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 | 从管理科学到治理科学：一种新学科构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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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17年第6期
高奇琦
1981年生，男，山西长治人，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2015），上海市曙光学者（2013），上海市人才发展资助基金获得者（2014），上海市社科新人（2015），入选“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围绕比较政治的学科建设、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指数构建与制度性话语权等内容，先后在《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民族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18篇，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等SSCI刊物发表论文2篇，在《求是》《人民日报》《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研究》《欧洲研究》等CSSCI刊物和重要报纸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2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与省部级项目近10项。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策划和推动了两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政治类指数——全球治理指数（SPIGG）和国家治理指数（NGI）。
管理科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在后工业时代，管理对个体创造性的约束和限制变得日益显著。在此背景下，治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方面，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前进所产生的复杂问题对构建治理科学提出了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对传统管理科学的批判以及中国学界关于“治理”的讨论为构建治理科学奠定了学科基础。治理科学应由治理哲学、治理法学、治理政治学、治理社会学、治理经济学、治理教育学、治理预见学、治理应用学等次级学科构成。治理科学的构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治理科学的发展不能仅仅用学科发展的视野来考察，而要把它看成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努力。由于有关治理科学的讨论并未在国际上出现，因此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创新就成为重要的学科创新，从而可以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提供重要的支撑。
管理科学是我国目前13个学科门类之一，下辖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一级学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飞速发展，与管理科学门类的设立和发展不无关系。管理科学最核心的进展围绕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展开，但同时对公共管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管理科学是对人的行为过程进行流程化和标准化的管理、监督、测评、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人实际上成为被机械管理的对象。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管理科学约束人性的工业化特征日益显现出局限性。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重要，由此治理也逐渐成为更加重要的要素。目前，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虽然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治理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相对碎片化地分散在各个领域中。因此笔者认为，需要把分散的成果整合在一起以形成更大的学科凝聚力，并进一步讨论治理作为一个学科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推进路径。本文首先分析了管理科学的特征及其工业化背景，进而分析治理科学在后工业社会作为一个学科出现的必要性，随后对治理科学的学科组成和学科边界进行探索分析，最后提出将治理科学作为学科推进的路线图。
1 管理科学的特征及其工业化背景
根据管理科学的发展特征，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管理理论时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古典管理理论是完全建立在早期工业化的成果之上，同时也是为工业化服务的。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管理的职能、组织和形式等方面来提高工业化的效率。譬如，泰勒重点研究了工厂中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认为科学管理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就必须对工人的生产过程进行标准化。法约尔在强调科学管理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韦伯则主张建立正式的、非官僚化的管理组织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阶段是行为主义科学时期（20 世纪30—60 年代）。与古典理论相比，行为主义理论更加强调对人的行为的研究。行为主义阶段的管理者尽管仍然关注生产效率的问题，但已经不再机械化和程序化地对待被管理者，而是更多地去发现被管理者背后的社会属性，以激发被管理者的创新潜能。譬如，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了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的观点。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像阶梯一样由低到高具有五个层次。赫茨伯格则将影响员工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第三阶段是结构主义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这一时期管理科学跳出了工厂管理的情景，将企业和政府放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譬如，安索夫提出战略管理理论以及一系列基本公理。卡斯特等人的权变理论主张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海默与钱皮认为企业要通过企业再造和流程重组以获得竞争优势和生存活力。圣吉认为，企业要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就需要在建立持续的学习型组织的基础上系统思考。整体来看，在后行为主义时期和结构主义时期，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公共管理，都把企业和政府放在更大的历史发展以及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在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企业和政府需要通过持久不断的学习或功能再造，对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重新规划和调整。
