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十月》·短篇小说|房伟：去国
关注我，你的眼睛会怀孕
房伟，1976年出生于山东滨州，文学博士，高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首批签约评论家，曾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花城》、《十月》、《天涯》等发表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300余万字，曾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小说入选多个年度选本，入选2016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学术著作《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三联书店）等6部，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等，获国家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电视金鹰奖艺术论文奖，刘勰文艺理论奖，叶圣陶文学奖等，曾独立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4项，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现执教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去国
文/房伟
——吴稚晖：《对〈举一例〉的进一解》
如果时间倒流，他愿回到那个节点。宣统三年秋，武昌首义，天下震撼。清廷不得不下罪己诏，法部尚书绍昌决定释放他。午时，他是万众瞩目的英雄，即使冰冷的铁链锁住脖子，他也无所畏惧。民众在欢呼。他给了他们希望。他们也给了他骄傲。法部外的石桥湿滑又险恶。他缓缓地踱步，居然没有摔倒。那双重底黑棉布鞋踩在青石板，拖延着“嚓嚓”的声音，像两条被斩首的蛇，兀自地扭摆着。天空阴沉，他准确地回头看了看，又向前方眺望。后面是德高望重的肃亲王，垂死帝国的最后智者。王爷满头白发，苍老不堪。微风吹过，同样雪白的胡须在王爷胸前飘摇，像是对他的哀求。他还是拒绝了。他的革命，要摧毁一切旧事物。前面有他的女人。女人拼命挥舞手绢，奔向他。他闻到独有的南洋香水味………
一
子弹还咬在侧脊柱，夹在第五和第六根肋骨之间。民国二十四年于凤鸣刺杀案后，那颗手枪子弹就住进了身体。这不是病，是命，是金属诅咒。每当天气变化，它就一点点地随着血液流动，在脊柱轻轻地噬咬，细细地跳动。每隔几秒就痛，仿佛刚长牙的孩子淘气地练习本领。医生当时认为，子弹留在身体没大碍，看起来完全错误。异物从没有与身体合二为一。青春朝气的肉身也不再年轻了。他常在晚间观察自己，那些伤疤，松弛下垂的大腿内侧皮肤，失去弹性的臂膀。他正在伤病中老去。要在医生和死亡面前保持尊严很困难。他从不以这具美丽肉身为荣，但它却是他最好的朋友。它撑过无数次离散漂泊，暗杀算计。它也厌倦了，向他不断抗议。他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在老去之前，抓紧做点什么。
民国二十七年冬，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日本步步紧逼，国军不断惨败，数十万中日军人和普通民众，在硝烟深处灰飞烟灭。重庆的雾还朦胧温和。上清寺一带，原本香火旺盛。民初战乱，毁坏了不少，国民政府内迁，党政要人的公馆多建于此。他的公馆植物葱茏葳蕤，青竹尤秀且直。连成片的竹林，搭配白墙黑瓦的小楼，朴拙浑厚的条几，张大千画猫的屏风，加上翠玉或琥珀茶盏，些许高人逸士往来唱和，倒是人间情趣至浓。从高处望去，一切秘密却隐在团团雾中，只有悠扬钟声，不时从四周寺院渗漏出来。
滴答，滴答。流泉喑下，跌落在正厅盆景旁。他醒了。梦中他又回到二十年前，那个让他名扬天下的时刻。他躺在床上，只是不起。谁也不曾想到，他这个英雄，或“投降派”头脑，居然惧怕黑暗。失眠症时常发作，但主要还是讨厌夜晚的声音和无边无尽的黑暗。嘀嗒，嘀嗒，是钟表声音，也可能是水喉余漏。还有公馆内部响动，如凌乱脚步，长短不一的咳嗽，窸窸窣窣的鼠声，桌椅移动的沉闷声音。他最害怕的，还是房子外莫名的声音，类似夜鸟悲啼，阴险风声，人们的窃窃私语。它们不可捉摸，带走时间，留给他的只是恐惧。
