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志，张云翔 | 社区微更新中政社共同生产的类型与生成逻辑——基于上海市Y社区的实践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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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3期
摘 要
成功的社区微更新往往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生产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于这一微观过程中的互动行为和生成机理尚语焉不详。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深入研究发现，社区微更新的整体进程与具体形态受到动力机制和政社互动方式的共同影响，而政府的自我定位和行动策略型塑着动力机制，进而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合作生产。路径差异不仅导致了微更新的效果差别，而且对社会行动网络施加着不同影响。对政府来说，需要更加灵活地选择管理策略，在共同学习、互相协作中推进社区微更新项目及社区的自治和共治。作者：容志(1980—),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云翔(1991—),男,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讲师。1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城市更新的理念最早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泛指城市房屋、街道、公园、绿地等的改善以及大规模都市计划事业的实施。彼得·罗伯茨等将城市更新界定为“综合协调和统筹兼顾的目标和行为”，其目的是“寻求持续改善亟待发展的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因此，就外在形态而言，城市更新强调的是城市空间的再利用与城市功能的新调整。“微更新”的理念可追溯至美国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提出的“渐次性的，而不是急剧性的”城市更新思想。其观点强调，小规模的改造方式由于它的“小而活”的特性，更容易适应城市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保持并创造城市的多样性。基于以人为本和维护城市社区文化与价值多样性的考虑，美国、英国等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就开始推动社区微更新，例如通过社区基金会来推进社区环境更新。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老旧社区居民自发的小规模改造。单瑞琦总结出社区微更新的三个特点：更新对象微、实践投入微、导向切入点微。社区微更新就是以少量的资源对小规模的社区空间进行更新，从而满足居民微小的生活和情感需求。虽然更新“微”，但这样的更新有助于在社区中切实解决居民的现实问题和生活需求，对于城市基层治理和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对社区微更新的研究主要来自于城市规划学界，可以大致分为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维度。技术逻辑关注的是社区空间规划与改造的理念、方法和路径，如依据社区现有的历史、文化、地理、人情资源，通过创造性挖掘和外部性连接，展现新的社区景观和风貌，或者通过项目运作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激发社区升级、生长与发展的动力，实现对社区形态和内在活力的重塑。社会逻辑则关注社区更新背后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互动，甚至认为，社区微更新的本质就是社区治理，是社区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推进社区发展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项目设计仅仅是治理的一个环节，脱离治理环境和社区背景来谈项目设计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微更新的发生和展开就不仅仅是技术实现的过程，而对有关社会政策和各主体之间的行动相关性和结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来说，技术逻辑侧重“如何实现更新”，而社会逻辑则侧重“更新何以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新何以可能”问题似乎更加重要。在多元现代社会之中，公共性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达成，特别是在社区这个人员众多的场域之中。基层政府掌握着公共财力，规划设计人员具有专业知识，他们往往易在微更新中占据重要位置，而直接将居民视为更新的受益者和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但同时，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行动也不能被忽视。