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是个梗，再自由的人也得梗下去
职称是个梗，再自由的人也得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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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好比石头，在这时代，到哪儿都发不了多大光，但抱不紧就会砸自己的脚。
大学教师的职称台阶有4大阶 ——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每阶攀爬难度都不一样，但状态基本是相同的：僧多粥少，所有人都为之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在学术圈内，评职称是头等大事之一，它与工资、福利、待遇等密切挂钩。长期以来，职称评定有“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导致大家对职称评定颇有微词。不少人人形容职称“就像鸡肋”，但同时，他们又攥得比谁都死。
爬职称的日子总是很长，它会告诉你，没有它的代价有多大。
职称，本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成果。中国的传统教育，历来都有些“非官方”色彩。你想，孔子离开鲁国后，几百上千号学生，跟着一个没文凭、没教职、没头衔的男子到处辗转游学，换作今天得有多可怕。从春秋战国至今，私学、家学曾几度兴盛，这其中哪有职称什么事？
1927 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级，这个设置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当时的职称评定也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在职称评定、待遇中，高校拥有较大自主权。
教员职称审查、评定主要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来评议，只是需要有一名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的代表列席。评定审查合格后报部备案，由教育部发给证书。
自主权最直观的体现，在于直接待遇上，教育部如何评定学校可以完全不管。
1941年，著名出版人储安平要申报教授资格，可他只曾在伦敦大学游学一年，并没拿到硕士学位。
当时，国立师范学院将他以教授的资格上报教育部申请，国民政府掐掐规定，就阁下这履历，教授咱肯定是不给的，给个副教授就算不错了。
但评审结果下来，校方才不管教育部怎么说，储安平照样拿教授级别的待遇。
第二、评定标准上，不量化难以考察的“学术贡献”。
讲师只需符合以下三个标准之一
国内外大学毕业，硕士学位，有相当成绩；
助教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对国学有研究贡献。
副教授应具备以下资格之一：
在国外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学位，有相当成绩；
讲师任满一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对国学有特殊贡献。
教授则更简单：副教授任满2年以上，有特别成绩。
这个政策的亮点之一，便是没有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规定。只是笼统说“有成绩”，不像现在要量化为发多少SSCI、CSSCI，拿多少省部级项目。当时，只要一个教师有洋学位，在国内担任1年讲师，就可升为副教授；再担任2年副教授，便可以成为教授。好比上弹夹的子弹，该你上你就上，梯队效果很鲜明。能量化的只有资历，而并非学术贡献。
一旦存在资历问题，“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就必定存在。
一名在南昌某大学任教施孟汀（化名）教授坦言，在它看来，从职称文件颁布开始，这便注定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
“好比一位教了半辈子书的乡镇教师，你能用“普通话2级甲等才能评高级职称”的标准去卡他吗？教育部的正高、副高都有案底，资格老的教师可直接参评正高、副高，非常正常。但正高、副高每年名额就这么多，老人按排班坐上去了，我们这些新人，就得从助教开始一级一级往上爬。”
他认为，考虑到历史问题、参评人员、后备队伍都很臃肿，副高、正高评定这两个“大坎”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比起规则的合理性，他更关心的是：青年教师，甚至中国社会，还能继续撑多久？
人总是历史地活着，一身泥泞、风雨，藏不住分毫。
“这些年轻人还承担着教职，他们可以直接影响学生和课堂。今天他们申评有多曲折，多焦头烂额，未来，他们也会同样评审下一代新人。而学生在老师身上看到的，毕业后他们到各行各业去后，又会怎么样？”
对大学老师来说，职称不仅意味着晋升，而且与收入、待遇直接挂钩。
张丁（化名）在南京某高校已经从教32年，他回忆道：“从进校时的助教，到副教授，再到现在的教授，一路走下来真不容易！”
据他透露，如今升副教授，需要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5篇，其中在重点期刊上发表2篇。即便发了文，还有一点很关键——指标限制。
学校每年的副教授名额，是按照学校或者学院统筹的。一个学院的正高、副高、讲师人数上有一个比例要求。如果名额有限，就算达到了申请条件，也未必在当年能评上。