通过对管理科学发展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管理科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对待工业化的态度各不相同。例如，古典理论完全拥抱工业化，所谓的科学管理过程就是把科层制和程序化强加在个人身上，并把个人当成是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器件。相比古典主义理论阶段，行为主义阶段把人重新看成人，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行为，唤醒人在生产中的主动性。因此，这一时期管理的特征虽然相对弱化但仍很明显，因为激发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仍是工业化所追求的目标。结构主义阶段相比前两个阶段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无论是企业再造、政府再造还是战略管理，都强调精英对事实的判断和行为的主动塑造。学习型组织理论也同样强调企业或政府的管理者通过自身的学习积极主动地对变化做出反应。然而，结构主义管理理论更多强调的仍然是精英的作用，所谓发挥主动性实际上是将注意力放在组织管理者而非企业员工身上。因此，这些理论仍然是特征鲜明的管理科学理论，只是其情境由原先的古典管理理论中的工厂情境转化为更为宏大的社会情境。结构主义的管理理论服务于工业化以及企业工业化价值的实现，而公共管理也同样强调政府官僚制与科层化的特征及作用。
现代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的事情。1978年，邓小平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高度强调管理的重要性，从而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经验，是把管理科学从不同领域的管理抽取出来并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学位设置中将管理科学列为工程技术科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而在1996年则将管理学科升格为大门类之一。在西方知识脉络之中，管理科学则是分设在不同领域中的，如经济管理、教育管理、公共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但是，管理科学是对工业化大生产的知识反映，研究的是大规模生产背景下人的激励和心理调适。在工业化条件下，管理科学参与生产、监测、评估等一整套体系，从而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最大。因此，在管理科学的构建中，管理科学与工业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人的个性则迷失在管理经验之中。在后工业化时代，伴随着工业化文明的深入和后工业化特征的显现，人的运行模式不再是管理模式，作为工业文明时代产物的管理科学则日益显现出不足。当前，许多学者关于治理的研究遍布各个领域。但是，这些研究仅是在具体领域的研究，而非整个学科的规划。因此，管理科学之后的规划应从管理科学走向治理科学。
2 治理科学：后工业社会的新学科要求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自身弊端的显现，管理科学出现了对自身经典特征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直接动因，在于传统的管理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新公共管理理论寄希望于政府可以像大型公司一样寓于组织和管理。这种来源于企业的理念在“里根-撒切尔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譬如，提高政府效率以减少财政赤字；将企业管理的特征引入政府管理，将公共服务社会化和代理化等。在这一改革中，尽管政府采取的许多措施都具有企业管理的特征，但同时也产生了可以归之为治理的特征。例如，通过分权改革将政府部门分解为政策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将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政府改革的治理特征逐渐显现。例如管理方式由层级管理转变为合同管理，从以命令与控制向网络与影响的互动方式转变；组织结构则由金字塔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结构。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批判传统管理理论的同时也使得管理理论显现出治理的特征。
此外，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前进所产生的复杂问题对构建治理科学提出了时代要求。而管理科学的一些特征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在工业社会，人们往往由于缺乏自主性而处于被支配状态。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所面对的信息日益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目前有很多理论在描述这一特征，如有关“世界是平的”的表述，以及长尾理论和六度分割理论等。以六度分割理论为例，其要义是世界上任意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建立联系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6个（5个中间人）。 在此情形下，传统科层制结构的作用就会相对减弱。管理科学理论下的经验日益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对未来的趋势也更加难以把握。社会的这一巨大变化对管理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关于治理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也反映了这一趋势。相比于管理，治理则具有多中心与多层次特征。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参与公共事物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并在互动过程中能动地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此外，治理呈现出互相重叠且更具弹性的结构，而治理参与者能够围绕治理议题确保最佳的决策效率。