行一些不合理的、不人性的职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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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所遗传于父母的这张长脸，他经常在镜子面前久久盯望，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眉眼走向和说话时嘴唇的角度，难道我们还有在遗传上的遗漏吗？我们还加以修改吗？望着墓碑上父亲那张脸庞略微发圆、发胖的轮廓，他当时有些不相信，这与他平时见到的长脸型、尖下巴的影像是有很大的反差的呀。
为什么过了60岁就发生了这样的改变？待他50岁那年由于工作需要照标准相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的脸好像一下子发福了，变圆了，变丰满了。变得与父亲那张照片如影随形。只有气色的不同，肤色的差距，没有轮廓和气象的不同。他拿到照片被震惊得无话可说。
他被击中了内心一块柔软的地方。自小就想与父亲保持距离，不想遗传他的行事作风、语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尤其是那张他过于熟悉、不想复制过来的面庞。但还是失败了。
他明白，自己是父亲的儿子，必须百分之百地接受他的基因，在这一点上，他无可逃遁，没有死角。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开始变得易于烦躁、悲伤、沮丧。
歌德说：“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他发现自己生命中有个时时要热爱、发现并反思的父亲，赞同或反对经常使他纠结。他一直想给自己交代一个使命，给自己打气，好与父亲有所差距，但直到发现与自己父亲这张不太相像的照片的相像之后，变得无能为力的沮丧，益发感到宿命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确证，是一种无处可藏的复制接纳，不得不全盘、彻底，这是真正的宿命。
其实这种宿命他很久以来就有，有两件事给他印象最深。一件是妹妹择偶的时候，奉父亲的命令，他去说服妹妹放弃她那次不理智的、在大人看来没有前途和不划算的婚前演练。他完全以一种家长的口吻、立场、态度向妹妹灌输一套陈腐、僵化的说辞——以一本正经的口吻，比如不能给家族丢脸，要考虑门当户对，“有里有面儿的”人才最合适等，不厌其烦地一通唠叨。做一个驯服的说客，充当父亲的代言居然如此轻车熟路，完全不顾妹妹的茫然、困惑和惊讶。此时的他，由妹妹的同盟、伙伴甚至密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长辈、代言人、说教者，成了自己年龄的叛徒和敌人。他以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拿出了光宗耀祖、不给家族丢脸、做个争气的好孩子等利器，使劲刺向了妹妹，完全忘记了自己只比她大一岁。
当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完成这一套陈腐理论铺陈的时候，他脑海再次涌出曹禺先生话剧《雷雨》中的那句著名台词——“你终究是你父亲的儿子”。
虽说妹妹的这场恋爱还没有开始就无疾而终，而且并没有造成任何遗憾。但这件事情充分证明了他与父亲在角色、价值、步调上的承传，他没有违逆、他依样画瓢地执行了父亲的所有指令。当妹妹掉下眼泪，表示不解，试图反抗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使命的完成。
但事情从来都最易于从内部攻破。或许妹妹摸透了他的角色和特点之后，在若干年后再次谈恋爱时，便先从哥哥下手。在父亲尚未推行他的阻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小伙子带到了哥哥的面前，小伙子显然机灵过人，进门就往他口袋里塞烟。一盒价值不菲的“凤凰”烟，让刚学吸烟的哥哥无法推却，下不了阻止这个手。连“不”字也说不出口。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但一口一个“哥”地叫着，更让他产生飘飘然的感觉。小伙子依然“农村”出身，这当然是“家族”的大忌，但这次劝说没有成功，因为他首先被“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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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遗传”的铁证发生在他的身上。他有一次对妻子发脾气，向妻子大吼，当时他意识到，自己那带口音的普通话，无论从用词，还是从声调看，居然与父亲当年对妈妈呼喊出的，是一样一样的，是几乎不失任何板眼的依样复制，比如“滚球开吧”、“我才不尿你呢”，等等。
还有，在孩子小的时候，当他训斥不利时，居然喊出了“一个逼兜拍（pie上声）死你”这样的话。更让他吃惊不小。因为孩子在北京出生，根本不知道“逼兜”的意思就是耳光。他们茫然、无解、不理会。因为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这来自父亲的恶劣遗传——固执、不像样、不上档次。
还有他的步态，不时驼着背走路，说话的时候，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以及他吃饭的口味，他早年的嗜烟。