叹息也令人心悸。九岁那年，他跟随父亲由陆丰到广州豪贤街定居。父亲游幕多年，因为家贫，无法将子女都带在身边。他独得天伦之乐，其他九个兄弟姐妹，被父母放在家乡。读书方面，他开蒙时受到严格儒学教育。父亲督导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陶渊明和陆放翁的诗。幸福日子持续到十三岁父母相继过世。母亲操劳过度，四旬年纪就撒手人寰，父亲也在次年死于霍乱。九岁那个秋天，他在庭院练习篆隶。艳丽的芙蓉盛开，母亲在他身后默立，微笑着，很满意的样子。他高兴得心都抖起来。但还是偶尔有细微叹息。那是极克制的，又有克制不住的悲伤。阳光白亮亮的，暖得人心，黑黑的墨色，散发着淡淡香气。那悲伤飘过来，抚在脖颈，他不由地后颈发紧，皮肤生出惊悚感。一不小心，墨啪嗒一下，落于雪白宣纸。母亲不再言语，只快步离去。无数夜晚，母亲有时忙着纺麻，有时却枯寂地坐着，念《观音心经》。他从门缝偷瞧过去，摇曳灯影下，母亲面色阴郁，带着些泪痕，却不去擦，那泪坠在面上渐干涸，才叹息一两声，快速地抹去。
即将离去的日子，不知为何，他每晚都能听到母亲的叹息。清朝法部死囚室，他也是这样瞪着眼，等待天亮。恶劣的饮食，他只肯吃一点点，剩下的时间就盘膝坐在一角。春节那天，监牢加了肥猪肉片，他禁不住肚肠诱惑，满满地吃了一大碗。那时他年轻，死亡能成全纯洁的牺牲，而不像左右逢源的政客，在无聊应酬中耗费生命。他已看到了死亡的身影。瘦长而孤独。何地何时不能死？死于刺客是壮烈的。无论蒋系，共党，还是日本人，抑或什么爱国青年，这样的死亡，含着崇高味道。可悲的是杀而不死，或老病于户牖。他不自觉钦慕起长兄兆镛。这个“觉道士”对他很严格，自己却以狂士自居，游幸山水，吟诗作画，以清之遗民自称。自从他在日本留学，因反满宣布与家庭绝交，大哥就不再理他。但此时他却越发想念大哥了。
女人推门进来，风风火火地，要他和众人见面。他懵地点头，有些尚未清醒。但很快来了一帮吵吵嚷嚷的人，有立法院的梅思平，宣传部的周佛海，外交部的高宗武，还有秘书曾仲鸣等。他穿戴整齐和大家相见。众人兀地安静下来。高宗武向他说了近卫内阁的新声明。此前声称不以民国政府为对等之对手，这次又说，如国民政府领导更替，有威望的人出来谈，则必以中日提携，睦邻友好为念。他不以为然。日本的和平是让中国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但此时日本这样表态，也说明国内苦于战争压力。
“把运动开展下去？”他自言自语，目光却是询问女人。女人点头。众人亦称是。大家公认要和日本人坐下来谈，总比天天死人，山河破碎的好。“你们再让我斟酌斟酌。”他的眼神游移不定。女人不满地嚷起来，代他让梅思平和高宗武去上海和日本交涉。众人面面相觑，高宗武等人领命退出去。
他独自到后院假山旁散步。深秋来临，西南之地，雾深露重，中午时分日头尚好，但不觉有些凉意了。红艳艳的日光，经了雾的浸润，也清冷若凝滞蛋黄。他不是和蒋争名分，只是不甘心。民国肇始，袁世凯任总统，力邀他任广东都督，他断然拒绝，以“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为信条，偕女人赴法留学。造化弄人，他受中山先生召唤回国。国事艰难，他亦跌跌撞撞，如泥塘即将溺毙之弱童。也许他应在法国继续攻读社会学，毕业后教书安心立命。
他依靠假山石凳，半睡半醒，不觉想起和蒋前几天冲突的情景。蒋请他去谈军人优抚事宜。公事完毕，他们共进晚餐。早年间，蒋多次要求与他义结金兰，都被女人挡了下来。她看不上蒋的江湖习气，但蒋有时还半开玩笑地以契兄相称。
晚餐中，他丢下筷子，激动地说，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要和蒋联袂辞职。蒋放下食物，面无表情。灯光下，蒋的腮不断抽动，愤怒至极。蒋抹抹嘴唇，轻轻地说，兄言之事不可。我如下野，何人能负政治责任？
他和蒋争论起来。蒋认为，打仗无非拼死抗争，岂可束手待毙？战难则和更难。他悲悯地看着蒋。山河破碎，蒋衣宵食旰，面容憔悴疲倦。岂知蒋不愿和谈？只不过想和不敢和而已。但此时情景如干锅沸煮，国与党都到了最危险时刻。许久，他说，兄如不下野也罢，君为其易，我为其难。蒋错愕，很快恢复冷漠表情，竟丢下他，独自睡觉去了。
他备感尴尬羞辱，亦无可奈何，只得回返公寓。小国鲸吞大国，如不扶持亲近，只能杀戮殆尽，灭族亡种，一则现代文明社会不允许，二则必致无穷反抗。蒙古凶暴，屠尽花剌子模等国，但不过数十年毁于汉人反抗。满清怀柔汉人，致数百年国祚。三则欧美列强在华诸多利益，必不会坐视中国完全沦陷日本之手。如能在西南成立和平政府，以龙云、张发奎等为军事依仗，则可缓和日本攻势，待国际形势变化，缓步收回国土。两邦亦可实现和平。
他猛地倚在假山石壁，脸上蹭了很多青绿苔藓，不觉有些失笑。原来他思虑着，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他望着雾蒙蒙的天，不觉叹了口气。
日本可以信任吗？他不得不慎重。
二
