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云波 | 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点击上方关注我们!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2期

引用格式：韩云波.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形成与习近平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创造性发展[J].探索,2020(2):172-182.

韩云波

山东济南人，博士，西南大学期刊社编审，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类型文学研究及学术期刊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庆市社科等各类项目10余项；在《文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探索》《浙江学刊》等杂志发表文章160余篇，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文摘转载摘要40余篇次；出版著作14部。独立获得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共3项，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中国高校社科学报事业突出贡献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市期刊杰出人物”等荣誉称号。

摘要

英雄文化关乎国运民气，至关重要。中国古典英雄观念的内涵在于智勇双全、文武相兼，西方英雄观念的内涵在于天授神性，二者的碰撞形成了中国近现代英雄文化的混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0年代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将其上升为“人民英雄”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观与英雄文化一度面临消解、诋毁英雄的不良社会思潮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弘扬英雄文化，习近平关于英雄文化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英雄谱系和英雄内涵，提出了忠诚、执着、朴实的新时代英雄鲜明品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9月21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提出了“人民英雄”概念。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亲自题写碑文，把“人民英雄”的范围由“人民解放战争”上溯至 1840年以来近现代的整个革命历程。从此，对人民英雄的崇尚成为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主革命时代的人民英雄，进一步发展为今天的新时代英雄，弘扬英雄文化就有了迫切而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拟分四个部分：首先论述英雄文化的历史积淀与中国近现代英雄文化的曲折生成；其次论述中国共产党人从“群众英雄”到“人民英雄”的新英雄观念；然后论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与学术研究中的英雄文化；最后重点论述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新时代英雄文化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本文的目的，正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英雄文化，让英雄文化凝聚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强大的精神力量。

1 中国近现代英雄文化形成的曲折历程

在今天看来，“英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固定词汇，指“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但从词源历史角度看，“英”“雄”是二分的，在东汉之前分别是独立存在且较少并列使用的两个单音词。“雄”由鸟类性别引申为突出、强壮、领先等义，“英”则以智力高下划分等级。这反映出古人对“英雄”的认识以及寄寓的理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的英雄观，对近现代人的英雄观也产生了影响。

1.1 中国历史传统中智勇双全、文武相兼的“等级英雄”观念

就目前所见典籍来看，《燕丹子》《六韬》《韩诗外传》今传本中都有“英雄”一词，但它们成书 时代尚有争议，不足为凭。可以确信的是，两汉之际“英雄”一词开始出现，《汉书·叙传上》所记班固之父班彪劝谏隗嚣，作《王命论》称刘邦麾下“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英雄”归于“王命”，知天命之所归。方望《辞谢隗嚣书》、班固《汉书·刑法志》、王充《论衡·案书》也使用了“英雄”一词。“英雄”一词的较广泛使用是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历史情境中。“建安七子”之一王粲著《汉末英雄记》十卷，体例为人物列传，辑本尚存曹操等55人事迹。汉魏之际，刘邵《人物志》 第八篇即为“英雄”，刘邵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和雄一文一武，英有谋事之能，雄有成事之力，二者互补配合。但人们往往不能二者兼得，“故英雄异名”，“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至此，“英雄”就成为文武双全、雄才大略之人的美称，由人物品评的名目而迅速成为一个固定词汇，广泛地进入汉语之中。

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淮南子·泰族》提出以智力高下来安排人事的设想：“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篇也说：“大材者执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曰豪。豪杰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视诸掌上。”以“英俊豪杰”安排人事，达成国家治理目标，四者形成了严密的等级意义，“英”是最高的等级。“英”的提出，避免了鲁公伯禽“亲亲尚恩”而导致国力衰弱的悲剧。汉末魏晋时代，人们试图以“兼有英雄”之人来驾驭“英”与“雄”两类突出之士。可以认为，由人物品评得到详细解释而固化的“英雄”概念，不仅是一种人才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是人们试图以“英雄”来达到天下大治的期盼，“英雄”由此得到社会文化的极大尊崇。