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社区居民可能会鼎力支持并积极参加专业性的更新项目，也可能会持反对态度，或者选择袖手旁观、坐享其成。因此，城市管理者、专业设计师和社区居民往往需要开展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流，以形成公共参与、利益平衡以及相互协作。有的文献直接指出了这种隐藏在微更新背后的多元共治逻辑，并希望通过社区多“圈层”的共同协作来实现多方共赢的微更新，其架构是：内层为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代表，是核心主体；中层为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和企业，能激发和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外层为街镇、政府部门和媒体，为社区治理搭建合适的平台。这种类型划分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微更新的共治主体，也大致廓清了不同主体的不同位置。但是，我们对整个共同生产的具体过程和形成逻辑，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多方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和互动关系依然知之甚少。具体来说，共同行动的核心动力来自哪方？关键行动者如何发起和推动共同生产？公共部门如何介入这个过程并发挥何种作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对共同生产的结果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揭示共同生产的形成路径，也有助于我们辨别哪些现实案例是基于合作网络的共同生产，哪些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和社会动员。
更为复杂的是，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不同性质的主体在社区共同生产过程中的互动与关系可能颇具特殊性。在政府中心主义看来，由于社会力量的不足，公共部门或者居民自治组织在共同生产中起到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但如果完全依靠公共部门和自治组织的行动和动员，则社会参与力量必然有限，居民在共同生产中的作用受到抑制。而在社区中心主义看来，居民的主动参与才是社区治理多元化的核心，也真正有助于提高服务满意度和社区归属感。但过度依赖居民的自发行动，又往往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如何将这两种甚至更多力量糅合在同一个行动过程之中，需要超越简单的政府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分析中国语境中的共同生产形成机理。例如，公共部门通常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介入社区服务生产过程？这种介入路径对于共同生产形态有何具体影响？公共部门如何通过灵活且智慧的介入方式来激发公众参与共同生产的原动力并引导共同生产持续地创造社区公共价值？要展开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就需要在社区微更新的实证研究中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2 基于共同生产的分析框架
社区微更新主要是指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态、功能和环境进行微小规模、包容多种功能的渐进改造活动。同城市更新相比，社区微更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主要发生在居民区这一相对独立和简单的空间之中，与市民的居住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其产出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所以居民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第二，相较于城市新旧区域的大拆大建与基础设施层面的规模性建造或改造，微更新主要是通过局部甚至微小部位的修补和完善，挖掘闲散资源、培育社区文化来提升社区环境和品质，因此工作量和变动规模有限，这就为居民的亲身参与提供了行动上的可能；第三，在微更新的过程中，居民既是更新后空间再造和环境改善的消费者、受益者，也可能因为主动参与而成为直接的生产者。这个过程可能成为观察政府和社会在城市基层空间展开互动合作的一个窗口。