舌头上遗传最是铁证，让人老老实实地投降，无法有丁点儿抗拒。唯独喝酒这一条没有传到他身上。传给了他喜欢醋，习惯蹲着吃饭这两条。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喜欢醋，他们是在吃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长大的，西化得厉害，醋至今拒绝。但愿意蹲着吃饭被一个儿子传到手了，这一点连他都自愧弗如。
他至今引以为憾的是可能没有从母亲那里遗传到什么，母亲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太微弱了，可能相处时间太短，而且也时间晚了。她的短处、毛病、缺点了解并不多。她离去得早，给他保留了过多的良好的那些方面。她确定是个完美的母亲、女儿，她是教师和故事讲述者。但这些角色她都没有履行好，更没有履行完。她作为故事讲述者是出色的，这一点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母亲生命过于的短促，养病就是她的人生，占去了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使她成为家庭、职业、社会上诸多角色的缺席者、落伍者。这是他一生中的另外大话题。
当然，对父亲的违逆，他有些时候是有成功的记录的。一次与父亲吵架，他说了一句令父亲张口结舌、颜面大失的话。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妹妹学习向来不好，高中也没有读下去。这对以书香门第为傲父亲是个巨大的打击，是个令父亲郁闷的心病。但儿子的“榜样”让父亲挺直了腰。由于儿子在求学，读书，就业等方面的表率作用，使父亲成为小城突出亮点之所在，父亲为此陶醉了一辈子，在朋友圈里风光了一辈子。
有次谈到妹妹学习一直上不去，学不进去，没有出息，他认为家庭环境影响很大。父亲不解地问：“那你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是战胜了干扰才做到的。”父亲大怒：“什么话，我怎么干扰了？”他这次表现得硬气十足，回嘴说，你回家就喝酒，一喝一晚上，中午也喝，家里老是坐着很多人，聊天、猜拳、瞎扯，能有学习的气氛吗？忘记父亲怎么说了，只记得他边抽烟边喝酒，脸涨得紫红，眼睛瞪得老大，屋子里的空气登时紧张起来，让人热得难以忍受，父亲的脸上面浮现着的不满、困惑、羞愧、惊讶，多种表情混杂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难言难说。这次一来一往的谈话，撕裂了父与子心里的很多东西，捅开了他们之间隔膜已久的那张纸，自此蒙上了一层不小的阴影。但倒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他向来是个好儿子、好学生、好干部。这三个“好”令父亲享足了荣耀。父亲由此得到的自豪历来是实打实的，是持久的，圈里圈外有口皆碑。而现在他这句话，把作为父亲的骄傲、口碑、荣耀的一角揭了起来，掀开了只有彼此才知道的隐秘一角。原来这种声誉居然来自违逆、抗拒、排斥，这是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的。
实情真的是这样。父亲的生活方式非常糟糕。烟、酒是他的生命和生活方式。他每天抽三四盒烟，每天花在饭桌上的时间超过一般人的三四倍，时间被他挥霍得太多了。早饭是边吃边喝边抽烟。烧麦、馄饨、豆腐脑，样样油大、味重、滚烫，吃一两个小时是常事儿。中午回家吃饭还要喝酒，而且进门就开喝，凉菜、酱豆腐、白酒、浓茶、香烟，一样不能少。父亲蹲在沙发上，喝到饭端上来，总得一两个小时，吃喝完倒头便睡。晚上如果不是在外吃饭，回到家里，照样重复中午的程序，只不过时间拖得更长，微醺之后才肯上床。
而在更多的时候，晚上是聚会，是聊天，是流水席。父亲愿意把朋友、同事聚在家里，下班开始喝起，一直喝到半夜。猜拳、聊天、劝酒、抽烟，大呼小叫，此起彼伏，其乐无穷。一个月里家中这种事情可以发生五六次，甚至十几次。这对正处于成长中的他、妹妹、弟弟能有好的影响吗？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对他成了好事情。就是逼着他从小立下志向，许下个决死一拼的愿望——永远离开这个家，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与这些推杯换盏、吃吃喝喝的生活气氛划清界限。这样一个最浅俗、最本能、最隐秘的信念，支撑着他发奋图强，埋头看书，埋头钻研，所有的动力就是为了考出好成绩，到大城市去生活，离开这个家。而不像父亲所想象的那样，是有什么大志向、大追求。相反，父亲的生活方式、父亲的啸聚八方、呼朋引伴让他厌烦，使他痛恨，也使他奋起。使他获得和积攒了巨大的力量，最终使他对父亲的违逆获得了成功。
还有，每逢假期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家，他一定要到姑姑家，到自己觉得亲近的亲戚家去住。十八岁离开父亲到陕坝复读，十九岁到呼和浩特上大学，然后到北京工作，他庆幸自己能够永远离开父亲，离开那块过于熟悉，熟悉得很有些痛恨的地方。
