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说|耿占春：新闻时刻2
耿占春，男，1957年1月出生于河南柘城。1982年初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著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叙事美学》等。现居云南。
新闻时刻 文/耿占春 尼采的“快感”或“陶醉”概念的升级版及其病毒程序是：音乐、悲剧、艺术——酒、酒神精神——肉体享受——权力。快感的需要从精神转向物质元素与肉身似乎预示了精神的衰老，从肉身快感的满足转向权力的满足似乎预示了生命肌体的腐败，毫无疑问，权力中的快感建立在精神衰老与生命机能的彻底腐败上。唯有双重的衰老或腐败，快感才会集中于权力感。 从酒、酒神、音乐、悲剧到身体、再到权力，这是一个逐渐腐朽堕落的快感经验系列。当一种貌似超人的权力意志企图从伦理世界中寻求绝对快感的时刻，快感的追逐者就走向了法西斯和极权主义。 民主制分散或削弱了权力的快感，权力意志受制于民主的各种机制，受制于分散、多元的社会化意志。权力快感的顶峰时刻是“大独裁者”所实现的。似乎每一次的“经济奇迹”或国力强盛都自然地转向国家层面上的尼采主义，伴随着几乎是一种“民主的情绪”即雪耻或复仇的快感，转向国家层面权力意志的兴起。 人类自由的戏剧。恶的戏剧。布朗肖说：“这条路肯定是恶之路。这不是我所指的以强凌弱的恶，相反地，这是违背自身利益的恶，是渴望自由所要求的恶。米什莱认为，这是善所绕过的道。”（“米什莱”）由于恶与自由的这种隐秘联系，善是如此的难以与之竞争，如果善不能夺回自由意志的话。 善总是在恶的戏剧中扮演一个小配角，而且可能是个丑角，或更加可怕，善或许本来就是一个喜剧角色。 一旦哲学背叛了认知、从而将无意识冲动与本能发展为一种意志的形而上学，将权力意志或生命冲动上升为一种宇宙论的东西，似乎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神圣”。 人需要一种共同体。共同体是个人生命与活动意义的给出者，是个人不朽性的寄主和中介物；但与此同时，共同体也是自由的担保者。个人需要的是一种产生自发性认同、给予个人以自由的合法性而非强制性认同的共同体。 思想及其表述暗藏了一种希望，即将愤怒在表述中转换为一种快乐，将愤怒之情转化为一种近似于“狂喜”的东西。悲哀的智慧只有在转为愉快的智慧时才有效，愤怒的心智只有在完成向狂喜的心智生成之际才能将一种批判支撑下去。思想中不应有悲哀的知识，只应有提供“快乐的知识”。 你的写作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你知道的仅仅是，当语言与视野的变化停滞，或当变化十分缓慢的时候，一种沮丧就会临近。那么，让思想保持它的倾斜，让语言产生倾斜，倾斜产生速度与力量，然而又不沦为惯性，在较大的斜坡上写作。 似乎一切经验都在向感知的原始根据还原：看、听，而非阅读。看与听，与阅读比较起来，似乎离人的日常性世界或直接经验更切近，在书写之外、在书写之前，从未有“语言文字”经验或超验的“道”这样一种东西，但一直存在着视觉和听觉的事物、运动与表象的世界，存在着一种可以看见、听闻、触摸、嗅和品尝的事物的世界。无论如何，文字经验都像是对原始感知经验的一种转换。尤其是图像，总是表征着事物的世界是先在的，图像能够恰如其貌地呈现这一原始经验，文字并不如此，除了事物的“纹理”这种比喻性的感知，没有先于文字的文字类型的经验，语言文字在转换知觉与感觉经验的时候已经对经验进行了非同质性的转化，然而正是如此，才有了意义的生成机制。意义似乎正是从非语言经验向语言经验（形式）转化过程中的生成物。正像认知谬误也是伴随着这一从感知经验向语言经验的生成一样。而正是这种转化过程所发生的辨认意义的意向及其可能伴随着的对认知谬误的辨认蕴含着心智的生成，蕴含着心智活动的复杂性与反思能力的增长。 这是人们力图用声音与图像取代语言文字的时代，是用数字、符号、图表、曲线替代语言文字的时代，这是语言文字极度退缩的时刻，也是意义维度变得单薄的时刻。在数字、图表、图像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时，语言变得更加贫乏、浅薄。 