正因如此，本文引入共同生产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社区微更新的生成逻辑。共同生产是指“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的志愿或非志愿性参与”。相比政治学与传统行政学领域的公共参与概念，共同生产更强调服务过程中公众的积极贡献，以及在服务价值创造中的关键性角色。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场域中，共同生产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共同生产使得公众所拥有的资源可以被整合到社区服务的供给过程中。由此，共同生产促进了社区服务的成效，也更好地满足了公众自身的需求。同时，由于社区服务的共同生产往往是集体性的，公众也可以通过共同生产培养社区社会资本，并获得传统公共参与之外的参与和动员渠道。通过共同生产，政府与公众也建立了更强的信任与理解，为社区治理和民主行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共同生产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持续性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在其中互相激励、反馈与调适，产出相关方满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因此，动力机制和行为互动成为观察共同生产形成与演进的两个重要维度。动力机制指向的是行为推动力牵引着共同生产者克服资源分散、士气不足等困难不断向前；行为互动指向的是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有序协作，对于校正共同生产的方向、调适公共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1 共同生产演进的动力机制
为情景性、微观性地把握社区微更新的形成逻辑，这里将共同生产过程分解为“倡议”“响应”“推动”和“扩散”四个环节，以对这个系统过程进行逻辑化、线性化梳理和展示。具体来说：（1）倡议是指一种被表达出来的意见、主张或初始行动，它本质上是一种寻求改变的心态、想法和行动。倡议行动的产生，说明倡议者受到了某种来自外部或者内部的激励，且这种激励导向于改进公共利益而非个体利益。倡议对于共同生产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多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通常需要一个公开号召或者行动，表现为公共议程和话题的设置。（2）响应是指其他行动者在倡议出现后的跟随和同步行动，响应阶段意味着寻求改变的意见和想法获得了社区一部分人（甚至多数人）的认同，这些想法或初始行动已经开始形成扩散效应，更多的人和资源被整合进了集体行动，初步的合作网络开始形成。（3）相比响应来说，推动是指更多的人和资源进入集体行动，合作网络基本形成。或者至关重要的资源进入集体行动，对整个行动形成了重要支撑，使得集体行动得以持续，同时防止已有资源的流失和人员的离开。（4）在共同生产基本完成后，其成功示范可能启发下一次共同生产行为，并保持整个社区更新的持续性，这就是扩散环节。在整个过程中，社区网络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它是多种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也是社会资本的具体体现。社区网络不仅连接了不同的行动主体，还形成了信息共享、行动认同和意图感召等机制，为共同生产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见图1）。
就整个共同生产过程来说，这四个环节又可以被凝练成两种动力机制，即初始动力和持续动力。倡议和响应行动构成了微更新的初始动力。这一动力催生出微更新的初步意愿和方案，缺乏这种力量，后续的合作行为往往难以发生。而在推动和扩散环节中，主要形成社区微更新参与的持续动力。项目形成之后，如果缺乏更充分的资源、人员和其他要素，抑或是无法引发连续的更新行动，则可能变成小打小闹，甚至不了了之。成功的共同生产正是在这两种动力的接续推动下不断演进和扩大的。
2.2 政府与社会的行为互动
现有研究发现，多主体之间的行为互动会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结果。如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和绩效会深刻地调节和塑造社区居民的共同生产行为，从而影响共同生产的最终结果。既有的共同生产研究也探索了管理者如何推动和激发公众在共同生产中的密切参与。共同生产理论研究者相信，政府应该并能够在促进共同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对于整个共同生产行为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公共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的有效行为包括：（1）宣传沟通。通过论坛、媒体和教育等途径提高社区居民对共同生产的认识，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生产能力，并加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信任。（2）资源支持。为公众提供资金、信息和知识、设施设备和人员等关键资源，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能力，也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效能。（3）政策和制度支持，鼓励和引导共同生产的有效运作。例如建立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常态沟通制度来促进与公众的了解与信任，以及采取分权化的灵活管理结构来赋能公众参与共同生产等。此外，管理者还可以制定具体的激励制度来实现与公众之间的社会交换，例如惩戒、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社交激励、规范感召等，从而提高社区居民在共同生产中的参与积极性。