离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高宗武从日本回来，带来与日本人签订的《重光堂密约》。日本人答应，两年内撤军，且不要赔偿。他兴奋不已，简直不敢相信。这段时间，他喜怒无常，也时常自怨自艾。亢奋失眠与哀怨情绪，似毒蛇缠绕着他。漫漫长夜，灯光昏黄，他望着窗外未知世界，无心读书，也不愿写诗。他长久地立在窗台，腿渐渐酸痛，眼有凝泪。他会突然召集众人，只踱步叹气，一言不发，又令众人散去。他还突兀下令，让周佛海回绝密约，但不过半天，又告之他可部分答应。他在部下眼中看到了困惑。女人已买好机票，并替他向行政院告假，说去昆明演讲。他坚持亲自请假，同事们惊讶于他的认真。他和每个工作人员握手，亲切交谈，眼圈有些红了。女人埋怨他不谨慎，但他不顾这些。谁知这一去不是永别？
密约制定者，日本方为“中国通”影佐桢昭大佐，及今井武夫、犬养健等知华派人士。影佐是深沉机智的谋略家。他们代表近卫内阁。按照密约，他应在十号左右，离重庆奔昆明，伺机去河内，宣布脱离蒋，组织新政府。某天饭后，他与周佛海在园内散步，商谈出走可行性。周忧心忡忡，说近日军统的跟踪非常密集。他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到公馆责骂一通，果然军统的监视放松很多。他们又商议让曾仲鸣及随行人员，先期抵达河内，先寻找住处，以为策应。这几日公馆表面平静，其实忙乱。焚烧档案文件，转移海外资金，布置随行事宜，一切都秘密但迅速地执行着，只不过外人不得而知罢了。
中午，他和随员匆匆上了飞机。他从舷窗最后看了一眼重庆，咬咬牙，又别过头去。谁料，机上居然还有空军司令周至柔。这位胖胖的空军将领，甚至开了一段飞机，炫耀飞行技术。他紧紧地攥着飞机座椅的皮把手，汗水都挣了出来，随从们也非常紧张。所幸周只是讨好，并无他意。当飞机终于停靠昆明。他走出机舱，看到了成千上万欢迎的群众。
他晃了晃，差点摔倒在舷梯。那都是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即将对不起的人们。瞒着政府，独自与日本媾和，难道这还不够百死、千死、万死！他喉头哽咽。喧闹的众人突然安静下来，停了一会儿，又爆发出更大欢呼。那是崇拜的目光，感激的泪水，还有无比的信任。中国必胜！中国不会亡!不知谁带头喊起口号，口号先是凌乱，后来竟变成千百人的大应和，有稚嫩童声，粗豪男子的呐喊，也有妇女尖利但不屈的呼叫。它们好似万千道细密丝网，编织成令他无处可逃，不得不面对的束缚。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能亡！他呢喃着。女人稳稳地扶他，掐了他一把，暗示赶紧下机。但他面皮充血，双脚似铁铸般无法挪移。中国怎会亡呢？都是他们这些政治家无用。他简直想飞回重庆，要不就到抗战最前线。死在那里，也不失为好归宿。
但他终于还是缓缓走下舷梯。他现在不能死。他要的不是一死，而是万死，以万死不能赎的罪，给民族争一点可能空间。他的情绪坚毅了很多，走下飞机，和前来欢迎的龙云及当地官员打招呼。
到了公馆，龙云为他安排好一切，悄然退出。晚上的谈话非常融洽。他甚至相信，有瞬间，龙云被打动了。敬仰的眼中含着崇敬的泪水。这样的情况他非常熟悉。他也能猜到，蒋绝不会放松对龙云的工作，可能出了会客厅，龙云就会将他的情况汇报给蒋。这些军阀，从来都是这样的生存之道。但他还要继续去做。
不知何时，小雨偷袭了昆明。他只能在这里待一晚。第二天，他将飞往越南。昆明暂时安全，日本的炮火还没延伸到这里。局势诡谲，按理说他应和属下亲信在一起。但他烦躁不安。他坐在卧室里的沙发上，感到好似坐在针扎成的刑床。他真要离开？也许这也是民族的一条路。世上可有不亡的国？煊赫一时的帝国，如古埃及，亚述，罗马，如今不过野草萋萋的废墟。中华民族也换了很多血液，元亡了国，清又亡了一次，但我们还不是照样延续？我们的文化很伟大，不可消灭。即使亡了国，人民可保全，文化就可延续。
他的观念很多人不赞同，戴季陶精研日本多年，就反对他。戴认为，日本文明程度远高于中国，又以岛国临大陆，以蛇吞象，必诡谲狡诈至最大利益。此乃日本数千年国运气数关键。百年后，将无中华民族，亦无中华文化。日本以唐文化传承者自居，甲午时便自称解放唐之遗民于鞑靼之黑暗统治。化中华史为日本史，化中华文化为日本文化，必万劫不复！