视听经验能够按照原样复制或即时传播，然而视听经验在转换为语言文字时必须先陷入黑暗与沉默，才能从语言文字中重新呈现出经验的变形记。或许可以说，一切言说都是从黑暗与沉默中来的。 人们会围绕着一种图像与形象、围着一种发出声音的地方，人们能够同时在场，分享同一种图像效应和声音效果，人们能够围绕着这些，将声音加入声音，将规模更庞大的图像混入图像，制造出群体激情与力量，即使或往往是盲目的和愚蠢的激情；但是一本书的阅读，通常是一个孤独的个人，进入一种个体化的时间，通往一种内在性的世界。语言文字与个人、语言与孤独的主体性，就像声音、图像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交互激发的状态之中。 你的对策呢？你只能让语言提速，尽管看起来是放缓速度；你只能让语言充斥着更深远的背景噪声、更驳杂的图像与形象；你吸纳更多的新闻信息与琐细事物，以便在相反的方向上提速诗意；你得让语言更加复杂、曲折，尽管看起来似乎是在让写作形式与文体变得简捷、简短；还要将语言的戏剧性、叙事性、抗辩能力微型化，这是一种微缩技术，因为压力而重新聚集和以便释放语言的能量。这或许就是你与之竞争的方式。 在这个时代，文学抱负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多么空幻，仅仅是与图像、声音的竞争中也遭遇到难以言说的孤寂：诗人无法与歌手相提并论，思想者也不能与电视明星媲美。不是由于后者多么杰出，而是缘于语言文字在社会文化中的贬值。语言仅仅保留了最俗气、最缺乏意义的那种单一的、类似于货币中的小零钱的交流功能。一个写作者文学生涯的危机属于语言文字在人类文化史危机处境的一部分：一个产生了自我意识的部分。 或许过于古老的语言文字犹如被抛弃的自然界，人们只有受到被轻蔑之物的复仇时才会重新关注自身的危机有一个深远的根源。 无论多么荒诞的谬论一旦大声说出都有人信奉，无论多么野蛮的立场只要坚持到底都有人喝彩，无论多么蛮横的态度只要明目张胆地宣告就都有人随声附和：这个世界怎么了？真的没有一切价值、意义和尺度了？真的没有真实、真相、真理，连在相对的经验语境中真实性也消失了？从而一切价值都相等，一切判断都成立？一切意义都等于它自身的反面？一切阴险与邪恶，蛮横与暴力，一旦明目张胆就都是合理化的方式？即任何东西一旦进入公开传播就是进入它的存在宣言，就立即变成合理的？因此，无须遮遮掩掩，无须躲闪羞赧，无须欲言又止，只要野蛮地进入存在、成为现实性，就都会彻底成为合理的？因此，这一行径彻底驱逐了合理性，放逐了理性与真实性。再说，还有那样多的高深莫测的先知等着为一切荒诞与邪恶之物赋予其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宇宙真理呢。 这不是悲剧的根源吗：谁叫愚蠢总是比智慧更乐于行动呢？ 在数十年间，都是什么人在说话？什么人陷入沉默？他们在会议室、在讲台上、文件里、报纸社论、语录中使用着什么样的语言？语言被他们这样一群人占领了，变成了战争工具、攻击武器、宣传机器。语言经过了这种压轧，削减，它们不再是一种拥有三千年诗歌经验的语言。温情的、多义的、闪着感性微光的汉语变成了谩骂、诅咒，变成了白痴般简化的语录体。 头人们使用语言就像是使用刀子、石头，没有一个头人拥有语言才能，他们一概使用着极其简单的单词，只有一种固定固化的单义的单词，他们一概把说话变成了喊口号，他们几乎不能说出完整、复杂的句子。头人们中的绝对白痴几乎不会连续性地使用句子。而拥戴他们的群众把语言变成了嗥叫，振臂高呼，口号，标语。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有机体，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葬身与复活之地。高音喇叭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着社会语言的堕落。“文革”结束后，当高音喇叭从一个个村庄和城市上空消失，高音喇叭依旧在许多人说话的腔调里。 语言、色彩、声音，感知与意义的丰富性消失了。世界的微物之神从语言、声音、色彩之中死去了。语言沦为万众一声、众口一词、“大家齐声说”。语言沦为嗥叫与口号。色彩被高度分离并固化：红色只表现在象征物或象征符号上。生活的颜色是白色、灰色、黑色。声音被彻底语义化：声调上升为声讨，歌曲是彻底语义化的。唯一的音乐之声、唯一的柔情、赞美从宗教颂歌中剽窃过来献给了独裁者。 