当然，公众对政府行为的反馈也至关重要。这种反馈包括：（1）对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呼应，甚至主动生产和供给某些社区公共产品，即使政府还没有明确的行动号召和提示；（2）对相关号召的直接响应，参与到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中来；（3）提供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支持，扩大共同生产的规模和效应；（4）针对服务进程、服务质量和效果等进行反馈，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协调解决。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都可能在社区更新中发挥重要影响。其中，政治因素包括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等政策以及政府投入和管理行为；经济因素涉及城市功能升级以及土地级差地租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因素则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以及市民的参与意愿和行动等。由于微更新主要关注社区内部的小规模空间改善，因此这里将经济因素暂时忽略，而重点关注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因素。在具体实践中，政府主要是指城市基层政府，包括区县政府及其派出机构，社会则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以及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等。
2.3 社区微更新中政社共同生产的主要类型
根据动力机制和行为互动两个维度，可以把社区微更新中的政社共同生产划分为四种类型：（1）自发生成型。由居民发起倡议，其他居民进行响应和推动，完全依靠公众自身的力量完成。（2）诱致引导型。由政府发起倡议，居民和社会力量响应并予以推动，最终共同完成。（3）资源保障型。由社会发起倡议，政府予以支持帮助，提供资源技术等。（4）政府包揽型。由政府发起倡议并实施完成，群众参与较少，或者只有个别的、分散的和碎片化的参与行为（见表1）。
3.1 资源保障型
K里弄是Y社区里的一个小弄堂。由于日久年深，存在着旧式里弄较为普遍的问题，如房屋陈旧、墙壁脱落、卫生条件差、电线乱拉乱接、衣物随意晾晒、缺乏公共空间、邻里交流不足等。针对这些问题，居民起初自发进行了安装公共座椅的更新改造，并在政府“自治项目”的资源保障与支持下，逐步拓展为里弄绿化、环境整理等更新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回溯性研究，发现其基本过程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居民倡议。首先起源于居民老王的个人行动。他看到老人们经常要从家里搬凳子出来乘凉，实在不太方便，2017年夏天就自己动手用石头和木板在弄堂走道的两边搭了两个简易的座椅，想让老人们免受体力之苦。老王在回忆这个过程时说道：“我在这里出生，生活了57年，是有很深感情的。由于自己做监理，常年在外跑项目，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那年夏天公司一直没项目，我就呆在家休息，时间长了，看到老人家们出来乘凉聊天还要楼上楼下搬凳子很不方便，自己又会做点木工活，就动手搭了两个简易座椅，其实也没有费多大力气。”解决老人们搬凳子困难和社区公共空间简陋这一细微的“需求”只有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才能准确感知和捕捉。老王建造的座椅虽然简单甚至简陋，但正好回应了这一需求，并因此慢慢形成了一个人们可以聚集起来的公共空间。 第二阶段：居民响应。安装的座椅形成了一个磁场，不仅吸引了平日不爱出门的老人，也把关心弄堂的人逐渐聚到了一起。后续的展开整体上都来自于这一创意和行动。人们在闲聊中碰撞出火花，有人倡议举办一次吃“小龙虾”的聚餐活动，完全实行AA制，邻居自由参加，马上得到了近10户共30名居民的响应和支持。居民在聚餐的过程中一起商量如何可以把弄堂“修理”得更“清爽”一些。在此基础上，一个松散的、自发组织的“行动小分队”(志愿者队伍)悄然成立，并在后续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政府推动。其中一名参与聚餐的居民——“小分队”成员老陶从2013年起开始在居委会做社工。他联想到上海正推进街道“1+6”改革，居委会正在寻找自治项目，于是向居委会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的“自治项目”，引入外部经费助力社区更新改造。居委会书记和主任实地看了以后，觉得非常可行，经过正式的申报程序后“自治项目”得以立项。街道办事处最终提供了3万元经费予以资助，并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原本一部分预算用于直接购买新的椅子，但居民选择了自己动手。在5位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居民自己切割、组装，最终做成了两个长2米、宽0.6米的更加合适且实用的长椅。同时在座椅上方安装了雨棚、电风扇、电灯，对墙壁进行了简单粉刷，环境得以明显改观，大家聊天、聚会的行为明显增多。第四阶段：更新扩散。2018年老王带头“众筹”，带动弄堂居民捐款，筹集资金用于进一步美化环境，包括购买绿化植物，加装门禁防止电动车穿行等。这些行动获得了居民的认同和支持。硬件更新后，还产生了自发性的维护机制和监督机制，例如给公共植物和绿化浇水，一名热心阿姨就做了值日表，志愿者们的时间安排一目了然。环境改善后，人们在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交往越来越多。3.2 诱致引导型
