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贝：为什么人一生至少要去一趟西藏（《出西藏记》创作谈）

  作家/鲍贝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身边的旅行者被分成两类：到过西藏的，和没有到过西藏的。还没有到过西藏的那些人，往往会很迫切地表示：“无论如何，在他的一生中至少要去一趟西藏”。如果不能够去一趟西藏，似乎这一生就白活了。

每当有人跟我谈起“一生至少要去一趟西藏”这个话题时，我总是无语。也只能无语。就如同“我们人为什么要被生下来”一样。谁能够说得清楚为什么？

偶尔也会遇到刚从西藏回来的人，硬是把对西藏的到此一游和浮光掠影说成九死一生的受难式旅行，你眼睁睁看着他们在人群中眉毛色舞、唾沫四溅……而你，也只能无语。

西藏在一场又一场的言说中，成为一个难以抵达的远方和传奇。一个在想像中永远美好却怎么也抵达不了的远方，在藏语的典籍里被称作“香巴拉”。也被我们称之为“乌托邦”、或者“理想国”。因为不可企及和难以抵达，只是以传奇的方式也就是仅只言之凿凿地存在于言说中的确切无疑，而为人所向往。

2005年秋天，我进入西藏，那是我的第一次。“西藏”一词，也被那时的我置换成了“诗意、精神、意义，和价值”的代名词。“一生至少要去一趟西藏”，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绝对的 “远方”，为了去寻找一份意义，为了构建内心的精神生活，为了由此而构成的语言。而西藏地处世界海拔最高处，又在中国地图的最边缘，进入西藏对于我一个南方女子来说，无疑等同于进入了传说中的“香巴拉”，或者“乌托邦”。

那年秋天的我无知者无畏，在拉萨、那曲、阿里等地游荡了一个多月，回来后洋洋洒洒写下几十篇游记，还结集出版了一本书。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那时的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被一种仿若爱情般的迷幻冲昏头脑，兴奋得必须要用文字把我的足迹都记载下来方得安心，不然好像就会死掉。

后来，那些游记被改头换面出版了好几遍。虽然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游记远远胜过看我的小说。但我仍然不喜欢写游记。

十年，我往返西藏几十趟，几乎没再写过任何一篇游记。因为通过游记只能去言说一些浮光掠影和无关痛痒的片断。我发现让我去感知去深入思考的那些问题，游记或者随笔根本无法承载和传递。我只能以小说的形式去呈现它们。

最近关于西藏的小说写了好几个，以致于差点被人认定为我是写西藏的“专业户”，好像除了写西藏，再不会写别的。

不过几年前，有位德高望重的评论家在看完我写都市题材的几个小说后这么评价我，“她是一位专门以都市零余人作为描写对象的女性小说家。”也有人评论我是“专门写爱情故事的女作家。”去年又有一位评论家在读完我的《书房》之后这么评说：“现在这些作家们怎么都在写大学教授，鲍贝就是其中一个，好像在她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教授这个形象。”事实是除了《书房》，我从没写过任何教授。

然而，偏见是人之常态，要求一个人去全面深入地了解另一个人，连上帝和耶稣都做不到。

因此，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写什么，怎么写，只关乎自己的内心即可，别太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评。你自己心中的你，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每一段的人生经历和经验都在改变着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领悟。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西藏梦。梦想是用来实现的，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和激情。梦想也是用来破灭的，只要你有一天离它足够近。

西藏对我来说，就像遭遇了一位恋人。从初恋到热恋到爱恨交加再到现在的无语疲惫，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十年长跑的恋爱。恋爱中的女人是无知的。好在，我已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有人说，认识自己的无知，是认识世界最可靠的方法。

好吧，此刻我还在写西藏。

这是一篇创作谈，但我不想就此展开去讨论这个小说的结构或者文本，我更愿意去谈谈它的缘起和出处。每一个小说的诞生自有它暗自生长的轨迹。可以这么说，《出西藏记》是我所有小说里唯一一个没有虚构的故事。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千真万确，这是我所经历的真实事件。为了梦想去西藏，然后轻信“朋友”去作投资，与人合伙想租下一座叫“拉让宁巴”的旧皇宫，结果陷入一场骗局。被骗走的五百万，我通过四年时间才一点一点地要回来。期间打了三年官司。为了取证和找当事人往返西藏无数趟……

