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5《十月》·散文（李庄行）︱朱山坡、文珍：在李庄

Original 朱山坡、文珍十月杂志

青年作家/朱山坡

“女纤夫”林徽因

朱山坡

上个月，我第一次到了宜宾李庄。在此之前，我对李庄知之甚少，到过了才知道。抗战期间，李庄人发出邀请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1.2万文化人,相继内迁于此。傅斯年、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夏鼐、梁思成、林徽因、陶孟和、李霖灿、王献唐、吴定良、童第周、罗尔纲、逯钦立、罗哲文等云集李庄，费正清、李约瑟、金岳霖、徐旭生等造访李庄，《殷历谱》《中国建筑史》《居延汉简考释》《宋史职官志考正》《国史金石志稿》等学术名著于此问世。于是乎，李庄遂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战时的四大文化中心。当年李庄大名“如雷贯耳”，据说在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字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

沿着小镇里的石板路默默行走，细细体味，每一间房子，每一条小巷，都珍藏着当年的总总故事，诉说着人间沧桑。在陈列馆，感动我的不仅仅是那些铁骨铮铮、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大师们的照片，还有此地昔日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写真。在这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病榻上憔悴无力的林徽因，另一张是不知其姓氏的女纤夫。是的，一个赤裸着上身袒胸露乳正在拉纤的女人。江水滔滔，逆流而上的船，粗糙的纤索勒紧脖子的女人与男纤夫赤脚艰难行走乱石如刀的岸边，没有羞耻感，只有生存的欲望，每走一步，都撕心裂肺。而远离喧嚣繁华大都市的林徽因，逃亡至此，饥寒交迫，朝不保夕，却在爱情和事业的航道上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直到芳华枯逝。我在想，林徽因不也是一个女纤夫吗？心里忽然感到一阵心酸和悲凉。

古镇上坝月亮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矗立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雕像。屋内，还原当年情景的件件物品，宛如时光凝固，返回最初的生活现场。我在林徽因像前驻足良久，独自幽思。这样说吧，在李庄这两三天，我对那些搬迁至此的学术机构乃至如过江之鲫般的大师们没有太多的兴趣，我主要在寻找林徽因。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只有两个女人可称得上才貌双全、性情可人。一是李清照，二是林徽因。她们曾经拥有浪漫甜蜜的爱情，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中年却遭遇乱世，颠沛流离，命若悬丝。一个协助丈夫编撰《金石录》，一个与丈夫合著《中国建筑史》。我对李清照和她的诗词迷恋过好一阵，“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她内心深处的孤寂和骨子里的多愁善感，都让人好生心疼和爱怜。我曾经多么羡慕梁思成、徐志摩，还对金岳霖深怀敬意。我佩服这些获得才女芳心的先生，因为也只有他们，能让她们幸福快乐，让她们的美貌和才华得以全力以赴、淋漓尽致地绽放，为人间留下最美最绚烂的篇章和记忆。千古才女李清照早已经面目模糊，只能从她的诗词中体味她的一颦一笑和侠骨柔情。林徽因的文学成就跟李清照并不可比，但她风华绝代，魅力一点也不逊色。金岳霖为她终身不娶；徐志摩以泣血的情诗向她表达了无穷的爱慕；除此之外，还有多少男人对她顶礼膜拜？而她对爱情的理解和选择，她的处世方式，乃至她的一生，都如此耐人寻味。她拥有人间四月天，她把自己燃烧得如此彻底和尽兴，让人无不称羡。林徽因，已经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在李庄，是她一生中最艰难而又最绚丽的一章。

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氏夫妇的居所，权贵名士川流不息，时人称“太太的客厅”。在那里，风华正茂、才情横溢的林徽因如百鸟朝凤，炙手可热。北平沦陷，烟消云散。林徽因随梁思成辗转反侧，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万里之外的宜宾，在偏僻得几乎与世隔绝的李庄整整五年，饥寒交迫，疾病缠身，花容失色，差点香消玉殒。如果让我选择，我更喜欢李庄时的林徽因，正如我更喜欢逃亡时的李清照一样。