Y里弄是Y社区内与K里弄相邻的另一个小弄堂。2018年初开始，这里也进行了一场环境的微更新，以解决年久失修、房屋老旧、公共空间缺乏规划和打理、利用率不高、居民之间交往受到限制等问题。与前一案例相比，这个案例的特点是政府引入了外部专家团队，从而专业性更高，操作程序更严谨，同样获得了较高的居民满意度。第一阶段：政府倡议。相比K里弄，Y里弄的公共空间更加宽敞开阔一些，楼间距有4米左右，水泥路面较为平整，还有一整面高墙便于利用。K里弄微更新的成功示范给居委会领导提供了启发和激励，居委会主任决定借助“自治项目”在这里进行微更新尝试。访谈中居委会主任回忆：“区政府和街道都在推自治项目，所以我们一直在找比较好的点。这时，K里弄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我想K里弄的更新改造能做好，这边应该也可以，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刚开始我们做了点发动，但好像居民反应不大。”居民没有积极反应，说明初始的发动力并不来自于居民本身。 第二阶段：社会响应。政府的倡议获得了来自社会层面的两方面响应。一是专业设计团队同意参与更新。2017年底，T大学城市规划系L教师和学生在二级旧里做调研，遇到了居委会主任。主任给他详细介绍了K里弄的环境改造经过，并邀请这支专业设计团队参与Y里弄的更新，提供一点经费支持，获得了后者的同意。二是在专业团队的引导下，居民开始逐步参与进来。2018年初，专业团队召集居民参加“现场工作坊”。讨论的主题不是如何更新，而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墙壁上“涂鸦”以及画出什么样的图案等，大概10来位居民参加了第一次工作坊，并就自己家对面墙壁的涂鸦方案做了大致的规划和设计。 第三阶段：社会推动。大学L教师的专业团队在推动整个更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居民动员方面。在决定参与更新项目时就意识到必须发动居民参与，他后来回忆到：“当时我接下任务的出发点，就是从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完成一件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只是社区改造的引导者，而居民应该是真正的主体。”当然这个互动协商过程中充满着反复，例如原本设计方案中有彩色晾衣竿，但居民们也有顾虑：万一晾衣竿被别的弄堂居民拿走怎么办？最后只能放弃该方案。整个讨论会陆续开了七八次，有的在弄堂，有的在居委会会议室，是整个项目中最耗时的阶段。L教师带领学生们做了几件事：一是用彩笔在墙壁上打样，勾勒图画线条，然后请居民自己动手填上颜色；二是为裸露在外的水池和洗漱台贴上百叶窗式的彩条，虽然简洁但富有现代感，起到了装饰作用；三是设计了简单实用的雨棚，方便了居民在雨天晾晒衣物和避雨；四是和居民一起对一楼的木质门窗全部重新进行了油漆，朱红色的光彩，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第四阶段：更新扩散。在雨棚改造、墙面涂鸦基本完成后，L教师的团队开始退出项目，居民接手了日常的管理。日常管理中最主要的就是养护绿植和墙画修色。大家从各自家中拿出了绿色植物，摆放在门口或者挂在墙上。雨水淋湿了涂鸦画作，居民又自己众筹资金买来颜料，准备第二次上色。3.3 政府包揽型
S里弄同属Y社区，与Y里弄只有几步之隔。2018年底开始，这里进行了一场变动最大的、整体式的微更新。之所以说是“整体式”的，是因为垃圾房、公共厕所、小庭院等基础环境一次性得到了全面更新，而整个工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居民被动参与了这个过程。第一阶段：政府倡议。本来S里弄的更新改造没有那么紧迫，只是周边邻居都搞起了涂鸦、绿植，改善着自己的家园，居委会和街道想趁机扩大“战果”。有了Y里弄的经验后，居委会本打算请L教师团队继续来S里弄设计。开始，设计团队决定将庭院设计为体验式菜园，但被居委会主任否决：“按照里弄人的生活习惯，很快菜就会被人拔光。”沟通几轮后没有达成共识。第二阶段：政府推动。2019年，Y社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接手了S里弄的改造。这里的时机是该区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区委提出“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举全区之力，以‘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意志”，打好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攻坚战。该街道办事处随即拨出专款并聘请专业的设计团队和施工团队对S里弄进行更新改造。这是推动微更新的重要外在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阶段：更新完成。最后的方案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将庭院的地面进行全面打理，重新铺水泥，并更新了一组新的健身器械；第二，将老式的垃圾箱按照分类的要求进行了重新改造，厕所的内部和外部也都进行了翻修，界面更加干净整洁；第三，居民有随意拉线晾晒衣物的习惯，在院子里抬起头来往往只能看到晾晒的衣物，且挂出的衣物红黄蓝绿，不甚雅观，于是决定在一楼二楼结合处的外立面安装一排白色镂空的面板，不仅将晾晒的衣物“收纳”其中，还便于日后种植爬墙虎等绿植。另外，部分细节都进行了优化，如水井外立面美化、楼梯陡峭度改造、大树花坛修整成长凳等。总体来说，整个设计按照“方便、安全、人性”原则进行，方案全面、精细，涉及了各个方面。从更新后的事实来看，改造项目使得S里弄的面貌的确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4 社区微更新中政社互动与共同生产的生成逻辑
