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是李先念。还在毛泽东逝世前后，李提出要去外地养病。华国锋对他说，现在的情况和问题很复杂，希望不要离开北京。9月11日，华向李交底。13日，李先念借去香山植物园的名义在未见异常情况下，突然转往西山，到叶剑英处传达华国锋的委托。华国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四人帮”的看法。李向叶转达了华的意见和华派他来的意思，两人都表明了态度，但并未深谈。
其他
👉解决“四人帮”前，华国锋如何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作者：陈东林
来源：人民网
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华国锋与毛泽东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批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一行。此时，他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简单地寒暄几句，就草草结束了。6月初，毛泽东突发心肌梗死，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之后，中共中央向世界公开宣布，毛泽东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9月6日，中共中央向高级干部发出第23号电报，通报从9月2日以来，毛泽东心脏病复发，病情严重。9月8日下午，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之后完全无法说话。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去向毛泽东告别。
根据医疗抢救记录，9月8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四肢发凉”。9月9日0点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点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点10分，毛泽东“心跳停止”。同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电视里播出了人们悲痛欲绝哭泣的画面。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
早在7月下旬，纪登奎、姚文元就已经代表中央政治局让中央办公厅的李鑫、周启才起草了毛泽东的讣告和悼词文稿。当时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9月16日，讨论悼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前夕，汪东兴突然对周启才说：“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所谓“三要三不要”，是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的，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华国锋听了汇报，表示同意。叶剑英、李先念也表示赞成。“四人帮”都不做声。没有出席会议的汪东兴听周启才汇报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
追悼大会召开前10分钟，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华国锋让周启才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大家向后转、面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张春桥突然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人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气愤地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这当然是捣乱。屁股不对着广大群众，就要对着毛主席像，别无选择。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举行
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的同时，在全国城乡、厂矿，在行进的列车、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像父亲一样主宰着他们命运的毛泽东，更因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沉重隐忧，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
范硕在《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说：在毛泽东逝世后参与治丧后事中，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问题困扰苦恼着，便劝华国锋“站出来，和他们斗”。华没有表态，继续在思考。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叶还劝华国锋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并告诉他找谁先打个招呼。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华国锋与叶剑英
华国锋曾回忆说：9月10日（应为11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李先念的秘书、《李先念传》作者之一程振声的文章印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李先念怀着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
以上说明，华国锋是发动这场斗争的首倡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华国锋就已经在考虑这场斗争，并考虑到了解决的时间和方式，态度积极而坚决。事实上，只有华才有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格。因为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泽东逝世前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和最后决策人。
叶剑英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以他在党和国家及军队中的长期威望和广泛人脉，产生巨大威慑力，保证了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顺利进行及党和国家、军队的稳定，所以时称“红花（华）绿叶”。粉碎“四人帮”前后，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情况，交换看法。叶剑英还向军队将领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打了若明若暗的招呼。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
除了华国锋、叶剑英之外，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参与和预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这里按时间先后来排序参与决策者。
第二个是汪东兴。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是毛去世前能够随时见到毛的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又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个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第三个是吴德。9月16日，华国锋召集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其间，华国锋问：“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吴德认为，当时华国锋是想了解他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但是，因为互相不摸底，开会没有深谈。华国锋决定搞“个别串联”。
9月26日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德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心，此后并与华、叶进行了多次具体商议。此外，吴德在粉碎“四人帮”的具体部署中，还起到了控制北京卫戍区部队采取行动和防御北京外围的重要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五人构成了中央政治局粉碎“四人帮”行动的集体领导核心。其他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对这一行动，也有间接的支持和与闻。
陈锡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当时中央军委实际负责人，军队的调动必须由他下达命令。据吴德回忆，华国锋曾经对他讲，毛泽东逝世后，华曾先后四次与陈锡联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说陈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纪登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负责中央组织工作。他在逮捕“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代表中央部署了派迟浩田控制《人民日报》、杨贵控制公安部的行动。
陈永贵是农民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料证实他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在9月16日那次会议上，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向他明白地预报了将要采取行动。粉碎“四人帮”那天，陈永贵坐立不安，不时问有没有电话；晚上一接到去玉泉山开会的电话通知，立即要车出发。
苏振华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国锋对吴德说，他也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苏振华打了招呼。苏振华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倪志福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2日，吴德向他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倪志福和苏振华一起，在解决“四人帮”余党、平息上海局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纺织女工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没有预知行动。
通过以上分析，在京的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中，除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4人，再除了已经没有思维能力的刘伯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8人，全部领导、参与、支持或者不同程度地预知了这一行动，占整个政治局在京成员的三分之二。没有投票权的在京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中，除吴桂贤外，苏振华、倪志福两人也预先知道。
所以，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明这一行动时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了‘四人帮’之外，同‘四人帮’作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但是，要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准确地说明了当时的状况。
在中央政治局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对这一行动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陈云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党内职务仅是一名中央委员，并无实权，但却是在世中共元老中资格最老的——中共八大即当选中央副主席，因此他的意见具有很大影响。姚依林晚年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后，他到陈云家去送一份关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陈云在家里琢磨：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有无可能利用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他把中央委员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力量还是雄厚的；何况毛泽东刚去世，“党内因循守旧、封建传统思想仍成风气，恐对局势敢怒不敢言者大有人在。三中全会上以合法斗争打倒‘四人帮’是无把握的事”。
陈云自己回忆说：同叶帅谈过一次解决“四人帮”问题，时间在1976年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帅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我家里来找我，然后由他带领到北京西山叶帅住地谈的。到叶帅住地，叶帅同邓大姐正在一间屋子里谈话。邓大姐走后，我进去，叶帅给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份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主席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详细内容记不清楚了。看了材料之后叶帅问我，把他们几个人抓起来，你看怎么样？我说，赞成。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问叶帅，这件事是不是告诉聂帅、徐帅？叶帅说，我就要去告诉他们。
据陈云的儿子陈元回忆，见面后，“叶帅又跟他（指陈云）讨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如何处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非常手段处置问题……两个人很深入地交换了意见”。10月3日，谷牧去看望陈云，陈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控制二擀子（谷牧理解是不要轻举妄动、等待高层的行动）”、“守住阵地”、“等待时机，要有事件”。
1976年10月21日晚，新华社广播消息：“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由此，“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正式公之于世。
喜欢本文的亲们，请在页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