在李庄，从林徽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亡命天涯时的李清照。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离开昆明入川。蜀道难，不走不知道。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孩子，坐敞篷卡车，从昆明直坐到李庄，颠簸劳碌，费时两个星期。“一样是旅行，如果你背上肩的不是照相机而是一点做买卖的小血本，你就需要全副的精神来走路：你得留神投宿的地方；你得计算一路上每吃一次烧饼和几颗沙果的钱；遇着同行的战战兢兢地打招呼，互相捧出诚意，遇着困难时好互相关照帮忙，到了一个地方你是真带着整个血肉的身体到处碰运气，紧张的境遇不容你不奋斗，不与其他奋斗的血和肉的接触，直到经验使得你认识。”（林徽因散文《窗子以外》）他们来到离宜宾六十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租住的农舍矮矮的，阴暗、潮湿，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屋顶的席棚千疮百孔，常有蛇鼠出没，一下雨便无处藏身。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吃菜，得自己种。一切靠自力更生。在李庄安定下来后，林徽因和梁思成马上开展考察和研究，写作《中国建筑史》，每天都紧张忙碌。这些辛苦本来还能消受，但过度劳累和严苛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病倒在床，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她每天只能靠在床上工作，整理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而费正清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不仅看到病榻上的林徽因瘦骨麟峋，还看到梁思成也比原来瘦削了许多：“思成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可见，梁、林二人为述著争分夺秒，呕心沥血。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薪水除了买药品所剩无几，捉襟见肘，十分拮据。因高强度的劳动、疾病和营养不良，林徽因“人比黄花瘦”，几乎不成人形。山穷水尽时，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派克金笔和手表，但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一家人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而村上几乎人人如此，食不果腹，谁也别指望谁。人生，真的是各有各的难。

然而，林徽因的幸运在于还有一个男人不求回报地牵挂着她，愿意为她出生入死，以命相赠。这个男人就是彼时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他不顾艰险劳碌，来到李庄，见到瘦如柴、面如枯草的林徽因，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恨不得将自己煮了给她饱食一顿。金岳霖不忍心离开，准备长久地陪伴林徽因，直到她安然无恙。因此他买来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喂养起来，拟给她补身子之用。庆幸的是，鸡未长大，病情已大为好转。危难之时，金岳霖给林徽因带来了极大的慰藉，犹如给她吃了一剂回天良药，终于枯木逢春，这是梁思成无法给予她的。是的，有时候，一个男人对女人无论多么愿意付出，即使穷尽所有，也总有一些东西无法满足，需要别的男人来补充。女人对男人也许也是如此。我在想，同时爱着两个男人，又同时被两个男人爱着，林徽因内心的感情应该是无比丰饶的。她的胸怀有足够宽广，能同时容得下两个男人。而那两个男人，正好也有如此宽广的胸怀。我从不浅薄地揣摩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我只有心怀敬佩。而林徽因，在北平，在李庄，面对这两个男人时她是何等的心境不得而知，与李清照当年逃亡时孤立无援、屡屡受骗，在凄风苦雨时疲于奔命不同，她有避风港，有精神寄托。但是，看她在李庄穷苦的日常生活，看那躺在病榻上的孱体，一待便是五年，四年在病中度过，从大家闺秀到天涯村妇，从锦衣玉食到粗茶淡饭，筚路蓝缕，忍受着无边的艰辛和寂寞，我觉得她不容易，替她叹息，对她心怀怜悯。到访的费正清这样记述当时景象：“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跟坐牢房一样，长夜漫漫，度日如年。1941年春节前，一场凶险的肺结核病差点要了她的命。我想，她一点也不快乐，心里每天都会想这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

别谈什么“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时林徽因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煎熬并不亚于女纤夫。那些年月，难道她仅仅享用着别人对她的爱护和付出而没有背负着沉重的爱情枷锁？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如果她有修养，有良心，也有怜悯，她宁愿自己变成一介纤夫，拉着装满了别人感情的航船逆流匍匐而行，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心力交瘁。那是感情的航船。而身在逆境中，生命的航船被时势的洪流裹挟，犹如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沿着湍流相反的方向前进，她只能把纤绳毅然决然勒在脖子上，日行寸步，涉过险滩。那是生命的航船。在此过程中，可以有指望，有期盼，但大多数时候只能自己拯救自己。林徽因奇迹般地做到了，挺过来了，没有给后世留下红颜薄命和红颜祸水之谪，以一个近乎完美的形象活在别人的记忆里。

