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奋青 | 世界你好，我就是来生磕的

来源 | 作者投稿

作者 | 张兴祥    编辑：学妹

生来穷窘 

我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人。家乡在大西北的一个小乡村。父母大字不识一个，虽极为勤勉，生计仍可苦苦支撑，没法子，怪不着他们，那是一个时代的不仁。

我上边有俩姐俩哥，学习都相当不错，但就为了多挣点工分，姐姐先后辍学。备受呵护的哥哥倒也争气，做完农活，闷头苦学，都跳出农门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为求早日就业，大哥和父亲商议，让我去读了初中中专。讲实话，直到离乡求学的那一刻，我都不大懂得那个选择对我意味着什么，而只是以能开赴首都而倍觉欣幸。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一个铁路小站，随同别的五十来号老爷们儿，一块儿伺候五十多公里长的铁道高压输电线。那工作，乏味、艰辛，还危险。惟可自慰的是，终于可以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了。

穷则思变

生活如若一直如此挨延，我或也可能逐渐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戏剧性的遭际发生在上班两年之后的一个夏天，我被鬼使神差地拨弄到一个政工岗位上。党办和人事部门的领导都跟我神秘兮兮地说：你可得感谢书记啊！虽然你小子有才，但你见过谁能从沿线被调进机关里来？

据说，我零敲碎打发表的那些文章在这其中也颇有助益。我于是依着指教，在给党委书记汇报工作之后，诚恳致谢。那位倒也坦率，直接跟我就说：“我知道你是个农村苦出身。你小伙子也有点儿能耐。所以我就想做件善事。我这是让你‘一步登天’。你好好想想，往后该怎么干。”我诺诺应着，退了出来。

之后的日子里，我才见识到了那栋机关楼里的矛盾重重，首当其冲对我影响最巨的就是行政一把手的段长和那书记为争“一支笔”管理权斗得不可开交。我司职共青团，党委书记让我多搞些活动，但是段长就是不给批钱。我一个二十一岁的青蛋子夹在中间，好生为难。最让我狼狈的是，他们二位都在我面前痛诋对方，逼我站队。一番思量后，我决定自请外放，重回工人队伍。事情一出，一时哗然。但我意已决，再琢磨的就是怎么“换个活法儿”了！

我要读研

我不能容忍自己就在那样的圈子里耗掷一生。能想到的法子就是考研。我于是天天捏本英文词典，或在作业车上，或在戈壁滩上，不住嘴地碎碎念。有同事冷冷地瞥上一眼，叹道：“你真他妈行。还有心鼓捣这烂玩意儿，有啥用啊？”我呵呵一笑，不多言语。

其实，休要说是他们，就是那些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人接到我的报考咨询电话后，也往往多是错愕的：“你是初中中专毕业生？哎呀，这怕不太好办吧？”有的还会下意识地赘上一句：“你这种情况，怎么会想到考研呢？”

好吧，逼我我就玩个狠的。工作第七个年头的时候，我索性辞职了。我寄居在一位朋友那里，他就职于某杂志社，每晚我们俩一起“大开夜车”。我没理由消沉！我得对得起自己读过的那些书，对得起在戈壁滩上的历练！但是考研的路并不顺利，几度落败后，我痛定思痛，重新选择了南方的一所大学。

坦言之，辞职考研最大挑战还是经济的压力，扔掉了工作也就意味着三餐难续。我这个年龄还依靠父母的资助过活，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况且为了不让二老揪心，走出国企的事情我一直对他们“保密”。那两年间，我简直可说是重走了亨利˙米勒的老路：咨询公司讲师、体校教师、幼儿英语教师、房产广告撰稿人、报社编辑，甚至台球俱乐部的服务生都做过。其间，知情的亲友疼惜地劝我暂且放弃谋生的努力，重回书斋一心温书。领受了大家的好意，我一概笑着婉拒了他们的提议和帮助——我就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在那各种环境里生存，是否能在人生的低谷仍旧保持我高贵的操守和不弃的信念！ 

天可怜见，我终是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终于走进了心向往之的大学校园！这些日子，我总不禁想起自己曾蹲守数年的那个小站和它周围无垠的荒漠，想起那一根根被我踩踏过的枕木，想起那一条条经我检修过的线路；那个地方和那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我要考博

读研之后，想法愈变得单纯，我就想继续深造，然后寻得一席教职，安身在大学校园里面。于是，那三年里还真没怎么放松了自己，恨不能就整天泡在书堆里。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笔试比较顺利，走出考场，我甚至有了些“苍天不负”的豪迈。但在面试环节，却被那位确实可称“著名”的学者一脸冷意地告知：“我一看你这资料，很意外啊——你没读过大学也就罢了，怎么连高中都没读过？”我忙解释自己是初中中专的第一学历，一路自学取得大专学历，后来以同等学力考研的。他又扫了一眼我的报名资料，“哎呀，自学的啊。你说我招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服众？与学校的要求也不符啊！”