当时他们在汉口参加党内日本问题会议。南京刚被占领，他在电台听到这个消息，想象日本人在中山陵和中华门高呼“板载”的骄横表情，愤恨地几乎摔倒。现场哭声一片，他提出主和，戴先生驳斥了他。他想起初去日本的感受。那时他21岁，明治三十八年正月，他这个广东省政府的官费留学生，到了日本法政大学。日俄战争正激烈进行。那天，他在教室听梅谦次郎博士讲政治经济学。突然，窗外鞭炮声大作，很多人在教室外跑动，高声喊着口号，还伴随着无数嬉笑声和喧闹。学生们禁不住新奇，纷纷跑出教室，原来日本在东北大胜沙俄。日本学生兴奋至极。接近年关软融融的雪花中，得到如此大胜消息，怎能不令人振奋。教室只剩下几个中国学生，及在讲台前默然的梅谦先生。先生看了一眼空旷教室，没说别的，只继续认真讲课。可他在老师眼里看出深深的怜悯。那可是在自己国土爆发的战争呀。教室里飘荡着冬天清冷的气息。不知为何，他的眼红了，几乎要流下泪。第二年仲夏，他与朱执信等人去东京神田锦辉馆拜会中山先生，走上了革命道路。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日本吞并中国的想法，甚至觉得日本是东亚强国，是中国效法的对象。
那天下午，梅谦博士授课完毕，他们恭敬地向老师行礼。他独自走在大街。日本的少女穿着素净和服，看着热闹游行队伍，笑弯了眉眼，小孩子则穿着天蓝色海军服，拿着木头刀枪，在街角尽情地嬉戏。他感到孤独，抬头看去，漫天飞舞的都是日本国旗，还有盛宴般的无数雪虫。那是那年东京冬天的第一场雪。中国南方很少下雪，即便有，也是零星地，那些日本雪花，飞花似的，濡软地可爱，黏在人身上，手边，没什么温度，倏地化去了，不留痕迹。那些异国快乐的精灵，却是祖国耻辱泪水凝结而成。他久久地站在街头，在异国节日狂欢中感受历史的恐怖无情。这是让他一辈子也难忘记的正月。
三
从昆明坐飞机，不过一个小时，就到达了河内。那是一个阴郁黄昏，飞机被气流弄得颠簸，大家都精疲力竭。光绪三十三年春，他曾跟随中山先生，在河内甘比达街六十一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起义。那时他年轻气盛，意气昂扬。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中山先生仙去，革命之路却愈发迷茫了。
安南为法属殖民地，对他的态度尚可。他们在郊区“唐泰乌”避暑旅馆租了几间房子。临近元旦，旅馆空空荡荡的，为响应近卫声明，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去了香港，公布他酝酿已久的电文。电文说应中日提携，追求终战和平。国内必然沸反盈天，但他躲在安南，心情却逐渐平复了。决定已做出，剩下的只能交给老天。只有他们四五个人居住在旅馆，甚为冷清凄凉。日本的态度也晦暗不明。他和仲鸣反复商议，决定静观其变。
他常在寓所外的小路散步。安南处于热带，冬季树木长青，但也有了萧瑟之意，街道上多是法人或戴斗笠的土人。旅馆地处偏远，较少打扰。他的愁苦情绪，也渐渐地在寂寞萧瑟之中，不断地动摇着。回头已不可能。女人和随行女眷，每日打牌、吃酒，抱怨环境湿热，没地方游玩。但气氛是压抑的，每个人见到他，都面色凝重，欲言又止，背地里却计划去下龙湾等地观赏。女人喜爱安南当地水果和海产，她倒是一副安之若素的气概，这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
他从青石板小径走过，兀地想起上清寺寓所的后花园，也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路。在那里走着，脱离人群包围，才能感到充实的寂寞。他虽以口才见长，但不喜热闹，不爱应酬，他总那么忙，有时一天要出席多个活动，没时间读书思考，也苦不堪言。当下倒好，从会议、集会、演讲和扯皮中超脱出来。在这条小径，他独享幽秘的快乐，听虫子欢快的鸣叫，看叶子在阳光下飘然而落的弧线轨迹，脚下的红泥也透着奇异香气。有时小雨洒落，漏出叶片间，敲在芭蕉、梧桐或棕榈树上，毕毕剥剥地，好似农家灶台刚熄了的灶柴，偷偷地响几声，也透着亲切。他仰着头，迎着雨点，感受细细密密地抚在脸上的吻，生出了安静的喜悦。
这样的环境易让人冷静。他怀疑自己的莽撞和天真。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因和蒋争天下第一人，才赌气走到这个局面。怎么会这样？他不禁生出沮丧。九一八事变起，他和胡适博士往来数十封信件，讨论中日局势，直到胡适被蒋派到美国做大使。胡博士是低调俱乐部成员，并不赞成他从政，认为他在这上面并不高明，不若做安分学者。多年来，他也领教了日本人的狠毒。济南惨案，他痛哭地告知蒋，此奇耻大辱甚于21条。民国七年国会欢迎会，他做演讲，大声疾呼，能杀能残我者日本，能助能生我者美国。然而，美国人对中国的惨状只是道义同情，列强的态度很暧昧。如今他孤悬安南，正好翻译日本书籍，促进两国了解。他早年留学日本，崇拜西乡隆盛与胜海舟。西乡为日本维新开创者，智深勇沉，为国家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光明路。胜海舟是儒雅明睿的名臣，反对日本侵华征韩，提倡日中协力对抗欧美。这些日本先贤的著作，如胜海舟的《冰川清话》，对中国人也是有用的。