与京城名媛相比，我更喜欢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就因为她的坚韧和隐忍。她像水一样，重塑了自己，终于成为一名普通女人，经历过人间的苦楚，栉风沐雨，吸纳了地气，与千千万万人一起见证和成长，把沉重的航船拉到了人生的终点。那是有真正生命体验的林徽因，那是履历完整、有沧桑感、有况味的林徽因。这样的她，可以载入史册，可以永驻我心。

在李庄，我拍了许些照片，后来觉得大多没有意思，删除了，只有从墙上拍来的两张照片我一直保存。你们都应该猜到了：一张是裸体的女纤夫，另一张是病榻上的林徽因。我凝视着，有时候，觉得她们是同一个人。

青年作家/文珍

时代总是在消磨：在李庄

文珍

来到一座三天都浸在雨中的江城。一个以风味小面被全国熟知的地方。

我所住的客栈正在装修，和整个古城一起被修葺——为迎接更多未来的黄金周游客——墙壁四周都搭着脚手架，房顶很高，总有三米以上，临水的老式窗非常特别，最顶上是玻璃的百叶窗，研究了半天都找不到控制的绳索。又在一楼，因此只要打开房门对流，一阵任性狂喜的江风就豁喇喇穿房而过。窗外就是长江，在离脚手架、若干废弃桌椅和室内的我近在咫尺处，一艘客船正像胶片电影的慢镜头一样不易察觉地缓缓滑过。同时无数涟漪轻倩地在四周荡开来，因为一直还在下雨。

我这次带了拉杆箱，但依然没有带够保暖的衣服，因为半箱子都是画具教材。整个春天都沉迷在业余作画毫无压力的乐趣里，先是钢笔画，再学水彩。油画是四五年都不曾画了，因为摆开架势先用去一多半力气。相比而言，还是铅笔素描钢笔速写简单。

而这三天中有个下午，我被通知不必参加集体活动，而是在房间里等主办方带去参加明天文学活动的彩排。

就是等待召唤的那个午后，独坐在房间里，闻见江风成分复杂的气息，恍然觉得来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曾经安放过林徽因的病榻，至今仍保留着梁思成归来的码头，也容纳过金岳霖、任继愈、刘敦桢、陈寅恪、赵元任、王世襄的身影，更留下曾昭燏、吴金鼎和李济田野考察的足迹。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却对三个印象尤为深刻。

第一个，自是张家祠堂照壁背面，掷地有声的十六字电文的主人罗南陔：“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那时他是李庄地方乡绅之首，一力促成战火中东奔西走的同济大学迁来李庄，第九女罗筱蕖被傅斯年作保嫁给史语所学者逯钦立也被传为一时佳话——然而再查资料，后世也颇有学者质疑这十六字是否当真出自罗南陔本人（详情可见郭世佑的《李庄罗南陔欢迎同济十六字“电文”质疑》）。然无论电文真假，罗南陔作为开明士绅代表之一大力支持促成同济迁来一事当是实情，爱女下嫁学者也非杜撰。历史距离惩恶扬善大团圆的通俗小说一直很远。我的意思是说，好人通常一生不能平安。

第二个，则是董作宾。栗峰山庄的史语所——全称是中国历史语文研究所——旧址入口处有一张格外煊赫的合照，从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到胡适、顾颉刚、李方桂、丁声树……大师无数，纪念馆内有一间房，却专门辟为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的展厅，里面最重要的展品除了甲骨文字，就是董五十生日自制的生平陈列展，里面图文并茂地列举了自己每年的大事记，长达上百幅图——因走马观花，不及细看，但能够做出这样一件不厌其烦之事的人，想必也是极为热爱生活者。正是同一个人，写了著名的《殷历谱》，并自诩“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里面提到的鼎堂就是郭沫若，彦堂就是他自己。然郭沫若抗战时将史语所辛苦勘得尚未公开的资料未经允许抢先使用在《卜辞通纂》在前，建国后称恭维过“凿破鸿蒙”的董作宾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在后，双堂随后交恶数十年，细究其渊源也足使人唏嘘。