“英雄”以文武双全的品性才能为评判标准，对以血缘为等级制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异己力量。乱世需要英雄平定天下，统一王朝便对英雄有所忌惮。这里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一，英雄在封建国家意识形态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仅在治乱之际偶露峥嵘。比如，检索“二十五史”的“英雄”词例，在各统一王朝中，《旧唐书》15例，《新唐书》9例，《宋史》18例，《明史》12例，《清史稿》4例，这和上述史书的宏大篇幅显然不相适应，生动呈现出“英雄”为封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情形。第二，“英雄”走向民间，同样检索“英雄”词例，《水浒传》214次，《三国演 义》95次，《儿女英雄传》190次，“英雄”已由汉魏时代至高无上的人物美评下降至民间而成为大众通俗文化话语。

“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命运，一方面是顽固地保留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遗留，具有高高在上的特征：另一方面是成为一顶廉价的帽子被随意奉送，“雄”的勇力甚至粗豪被极度扩大，“英雄”成为粗野、流氓的戏仿式代称。当然，“英雄”的正面意义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关涉国家危亡、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民族英雄”依然是历史人物画廊中最为闪亮的明星。宏大叙事与边缘叙事的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使得“英雄”成为人们既耳熟能详又谨慎使用的一个特殊词汇。

1.2 西方“神性英雄”观念对中国近现代英雄文化的冲击与混搭

中国近现代的“英雄”观念，不仅是古典文化的传承，更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传统“英雄”没落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英雄，就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期间所回忆说：“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西方“英雄”概念起源 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人将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儿子称为heros，其同义词demigod就是“半神”，其后heros演变为hero，被中国人翻译为“英雄”。

维柯说埃及人把世界分为三个时代，即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所谓“英雄时代，其时英雄们到处都在贵族政体下统治着，因为他们自以为比平民具有某种自然的优越性”，是从神到人的过渡，贵族特性得到极度放大。“真正英雄制度的起源，英雄制度要消除骄横的人，援救在危境中的人”，英雄又成了救世主并成为一种制度在世间取得成功，罗马就是这样的典范。沿着神性英雄之路，托马斯·卡莱尔试图以此解决19世纪英国的社会危机，“要求建立‘真正的贵族’，确立‘英雄崇拜’”，物色“最卓越的人物，因为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就可以‘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结合起来’”。卡莱尔的“英雄”是什么呢？“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恩格斯针对这种观念批评道：“嘲弄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基督徒编造了一部别具一格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实质，只承认他们的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才需要这种实质”，而“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

1920年代以来，卡莱尔带有神性色彩与专制色彩的“英雄崇拜”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后更有叔本华和尼采哲学掺入其中，使“英雄崇拜”走向极端。1940年，陈铨提出：“怎么样发扬中国民族潜在的精神，怎么样养成英雄崇拜的风气，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他的处方是非理性化民族主义的极致，很快就引起了沈从文、贺麟等人的批评，当时的进步文化界甚至“由于误认为尼采学说是法西斯主义而将信奉尼采学说的‘战国派’过激地定性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中等级英雄论因江湖式同流合污而走向衰朽，另一方面是西方传统中神性英雄论因迷狂式拔苗助长而走向极端，这就是194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文化所面临的“英雄”困境。由此带来的现状，一方面“英雄”仍然保留了民族大义与浩气长歌，另一方面则是“英雄”成为一种讽刺与调侃。英雄观念的正本清源，以人民史观来看待英雄，就成为中国革命史上 民族英雄们的历史担当。