地域上是真正离开父亲了，但情感并没有甩掉父亲，思维方式更没有离开父亲，父亲如影随形，以强大的基因，在他完全意识不到的时候，在他的意志之外行使着权利，猝然无防地掌控着儿子，令儿子时时感到抵抗的软弱，狡辩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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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直到父亲从巨大的烟囱上飘走，都没有让他彻底猜透，他自以为足够了解父亲，其实不然，他至今不敢揭开父亲心里的那些幽暗的深处，去探个究竟。因为自己内心也躲着个野兽，要伺机挣脱牢笼，要摇摇晃晃地出来发飚、觅食、吃肉。
早年的时候他认为父亲无所不能，父亲就是自己的敌人，父亲阻止年幼的自己实现任何愿望，他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完全不顾作为儿子的心愿。后来一切都发生了逆转，父亲退休，变为弱势，连到北京后能否去动物园参观，都要看儿子的眼色。
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有句话说得好，“即使听了相同的故事，每个人的体验，也都大为不同。”写下这些文字，希望唤起别人感同身受的阅读热情，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现在连自己也快成了老父亲，儿子们会探究自己吗？他经常问自己。但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肯定会。
世上最寒冷的那个早晨
百泉冻皆咽，我吟寒更切 。半夜倚乔松，不觉满衣雪。
——（唐）刘驾《苦寒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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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第四个年头才刚刚到来的一天。那是被他记忆的潮水反复推出水面的一个清晨。
人类对真理揭示能力之异常强大，远非我们所能想象，即使凯鲁亚克这样公认为专擅玩世不恭的人，也不会漏掉一次揭示真理的机会。他的《在路上》结尾处有个痛切的说法：“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这句话让我完全改变了对这个时髦“偶像”的看法，我不再认为人是可以炒作出来的，我开始不再怀疑大众集体无意识的准确性。在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们不会回忆，知道了，我们就会回忆。是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自己相处是如此之难，你会不停想起过去那些日子，甚至为此可能忘记自己当下正在做的事情的紧迫性。你绝不会放弃沉思，不会考虑到这样做是否理性与实惠，你不会因为花费了这些宝贵的时间而心有戚戚，从此放弃这些努力，相反，你愿意将回忆的偏执延续下去。
回忆必然牵扯到的具体年份、具体日期、具体的人，总是要与细节打交道，摸不到细节就找不到回忆。一个回忆牵起另外一个回忆，连接着另一段往事。对往事的热情有时属于徒然的伤逝，有时属于无望的缅怀，能有些淡淡的忧伤，那只会是额外的福利，更多的时候，回忆、回味本身带来咀嚼的乐趣，发生在沉浸于忧伤的时候。回忆也并非全部属于伤逝。睹物思人，会有感伤，但追怀本身的感伤难道不会是有益的吗？人是个善感的动物，心里的任何涟漪都会突如其来，带来不可抹杀的价值。让你明白，感奋、激动和昂扬的拥有，不全由现实活动赐予。有时，回忆本身是可以带来预想不到的勇气、亢奋与力量的。
一个人与自己相处的困难，在于不能陷于思维的停滞，不能再在无所事事中获得心灵的平静。让时光大把大把地流逝，而又能免于陷入嘈杂、陷于公众生活之中的无奈，那是不太可能的。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你只想把份乱无序的思绪交给无边的回忆，放任自己对往事的咀嚼，不计收获或遗失，常常在自己意想不到的时候，牵动自己没有料到的章节。
有个叫宇文所安的老外，毕生钟情于中国人的诗歌，他说过，“写作是一种思考的行为，当它留给其他人，它就成为他们思考的对象。聪明的作者不会让他的作品去说教而是去纪念——使之成为共同记忆的部分。”是的，在写作的时候，人们会发现在更多情况下，写作所依靠的咀嚼、回味，会使自己陷入往事中那些不堪回首的段落，而当触碰自己心中最不愿回望的场景、细节甚至数字的时候，你不能不格外地小心翼翼。
长期以来，他忌讳11这个数字，但断断难以忘记这个数字。1月11日是他生命中最难忘怀的日子，1974年1元11日，他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7岁。当时，他12岁，妹妹1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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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生全然不可避免。在他自己懂事的时候，母亲就被疾病纠缠，她气喘、脸色潮红、无法照顾家人，她成为大家的谈资，她每天都在走向一个谁也不愿提及的必然结局。
那是一个干燥、寒冷、沙吹的清晨。他被家里的人叫醒了，他不记得自己晚上只睡了几个小时，反正没有睡踏实，他比家里那些已经熬了一夜的人们幸运多了，但他毕竟是事情的核心人物。叫醒之后根本没有洗脸和吃饭的时间，因为他的母亲正在与时间赛跑，人们必须跑得比母亲更快。尽管大家已经十分疲惫，但必须坚持下去——不计一切代价。