过了几天，女人们忍耐不住，要他同去河内三桃山游玩。他则一边等消息，一边编辑自己的诗集。新诗人物，他见过不少，温文尔雅的胡适之，热情急躁的郭沫若，还有多情才子徐志摩。虽然他赞赏白话文学催醒国人，却认为这是不足的。他多次和胡适讨论新诗和旧诗的优劣。他是调和派。他在信中说，花样层出不穷，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在，谁也替不了谁，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绝对主张旧体诗，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也觉得太过。就个人趣味而言，他更偏重古体诗词。作为业余诗人，他在壮怀激烈与哀怨缠绵之间徘徊，情绪低落或遭遇重大人生问题，他更喜欢躲起来写诗。写完之后，常常决策就做出了，情感也慢慢地平复。他甚至有点痴心妄想，无论功成或粉身碎骨，要让那些诗句流传下去，让更多的人喜欢。
爬山的时候，山路滑腻崎岖，他跌倒，扭伤了踝骨。大家忧心忡忡，担心这是不祥之兆。不久传来消息，林柏生在香港被暴徒袭击，空气顿然紧张。女人们不再打牌，只躲在房间看书报。据说，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旅馆附近打探。他匆忙和众人商议，搬到高朗街道一处更隐秘的住处。安南警方也为他们派遣了一个巡捕来值班。
坏消息接踵而来。近卫的发言居然丝毫没提撤兵，龙云等将领也没有响应他，而是划清界限，纷纷予以谴责。党宣布开除他和一众人等的党籍。报纸连篇累牍，都是对他的嘲骂之声。蒋派了谷正鼎和王宠惠，送来五十万元和三本护照。只要他肯出洋，不与日本人合作，就不再难为他。他拒绝了。事已至此，岂能再退缩？
历史真好笑，当年他与黄复生于银锭桥谋刺摄政王载沣，却因一个捉奸男子，无意发现桥下有人影，暴露了炸弹电线，最终被捕。如今，他这个未死成的“民国烈士”，却成了人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者。谴责声浪铺天盖地，在意料之中，也让人感到巨大压力。重庆与共党，都以“逆”称呼他和跟随者。思平从香港回来，郁郁寡言，他和蔼地询问缘故。梅出示《浙瓯日报》，女儿梅爱写的小文《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章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他望着那个曾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的学者，感到深深地耻辱和痛惜。思平叹气说，和平没来，我辈已粉身碎骨。先生，可否值得？
他不能回答。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身后之事，且由他去吧。
四
暗杀发生在半夜。
几个陌生男人翻墙进了住宅。他们用斧劈开卧室的门。仲鸣的妻从香港来河内，他将大卧室让给这对夫妇。谁知，这要了仲鸣的命。他中了数枪，生命垂危，妻子也受重伤。混乱之际，法国巡捕的哨子终于响起。几个刺客走脱，一人被擒住，后来证实他们是戴笠派的军统特务。他被簇拥着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仲鸣夫妇被送到法国人办的教会医院。
天光大亮，他执意去看仲鸣。众人苦苦劝阻。他发怒了，还是来到那家小医院。仲鸣躺在病床，面色苍白，鲜血染透衣衫，已处于弥留之际。看到他来了，仲鸣的眼中带着欣慰的笑意。他还用着最后的气力，用颤抖的，沾着鲜血的手，一张张地签着空白支票。他的账目都由仲鸣管理，外国银行只认仲鸣签名的支票。仲鸣是在死前为他最后尽一份力。他悲愤至极，死的人该是他！仲鸣不过替他挨枪子。他想起民国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党部开会被刺客狙击，独坐于血泊，仲鸣手足无措地看着他哭泣，反倒是他安慰仲鸣。现在情况反转，仲鸣处于垂死，又以言语安慰他。他和仲鸣，虽说是上下级，但早已情同兄弟。这么多年，无论多少风雨，仲鸣默默地站在他身后，从没有怨言。他遭受枪击，大难不死，而今仲鸣奄奄一息，眼看就要撒手而去。后来，《举一个例子》中，他揭露蒋派人寻求和谈的事，写到仲鸣之死，他不禁流下泪：“国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兴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他要陪仲鸣走完最后一程，却被众人强制拉回住所。他一言不发，大口灌着朗姆酒，脸色铁青得怕人。他实在不能想象，仲鸣凄凉地在医院咽气的样子。他要和仲鸣在一起，哪怕被军统打死。想到这里，他穿上外套，头也不回地出屋，却被女人死死地拉住。女人跪在他身边，哽咽着说，四哥，军统不会善罢甘休。你若死，我陪着你罢了。