一只憎恨超额感受、微观意义与价值多元性的怪兽吞噬掉一切丰富而高贵的事物，只留下一些粗鄙肮脏的东西已经足够痞子们撕咬狂欢。 以抽象观念而言，似乎人人都知道善恶是非，然而实际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一切都被混淆甚至被颠倒过来。“今瞽曰：‘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在名称的意义上人人皆知，但在践行的层面上又如此无知，而最终导致人们在话语即具体经验的表达中也混淆或倒置了真实经验。在唯名论的意义上，没有人不辨善恶不分是非，但在践行、语义与经验的参证及其表述连续性的层面上，明辨善恶厘清是非是一项必须通过不间断的“学而时习之”的事情，是需要保持自我警觉并对自身的思想分析与感知力持续启蒙的过程。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概念的空转制造出来的一套系统的废话，为着永远占有抽象的真理，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因此他们必须拒绝证词与记忆，拒绝事件真实与细节真实。真实经验是他们的死敌。 让思想从观念史转向它的新闻时刻吧：理性自身成为思想者的最大风险，社会伦理情感冲动会成为受难主体，良知行为成为失踪者……在恐怖走近时，顾准选择了躲在屋檐下做历史的见证人，他写下了《息县日记》和《商城日记》；最终未能幸免于难（于1942年12月或次年1月租特雷布林卡遇难）的华沙犹太人卡普兰在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我的日记怎么办？” 比起电视台与报纸来，互联网显现了某种信息自由流通的样态，然而这依旧树立着感觉得到的高墙。局域网冒充自己是互联网，就像囚犯们假装墙与网并不存在。今天，一个人失踪了。在局域网上是找不到他的踪迹的。 一个社会的最可悲之处是，最具有历史性的事情失去了新闻时刻；当不幸、不公、龌龊、恐怖发生时，思想不在场，理性不在场，文化不在场。一切高雅的人与物都文雅地脱离了干系。 无关联事物之间的同时性存在，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敏感性还是麻木、漠然？对于多数人而言，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同时性带来了无助感、无力感，没有联系的事物的同时并存带来了世界的荒谬感。如果一个网民一边浏览一个富翁如何炫耀式挥霍消费的网页，同一个页面上又同时有孩子冬天穿不上暖和的衣服，上学的路上要爬过危险的吊桥，如果一个网民只能听任这一切“无关”地并存，就像听任网页上的战争图景与商业广告同时并存：这就是幸存者的感受，这就是他的伦理感知的困难。这就是感知的遇难：一边是正常的生活和现代社会，人们睡觉、喝咖啡、读报纸，同时一边存在着死亡集中营，存在着绝望的嘶喊和无声的垂死挣扎。难道一切事物、一切事件的同时性或并置系列于无意识中培育着一种冷漠的文明，既不像启蒙理性那样追求可理解性，也不像浪漫主义诗学那样寻求可感知、可分享的意义？在面对一切悖谬经验的时刻既不陷入理解力的困境，也不感受到伦理想象力的折磨？ 而问题还在于，即使同时存在着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真实的关联，这些关联与关联意识也会被太多难解的同时性存在所麻痹。 通过新闻时刻，我们越来越能够适应一个万事都只有开头而无结尾的世界。这是古老的民间故事、戏剧和现代小说叙事都不能接受的世界。一个轰动一时的案子判决之后，对于当事人的生活而言这是一个开头，然而不论他曾经多么“牛”，对于公众而言他就是最终一次成为新闻时刻中的新闻人物，这意味着对于公众而言，一个人一件事失去了新闻时刻这就是突然来临的结束。一个故事只有到了结尾才会出现教益，新闻不需要提供教益，新闻只需提供每天的惊讶或瞬间的引人注目。接着而来的就是遗忘。或者说，是新闻时刻的覆盖，如果一个人出乎意外地关心一周之内的新闻的话，那就是无数开头的集合。当然，没有结尾的开头并不构成一个故事。在此意义上，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给小说读者开了一个新闻式的玩笑。 