他被命令与一个名叫张焕的叔叔，去共同完成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叫来母亲的二哥——赶在她与生命分离的时候，见证她与时间赛跑的最后结果。当时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畜力可以借重，只能依靠伟大的万能的自行车。
于是，他被载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睁着睡意朦胧的双眼，与张叔叔一同奔向二舅家。他明白事情的紧急与严重，但对事态的发展是茫然的，他不掌握任何判断的机会。他与张叔叔的使命就是赶快叫来那个见自己妹妹最后一面的人。
孤独的自行车在县城那条宽阔的、东西向延伸的、寂寥的大道上疾驰，这种无人无车的景观并非偶然，并非因为时间尚早，纯粹是因为城里的人太少、天太冷。其实当时天已大亮，个别店铺已经开门。但还是寂寥、荒芜、冷清，世界一副谁也不理会的样子。自行车在大道上由西向东行进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彻底笼罩了他——彻骨痛切、无法躲藏、铺天盖地，一种空白虚无感让他发慌，可怕的孤寂和大脑里的空白，让他阵阵发抖。他那偏瘦偏小的身体在前梁上不住地打冷颤——天大的事情就要发生在他身上了，但世界并不理会他，又有谁会明白他此时的心情呢？
他心里憋得慌，闷得要命，但欲哭无泪，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觉得无措手足；他感觉到大脑里空空荡荡的，失去了转动的能力，就像身上丢掉了温度，就像被架空在前梁上，连任何可以挪动腿脚的可能都没有。自母亲重新住院，姥姥被劝走之后，家里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旷局面，人少了，话少了，事情也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白感，让家里失去了生机。沉郁的空气压抑着每个人，阻止你产生任何想法。但他幼稚的心灵里却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杂乱念头，这些念头翻腾着、挣扎着、对抗着。此刻任何可以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都令他恐惧和绝望——这下完了，完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切都将陷入更加糟糕的境地。完了，自己生活的一切行将走到另外的尽头，家里的秩序将不复存在，家里的一切都不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自己也将会被众人指指点点，不再配享有与同龄人所享有一些东西。同时，完全不出意料地，自己可能会享有来自别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可推卸的同情和关怀。这是他最不愿接受的。
这条贯穿东西的小城唯一通衢大道，原来是如此之漫长。张焕叔叔口中的白气不停地呼在他戴着棉帽的头上，叔叔的呼吸粗重、均匀、沉稳，没有任何异常，如果有，也是必然的急促。他把手统在袖子里，但觉不出有任何热气。他的双脚别在自行车斜梁上，一动不敢动。
行进中，道路两旁的景物缓缓后退，完全没有叶子的干杨树，一棵高一棵低，像不穿衣服的人一样，完全失去了尊严和威风，树与树彼此间的距离显得格外远。因为失去绿叶子的装点与庇护，杨树枝杈狰狞、无依无靠，而匍匐于杨树脚下的红柳、酸枣和蒿子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更找不到半点依傍，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废纸团儿在灌木丛中挣扎、翻滚、折腾。
路长得似乎永远无法到得了尽头，永远拐不到另外的方向，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自行车开始上坡，也意味着即将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条小路上了。但偏偏这个时候，一股大风迎面而来，自行车无法前行，张叔叔立刻双脚撑地，稳住自行车，他用劲喘了几口气，推了一段再翻身上车，张叔叔有气喘病，加上抽烟，现在喘得像个老人。那个时候的大人实际上也就四十来岁，可能还不到四十，但在他看来，大人就意味着力量、成熟及威严，大人是小孩只能听命，绝对不能违逆的对象。张叔叔一直是我心目中威严的大人，他一路无话，显得我们从事的事情的严重与紧急。
3
但县城毕竟不大，二舅家的院落终于到了。这是一个整洁、宽敞而殷实的小院，透露出男主人地位的庄重与女主人持家之有方。二舅是母亲在所生活城市里唯一的自家亲戚。母亲与二舅相差十几岁，关系很亲密，但平实过话并不多。王家人都很有教养，但并不交流，他们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生活教会了他们隐忍，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凭着自己的职业和品德，成为让人尊敬的人。他们受过扭曲时代政治气候的苦，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恪守“老王家”的少言和亲善。