最后一个名字，是曾昭燏。当然不因为她是曾国藩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湘籍湘乡人，正是我祖父母的同乡；也不因为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好一个“女”字！——更不是她擅作诗文，书法娟秀而有金石气，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开博物馆学研究之先河；一切都是，都不是。归去后再查史料，偶然在一种说法前停下目光：“曾昭燏自杀是在1964年12月……当时各方面环境都对她不利。自杀前还接到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证书。她对同事讲：这个也救不了我。她自杀前在医院看病。出来跟司机讲，想去灵谷寺散散心。……下了车，给司机一包苹果，要司机等她。她一个人上了灵谷寺，从灵谷塔上跳了下来。后来发现她上衣口袋里有张字条，说：我的死与司机无关。”据说她死后，故旧（一说有中表之亲）陈寅恪作诗悼之：“高才短命人谁惜，白壁青蝇事可嗟。”寄信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向达并附言：“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苹果和信的细节，叫我不由得想起本科就读中大时陈寅恪故居前一道被涂上白漆的小径。因陈晚年目疾不能视路，校方特别照顾之。是否一生唯谨慎，先生才得以九十善终？

三个名字，三位真实存在过的有血有肉的人，无数种命运仿佛可能的起承转合，最终万火归一无可拣择的走向。

离开宜宾一个月后，我记忆最深的，唯有那扇关不上的窗、夜雨和江风。无数影影绰绰的人事风流云散，四处只留下名字的洇痕。但一代代人的上升和坠落，都有无法更改的背景……后人一再传诵，自豪者有之，卖弄者有之，打造旅游景点谋生计者有之。那么多的名字也便在口口相传的唇吻间生了锈，变了形，更多的则是走马观花者带着模糊漫漶的印象离开。知道此刻曾经有过无数近现代显赫的名人也就够了，说明值得观光。听说同济的学生每年都要回来感谢，学校还特留了此地的保送名额——导游语未经证实——也颇有意思：“若是真的，也算是有良心了呢。”多么符合市民的，朴素讨喜的道德观！

“是断是度是寻是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朱启钤先生为营造社初创时所题的对联，挂在被简单称为“梁林故居”的营造学社进门处，却被无数南北过客视而不见。一切机缘巧合，都可归为“断、度、寻、尺”。一切人事相逢，却不知是否值得切磋琢磨。但是，哪怕最艰难的年代，也总有一些发愿做事的好人，无数不怕最终被遗忘的名字。

整整三日无梦，在李庄。

不是一生痴绝处，也许只不过就是因为夜风中的过客太多。他们在黑暗中轻声笑语，彼此诘问，快步经过年轻时工作的故地，并不稍加惊扰，也不肯给后来者任何确凿的说明……一切谜底都好好藏在浩如烟海的著述里，但是多数人都只津津乐道于最浮面的名人情事，八卦绯闻。对此，当事者又有什么办法？

而我则因为夜里太安静而失眠……是的，太平静了也是一种喧嚣——不小心在等待中睡着了。来自陌生人的召唤迟迟没有发生。午觉醒来，还要画自己的画，写自己的诗，正如晚年发愿的王安石，“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但他其实早竭尽全力变了法，做了自以为最应当的事，又最终郁郁死于变法。“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那时纵使我想向你，或一切别人，呼喊：/听着，我已明白生命的意义也是徒然。’”则来自董作宾们的同时代人吴兴华的日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毕生无法痊愈的热病，也许正在于总是想做事，想著述，以创作对抗虚无，以及对抗时代……又或者他们早就知道，“吴先生，时代，总是在消磨”。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于特殊时期曾在李庄工作生活过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人；也对于仍然活着的我们，同样无法克服、也难以挣脱的，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