最重要的精神体验转向了新闻时刻？留在人们心中最重要的精神经验是一首诗吗，一部小说或电影吗？对我而言，新闻时刻无疑构成了最重要的震撼性经验：“75”事件、“5·12”汶川地震、“9·11”事件……一些毁灭性或无言的创痛体验也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新闻时刻所带来的，如钱云会疑案、文建刚灭门疑案……当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经由媒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构成了对内心感受与世界感知的震动时，新闻时刻替代文学叙事变成了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如若现代性审美经验是一种本雅明所说的“震惊体验”或“震惊效果”的话，很难说新闻时刻带来的是美学经验，新闻时刻带来的是一种超负荷的伦理学体验或伦理情感体验，然而伴随着的伦理认知却极其暧昧，尤其当新闻叙事陷入欲言又止的时刻。 新闻、信息的涌流，同文学与历史叙述一样，都关乎意义的生成。不同的是，历史和文学叙述已经为阅读提供了话语结构—意义结构，而处在当前混杂不清的信息和认知语境里，需要像收拾杂物间或收拾震后的家园一样努力给予秩序，如果不想陷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心理灾难的话。每日面对新闻时刻，远没有阅读经典那样享有美学愉悦，尤其是想起每日里消失的新闻，消失的声音与信息，想起一些本该被认为视为时代楷模却被当作嫌犯的名字，想起一些半透明的新闻事件的深深匿名性，新闻时刻带来的是日常生活与罪感的隐秘联系。 新闻时刻并不是一个单一瞬间，尽管新闻事件时常被表述为一种偶然的单一瞬间，但新闻时刻往往是来自不同方向力量与障碍的一次不幸的交集，就像一场车祸发生时那样。或许，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力量正在被视为一种不幸的偶然性，被叙述为一种失去历史方向的单一瞬间。 电影发明了蒙太奇，报纸和互联网重新发明了与蒙太奇作用相似的诗歌的并置。并置在诗学中是一种想象力和灵感的体现，但在互联网中是最无须想象力的方法。并置让无数的新闻时刻重叠，使无关的事物、事件之间交相污染，无解、庞大、混乱、神经质、强烈。 新闻类似于一种新的原始文化。这是现代社会里新出现的原始文化。新闻多半是历史故事的重复，或历史事件的变形记，然而有时也会有一些新的、原始的东西。这些真正新的东西预示着一种以原始样貌出现的创始性文化要素。人们多半既没有意识到新闻是历史故事的重复，也没有意识到新闻事件与新闻叙事中的原始属性，即那些真正或许是初始性的因素。新闻之新不是突发事件意义上的新异，新闻之新是叙事形式、叙事话语之新。 尽管新闻事件看起来如此喧哗嘈杂，事实上新闻所面临的叙述禁忌一点也不比历史书写少。一些历史事件与细节因为当时的新闻禁忌在社会记忆中消失了，在历史话语中消失或模糊不清了；当下新闻叙述禁忌又导致未来历史细节叙述的语焉不详。 某地事件似乎在新闻管制下变成了无解的悬疑小说。一旦新闻叙事被管辖，真实的新闻就消失在统一口径的宣教话语中了。新闻媒介在一个恐怖事件之后保持缄默变得比恐怖事件本身更恐怖。一个无解的事件被禁止探究将直接伤害社会理性及其理解力，将社会世界驱入更深的暴力属性的裹胁之中。 马航事件的新闻叙述正在变成跨国悬疑小说，暴力恐怖小说，政治黑幕小说，时空穿越小说。多个国家的众多媒体每天都会力图重新开始一个叙事，然而每个叙事都只是一个不同故事的开头，每个叙事的开头都没有了下文。马航事件成了现实版的《寒冬夜行人》。 如果说某地事件在新闻叙事的禁忌中销声匿迹了，变成了新闻叙事的悬案，马航事件则貌似是在新闻自由的叙事中、在新闻眼的众目睽睽下逐日逐夜陷入了不可见性与不可理解性，变成了新闻叙事的反面，沦为悬疑小说，沦为只有无数个开头而无结尾的悬疑叙事。与《寒冬夜行人》不同的是，这不是作家独具匠心的想象力，而是变得不可见、变得不可理解的现实性。 新闻疲惫。就新闻的属性而言，一个旷日持久的新闻就不再是新闻，即使每天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爆料，一则新闻也在变成旧闻。事件变得陈旧的速度很快。遗忘也很快。