他颓然地丢下衣服，失魂落魄地站在院里。不知何时，湿漉漉的小雨悄悄降临。他感到那每一颗小小雨滴，都是仲鸣的血，也是他的泪。多年前，留洋巴黎，有次看莫里哀戏剧晚了点，他们几个青年，还有仲鸣，一起到教堂躲雨。他不喜欢欧洲教堂，特别下雨的时候，教堂烛火摇曳，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悲苦瘦削的脸庞，忽明忽暗，不知为何，没有在心中激起感恩慈悲的心境，却让他想起幼年时在河神庙看到的狰狞泥胎，还有盂兰节大人们绘制的地狱图。他心中的救赎者，应是慈眉善目的菩萨，绝不是这般悲苦可怖。他当时盯着耶稣像，冷不丁地打了寒战，仲鸣关心地递过手帕。两人相视而笑。想想好似昨天发生的事，如今仲鸣要先他而去，而他只能在小院像受伤的狗无助地哭泣。
雨越发大了，他的裤脚都被打湿了。不知不觉，他走出了很远，卫士疾奔过来，被他大声呵斥，女人看到他在雨中疾走，也丢掉伞，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必上前，让先生好好地静静，我在这里等他。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宅子不大，虽下着雨，院子外还能看到影影绰绰披着雨衣，忠于职守的法国警探。石路滑湿，不好着力，他背上的枪伤隐隐作痛，但他不管了。他想发泄，但外人看来，似乎患了失心疯。他昂着头，要对铅灰色天幕吼叫些什么，但最终无法出声。棕榈的大叶噼噼啪啪作响，似战鼓疯狂地奏响，在风雨中发出无数古怪声音。恍惚之中，周围的法式洋房，破败的民居都缓缓地融化，倒塌，行人也突然软软地躺在地上，无声无息，没有生气，他们的血肉褪却，露出森森白骨。路灯也锈迹斑斑，天空已是血色翻滚的模样。只有一个身戴锁链的美少年，满身伤痕，但修长身形依旧挺拔，一双圆润明亮的美目，定定地望着他衰老痛苦面孔，微笑着向他告别，向地狱更深处走去……
刺杀事件后，和谈加快了，日本平沼内阁表示支持他，并派影佐桢昭等人组成营救小组，来安南与他详谈。他感到正在一点点地死去。他不过拖延着死去时间，以无耻的苟延残喘，换得更可悲的下场。疾病无法治愈，它只能成为一次次延后审判，有时你占了点上风，沾沾自喜，有时你又处于劣势，自卑惶恐，但总归要步入黑暗冥界。无论贤者或愚者，强硬勇武还是羸弱不堪，都逃不掉这样的命运。他背上的子弹又在狞笑，在一阵阵的剧痛中，提醒他不必太急。它的笑声是卡在骨头和血肉之中的刀。每一次喘息，它们都呻吟，颤抖，耻笑着他的软弱和悲伤。
白天他事务繁忙，有无穷的人和事应付，子弹的笑声被注意力分散，觉不出怎样烦恼。夜晚不行。无论重庆、武汉、南京、昆明，还是河内，他曾彻夜与友人长谈，读喜爱的书，和爱人依偎，或点着灯发呆。一切可对抗的措施，只要不违反他制定的道德标准，都可以尝试。但没用。笑声还在，从血肉和骨头上行，钻入耳膜，变成蝇子般嗡嗡乱叫的东西。是的。死亡突然变成盲目热情的对象，好似恋人般的饥渴表情。他也想过体面地结束生命，像多年前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天华留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永远是生机勃勃的青年。好几次，他偷偷地将安眠药藏在枕头，或拿来园子里工人用的麻绳放在床底。药滑腻，麻绳粗糙。他想象着死去时候的样子。总归是丑，但他绝不会以“水是凉的”这样类似吴梅村的理由，来敷衍苟活。死亡无法敷衍。但他的死亡要比普通人更惨烈。他时常遭受病痛折磨。便血、肝病、糖尿病，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的健康。除了枪伤，他早年还有胃病，眼疾，肝病也时好时坏，他还患有糖尿病，某些时候只能禁食。他猜想，如果民族将他作为罪人，他死后必被挫骨扬灰。这样也好，让他成为尘土和泥，被国人践踏，也许能激起民族的自尊心。
五
“先生要有做王伦的勇气。终战才能救中国，也能救日本于战争泥潭。”
影佐桢昭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诚恳地盯着他。日本步步紧逼。重光堂协议早已变成废纸。日方的方案，让他喘不过气。他甚至想出走外国流亡。影佐说的王伦，是两宋之际名臣，年轻时任侠好酒，作奸犯科。金人犯汴梁，钦宗被愤怒的群众包围，王伦毛遂自荐，钦宗取片纸书曰：“王伦可为兵部侍郎。”王伦领着无赖儿，保着钦宗安全回宫。汴梁城破后，王伦被虏，忍辱负重，促成了金宋和谈，但最终也被金人所杀。