——结果就不用讲了，尽管分数公布后（不公布面试成绩和最终排名），各科成绩都还不错，但我按学校网站的要求打电话给博导询问可否被录取时，又听到了面试的那一番话。我弱弱地道谢之后，对方没再言语，挂断了电话。

通常，大学在研究生招生简章中都会给“同等学力”者留出空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见得会“照章办事”。遥想当年，蔡元培、胡适诸位大教育家一直看重“同等学力”者。沈从文当年考燕大，“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他做教师。梁漱溟也是入学考试不被录取，不久却任了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但现在，我不知那样的传统在哪里得到了继承。像我这样的“出身”，动辄就会在求学和求职时遭遇冷脸。其实，我们同等学力者无需什么照顾，我们要的只是一种“平等”。但章程中写明的那种“平等”，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种奢侈的欲求。

我得吃饭

站不到大学的讲台上也得先填饱肚子啊。我急忙赶回家乡，开始四处求职。获知某出版集团发布的招聘信息，我真的有些难掩欣喜。一则是因为我符合他们的条件；二来更因为那份工作也可算是我的志趣所在，我愿意为其付出心力。

整个招聘流程也给人以相当严谨的印象，环节很多，耗时很长。临近终了，尤其是一次登台演讲之后，那个集团的领导层里，有好几位都对我表示了好感，之后单独约谈不说，还提出要给我到岗即去北京深造的机会云云，搞得我当时真以为我的发展自此就要峰回路转了。

但漫长的等待之后，还是接到了被拒的短信。随后爆出来的料就更是骇人——有好几位和我一样考核分数排名靠前的人竟也未能最终被录。人家留用的，都是领导打过招呼或奉上至少几万元贿金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所谓“实力”，在这家集团的潜规则之下，不值一提。

亏得已是不小的年纪，也经了些风风雨雨，也就不致有太多的愤懑，但内心确实是凄惶得紧，赶紧报考了公务员；与其说是从政，不如说真的仅仅是为着先端个饭碗。还好，这一次我没被推到绝望的边缘，终是如愿。我开始在一个县级市的政府大楼里递送文件、撰写材料，白白耗掷了一年。等有机会到省城做教师时，我没有一丝犹豫，报名考了回来。

岂敢堕落

而今，我执教的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未能考取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孩子们普遍比较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讲心里话，教得很费劲。

想想二十多年前，我也和他们一样的年纪，也在一所中专学校就读。学校远在北京，我只能在寒暑假时回家。为了排解周末的寂寞，就总泡在图书馆里读书，或是在一沓白纸上涂涂抹抹，间或抬头冲着素白的墙壁发呆……

二十年，我不知此生能有几个二十年。我只知道，我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从课桌边走到了讲台前；从就读于一所中专，到执教于另一所中专。乍一听，真有些“终点又回到起点”的意味，我也常下意识地自问：这真的不是在莫比乌斯带上中魔般徒劳地打转？

不觉中，渐近不惑。二十年间的外部变迁足够波澜壮阔。在内心坚持着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守望，却也不得不承认——有时，我也会感到一种绝望。但我又自知，这种绝望未见得关乎消极，毕竟，它是一番切实的抗争之后才能有的，一种血淋淋的鲜活的痛！它意味着永不屈从。

回顾，或可视为一种清算，“清算智识上的无明，克服意志上的软弱”。未来的路，还需要去一步步走过。自知绝望，该亦可生发出一种力量。我于是更玩命地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写作。就像诗人代薇所说：

我不管，漫长的海水是否能带走等待的

岩石，不管时间的尽头是否会喜极而泣；

我不管，远处的钟声会否落在我的双肩；

不管头顶的/星空是否还像你当初答应我的那样……

我不管那些花儿是否仍有风的所有细节，不管幽暗明灭的手指

最终是否能触到光芒的声音……

为意义而活

转眼又是岁尾，这一年中，我又做了些什么？倚仗着身后的黑板和手里的粉笔，我终于不用再去绞尽脑汁、如履薄冰地斟酌一纸公文或领导讲话的遣词造句；我用我的热情和所学，对台下的学子发出对得起我自己良知的声音。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阴阳怪气地在说我“脑子有病”，甚至是“在政府里混不下去才来了这里”。我真的感到，要让那些人相信世人并不都像他们那样思考和生活，甚至相信还会有人坚持自己心中的理想主义实在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呐！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说：“如果你活得足够长，你就会发现每个胜利都将变成失败。”这确是句老实的感慨，但有一种抗争，虽败犹荣！

生此世间，最值得的冒险不是惟利是图的“上进”，而是怀着理想坚忍地活着。起码，这可免于这个世界在我的身上堕落！总会有人着力于自己的努力和建树，矢志于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胸中有关怀，肩上有担当，这世上，总有人当得起这样的瞩望。

这些人，是在和苦难生磕，是在为意义而活！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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