新闻的疲惫也加速了。每天点开网页的人们开始寻求“新闻”。人们对在新闻中理解力受挫的感受不会塑造成一个问题。在不间断的新闻所释放出的新的刺激中，理解力陷入了疲惫。感受力也陷于疲惫。这是新闻疲惫。 无论是一个新闻事件近乎自然的无解，还是在新闻叙事的禁忌下被突然冻结了，只要间隔一些日子，就不会引人瞩目了，因为事件已经陈旧，新闻叙事已经疲惫，感受力与理解力更加疲惫。然而，疲惫的感受力或被遏制的社会伦理情感会释放出一个遗忘的磁场。如果记忆和理解力没有发生社会功能，遗忘就会替代它产生相反的功能。 神话与史诗对世界的叙事是通过一套语言表意系统，不可能忽略神话史诗的语义系统的符号性与象征性，一般而言，这一表意过程或叙事方式深深依赖一种象征图式。因此可以说，在神话与史诗的叙事后面，存在着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抽象的语义系统，人类社会的经验世界只有在经过了这一象征图式或语义符号系统的抽象程序之后才能得以表现。 而新闻话语则如同图像这一观念所显示的，图像是人类社会未经符号转换的经验自身，图像被感知为经验世界自身。如果说神话史诗乃至小说戏剧拥有文体、修辞、象征、风格等符号性的转换与“表现”，新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摄影的认识论”，除了一种机械的和光学的过程之外，摄影是“没有符码的信息”（巴特，《明室》），新闻如同图像一样是没有转换的认知，是没有符号的现实自身的显现。但这不是一种错觉吗？神话、史诗、小说提醒我们象征图式和符号系统的存在，而新闻话语与图像让我们对此保持着无知觉，或将之视为世界自身的影像。 意义源自于世界本身还是来自于象征符号对意义的表达，意义是生活世界的属性还是表现世界的符号属性？自不待言，生活世界与象征符号的交互作用似乎更符合对意义的认知。 神话与史诗叙述总是比新闻话语给予世界更丰富的意义。不过人类社会也为此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新闻话语分析。就词与物的关系而言，新闻话语是词与物之间的高度吻合，词与物之间没有距离、没有脱节、没有不及物的语用学，新闻话语的词与物之间也不需要有文学性修辞，没有隐喻、比喻、象征等等造成的歧义与多义现象，新闻话语是没有词与物、言与义张力的话语。新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词就是物。这是新闻话语的认识伦理要求。文学性的话语修辞出现在新闻话语中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作为“事实”或信息的认知态度的干扰。文学性修辞在新闻话语中属于噪音系统。有时意识形态话语及修辞就是出现在新闻话语中的噪音系统。诗歌话语是新闻话语的反面景观。诗歌话语醉心于词与物之间的张力，游艺于词与物之间无法消除的间距。对于诗歌来说，词与物之间的间距就是意义瞬间生成的空间。一个飘浮的意义空间。 就像古老的经文一样，诗歌话语并不消除词与物之间的间距，不仅因为消除词与物的间距是不可能的，它甚至加大或制造这一间距，保持着言与道之间的反思性启迪。 新闻话语是及物的话语，是能指与所指的重合，词与物的一致，就其经验的参照而言是高度饱和的，然而这种经验性的或事实性的话语其意义却付诸阙如。经验上高度饱和的话语其意义却是匮乏的。简言之，新闻话语的经验参照是清楚的，而新闻话语的意义参照是模糊不清的。 从宗教神话到诗歌，这一话语传统完成了词与物的分离，即完成了可说物与可见物的分离，哲学以它的概念系统诸如理念与感性等也参与了这一漫长的分离过程，而新闻话语再次让我们听到可说物与可见物混合在一起的原始喧嚣。 过往社会是一个以史为鉴的教化型社会，如果考虑到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六经皆史”这一文化史实，经的教化作用是通过对史的认知来完成的，对历史的认知不仅通过个别和个人事件也通过社会整体发生道德教化作用。近代的历史观及其历史叙述则继承了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发展了一种世俗的救世观和解放的历史观念及其历史话语。