2 中国共产党人以“群众英雄”和“人民英雄”重塑英雄文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较早的时候对待英雄文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统计《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文集》全文的“英雄”词例，可以见其端倪。1931年以前，毛泽东仅2篇文献3次使用“英雄”一词。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评“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1929年《给林彪的信》说要“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批评“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可见基于当时文化中“英雄”的变异与蜕化，3次使用的“英雄”都是批评态度，尤其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严厉批评。但后来毛泽东转变对“英雄”一词的使用态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和人民立场使用“英雄”，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观与英雄文化的基调。

2.1 1940年代前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的发展

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是全国的大局，毛泽东对“英雄”的使用开始具备两方面的色彩：一方面仍沿袭针对所谓“英雄主义”不良倾向的批评，要向“新军阀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是对长征和以抗战为核心的民族大义的赞美，说“红军是英雄好汉”，“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说党的干部“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说抗战军队“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称宋哲元、傅作义等将领为“抗日英雄”“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期望蒋介石成为“抗日英雄”、成为“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进而提出“军阀可以转变为民族英雄”，等等。红军长征的壮举极大地激发了“英雄气概”中的英勇气质，“英雄”拂去蒙尘，开始恢复本来面目：抗战的急迫形势，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壮志，虽然“英雄”概念仍具有两面性，但在特殊历史形势下已开始昂然挺立于天地之间了。

2.2  194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英雄”“劳动英雄”与“人民英雄”观念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既要面对日寇的进攻，又要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毛泽东1941年在《<农村调查>序》中率先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基于党的群众路线来理解和命名“英雄”。这就在当时流行的个人英雄(古典等级英雄与西方神性英雄的“英雄崇拜”)、民族英雄(传统英雄中的宏大叙事与国家叙事)二分观念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英雄谱系，即“群众英雄”。1942年，毛泽东在《中宣部宣传要点》 中特别提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的三分法，明确建立起全面、系统的全新英雄谱系观。民族英雄可以是将领或士兵，在大众层面就是战斗英雄：群众英雄在非战斗情境下，体现为劳动的精神和成绩，这就是劳动英雄。因而就可以将“优秀分子”分为“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全新英雄谱系观，重新塑造了历史，历史不再是英雄的历史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并由对英雄的重新定义，将传统所谓“英雄”的英雄史观变革为人民的“英雄史观”，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历史的理解。

1943年，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7月，中共中央提出要“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同月，朱德发表文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明确提出革命的“新英雄主义”，说“ 很多人没有把这种新英雄主义和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区别开来”。新英雄主义包含了以下要素：第一，新英雄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群众的英雄主义；第二，新英雄主义的表现，“所作所为都是为群众的利益”，“相信群众力量、集体力量才是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第三，新英雄主义运动的三个主战场，是战斗、生产、团结群众;第四，要“把新英雄主义运动当做一种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办法”，“形成一种热火朝天的伟大运动，创造出更多的部队英雄和英雄事迹”。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召开，毛泽东发表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强调“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盛赞“劳动英雄”的突出贡献和伟大意义。在党的七大的政治结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强调“劳动英雄”不仅有与党的“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更有“创造性的个性”与“革命的标新立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方式，正式提出“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群众英雄”“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多种“新英雄主义”的集成与提高，预示着和平时代与更长历史时段、更大历史空间的英雄文化的升华。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性力量，面临内忧外患，人们往往只能表现为逞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基于民族大义的英雄主义只是灵光一现且更多的时候处于潜流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红军确立群众路线开始，群众英雄主义开始萌芽，并在抗战的历史洪流中得到极大锻炼，最终从劳动英雄成长为人民英雄。毛泽东提出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英雄传统。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时代英雄”精神，闪现出更加耀眼的光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3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与学术研究中的英雄文化

改革开放是一个取得了光辉成就的伟大历程，但也是一个闯过了急流险滩的探索历程。尤其是伴随着以苏东剧变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以及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娱乐至死等不良思潮的侵袭，在崇尚英雄文化的同时出现了诋毁英雄进而诋毁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杂音噪声。