总而言之，治理的这些特征恰好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就中国发展实际而言，虽然在整体上并未完全步入后工业社会，但作为具有多样性的复合体，中国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分层明显。具体而言，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已经显露出后工业文明特征，中部地区则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则仍处于前工业甚至农业社会。人们或许会有疑问，如果我国还未完全进入后工业社会，那么是否需要构建治理科学？可以明确的是，随着中国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对治理的要求将日益强烈。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中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并整体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构建治理科学就需要提前布局。一方面，学科发展需要具有前瞻性。可以预见，中国社会在未来对于治理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提前着手构建治理科学将有效应对未来社会对治理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学科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提前构建治理科学，等到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并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治理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为未来学科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关于治理的研究蔚然成风，如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然而，正如许多研讨会和学者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学界关于治理概念本身缺乏共识。另外，学者对不同治理的研究也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譬如，关于国家治理的研究主要是由政治学学者（包括部分法学学者）完成，对企业治理的研究主要是由应用经济学的学者完成。这种现象导致的问题是，不同领域的知识缺乏对话和交流。换言之，学者在不同的领域使用治理概念，但在治理的概念认识上大相径庭，这使得“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们的“自说自话”。因此，在一个学科范围内，多学科的学者对治理的共同问题进行跨学科讨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和意义，也更具有针对性。
为什么需要提出治理科学来统合这些知识？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如果在管理科学框架下讨论治理问题，即使使用了治理概念，也会因为缺乏学科的支撑而淡化这种思辨性特征。因此，这就需要对学科本身进行规划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简而言之，如果仍在管理科学话语体系里讨论治理，那么治理就会在既定条件的约束下出现淡化和异化。第二，治理科学的构建有助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虽然不同学科都在讨论治理问题，但对治理概念的共识远远不够。因此，通过构建治理科学形成新的学科和学术共同体，能够对学科的内核、要义和推进路径达成广泛的共识。第三，治理科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目前中国处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时期。政府和学界虽清楚争取学术话语权的核心意义，但在构建学术话语权的推进路径问题上缺乏有效方案。此外，国内关于治理的研究与国际研究水平相近。国外关于治理的讨论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在90年代中期中国就已引入了对治理的研究，甚至在国家治理的理念和研究方面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构建治理科学就能够成为建构本土社会科学的一种可行性方案。
总之，笔者认为，在当前管理科学陷入发展困境之中，治理科学就成为管理科学之后的重要突破方向。未来治理科学的发展应当是逐步变化的过程，而管理科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非常重要。如前所述，中国幅员辽阔且发展不均衡，管理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行业依然很突出。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将出现管理科学与治理科学并存的局面。管理科学可以与治理科学展开概念上的竞争和相互协调，最终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治理科学逐渐发挥出学科优势并成为管理科学的发展主流。
3 治理科学的学科组成与学科边界
任何一个学科的建立都需要相对明晰的学科组成和学科边界。这种学科组成类似于学科中的话题，设立这些话题之后人们才会围绕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讨论。学科边界则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差别之所在。在学科边界相对具象后，人们可以对这些边界更加清楚，这能有效避免“自说自话”的出现。总之，学科组成与学科边界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而言，治理科学的学科组成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治理哲学。治理哲学是治理科学的基础，主要是围绕治理的本质、特征、核心要义以及思想基础等元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治理概念、治理思想史、西方治理思想史、中国治理思想史等。要推动治理哲学的发展，就必须深度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治理的本质性内涵和类型学领域发展出新的优秀成果。例如，孔子强调的“和而不同”，就被美国女哲学家爱丽丝·杨发展成“差异性团结”的概念。
第二，治理法学。在工业大生产时代，法律强制是与管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而治理法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在后工业时代，通过非强制性方式让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同，由自上而下的法律强制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法律认同。治理法学思考的核心内容是强制内化，即把外在的强制变成个人内在的认同。治理法学是对法律功能的一种重构，具体领域包括法律治理(法治)、司法治理等。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规范的遵守更多以柔和与认同的方式施行，强制是最后的硬手段，例如，在司法活动中，决定性的审判往往在最后出现。同时，法学的治理转向也是近年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出现的重要原因。