二舅头发稀疏，已经灰白，圆脸，大眼，眼皮和别的兄弟一样是很“双”的那种，他嘴上的表情很丰富，喉咙里老有“吭吭”的声音，并伴随着眨眼。在兄弟中他算是能说的，尤其不胜酒力，喝点酒就大谈特谈。他学的是财会，作为一个权威的会计，却是历史爱好者，家里有不少范文澜的“中国历史”，那个年代，范文澜似乎是依然能够找到的唯一历史学家，被二舅包了厚厚的书皮，整整齐齐地陈列在家里。二舅妈则是个热情的刀子嘴、豆腐心，说话声音高，对人好或者对人狠，都放在明面上。她也极富幽默感，每年到她家里拜年，总能得到最热情的款待，一坐下来，她准会说：“先给你个屎饼子（柿饼子）”她得理不让人，嘴不饶人，谁也别想惹她。招惹一次就会明白，这个女人，你算是惹错了。
这两口子一直在吵，但一直很和谐，他们过得乐融融的，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三世同堂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实现了。但不幸，退休不久，二舅便半身不遂，见人只会仰着脖子笑，然后哭，什么都说不了，痛苦之极。二舅妈带着他远赴东北的双鸭山及佳木斯求治，无功而返。一家人伺候了十几年，给二舅送终后不久，二舅妈重蹈二舅的覆辙，瘫在床上，变成了一个移动困难的大胖子，老太太最爱喝可口可乐，但最不能喝可口可乐。这个漫长的与疾病做斗争的故事冗长得让人心痛。
见到他和张焕叔叔，二舅一切都明白了。他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于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已眼睛红了。在二舅妈大声的嘱咐中，二舅匆匆穿上棉大衣出了门。二舅妈以浓重的胶东口音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在叹息间，她难以抑制地流出了眼泪。
4
他们返回之后，母亲情况的恶劣显然在急转直下，她的全部努力，就在为了多喘几口气。她拼着命，但收效甚微，终于她被安上了氧气罩，在氧气罩下，她的双唇紫得吓人，额头沁出了汗珠，脸颊倒是红的，但红得并不正常。
在很长时间以内，他目睹过两个人的弥留，经历了他们的由生到死的过程，一个是此刻的母亲，一个是后来的四舅王光恩。
四舅逝世在一个春末夏初，同样是一个风沙肆意的上午。早上他被叫到宽街的北京中医院，走进病房，看到四舅眼睛瞪得大大的，喉结突出，吃力地在氧气罩里吐纳着呼吸，为几口气要命地挣扎，床边的监视器忠实而刻板地记录着床上濒死者的心脏、脉搏情况，由波动的巨大，到微有曲折，到一波一折、一波一折地缓缓流动，没过多久，四舅安静下来，监视器上的波纹很快变为直线。就在四舅妈冷静地指挥着大家为四舅穿脱衣服的时候，四舅的身体依然那样温热、柔软、白皙。而那剩余的温热让人心疼之外，让人怀有何等的侥幸啊，人们怀疑面前现实的真实性，但时间的急迫和身体的逐渐变冷、变硬，使得大家被迫放下这点牵挂，大家也终于获得了一次大喘息的机会。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死亡很大，我们是它嘴巴里发出的笑声。当我们以为站在生命中时，死亡大胆地在我们之间哭泣。”时间过得太快，时间也太无情，抹去的东西太多，有时候连一点点蛛丝马迹也不肯留下。死亡，因为还没有降临，我们认为离自己很远，不觉得自己与之有关，而留在脑子里的，永远是电影里、小说里看到的死亡。相信我吧，经历的所有事情终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变形、褪色和流失，但对死亡的某些细节，那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母亲由弥留到故去的场景被反反复复地回放，脑海里一遍遍被他像过电影一样地播映，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从来没有走过形。他和妹妹一人跪在母亲一边，妹妹已经哭得不成样子，但说实话，他一点泪都没有，知道不应该，但真的没有泪，嘴里发出的是哭声，但哭得并不真实，他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哭不出来。他向来如此，不该掉泪的时候掉泪，该哭的时候不哭，该有泪的时候眼睛是干的，自己尴尬，别人也尴尬。
母亲的逝去异常艰难——过程漫长而熬人，但收刹得却突如其来。
在妹妹的哭声中，父亲拿出一把梳子，用颤抖的手挣扎着为妈妈梳头，这时的母亲眼边淌出了清清的、稀薄的泪水，正在梳理母亲头发的父亲，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不争气地哭出了很大的声音。他发现父亲自己那双并不难看的手变得异常笨拙，拖着那只旧梳子，一下一下、轻轻地浅浅地滑过母亲稀疏的头发，他相信并未碰到对方的头皮，尽管这样，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听到微弱的声响，两个最亲密的人离得如此之近，可以说到了声气相接的地步，他不认为此时母亲还能够认识父亲，但父亲是那样的倾心投入，笨拙和专注，这是他见过的世界上最令人感动和令人愁肠寸断的场景，父亲的笨拙、战抖和痛哭，让这个场面悲惨异常，此时此刻，生离死别，真的是悲伤彻骨啊。那个笨拙的梳头的场景，该是他这一辈子见到的最伟大、最柔情的场景。他时时想到，自己是否也该为妻子梳一次头。什么时候？
随着梳子在妈妈稀疏的发间划过，空气变得越来越压抑，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大事的即将来临。母亲这具病体，正在越来越脱离大家生存的现实世界，即将成为另外的存在，即将成为大家的注意力的焦点，此时，其他的事情倒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而对于他、妹妹、爸爸而言，最要命的则是目前和之后的一切。