3.1  改革开放以来英雄文化面临的杂音与挑战

1991年苏联解体，这不仅是因为经济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果，更为核心的原因是改革重点转向政治、社会领域之后的根本性方向错误。如果说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导致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放弃，那么意识形态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卓娅是苏联人民不屈抗战的精神象征，然而就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1月，苏联极右杂志《论据与事实》 声称“老乡们竭力回避谈论卓娅”；2月，该杂志以“一名有良知的女教师”名义提供了所谓“实情”，声称是德军保护了村民，而卓娅是被愤怒的村民们打死的。

几乎以和诋毁卓娅如出一辙，2007年1月12日，一篇《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的博文，借所谓“老人们说”，将重点放在猎奇而不是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上，形成了对英雄的“解构”。这篇博文受到了各界驳斥，虽然刘胡兰的英雄形象并未倒塌，但一时之间“解构英雄”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时尚。2013年，财经网发表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随后该文作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此文，损害了英雄的名誉。其后，又相继出现了针对雷锋、邱少云、黄继光、张思德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的诋毁，甚至出现了针对毛泽东的诋毁，意在通过恶意揣测、选择论证、刻意夸大等卑劣的学术不端手段，达成实施不良诱导、最后破坏风气的目的。

在大众文化、影视娱乐及学术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对英雄文化的诋毁和误导。其一，“系列‘英雄诋毁说’主要表达几个议题：英雄人物并非真实而系‘伪造’；中国共产党军史谎言为官兵‘共谋’；为所谓‘正义’而战的英雄实属受‘忽悠’的政治‘炮灰’，和中国人一道蒙受欺骗：中国政府话语没有可信度”。由海外势力和国内网络舆论场共谋，显示出强烈的煽动性，导致一大批共和国英雄形象遭到所谓“反思”与“颠覆”。其二，将过去受到批评的资产阶级形象，刻意塑造为所谓“英雄”。比如有文章将张爱玲笔下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成是“有浓郁的英雄气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对于英雄主义气吞山河、无所畏惧的精神气质来说，显然都是一种消解和歪曲。其三，以西方式的个人英雄尤其是好莱坞英雄，作为对西方国内危机起到“文化疏导作用”的产物。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开放这一面，中国长期处于“请进来”多于“走出去”的文化态势，西方文化处于强势输入地位，他们“基于西方历史文化断裂性特征”而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以分裂为主流的现代性国家”，并企图以西方的个人主义英雄观来颠覆和替代中国的人民英雄观。

目前学术界对于“英雄”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对其进行数据归类发现：其一，研究成果高度集中于文学艺术领域，尤其是对英雄人物、英雄形象、英雄史诗、超级英雄、好莱坞等问题有众多研究成果，研究对象遍及古今中外；其二，对英雄主义、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民族英雄、英 雄事迹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领域；其三，十九大以来，毛泽东、习近平的英雄观念等成为热门主题，说明对当下新时代英雄文化及革命英雄文化有了热切关注。但存在的问题也较明显：一是多为短篇文章，跨学科跨领域的学理性宏大论述尚不多见；二是对于历史与现实、中西不同英雄观的比较研究较为欠缺且深度不够；三是文献穷尽式和与大数据技术 结合的研究成果尚为少见；四是对于“反英雄” “诋毁英雄”及错误思潮的批判不够深入。

3.2 中国共产党人对英雄文化的高扬崇尚与习近平关于英雄文化系列论述的研究状况

当此之际，基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人民英雄观正承受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于英雄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江泽民和胡锦涛都高度赞扬了红军伟大长征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高度赞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高度赞扬1998年抗洪抢险中表现出来的“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高度赞扬2008年抗震救灾中表现出来的“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些都体现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的英雄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雄文化的弘扬。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的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等系列纪念活动中，习近平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英雄文化作出了重要指示。同时，习近平还针对井冈山等革命老根据地、针对文艺领域等作出了关于英雄文化的系列论述。