第三，治理政治学。公共管理把公共部门的整体性规划和对民众的干预控制作为研究对象，而治理政治学的目的是思考每个民众如何成为踊跃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公民。在已有的文献中，关于协商民主和共和主义的讨论即是对积极公民身份的勾画。当代共和主义最重要的哲学阐释者菲利普·佩蒂特提出“干预但非支配的干预”，指向的就是政府可以干预而不能支配公民生活。治理政治学强调通过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化来塑造积极公民，更好地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同时，治理政治学思考国家的角色为积极公民提供完整的正向激励框架，防止极端和过激的政治表达，为公民参与提供积极的意见表达，同时维护良好的表达秩序。
第四，治理社会学。治理社会学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发挥组织和个人自治组织的功能，以及如何使自治组织与国家组织进行互动。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致的是，治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组织，但同时治理社会学更加强调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治理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和核心在于激发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而主体性的发挥则需要在社会成本可控，同时兼顾社会效率的基础上实现。
第五，治理经济学。治理经济学要突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划分，从指导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将经济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结合起来。譬如，微观经济学考虑模型的复杂程度而忽略经济事实。治理经济学则意图从经济的结果和绩效出发，把治理看成是多方互动的复杂结果，不仅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还要把政府、个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行为体引入经济分析。同时，治理经济学还要把经济的现象和理论分析联系起来，实现治理的认知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第六，治理教育学。治理教育学致力于对治理文化和治理人才的培养。治理文化与管理文化不同，因而治理教育与管理教育也有所区别。治理教育学以社会为中心，更多地强调治理观念的传播，同时更加关注公民教育。治理教育学的研究重点是，作为一种观念，治理如何与信息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相契合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影响大众。需要说明的是，治理教育学不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而是更多地关注普遍的科学素质和公民教育，把人作为社会属性的功能添加到公民教育的内涵中。
第七，治理预见学。治理预见学是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治理趋势进行判断。治理预见学需要与技术变革的动向结合起来，对未来治理的创新实践进行预判。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可能对未来的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一些行业如翻译、金融咨询等白领行业将受到冲击乃至重塑，而治理预见就是要结合社会和技术发展趋势对这些未来可能变化的场景进行预判，并积极进行有效的应对。
第八，治理应用学。治理不仅是一种理论，还要验证治理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治理应用学不仅关注具体案例的对接，还要思考如何将治理理念应用于各个不同领域。治理应用学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将治理的理念运用到治理的场景中去，同时还探讨治理理念应用的条件，以及治理的标准化和指数化。指数化的成果关注的正是治理的含义，以及评估治理的效果。例如，笔者的研究团队在近年来提出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等指数，就是关注于治理的运用和评估。
治理科学的学科边界更多是相对管理科学而言的。尽管治理科学与管理科学讨论的问题可能类似，但是治理科学内在的价值观强调把人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与社会主体和与国家进行平等互动。因此，治理科学的边界是价值观的边界，而不是以问题领域为划分的。之所以把治理科学从管理科学中抽取出来，是因为人们已经大量地使用治理这一概念，同时也强调未来治理中的多中心特征。而治理仍然在管理科学的招牌之下，这实际上导致了名与实的紧张关系。孔子也强调名与实对于事业成败的影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信息化和后工业化特征与治理的特征之间的日益契合，因此更需要在学科建设上适应未来发展。
4 推动治理科学学科构建的路线图
治理科学作为学科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顶层规划，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形成上下良性互动的结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把治理科学的实现看成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努力。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学习框架都是西方早已构建好的，因此要推动具有中国标志和中国特征的学科在具体方向形成突破，而治理科学则可以成为其中的重要选项。具体而言，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推动：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就进一步发展治理学科发布相关的发展规划。发展规划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群策群力的过程。国务院可以委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会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治理科学的学科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与业界专家和社会相关专家交换意见，对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准确预判和深入研究。在规划起草完成后，相关部门的决策程序同样也是凝聚共识的过程。规划发布之后，研究者通过发表学术论文和举行学术研讨会议进行讨论，由此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与探讨。发布学科规划的目的是表明中央对治理科学发展的重视，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形成学科关注度和研究热点。