旧式社区的更新改造是城市更新中的难题，由于基础设施陈旧和传统社会网络瓦解，往往最后以动迁的方式推倒重来。但这三个案例均呈现出一种局部的、小规模的更新，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实际变化，且都有社区居民、居民自治组织、政府、其他社会力量等多方主体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和互动，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了社区微更新中共同生产的形成过程。
4.1 社区微更新中的动力机制
是什么力量推动社区微更新不断发展和最终形成？在地方政府普遍被视为更新动力提供者的背景下，社会层面是否能够形成动力？两者的推动力如何同向而行？案例分析发现，社区微更新中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突出表现在“初始性动力”与“持续性动力”的生成和相互影响机制之中。“初始性动力”是指集体行动的倡议和提议，并得到相关利益方的认同和响应。“持续性动力”主要是指微更新行动得以扩大、规模得以形成的整合力量。可以说，没有初始性动力，更新行为就难以发生；而持续性动力不足往往会限制更新行动的效果甚至导致其中途夭折。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居民与政府都可以成为社区微更新的发动者。三个案例中，第一个集体行动完全由居民独立发起并获得明确响应，另外两个由居委会这一居民自治组织发起并推动，由于居委会的动机来自于街道的“自治项目”和文明城区创建活动，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政府动力。而且，居委会发起的两项改造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案例1成功经验的启发和鼓励。就政府选择来说，虽然“自治项目”本应交由居民自己完成，但由于缺乏成功经验和案例，实际上也有犹豫；在创建文明城区的背景下，街道办既可以寄希望于自治项目，也可以直接拨专款进行更新（如案例3）。此时，案例1的成功和叫好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政府一定的鼓励和信心，“激励”其选择以与居民互动的方式完成微更新，或者进行一定范围探索和尝试。这种社会对政府的反向“激励效应”正是社会动力的有益表现和反映，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对“自治”政策的有效正向反馈。这些都说明，居民能够为社区微更新提供初始动力，成为第一行动者并影响其后的政府行为选择。当然，在Y社区的案例中缺乏纯粹的“完全自发型”更新案例，但其他关于社区微更新的研究也发现，居民能够在倡议、设计和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成功的、满意度高的共同生产均有赖于居民和政府提供持续性动力。在倡议和初始行动之后，往往需要其他主体的响应、支持和推动，才得以形成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否则微更新的规模和效果就会受到限制。持续性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整合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推动社区微更新改造的横向拓展和纵向升级。横向拓展意味着更新行为从地域和面积上呈现蔓延态势，或者被复制；纵向升级意味着更新的层次不断提高，面貌得以重新塑造。二是通过动员更多的行动主体加入，推动更新形成更大的声势，并形成共识、减少阻力。案例2中专业人员在墙上打样后让居民自己动手填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员机制，此举将居民由“旁观者”和“议论者”变成了“生产者”。一位擅长绘画的老人主动请缨帮助大学生们一起在墙上勾线画画，说明参与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众人发现这位老人的破旧绘画工具柜，决定在柜外涂上好看的白、蓝两色祥云图案以将其美化，这是进一步参与。参与引致了更频繁的互动，如专业团队中有两位留学生对上海里弄生活很好奇，他们一边作画一边听居民拉家常，有时错过晚饭，有居民主动招待留学生到自己家吃饭。留学生对棋牌室好奇，居民拉着他们进去一起体验。这个过程清楚表明，实际行动对于共同生产的直接结果和衍生效应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受访者所言：“居民自己动手做的才会更珍惜，对工程队直接做的，可能就不会当一回事，重要的是，居民把自己的一颗心放到了里面。”
4.2 社区微更新中的互动合作