十九大以来，对英雄文化的弘扬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于2019、2020年连续提到“英雄”，这是过去多年来所没有过的。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更是详细论述了新时代英雄的突出特征，将其总结为“忠诚、执着、朴实”三大鲜明品格，这一全新的英雄观念，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英雄主义”的发展和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英雄文化的核心特征，为弘扬新时代英雄文化提供了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

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弘扬与发展集中体现为习近平关于英雄的系列论述。但目前对这方面 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进行的。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对习近平关于英雄文化内涵的探讨。如李军刚等总结了传承精神、爱国情怀、必胜信念、英雄气概、平凡人生等五个维度。杨光敏指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英雄人物观和以爱国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英雄精神观。唐勇总结了“矢志不渝”的信仰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心中有责”的担当精神四个方面。二是对弘扬英雄文化的工作探讨。庞申伟提出思想引领、机制保障、实践导向三方面英雄文化构建路径，田旭明提出“要因时代之需塑造英雄、完善英雄宣教方式、活化英雄传播的载体、健全捍卫和关爱英雄的保障机制、优化学习和崇尚英雄的社会环境”，唐勇提出以理念、舆论、教育、活动、体验五个方面进行英雄文化建构。

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在于：一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中英雄文化的形成缺乏历时性探讨，未能突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新时代的“时代英雄”内涵升华；二是论述方法多采用列举式而未对英雄文化本体性内涵进行研究，未能充分突显英雄文化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英雄特质；三是对于相关错误思潮论述较为浮泛，未能揭示西方英雄观念的本质内涵，从而不能从根本上正本清源；四是对于弘扬英雄文化的关键节点或表现领域，多为泛泛而谈或老生常谈，导致对策可执行性与有效性不足。当然，也因为目前对新时代英雄文化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足在所难免。

4  习近平关于英雄文化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创新发展

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关于英雄文化的系列论述，全面把握其深刻内涵，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入认识新时代英雄的时代品格，是弘扬英雄文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梳理出英雄谱系、英雄内涵、英雄品格三个方面，进而认识英雄的文化品质。

4.1 从“民族英雄”“群众英雄”到“时代英雄”的英雄谱系

谱系是周全的类型划分，也是系统的历史追溯。由共时和历时的共同描述，看到事物的整体面貌。在习近平关于英雄的系列讲话中，对英雄的描述有这样几个类型：

一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首先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朱德同志“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其次，民族英雄更是一个群体，“近代以来，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和侵略而英勇斗争的人们，一切为中华民族掌握自己命运、开创国家发展新路的人们，都是民族英雄”。再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二是群众英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劳动英雄”和“战斗英雄”作为“群众英雄” 的主体构成，既区别于中国传统中个人逞能的旧英雄主义，也区别于西方基于神性天赋的个人超级英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英雄观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就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他还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2019年和2020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都特别提到了一批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群众英雄。时代在进步，但“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英雄始终是我们英雄画廊里最重要、最闪亮的部分。

三是时代英雄。习近平曾引用隋朝王通《中说·周公》中的“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英雄的语词意义不变，具体内涵却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基于对建军大业、红军长征以及抗日战争中英雄精神的总结提升，今天需要突显新时代英雄的特征，对此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有深刻的论述，后文将详细说明，此处不赘。