他不是王伦，日本人也不是金人。他安排影佐等人就餐，自己则在旅馆窗户向外望去。河内街道很干净，并不宽敞，从这里再走半个时辰，就到了法国总督府。沿途有很多芒果树，法式泡桐。雕刻镂空花纹的路灯，已慢慢地亮了。小白鸽悠闲地飞舞，面包店前坐着喝咖啡的客人，伴着钢琴音，不时传出欢乐笑声。安南人戴着尖尖斗笠帽，女子身段苗条，男子面容黝黑精瘦。沿街卖槟榔的小贩，不停地叫卖着，黄昏来临，那些挂着中国龙或狮的喜庆灯笼也次第亮起，不禁让他有了思乡的怅然。
“我们害怕又甘愿为之冒险的，是彻底虚伪的日本人，他们贪得无厌。”高宗武到他面前，忧虑地说。高所说的，他已明白，艳电说的一切，诸如和平，两国共存共荣，也许不过是烟花，日本人将它们燃放在苍茫夜空，化作了一道冒着青烟的哑炮。
午饭后会谈继续。影佐的要求让人难以接受，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影佐也承认的确苛刻，有违重光堂密约精神，但近卫内阁已下台，新首相平沼祺一郎有了新打算。
高宗武气咻咻地说，你们这样，和并吞中国有什么分别？影佐想了想，面色沉郁地说，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日本最大的敌人是苏俄。日本最大的问题，则在政府无力制约军部。日本已变成疯狂的战争武器。必须停止这样的情况。只有中日和平，日本政府才可能让桀骜不驯的军人放弃政治企图。否则中国亡国，日本也元气大伤，便宜的不过是欧美和苏俄。苏俄一旦出兵中国，日本亡国，中国亦沦为赤色殖民地。这难道是先生要看到的？请先生火中取栗，为日本和中国进地狱之行。
影佐桢昭、今井武夫等，起身恭敬地向他鞠躬。空气凝滞，他流下眼泪，紧握着沙发把手，一言不发。几个人像泥塑般对峙着，他们的影子，在河内早春的风声中渐渐黯淡下去。
他反对竞争和武力。民族之间一味竞争、争斗，欧战不就是这样引发的？和平在残酷政局中显得幼稚可笑。很多和他一起做事的人，也不相信，不过为荣华富贵罢了。他也早不是那个怀着烈士死志的少年了。在法部监牢，他度过了孤寂的岁月。他时常在梦中回到那段时光。不是恐惧，也不是寂寞，而是深切地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无聊。他渴望死，但不能忍受臊臭的牢房，恶劣的饮食，不知疲倦的蚊虫苍蝇，还有无穷无尽的，在黑夜暗色中涌向耳膜的呻吟、哀号和无助的哭泣。他反思自己，在悲壮中看到了表演成分。就像他早年演过的文明戏，有女扮男装的戏份，他把哀感顽艳的感觉表现得非常到位，很多人神魂颠倒。但他不过是“玩笑旦”罢了。牺牲或振奋，都是令人厌倦的表演。大家说他糊涂软弱。他承认这些，也佩服铮铮铁骨的好汉，但总怀疑这些人做的只是增加仇恨，他不再相信死亡的绝对道德性。他怀疑大义凛然的面具后藏着苟且心思。有的沽名钓誉，有的幼稚鲁直，有的却是最后的逃避。倘若民族因此全部荣誉地灭亡，如迦太基，他宁可让他们屈辱地活着。只要活着，就有翻身的可能。反抗的事，需要大勇力、大魄力的人。
但假如他所做的，只是将祖国“半卖半送”给日本，帮日本打中国人，又和卖国贼有什么分别？他怎能知道，抵抗一定亡国？如果一定要亡国，“半卖半送”的屈辱生意，又怎能不令世人耻笑？这样的条约能签吗？袁世凯都不签二十一条。倘若新政府信用权威皆无，靠何支持和平？如不能有效，日本的初衷在哪里？他的初衷又在哪里？
想到这里，他心如刀绞。他五十五岁了。自从中山先生病逝，军阀混战，天灾不断，外有日俄虎视眈眈，内有共产主义兴起。他尽力维持，说项，联合，谴责，下野，归来，但却是政客手段，收效甚微。他这样无一兵一卒的文人，在实力派看来，不过是招牌和抹脚布。
他叹了口气，站起身，缓缓地说，日本直接占领好了，我之签字，不是卖中国，中国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卖的，我不过是签了卖身契而已。
他决定乘船去上海，组建新政府。在日本人帮助下，他回到了重新装修布置后的高朗街公馆。大女儿王文惺的婚礼，在微寒的早春举行。大家稍微有了些喜气。谁料，婚礼当天，他又收到久不往来的大哥的斥责信，弄得有些扫兴。然而，这都不能再动摇他的决心。他租了一条小货船，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在四月初，领着全家和随从，开始了最艰难的旅程。
多年以后，他经常想起十几天海上的漂泊历程。这仿佛是他一生的写照。那艘只有760吨的小货轮，有些年头了，船头绿漆剥落很多，船长是留着褐色胡须的中年法国人，看着颇老练沉稳。日本早已准备一艘铁甲船“北光丸”号来接他。他拒绝登船。他要“北光丸”号跟在法国货轮后面。他要保持政治家独立精神的最后尊严。开始的航程风平浪静，太阳准时升起，准时在天边西沉。海面平静，海鸥飞翔在甲板四周，尤其是下午，柔和阳光涂在小货船上，仿佛红纱掠过蓝色木雕，滑顺的光粒抚摸着佩戴着海带、贝壳与珊瑚的船体。人们挤在船边，高兴地谈天，喝点葡萄酒。那种令人信任的温暖让他想起幼年时的母亲。他站在船头，不断地在蓝天和白云的缝隙张望，妈妈在那里看着我吗？他感到自己又变成一个九岁小孩，渴望着亲人的安慰。