新闻话语则与之相悖，新闻话语似乎不过是一些意义并不充分的无限的单数形式发生的现在史或“临时的历史”，它只关心当下性而不企图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或者把社会当作一个历史整体向一个通往自由的道路演进，它不承诺拯救与解放，不关心福音，不关心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仅仅关注瞬间的“灾难”或“灾变”，而且往往是局部的、偶然的、单数的、个别的事件。 历史话语与新闻话语之间的一个链接点是“事件”。如果说历史叙述企图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寻求一种通鉴，新闻叙述中的事件往往是“贬义”的，是一些负面经验，新闻话语只关心所发生的事件，而不关心教化目的。 历史话语或历史叙述意在建立各种事件之间的语义连接，或逻辑关系；新闻话语的关注力是分散的，事件表现出偶然的、孤立的和分散的特性，新闻叙述并不寻求把单个分散发生的事件整合进连续性叙述的企图，因为这样做冒着丧失真实性而进入主观性意图的风险。后者是历史叙述所要寻求的语义连接。 现代绘画是一个表征，绘画发展了一种事物的可见性，绘画艺术提供的是事物的可见性的模式，而非事物或世界的象征图式。在一种现实性的态度中，艺术逐渐抛弃了象征主义的参照框架。象征图式在松动，象征意义在缩小、消散。事物不是依据某种固有的认知框架或象征图式被看到，而是以它自然、偶然、个别的样貌显示了自身的可见性。视觉上的可见性或可感的塑造不再归属于认知图式上的可知。固然某些个体或许能够在某种时刻、某种地方为某些事物贡献出意义的象征图式，总体上依然展现为一个独特的观察者的视角所组织起来的某种可见性：事物在某个时刻投射的影子、时间的流逝和个人性的可见性的幻想。 不是某种永恒的象征意义，而是每一个体事物、这一事物的每一个时刻都值得绘画艺术给予可见性的颂扬？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之间的连接不是必须的，而是一种现实主义艺术态度——颂歌般的可见性——终结时刻的幻想。不可见性不再是可见性的理由。艺术中所说的通过可见性对不可见性的揭示不再拥有神秘主义的内涵，而纯然是世俗的不可见性，即内心生活的不可见性。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再现性的消失直至当代的“观念艺术”并没有颠覆这一可见性的逻辑。或许，对个体性、个别性的关注从事物转向了艺术家自身的内在性世界。 令人生疑的是，艺术摆脱了对生活或可见物的模仿，却有着变成对“先锋派”艺术自身的模仿。艺术变成了对艺术的模仿。艺术的可见性转向了艺术可见物的自我参照。一首诗的当代性变成了当代诗歌话语的自我参照。 抽象绘画或不具象的绘画就像关于可见性的一个寓言。可见物与可见性相分离了。绘画中的可见物不再是现实世界中的可见物。绘画与可见物之间的再现性关系消失了。这一分离的当代性在哪里或是什么呢？假如可见性与可见物之间的分离是一个关于看与感知的寓言的话，什么是尚未被认知的寓意？ 当然，音乐一直以来都不必与实际生活中的听觉经验相一致，文字也从未完全成为事物的一个指示符号，或许不是绘画多么先锋，而是一种迟到的自觉。一种没有意义参照框架的象征主义。 不可再现、不可见物有着摩西第二戒的神学背景，即强调神的不可见、不可再现的超验性，也有着现代哲学的语境，即任何理念都无法在感性中再现。中间经过了康德关于“崇高”性超越了感知与艺术再现能力，从而只能转变为对崇高的一种见证。或许这一可以归结于图文之争和言义之辩的命题还有着语言学上最一般的感知：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间距。一个更古典的表达是：“道可道，非常道。”在图像理论、影像观念中这个古老的问题被重新语境化并被思想再次激活了。 选自《十月》，2015年第6期 《十月》邮购电话：010-82028032，平邮免邮资，定价15元/册。 《十月》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120。 投稿信箱： 《十月》微信号：shiyue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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