除去“完全自发型”以外，其余三种类型在政府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互动协作。案例3与案例2形成了一定对比，同样是政府倡议，在初期都与社会力量、居民群体之间发生了互动，但案例3由于未达成“共识”而最终变成了政府单方面行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成功的政社互动合作需要具备一定基础和条件。案例中，这种有效的“合作式互动”表现为三种具体形态：一是相互认可和鼓励。案例1中居民的自发行动得到了居委会书记和主任的认可和赞美，案例2中居委会的动议和邀请得到了外来专业设计团队的同意，并承诺“免费”参与进来，这些都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积极性的认可与鼓励。二是相互供给资源。如果仅停留在居民自发行动的范畴，可能更新规模和效果都非常有限，此时政府的适时介入和支持，如“自治项目”的资金，能够有效推动更新的发展。正如案例1中简易长凳被优化升级为更稳固、更美观、更精巧的长椅，并添置雨棚、电扇等，提升了公共空间的舒适度和吸引力。而专业性社会力量的介入也为政府“诱致引导”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用以动员居民参与到更新过程之中。三是相互协商达成共识。在互动过程中，寻找共识和一致是保持合作、扩大合作的关键。案例1中的“自治项目”预算被居民修改和调整，几次商量后得到了居委会的同意，正说明互相协商的共识得以形成，并对后续工作做好了铺垫。案例2中，基于社区参与理念的“现场工作坊”在凝聚需求上达成了共识：居委会主任原本提议在墙上做些悬挂式盆栽，但居民表示不同意，因为弄堂里没有养花的好手，怕持续不了多久。经过多次讨论，最后的装饰方案变成在墙上涂鸦，而且图案要倾听每面墙所对应的住户的意见。可以说，通过互动达成共识是确保共同生产持续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案例中还可以看出，“合作式互动”得以形成的关键要素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益和互信。首先，更新和更新方案切合了双方的共同需求，这是“互益”的重要基础。众人意识到需要对原有社区空间进行更新和改变，政府需要自治项目得以实施，也需要环境改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契合这些需求是初始行动能够得到响应和后续接力的基本背景。从深层次看，居民之间存在通过公共空间进一步联络感情、闲话家常的需要，把握这个需求对于成功激发共同行动至关重要。案例3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说明了互信的重要。居民作为一个群体，非常容易陷入“众口难调”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果政府缺乏耐心和等待，选择直接包办和代替，某种程度上说明对居民自身能力的“不信任”。案例3与前两个案例形成了对比。它刚开始也想通过外来团队引发居民参与，但遭遇几次“挫折”后就放弃了，也就是在形成“共识”之前就中止了明显的共同生产活动。
4.3 政社共同生产的社会性网络
在动力机制与互动合作背后，还存在一层更重要的“背景”——社会性网络。社区社会性网络是社区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如居民、居民自治组织、党组织、企业等，形成的人格化的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网络是人们在共同行动中可以识别和利用的资源与结构。已有研究发现，随着城市社区结构变化，在跨阶层的城市居住街区中，关系网络构成了促进社区内部团结和动员不同阶层的人群参与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点在本文社区微更新的案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验证。事实上，旧式社区中的多年老邻居关系也是居民动员和召集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熟识、互信和团结和睦容易形成共识，催生出倡议、响应与合作等行为。同时，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和居民自治组织也嵌入社区社会性网络之中，他们的直接参与、推动和支持，不论是资源性、技术性，抑或是鼓励性的，都是社会性网络的一部分。不过社会性关系是一种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这种人格化的关系和资源需要积极的活动予以激活，才能对集体行动产生支持作用。例如，内部募集资源的关键是在社区微更新过程中形成了充分的共识、良好的氛围，并成功激活了“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网络。案例2中，安装雨棚时发现前期预算的资金不够，居民自发组织捐款数千元。雨棚建成以后，居民自豪地表示：“我们这里的雨棚更大，还是透明的，是K里弄的升级版。”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性网络的节点往往由公共服务动机较强的积极行动者构成，而这些行动者的主观意愿和工作技艺同样重要。就主观意愿来说，热心公益、体谅他人的公共服务动机，以及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都是激励公民发起倡议与行动的重要因素。可以想象，一个对社区没有基本认同和归属的居民很难会积极主动改变生活环境，即使这个动作很细微，成本并不高。另外，倡议者的动手能力也很关键。在案例1中，老王的项目监理工作让他能够独立完成初始的简易座椅以及后续新座椅的制作，这对于初始行动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义。事实上，倡议者的“亲身实践”或者说“率先垂范”不仅带来了初始的微更新行为，也能够对其他社区成员形成一定的“激励”和“感召”。也就是说，这种“行动”比其他的方式，如口头号召甚至资金投入可能更能有效激发其他社区主体的同步参与和积极响应。正如老王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什么都能修修补补，别人家里出什么事了，都喜欢找我。”