只有3个方法：第一、增加正高人数，分子拉动分母；第二、减少即有副高人数，腾位置。第三、争取破格。无论采用哪个方法，扩大办学规模都是板上钉钉的事。而各中取舍与否，都由学校或学科规划者来议定，“参评人就只能等了”。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学问高低呢？
就是2个“傻子办法”
1. 数数！数论文、课题、项目和成果数量，够直观了吧！
2. 看发表平台！它给你的发表平台划个等级。于是横向上就有了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SCI等等；垂直结构上就有了和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的区分；影响性上还有重大课题、一般课题的区分。
学问高低就被这些东西代表了。
教师A从教8年，独立完成1部省级1等奖学术著作。
教师B从教3年，曾参与1个国家课题，并担任2个章节的撰稿人。
在外人眼里，国家级>省级。如果是职称评定，B肯定会比A先评上副高。
“职称间差别很大，每个级别至少相差一两千，其他方面更大。退休时，从讲师岗位退休和从正教授岗位退休，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位中年教授谈道，“我评正高时，学校正在建新校区，正高120平米的新房，解决配偶工作；副高80平米老周转房，不解决配偶工作。规定就这样，哪怕校长是你亲哥都不行。”
当你拖家带口，一句“莫强求”如何能劝得出口？
对于青年教师来说，更关乎你能否留下来。评职称跟接课题是正相关的。如果职称低，接课题的几率就低。张丁告诉我们，许多高校聘讲师基本的都是3年1聘，3年内不出成果，没评上副高，就要被降级或解聘。
“人人都在科研、教学夹缝中疲于奔命，当你倒下时，甚至可能没人会注意到。”
职称这个指挥棒，让许多好老师只能把大部分精力让给科研、论文，而对学生的关注不够。因为评职称时，教学任务只作为参考，权重根本不足以影响前2个决定性要素。
今年4月的“清华方艳华”事件，便是例子。
从2004年开始，方艳华便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师。在英语作文教学中，她付出了比一般老师多得多的精力，对待教学也非常严谨，在外文系学生中声望极高。
▲方艳华批改学生英语作文的情况（部分）
到今年4月初，外文系决定续聘她。当时，外文系副主任张为民对她的评语是：“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根据合同，校方斟酌再三还是予以驳回。消息传出后，清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50多封请愿书，学生们希望学校能将这位好老师留在教学岗位。而方艳华本人也表示，她想继续教书，育英才。
就是这位好老师，也被迫转岗了。
随后，方艳华表示：“（教学）没有了，工作性质就不一样了。教学工作对我是最合适的，而且对清华大学来说是贡献最大的；但我也能理解学校要严格遵守规则。”
当方艳华的新闻出来时，施孟汀（化名）教授便感叹道：“目前，很多青年教师都形成一个共识 —— 教学好不算什么，做课题、写论文、评职称才是硬道理。3年不转副高，待都待不下去，还谈什么发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邱建新教授说，多年来，职称的“过分决定性”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唯论文，造成了高校里单一的评价体系。”他说，高校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是第一职能，如果一味追求论文，那谁来重视教学，如何以教学为本？
轻教学、重科研，已经成了很多高校的一大问题。
近年来，职称评定乱象频频被曝。除了我们熟知的论文抄袭、造假、买版面、侵占他人成果外，“新现象”也不少：武汉某大学法学副教授，疑因未评上职称殴打、辱骂评委。
今年5月，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名单刚确定，参评教师即开始送钱。大伙儿纷纷调侃此举“生财有道”：“评委上酒店开房受贿，不但不花钱，还狠挣了一笔。这人活久了，什么怪事都能见到。”
量化标准最鲜明，自然也容易让人有的放矢。
“在一般期刊发表800元，核心期刊2万元”，这是陕西一家代写论文的“枪手”公司公开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只要花钱就能买论文并且发表。一旦职称评定中引入利益关系，一个“创作-发表”完整的商业生态链就出来了：
枪手平台的存在目的，就是在寻找“论文需求”与“论文产出”的黄金点，从而赚取佣金。青年教师、博士博后迫于生存压力，这样的平台存在，会令一部分人甘心充当枪手，出卖知识。而从平台手里买文章的评职称者，又会让青年教师的职场生态进一步恶化。
最终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多的教师丧失了对学术尊严的捍卫，却只剩下为各种指标而争夺，为现实利益而纠缠的激烈场景。
“只要有需求，这种枪手平台是禁不绝的。”施孟汀教授说，今天发个帖，明天建个群，后天更新朋友圈。一方有款，一方有货，网上打个照面10秒钟就把事敲妥了，怎么管？
高校职称评审，是典型的外行控制内行。
职称评审的机遇，应是逐步解决科研人员后顾之忧，让他们更爱岗敬业，更有劲头、动力地去追求知识，并回馈社会，然而现实却常常相反。
评职称的一整套系统沿革，涉足中国各方面太深、太广，影响太大，凡要动一动都需要掂量几分。在进行职称评定时，请多注重一些关怀，多听取一些声音，多注意一些力度 —— 这样的诉求，过分吗？
据说学霸们都关注了这个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