4.2“精忠报国”“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英雄”作为一个语词，经过历史文化积淀已基本定型。在西方英雄史观笼罩下，悉尼·胡克说：“所谓历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样一个人：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样的影响归因于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行动不像实际那样的话，则这一问题或事件的种种后果将会完全两样。”“每当必要的时候，会从茫茫人海中召唤出一批英雄来。”这些英雄到底是谁召唤出来的呢？这种西方英雄观就不免堕入唯心主义的神性窠臼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看待英雄，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把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统一起来，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群众，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习近平2014年在兰考考察时强调“英雄模范人物崇高精神的形成过程”，认为焦裕禄正是具有“‘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并因此成了时代的英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使用“英雄气概”一词概括不同历史情景和不同历史使命下的英雄文化内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抗日战争英雄群体，“以身许国、精忠报国是抗战英雄最鲜明的品质”，“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英雄的红军，“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体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英雄的人民军队，“以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用生命诠释了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人民军队曾经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由此可见，“英雄气概”的核心就是以人民利益、民族利益为信念的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与必胜的信心相结合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斗志”。在精神上，是以身许国、精忠报国；在意志上，是百折不挠、不畏强暴；在信心上，是无往不胜、一往无前。概言之，“英雄气概”就是基于大无畏气概的“三个不相信”的必胜信念。

“英雄气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多种精神力量融会的结果。比如，孙中山的民族英雄精神，就是由“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四个方面组合起来的。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四个方面。英雄气概是多种精神力量之中的一种，系统把握英雄的精神整体，才能更好地理解英雄，进而成为英雄。

4.3“忠诚”“执着”“朴实”的新时代英雄鲜明品格

英雄的历史传统与当下表现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英雄历史的民族文化整体性。“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青年英雄辈出，中华民族青年英雄辈出”。不仅战争年代需要英雄，“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尤其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给予了中国新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我们对英雄文化需要有符合新时代的新认识。我们面临“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展现了“忠诚担当、忠于职守的政治品格和职业操守”，“把非凡英雄精神体现在平凡工作岗位上”。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举行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新时代英雄的三大“鲜明品格”，即忠诚、执着、朴实，创造性地对英雄品格进行了全新的界定，从而使英雄文化体现出了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性，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全新思考，体现了习近平基于新时代历史征程的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

习近平为新时代英雄确立的三种鲜明品格中，忠诚“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对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一心为民的理想信念，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一生的努力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忠诚不是忠于个人的利益和名誉，而是忠于人民和民族，并体现在忠于自己所从事的正义的事业之上。执着“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几十年如一日埋头苦干，为国为民奉献的志向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坚守无怨无悔，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改”，体现为英雄出自人民群众的养成性，不再是天生或神授的智力与体力，而是初心不改的积累性养成，符合群众英雄的成长规律。朴实“就是英雄模范们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具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其中很多同志都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典型，展现了一种伟大的无我境界”。平凡的岗位是每一个人皆可为之的岗位，不必计较最后结果中个人的地位得失，是以大局观顾及整体成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最后辉煌并不一定是在我的环节，但我的环节却必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过程之中不必突显我的光芒，结果之上却是群体光芒辉耀天地。新时代英雄的三大品格，体现出来的是深刻的人民性和群众性。英雄是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来自人民群众，每一个人都受惠于英雄，每一个人都可以争做英雄，每一个人都在做英雄的过程中得到了境界的伟大升华。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的人民创造英雄的历史。”英雄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联，也更是因为今天处于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对英雄的呼唤，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弘扬新时代英雄文化。“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戮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不仅要明确认识英雄与祖国、人民、民族的关系，明确英雄与时俱进的新时代特征，在立法层面将崇尚、捍卫、学习、关爱英雄制度化，在宣传工作层面营造崇尚、捍卫、学习、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在教育层面从小培养“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宏图壮志，在文艺工作层面将礼赞英雄作为永恒主题，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一定是英雄的国度，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一定是英雄的人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5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代主题不仅是要以和平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弘扬新时代英雄文化，同样要“危难时方显英雄本色”，做出“化险为夷的英雄壮举”。就在笔者校对本文清样之时，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与广大医务工作者向着武汉“逆行”，展现出的正是新时代的英雄壮举。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前人词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不仅是对“崇高精神”和“政治品格”的赞扬，也是对新时代英雄的要求。他们就是“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的新时代英雄！“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这就是新时代英雄文化的真谛，是中国走向光辉灿烂未来一往无前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