4.4 社区微更新的效果
我们其实很难简单评判这几种类型孰优孰劣。从直接效果来说，政府包揽型的社区微更新可能推进速度最快、面貌改变最大，但往往因为受到公共资源的限制而很难被复制与推广。有明显政社互动的资源保障型和诱致引导型的社区微更新虽然推进速度相对较慢，改变规模也不大，但从后续效果来说，实际上产生了两类产品：一类是社区公共空间营造和生活环境改善等公共产品，这些直接提升了社区的居住生活品质，且为公共生活的开展提供了空间资源；另一类是通过共同生产和集体行动所营造出的主人翁精神、自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以及孕育出的公共意识和解决公共问题的技能，这些厚植着社区的社会资本和公共精神，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必将为社区开放、自治和善治注入持续性的活力和元素。案例1中，居民们还自发建立了微信群，家长里短就在这里直接沟通交流。这种越来越近的邻里关系积聚了社区社会资本，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有可能促进新一轮的共同生产。
“资源保障型”和“诱致引导型”虽然都产出了这两类产品，但其实也存在细微差别。居民自身发起微更新行动的优势在于，居民生活在社区之中，其日常生活体验能够准确感知生活需求，这种精准度和敏感度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是任何外来人士甚至专家也无法比拟的。例如，居民虽然用一个石墩和一块木板搭了个简易座椅，但实用性很强，能基本解决“坐下来”的需求，后续的生产活动虽然使这个聚会的公共空间更加美观，设置更加细致，但我们不得不说，其主体功能其实在第一阶段已经得到了实现。正是这个能让大家坐下来的空间营造，能够有助于形成真正的邻里互动互助。而政府“诱致引导”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发动居民参与，并通过有效的互动商议凝练出共同的“需求”，进而需求变成真正的更新行动。也就是说，居民的“自发”倡议行动可能已经解决了需求问题，而政府的诱致引导则更需要关注这个环节。
从政社互动来说，其实由谁发起倡议(提供初始性动力)并不是关键性问题。案例显示，不论是社会还是政府提出动议，都可能带来良好的政社互动并产生良好的共同生产，问题是能否形成持续性动力并带领更新行动不断拓展。这与政府的介入时间和方式有密切关系。在居民倡议的情况下，政府的及时回应、认可和支持往往能够给初期意愿和行为以较大的鼓励，并通过资源整合扩大和提升社区更新的效能。当然，资源支持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接手后续过程。案例1显示，政府如果能够充分尊重居民的决策权和使用资源的自主权，往往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关于座椅如何升级改造问题，居民的七嘴八舌讨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简单的长椅设计也体现了诸多人本理念，兼顾了不同群体的需求：左侧的长椅提供给不吸烟的居民，女性居多，座椅稍微矮一些；右侧是给吸烟的男性居民，座椅扶手上拴了易拉罐做的烟灰缸，防止烟灰坠落影响卫生。座椅扶手上还搭了抹布，谁想坐就可以擦一下。本来要被居民扔掉的旧板凳，也被老王收集到座椅下面，便于阿姨们买菜回来后，坐在椅子上拣菜，凳子上搁菜。相比于案例3相对不成功的经验来说，这个“讨论”“议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座椅的升级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议题，有明显的框架限定；而案例3中就微更新方案进行整体性讨论，叙事框架太大，可供选择的方案太多，也就难以形成共识。可见，微更新中的“议题设置”机制对于扩大行动者群体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5 共同生产的生成逻辑
经过类型学划分及过程性分析，我们可以全面概括出社区微更新中共同生产的生成逻辑。正如图2所示，共同生产的行为起始于最初的倡议行动，且这一行动既可能来自社区居民也可能来自公共部门，这就是“初始性”动力。社会性网络在此时发挥的作用是为初始行为的产生提供潜在性支持，包括产生积极行动者，并为整个社区共享信息。持续性动力突出表现在推动和扩散环节，即进一步整合资源、人员，发掘内部潜力或者链接外部资源，为共同生产扩大规模提供支持，并在参与者增多的情况下通过互动形成共识。这一推动既可能来自政府的资源支持，也可能来自社会组织的专业知识，还可能是居民对政府号召的积极呼应和反馈以及热情的参与。社会性网络在此时同样会发挥潜在作用，助力多种要素的连接和动员，从而为共同生产注入资源和技术。如果社区微更新切实优化了公共空间并增加了公共福利，让各个参加方都看到了可喜变化，则很有可能产生扩散效应，形成新一轮的动议，从而推动这个过程循环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社区微更新是多元主体基于共同需求和目标共同改善社区环境和重构公共空间的生产过程。成功的社区微更新需要解决动力机制、政社互动和激活社会性网络等多种问题，为共同生产的形成和拓展创造条件。本研究旨在探索社区微更新产生与发展的微观机理，包括集体行动形成和演进的逻辑、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如何引导和推动公众积极参与，从而实现社区环境公共服务与社区治理的双重发展。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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