转眼又到年底，我想无论如何，今年的我总该和西藏做个了断了。于是就有了《出西藏记》这部小说。

小说如寓言。今年10月份写完，我给了《十月》的谷禾老师。12月24日平安夜，我看到小说已经出现在《十月》杂志的目录上，仿佛一份无声却令人感恩的圣诞礼物。同月，追回最后一笔欠款，一场拖了三年之久的官司，终告结束。

这里我出卖了一个秘密：早在两年多前，我就向所有知情的朋友宣告通过法院追回所有的钱，事情已得到圆满解决。我撒这个谎，是因为我不想当一个祥林嫂，这种事情实在没必要经常被说起。我这么做是想让所有知情者安心，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我真的很害怕出现在我身边的两种人：一种是幸灾乐祸的人；另一种是同情心泛滥每天搜肠刮肚、想尽办法来劝慰你担心你寻死觅活过不下去的人。相比较而言，后者更让我恐惧。

前者只要做到不去搭理即可，但后者实在让我不知所措。举个例子吧，有个特别贴心的朋友，自认为我遭遇了此种不幸理应天天以泪洗面、蓬头垢面、生不如死，或者直接去死了算了……，哪知，我还活得好好的，照样喝茶、旅行、赏花、会友，还跑去鲁院读书半年压根儿就没事发生似的，简直天理难容！于是隔三叉五电话来询问我出事了没有，出事了没有，最近过得怎么样？每次的声音都是变调的。约我聚会时的神态也是变化无常，仿佛我就是个玻璃制品，随时准备着摔碎一地，她对我处处小心轻放，百般呵护。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说，“你哭出来吧，别熬着了，你这样会熬出病来的。”话还没说完，她自己就失声痛哭起来，哭得一发不可收拾，还浑身颤抖着跟个泪人儿似的。我劝了她好久，才把她劝住。最后我都这么跟她说了，这钱是我向弟弟借的，如果能追回来，我就还给他，如果追不回来也没关系，弟弟又不会要我还，我的日子还是照旧过，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哭什么呢？

此生对我最有用的一句话是孔子的：“当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得去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我发现这句话在我的生活中几乎可以像公式一样被灵活套用，而且，基本都有效。

此刻我想说的是，在我经历的所有事件里，对我最有实用性的一件，就是经历了西藏这起事件。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前后四年里所经历的各种人事，以及人性的幽微和瞬息万变……岂止让我长了一智？

虽然，我从中也经历了和当事人去理论、愤怒，与姐妹失和，也曾被朋友误解和误解朋友，甚至和法官发生争执……但，最终我学会了放下，以平常心面对所有的无常。你只要负责做好自己，上天自有安排。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正如我一个朋友所说，你通过四年的努力，不仅追回所有的钱，还拥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和人生经验，这是神赐予你的写作资源和财富，作为一个小说家，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贵的事吗？

我早已是释然的。《出西藏记》是一个总结，也是我与西藏告别的一个仪式。写完这篇创作谈，仪式结束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但对我来说，它们仍在暗自生长，生长出无数生活的细节，和另一种可能。

比如我在另外一个虚构的小说里，写到一个藏族喇嘛的爱情故事，为了信仰，他最终自杀身亡。就在五年之后的这个初冬的夜晚，他却突然出现在我的微信里，说他就是那个主人公，真是午夜惊魂，吓得我，好像跟一个亡灵在对话，好长时间都有窒息的感觉。

也就是这个晚上，灵感如火花，激发我写出又一个新的小说《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小说还在我电脑里捂着，像一个待产的婴儿……这一切，有点像传奇，但它们，正是我所经历的生活。

2016年12月30日凌晨于吻梅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