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十月》·小说新干线|罗伟章：行走在城乡之间（评论）
作家/罗伟章
我先认识格尼，然后读她的小说。第一次读，便诧异于她的文字和人，风格迥然。记得那篇作品叫《上山》，发在《山花》杂志，行文大刀阔斧，很有些莽汉的味道；而格尼却是个文静女子，披一头长发，人也如长发般安静，即使朋友聚会，也不怎么说话，喜欢亮了眼倾听。后来知道她是内蒙古人，在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的乡村，家门前有条河，叫格尼河，由此成了她的笔名“格尼”。格尼写小说的时间不长，发在《山花》的那篇，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处女作，大抵是；此后短短的六七年时间里，她以勤奋和执着，创作并发表了众多中短篇，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 格尼走过的路，表面上没什么特别，成年后，离开草原，出门务工。这期间，姻缘相系，远嫁四川，最终落脚于川南的南充市。南充乃四川重镇，物阜民丰，但对格尼而言，这些暂时还说不上意义，她的意义在于：从此，她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不仅从方位上，而且从身份上；她必须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界，安身立命。因务工时在餐馆干过，到南充后，便依己所长，开起小餐饮店。起步总是艰难，恰恰是这份艰难，激发并锤炼着她的韧性。经过数年努力，日子小有润泽，生活稍显安定。这时候，另一个格尼苏醒过来。这是一个渴望表达的格尼。她的话嘴上不说，但心里想说。这是埋在她骨子里的情结：文学情结。这才是最真实的格尼，是她最深的自我。一个人的抉择，就是一个人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她走出餐馆，走出生意，回到家中，开始创作。这当然是一次冒险，一次精神与生存间的博弈。仅靠纯文学稿费维持生计，谈何容易，何况那时候的她还寂寂无名。偶尔谈及此事，她的回答只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我没法离开小说；第二句是，我只想写出自己认为的好小说。我不以为这是自信，而是一种自我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在于自我要求的不同。事实证明，她的呼唤和坚毅，得到了回报。务工期间，她除了在餐馆干过，还做过公司文员、报社情感类栏目记者，接过众多情感倾诉电话，回答过无数离奇古怪的情感问题，这些都成为她的营养。然而，她最深厚的营养，来自生养她的草原。 从格尼河到格尼，这是一条回家的路。一个写作者，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其实都是在寻找一条返回本源的道路。格尼目前的作品，主要有两种视角，首先就是对乡村的偎依、守望和审视。这部分作品，集中在她的短篇集《马兰店》里，小说多以节气命名，诸如冬至、大寒、霜降、大雪等，描写乡村在城镇化背景下的固守、变异和不适。大千世界的晴朝雨夕、沧海桑田，个人无能为力，但世间的每一种变化，都会在人心留下投影，格尼就执念于那种投影。《啃春》即是如此。啃春是她家乡的风俗，在立春这天啃萝卜，意为唤醒春天。小说中，村民都顺应潮流，但凡有点力气的，都外出打工挣钱，唯独田万方一家按兵不动，他们深信，身为农人，就得守住土地，土地之外，别的都靠不住，都是宿命。这家人的固守，在变异的村庄中显得突兀，甚至锋利，以至于人人都看不顺眼，也觉得扎眼，所以彼此都想改变和影响对方。这机会在立春时到来，那些外出务工的，荒废了土地，而这年又因城市所需，萝卜价格攀升到令人眼红的地步。村民都羡慕田万方赚了，可田万方看到的，却不是这个，而是忧虑立春这天村民没有萝卜可以啃春，因此他根本没卖萝卜，而是早早准备着，把萝卜送到每家每户；他也掌握着啃春的准确时间，在这个村子里，已没人再记得啃春的准确时辰了，田万方那声“时辰到，啃春喽！”的呼喊，便成为一块界碑，界碑以里，是传统，界碑以外，是当下。活在当下的村里人，眼中所见的萝卜，不是萝卜，是钱，大沓大沓的钱，他们啃了田万方家的春，并不如田万方想象的那样，简单地回归老路，而是心怀好意，希望田家人能明白事理，跟上时代，把萝卜卖掉，否则真是糟蹋了钱。许多人上门劝说。田万方经不住劝说，决定退一步。事实上，这是田万方内心的矛盾和妥协。卖萝卜的那天早晨，田万方和儿子起着小四轮拖拉机，怀着某种不安驶向城市。然而，途中坏了车轮，是天意还是人为，已无法知晓。城市依旧在远方。城市所代表的冲突物，依旧在远方。田万方在冲突中回避，在妥协中自省，但这种自省是否有价值，留给读者去打量。总之他们就这样，以一种脆弱的方式，守住古老的信念。这个结局，可以说是格尼内心的某种愿景，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力。无力，是文学与现实碰撞的真相。 格尼而今住在城市，且生活有年，因此她不放弃对城市的观察。只是，在她以城市为背景和视角的小说中，依然贯穿着那三个关键词：固守、变异、不适。中篇小说《末日黄花》集中展示了这种纠结。颜小菊和江师傅从乡下进城来，想挣了钱回老家结婚，他们在餐馆里埋头苦干，江师傅掌厨，颜小菊做服务员。如果仅仅这样，事情倒也顺利，偏偏颜小菊不仅人来了，还带来了乡村的贞操观，认为处子之身圣洁、高贵。她周边的城市人最初不信，都什么时代了，还如此老套。她却一次次要证明自己，上演了一幕幕既荒诞又辛酸的闹剧。这种表达，其实已很难说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这是一种跨界。人心深处，必有幽微的通道。格尼想找到那条通道。颜小菊的固守，引起了另一种不适，不适本身，就证明了通道的存在。颜小菊让通道那边的人，看见了自己内心隐藏的小蛇，跟乡村里的田万方一样，用力回避，回避不成，就希望尽快让颜小菊成婚，摆脱处子之身。为此，无论是餐馆老板还是工友，都毫不惜力地投入到婚礼的筹备之中，到婚礼结束，送入洞房，仿佛整个城市都在等待，等待一个神圣的时刻：将不适之感尽情抛弃的时刻。这荒诞又疯狂的等待，像守候最后一只濒危物种的灭绝。这种锐利，是格尼作为作家的锐利，是她文静外表下的内心，难怪在她想说话的时候，会说很多，想喝酒的时候，也会喝很多。 近年来，表现城乡进程的小说到处都能看到，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格尼有其独特的一面。她捕捉微妙世相的敏锐，乡村与城市并存的经验，以及来自大草原的宽度、隐忍和倔强，让她在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从容游走。对于小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到达这样一种境地：超越显著的时代标志，超越符号化的城乡、民族和国界，成为人人皆能体味的人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