第二，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管理学门类之下设立治理科学一级学科。目前，管理学门类之下设有工商管理等五个一级学科。因此可以在已有的五个一级学科之外增设治理科学一级学科，并在一级学科之下设立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经济治理等二级学科。在治理学一级和二级学科增设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和学生的意见以减少改革中的阻力，从而在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
第三，成立治理学专门性协调机构推动学科发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治理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发展问题，而应该同时被看成是中国社会科学构建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因而不能以局部的眼光看待学科的发展。因此可以在中宣部理论局下设一个处级部门推动治理学科发展，将学科的发展提升到更高层次进行考虑。此外，在国务院学位办成立治理科学委员会，以及在教育部教学委员会设立治理科学分委员会，从而在机构设立上逐步推动治理学科的发展。
第四，在重点院校开展治理科学教育的试点。例如，可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进行治理相关学科的教育试点。在治理学科发展成熟后，由治理学科相关专家组成治理学院，尝试围绕治理学科开展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的招生和培养，并通过课程设置、论文指导、考核评价等方式，为治理学科提供完整的发展设计。
第五，组织与治理相关的学术会议，鼓励多学科的学者围绕治理科学的相关话题展开广泛讨论。鼓励社会联合体组织成立治理科学相关的研究会或学会，从而在学界和社会中凝聚更大的关注度。研究会的设立往往是一个学科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而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来自不同高校，甚至来自社会不同界别。另外，成熟的研究会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会员，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组织活动，鼓励治理科学在高校之间和社会内部形成知识的扩散和传播，进一步推动学科人士和社会对治理学科的认同。
第六，加强国际传播。在学科发展形成后，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学科创新的努力，鼓励留学生进行治理学科学习并广泛传播。治理学科的发展是中国构建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重要努力，必须要跳出学科的发展看待治理学科。同时，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也没有进行充分讨论，遑论学科发展，这就为中国的研究走到国际学术界的最前沿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而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治理学科的发展要具有国际面向，从一开始就要考虑治理学科构成概念和知识本身的国际化和标准化。只有概念容易被翻译和传播，并为外国学者所接受，治理学科才具有国际性意义，也才能构建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
5 结语
管理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学科创新的象征。在国际上，管理科学的构成部分分散在各个母学科之下。例如，公共管理设在政治学之下，经济管理设在经济学之下。中国的管理学创新则是从各个母学科之下抽取出来，组成管理科学的学科门类。这种学科集群式的发展方式促进了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对于推动学科发展有重要作用。例如，通过构建管理学院，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集聚在一起，在机构设置上破除跨学科交流的障碍。这种跨学科交流不仅有助于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教师之间相互交流，提升管理知识传播的效率。因此，管理科学作为学科门类的设立和发展，在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支撑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管理学对人的程序性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个体创新性的压抑。“新左派之父”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的人”描述了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社会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由此，更加尊重人的主体性，由管理走向治理就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治理在各个领域成为流行概念，却缺乏将各学科的知识整合在一起形成新学科的努力。这种努力在国际学术界同样也没有，因此也就给予了中国继续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就学科发展的意义而言，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更多是形式创新，即把不同学科的管理相关的知识集合在一起形成管理科学，而治理科学的创新既是形式创新也是内容创新和价值创新。这就需要把各个学科关于治理的讨论聚合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整合，从而形成更好的治理研究成果。
目前，治理在各个领域中拥有很高的研究热度，但围绕治理的大多数讨论都是对西方治理概念剖析，对治理的核心内涵及其逻辑的认识远没有达成共识。因此，中国在治理学科上的努力，可以落实到治理理论的大发展上。西方的管理科学已经无法应对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和挑战，如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治理科学则是应对这些问题的可行路径。但是，西方的知识系统无法为治理提供充足的思想来源，因此需要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关于治理的分析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灵感。治理科学的学科构建有很多外在的内容，而其本质性的内容则是通过学科构建，把各个学科顶尖的研究者集合在一起，对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城市治理、农村治理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在挖掘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治理理论成果，从而为未来的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