贪婪的时间试图独自吞噬所有细节，而且正如他后来读到的诗人辛波斯卡所说：“有些事情，没有按平常的时间开始/有些事情，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发生/某人曾一直一直在这里/而后却突然消失，顽固地保持着缺席。”
“缺席”即将降临在我们这个狭小的家庭里，与别人作为看客不同，只有他们三个是当事人，他们与大家一样无法阻止这一切，他们的记忆无法筛选什么、挽留什么，只能任时光流逝，无暇顾及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岁月不停地告诉我们，生命或许只是一连串孤立的片刻，但拼接起来会投以错觉、幻象与自大的期许，忘记时间是始终悬在自己头顶的利剑。而且时间带走存在。
大家谁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病人将不复存在。氧气罩让她那张端庄、优雅的脸庞越发变形、苍白。母亲和父亲共同的朋友，医院的白桂兰来了——高高的个子，永远那么高傲、白净和果断，作为小城里最优秀的内科大夫，她的到来预示着母亲在世上的存在越发缺乏拖延的理由。
只有存在的东西才有什么消失吧，人类为任何存在的来临做好了一切准备，却并不打算为消失做好任何准备。
“消失”即将降临在他们这个小小的家庭，一个最亲密的人的身体、发肤、面容、步态、身形，即将消失，遁入寂静、虚无与不知名的远方，好多东西都会骤然被移除，会“没了”、会“消失”、会“无踪无影”。在他人的死亡面前，我们是变得异常乖觉的人，活着的人们在这个时刻同样是有力的，无论屏住呼吸还是移开目光，虽无济于事、于事无补，但存在就是力量和理由，仿佛有着天然的优越感。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的死亡，人们会怀有一种侥幸感，即使面临着同龄人的死亡，我们也像鸵鸟一样，不愿把这一切与自己联系在一起，蕴含在死亡之中的意义，无论眼前，还是将来，人们都不愿深入揣摩很多。
母亲终于呼出或吸入了最后一口气，氧气罩移开之后，嘴唇已经变为几近黑色，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紧紧咬着右下唇，这个样子居然一直保持到在殡仪馆见她最后一面——幅度并不大，但紧紧的，角度偏右。
为什么是文学？
对文学的最初感情来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是母亲讲述的《西游记》和民间故事让我知道了日常生活之外幻想世界的精彩。记得我在上学前后那段时间，已经养病在家的母亲经常给我和妹妹讲唐僧带着徒弟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收徒弟、蟠桃会、大闹天宫、猪八戒吃西瓜、高老庄娶亲、三打白骨精、过火焰山，以及豌豆公主、东郭先生的故事，多么奇幻迷人，她讲的“洋铁桶”历险记、小兵张嘎，一直被我视为民间传说。姥姥则用她浓重的胶东口音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八月十五的传说，当然最多的是用“狼来了”的故事吓唬我们。她们的讲述牵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一遍遍着迷地听着。这些故事是那么美好、直接、有趣，里面的人物铅华洗净、音容毕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声音好像就在我们四周一样触手可及，我确信妖怪们的魔力货真价实，相信豌豆公主有那般娇嫩，也丝毫不怀疑“洋铁桶”跳进粪坑就能躲过日本鬼子的追杀。这些故事诉诸我的想象，把我对世界的认识立体化、具象化、趣味化，这些“文学的人物”在遥远的空间和时间里飘来飘去，我渴望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员，与他们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游戏与生活。
当我拥有了自己的连环画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图与文的结合给了我更多想象飞升的空间。我忘不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那个穿着厚厚衣服、永远围着围巾或者披肩的“外祖母”让我怎样地痴迷，又让我暗自流下多少泪啊——外祖母，我们身边也有个慈祥无边的亲爱的外祖母。这三本“小人书”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争吵、搏斗、哭闹，有那么多的贫穷、欺诈、绝望。终于，我看到倒霉的阿列克塞长大了，他不单活下来了，还读上了书、出人头地了。可看到他在《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里以紧锁眉头的大胡子形象出现的时候，除了高个头让我佩服外，我对高尔基大失所望。但这个“三部曲”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似乎由此开始设想自己未来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我在里屋的书架上发现了邹韬奋文集中的一册——《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这是怎样漂亮的书啊，硬壳精装，美轮美奂，上面有穿扮入时的男男女女的照片，工整的蝇头小楷信件影印件，邹韬奋一张英气逼人的标准像，所有这一切与我生活的那个物质、文化双重匮乏的现实相距都太遥远了，这本书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一页又一页地翻开、读着，我似懂非懂，只记得，邹韬奋在旅俄（或旅欧）的轮船上，看了一路、写了一路。可邹先生笔下这些人的生活离我们整天嚼红薯干、吃钢丝面，过节才能吃大米饭的现实无异于天上地下，这个优雅的、由女士和绅士构成的世界似乎不比齐天大圣上天入地的生活更现实。我们未来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吗？我当时这样想。