第三天，货船驰到安南“拨奇朗平”岛礁附近，天色骤变，乌云密布，夹杂狂风暴雨，小货船无助地在海面打转，船长和水手们努力稳定船体，人们被摇晃得四处倾倒，呕吐声、尖叫声，夹杂着绝望祈祷声不绝于耳。有的人紧紧抓着船舱可固定的地方，有的藏于床底，瑟瑟发抖，有的被冲下大海，疯狂地叫着救命。属下拼命用电台呼叫“北光丸”号，却因风暴缘故，电台另一端始终传不来回应。他踉踉跄跄地奔出船舱，抓着缆绳，向海里望去，只看到绿黑色浊浪，一层高过一层，好似巨大妖兽，或垒砌成的海水刑台，把天都遮住了。那些高高的刑台，撞在船舷，碎成碎肉般的水珠，又喘息着退去，开始新一轮打击。
他将缆绳捆在身上，挺立船头，昂首面对大海与苍天。众人都以为他疯了，女人死死地抱住他的腰，要把他拖回船舱。他平静地说，这是苍天考验我去国的决心。如果我死了，也算善终，如果不死，亦是天意，就当是以命搏天的豪赌吧。女人不再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搂着他，指甲都嵌在他的肉里。船不停地飘摇，时而团团打转，时而左倾右斜。暴雨如铮亮的小刀，割伤他的双目，径直劈开毛孔，钻进血肉，直至将他挫磨成一片虚无。他的这副皮囊，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无法移动分毫，只能任凭这历史与大自然的风浪，来检验他的存在。那都是冥冥中的劫数。皮囊对世人来说，都是各种形式的幻相，严肃深刻，美丽诱惑，或衰老不堪。而苟且或永恒，不朽或恶臭，都成为生命的哀悼。在酱紫色乌云，金枝般闪电与层层涌动的恶浪之间，他仿佛看到无数形态各异的人皮，被野心勃勃的鬼灵驱赶着，发出吱吱的兴奋喊叫，犹如鲜血淋漓的军旗……
他们在暴风雨中漂流了三天，终于在琼州海峡附近，看到“北光丸”号影影绰绰的身影。
七
死亡终于来了。《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小休之后，最后有了大休息。他在上海待了段时间，勉强回到南京，组织了政府，又维持了几年。国人怒目，日本鄙视，无数投机钻营者混迹其中，为虎作伥，干了很多令人发指的坏事。他管不过来，也管不了，或者不想管了。背部的子弹让他日夜剧痛，乃至下肢麻痹，虽经日本医学专家抢救，他终在名古屋冰冷的地下室走完了人生历程。他在遗嘱中要求陈公博将他葬在梅花山。他爱梅。梅有素心，雪月同色，照彻长夜，令人感怀。
六十岁生日，他看到重庆方面的宣传画：他留着汉奸式中分头，满脸麻点，大龅牙凸出，跪在日本人脚下，谄媚地舔着锋利的日本刀。他哈哈大笑，眼泪都乐了出来。周围的人面面相觑，以为他气过了头。士为天下生，亦为天下死。没错，这就是他的样子。这便是死后的他。这张画是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生日礼物。自从河内去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有他与女人的铁铸跪像，被千万人唾弃。成功，不过妥协的千古骂名；不成，则万代骂名，永世不得翻身。抑或百代之后，民族之间能实现和解与大同？他不知道，也不愿多想。
又到了秋天。他再次登上北极阁。北极阁北依台城、玄武湖，西连鼓楼岗，东连覆舟山，一直为皇家观天台。开国时刻，中山先生常在此和他们畅谈未来，那时他们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秋意正浓，高处看去，几只灰雁在地平线低低飞翔。斜阳曚曚若散着光的铜丸，远处玄武湖青碧可人，四下野树落叶如泪，纷纷随风舞动，遍地黄花胜血，似有无数金戈铁马的呼唤溢出其中，冲决入高阁。他在顶楼贪婪地望着盛大秋景，壮美山河，想起元遗山的词，也依律填了首《朝中措》。写到最后“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他笔管发颤，不由得眼泪扑簌簌而下。
民国三十四年夏，中日终战，日本宣告投降盟国。此时离他葬在梅花山，大约有一年了。何应钦派工兵指挥部马崇六和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指挥工兵营用德制炸药炸开墓壳，劈开了棺材。他尚未腐坏，手中还紧紧攥着死前编撰的《双照楼诗稿》。他们拖出他的死体，拉到清凉山坟场，丢到柴薪之上。烈焰飞腾，冲天而起的焦臭灰烬，突然显出奇特的鸟形尸灰图案，闪烁着青磷色光芒，飘扬于南京上空，久久不肯散去。士兵先是神情凛然，而后搬来鼓风机，伴随“嗡嗡”的人工强风，漫天的嘲骂，那些灰尘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