这种感受很快就被《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带来的快感给淹没了，在打打杀杀的热闹中，在穷人翻身的喜悦中，我浪掷着自己的精力，投入自己的想象，这些小说或者读物帮我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原来世上历来就有地主和贫农，他们水火不容，就像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必须你死我活一样。《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和《林海雪原》则给我更复杂的感受，里面的情感纠葛、多角男女关系吸引了我，革命的图景退在后面。正在我费力地要解读这些的时候，手抄本《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扑面而来，这些另类的革命斗争史、反特史，让我读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而不同版本的手抄《第二次握手》则令我强烈地感觉到“知识分子”叙事的酸腐。手抄本文学在正规出版物之外构建的世界，从另外的维度上考验了我的想象力。
上高中前后，我开始用零花钱邮购上海的《文汇月刊》和北大的《未名湖》。《文汇月刊》封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竖排的，骑钉印装，读的东西我全忘了，只记得里面的文章大声疾呼“文化开禁”。除了“伤痕文学”“知青血泪”之外，我对朴素的《未名湖》的记忆只剩下王友琴和卢新华。王友琴是全国的高考状元，卢新华则命名了“伤痕文学”。接着，我几乎跟踪似的，读刘心武、张洁、蒋子龙、徐迟，读张承志、阿城、韩少功、张辛欣，再后来就读到了很多让人心惊肉跳、想入非非的东西——因为我已进入了青春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消解了我在“文革”后期通过读《金光大道》《西沙之战》《红雨》和《小靳庄诗选》等建立起来的社会图景。
高中毕业选择文学是必然的，此时文学已经成为我鲜明的爱好。上大学后，我把精力一头扎进外国文学的阅读中，主要是欧美文学——当然也只是翻译文本，如，董秋斯译的《战争与和平》《大卫·科波菲尔》，罗玉君译的《红与黑》，汝龙译的《复活》，周扬、谢素台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傅雷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钱春绮译的《浮士德》，杨苡译的《呼啸山庄》，李青崖译的《温泉》，罗大冈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朱维之译的《失乐园》，查良铮译的《雪莱诗选》，王佐良译的《唐璜》，楚图南译的《草叶集》，杨绛译的《堂吉诃德》，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祝英庆译的《简·爱》，李文俊译的《喧嚣与骚动》等，那些用发暗的新闻纸印出来、封面简约又大方的名著，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欣喜的夜晚啊。我只读经典的、最有名的东西，杨武能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傅东华译的《飘》只能当作消遣的补充来读。这一番恶补使我看到外国经典的伟大，也感受了这些翻译名家的学养，名著的风范，是我在当代文学中很难感受到的。经典作品中的道德、正义、哲理魅力令我着迷，文学世界的宏大、精妙让我彻底折服。但我得承认，四年当中，唯一一本让我读得大气不敢出的作品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1984》。我在外版书库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是台湾译的竖排版。不让外借，我泡在图书馆读了两天，一种“窥破天机”或读“反动书”的感觉让我心惊胆战了两天。书是在1984年之前读到的，过了1984年，我也就把它抛在了九霄云外。
在大学后半阶段我又重新发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不凡、古代话本小说的智慧，但即使是冰山之一角，我也尚未得时间窥其究竟于一二。这是我至今引为遗憾的。
大学时代学习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是苏联的框架，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贯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但今天仍然有用。这就是理论的光芒。毕业后我留在文艺理论研究室，作家温小钰建议我到哲学系进修美学和西方哲学，以便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我立下宏愿苦读中外文论，阅读兴奋点并没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没想到一年后，我被派支援西部教育。边履行“支教”的使命，边复习考研究生，我只得权且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领略到一星半点文学之永恒与壮美。
三年研究生的生活是在无拘无束的无序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同专业的几个人，大都没有按照专业规定的方向读书，而是遇到什么读什么，“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让我痴迷，我尤其对几位犹太作家感兴趣。南开大学校友美籍华人周仲铮给校图书馆捐助的大量英文书，我走马灯似的借过不少。印象最深的是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杰西·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y）的《漆鸟》（The Painted Bird），该书引马雅可夫斯基诗句作为题献——“只有上帝，/真正全知全能，/知道他们（人类）是不同种群的/哺乳动物”。篇幅不大，通过“二战”中从纳粹魔掌中逃出来的犹太男孩的眼睛，写东欧偏远落后地区的五光十色社会生活，主题是痛斥人类的愚昧与自相残杀，语言极简明、极有韵味。但后来，声名鹊起、已经贵为美国笔会主席的柯辛斯基终因剽窃、作伪曝光于一九九一年自杀。研究生阶段的美国小说阅读使我感受到，由二十六个字母组合起来的英语世界可以那样动人、可以那样意会与言传！从此之后，我再不愿读翻译作品——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作除外。我理解，美国文学涉及的主题、宣示的理念，蕴藉的各种现代意识，实际上是人类长期思考的一些共同问题，但正是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族裔、人生和教育背景的美国作家，把这些题旨揭示得更有穿透力，从而搅动了世界文坛。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史》对此进行的充分感性化梳理和分析，则极大提升了美国文学的影响力。
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是亨利·詹姆斯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为此我似懂非懂地啃了大量有关詹姆斯的书，还专门从天津到北京的美术馆东街22号拜访过詹姆斯的译者、北大西语系教授赵萝蕤。当时老太太穿中式棉袄，独守着个偌大的院子，若干年后，《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就这个院子被拆做过一期“封面文章”，这时的赵教授已经作古，让人感慨良多。我在她家头一次看到像图书馆一样前后排列摆放的书架，架子上的书都很老旧，在昏暗的光线中默默地等待人们的翻阅。想不起谈话的内容了，只记得她说话江浙口音重，好歪着头，双眼从镜片后面紧紧地盯着我。我立题的时候詹姆斯还是个时髦题目，待我做完，这个题目已经“臭遍街”了。我的文章受当时“思潮热”“翻译热”“西方热”的影响很重，注重理论论证，不愿用文学实践支撑。关于小说叙事问题，南开大学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有揭示，如果把中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结合起来，对我国的小说创作想必会多有助益。如果东与西老死不相往来，学术与实践也永远隔离，文学研究又有何用？
到机关工作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通读《鲁迅全集》，然后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读杂书。逛书店，特别是逛旧书店的毛病依然未改，我购进了大量的书，并开始重新触摸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书法字帖、中医典籍、杂家论著，我在那里面窥得了幽深无比的所在，初步领略了属于我们民族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的奇妙，这里的大气与细腻，狂躁与沉敛，具体与抽象，似乎你永远也探求不尽。无论是刘勰、傅山，还是李斗、曹去晶，他们构建的世界诱惑着我们，这个迷人的世界让我们后人自卑。
但我确信，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外国的、中国的，文学永远值得用生命去探究和守望。
为什么是文学？
为什么要守望文学的天空？
文学让我们想起生命的短暂，文学提醒我们宇宙的有限与无限；
文学让我们想起在这个世界上，作为过客和羁旅者，我们是孤独的；
文学也让我们想起自己是高贵的、聪慧的，因而也无比幸运。
选自《十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