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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 |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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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3期
引用格式：郭台辉.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J].探索,2020(3):62-75
摘要
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两大竞争性的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之初，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政治底线，既延续革命话语又吸纳现代化话语。两种话语在内容上的竞争性可以分解到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个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专业教材中得到具体展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教材可以发现，两种竞争性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个更替过程，21世纪后开始凸显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外来的学科话语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并进一步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话语。作者：郭台辉(1973—)，男，博士，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探讨学科话语的自主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自谋发展时自我反思与建构的必要环节，更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赋予政治学者们的重要任务。对话语遗产的反思是话语重新建构的一种前提和基础，反思愈深刻，建构愈牢固。建构新的政治学话语需要充分反思话语遗产的生成与变迁机制。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逐渐恢复与发展的。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此，政治学者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政治学会，各重点高校率先尝试恢复学科建制，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推动学科话语的组织化与制度化进程。
至于政治学学科如何建设与发展，如何建构自己的学科话语，当时并没有明确规定统一的方向与操作指南。但中国政治学者共同恪守的一条政治底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立国之本，现代化建设是强国之路。这意味着当时中国政治学重新恢复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必须处理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竞争的两大话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革命话语与西方政治学的现代化话语。改革开放之后，这两种话语一直在政治学学科话语范畴竞相发展，见证了学科话语的变迁轨迹，推动着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与发展。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不可绕过的历史遗产。那么，学科恢复以来，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之间的竞争性关系如何体现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中，如何理解其内在竞争的变迁路径？本文试图以政治学专业的导论性教材为例，展示两种话语在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竞争性更替。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这种更替路径提供话语机制的解释，把中国政治学改革开放以来的话语变化置于“中国特色”的话语结构之下，更宏观、更深刻地反思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程，更明确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表明政治学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更新将长期面临严峻挑战，需要走出中国自己的自主的“话语之路”。 1 两种话语的竞争性及其教材呈现
2 革命话语在教材中的渐弱趋势
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苏联的无产阶级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无产阶级政权全方位领导苏联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建构起一套无产阶级政权的理念、制度、话语与未来想象，全然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权的话语、观念与制度体系。从此，苏联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合力重新阐释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品，建构与政权相对应的完整知识和话语体系，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先进性，并且拉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话语距离。逻辑自洽的政治话语逐渐形成，以此指导社会生活话语与学术话语，并统一到以阶级革命为重心的马列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农村包围城市，通过革命夺取全国政权，移植并接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迈入现代化轨道，旨在以稳健的经济改革取代激进的政治革命，从而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以阶级政治为特征的制度、价值、知识与话语继续强劲有效，阶级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话语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体系与运转机制确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所需要的，也是必须的，因而西方的现代化话语还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对西方现代化的政治话语也有一个传入和准备吸纳的过程。相应地，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第一批政治学者把革命话语及其具体的概念表述顺利嵌入刚刚恢复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中，尤其是写入政治学的专业教材也是自然的。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主体、过程与理想的话语单位均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改革，政治学者们开始引入西方政治学教材的编写体系和现代化话语及其概念表述方式。从此，政治学学科开始出现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的并存与竞相发展态势，并充分体现在政治学教材中。话语构成的内容与概念表述的形式不一致，话语单位之间以及构成要素之间不协调，但这恰恰成为新一代中国政治学人的成长土壤。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学教材，革命话语的概念与专门术语在政治主体、过程与理想的话语单位中持续渐弱。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教材中，“阶级”“专政”“革命”“共产主义”属于高频率的关键概念，经过90年代的交替与平行发展之后，在21世纪之后逐渐减少。但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等原则性和纲领性的重大议题在专业教材中始终占据显著位置，并体现在字里行间。当然，在不同的话语单位中，关键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使用频率，概念语义在具体不同的文本语境中也有明显的内在转换。从政治主体的话语单位而言，“阶级”及其外化的“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苏联与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话语的关键概念。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中有很高的显示度。同时，中国政治学专业性教材对“阶级”的表述与概念内涵比较一致，一直严格遵循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界定，尤其是“列宁式”的严格定义，即“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讨论的范畴主要集中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阶级统治与国家形成等几个经典议题，而在诸如《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对革命话语的讨论尤其丰富和深入。但是，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政治学专业教材对“阶级”话语的讨论越来越少，尤其是在目录上的专题介绍呈现渐弱趋势（如图3所示）。这种趋势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二是中国国家建构进程从强调执政者的归属性质转向强调执政者的执政过程及方式。相应地，教材也从马克思式的“阶级”转向韦伯式的“阶层”来对译英语中的“class”，从高度政治化的表述转向更为社会化的表述。3 现代化话语在教材的渐强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变化迅速，但本土创造的知识与学术话语一直难以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因而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即输入外来的概念、命题、理论来理解自身的新问题、新现象与新动向。这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形成一种“向强者学习”的习惯性思维。从政治学学科话语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学习美国政治学以及美国政治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尤其是引入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等概念及其表述方式。尽管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系统论与“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在国际政治学界遭到批评，并转向“公共选择理论”“制度主义”“多中心治理”等“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对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及发展影响甚大。仅从政治学教材来看，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零星引入美国政治科学教材的一些话语表述，在20世纪90年代与革命话语平行发展，但到21世纪之后现代化则成为教材的核心话语与目标指向。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在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基本概念、教材编排、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等各方面也学习美国政治科学为主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具体体现在政治的主体、过程与理想三个话语单位中。其中，在政治主体的话语单位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引入“利益集团”与“公民”，并且把“政党”纳入政治科学的思维与比较范畴。美国建国之初，“利益集团”问题就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此后一直构成美国多元主义和选举政治的本质，必然是美国政治学家如本特利、杜鲁门、达尔等人的重要研究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学并没有引入利益集团概念，直到80年代末才写入专业教材。21世纪以来的诸多教材都有“利益集团”的专门章节，主要介绍其类型与政治功能等内容，但“利益集团”概念难以关联到中国本土的现实政治发展。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教材对“利益集团”的讨论更多是受国际强势话语、西方政治现实运行和美国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影响，而不是源于对现实中国政治发展的关注与需要。同时，在21世纪之前的政治学教材没有单独讨论“公民”的内容，更没有与“人民”结合起来讨论。相反，21世纪以来编写的政治学教材极少出现“人民”，但有专门的章节关注“公民”，“公民”成为替代“人民”话语的最重要政治主体。中国的“公民”话语原本只是停留在法律与外交文本，鲜有出现在政治文本和政策性文件中，但明显体现在21世纪以来的政治学教材中。其中可能的主要原因，一是源于中国社会与经济现实的走势和判断;二是对接国际强势的政治主体话语，把中国政治纳入国际知识体系的讨论范畴;三是受以美国政治科学为主导的西方政治学话语影响。同时，“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话语单位一直受到政治学教材的高度关注，但也存在历时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的“政党”讨论是以严格区分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形态为前提，阐释各自不同的特征与功能。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讨论不再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而是把阶级分析法纳入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框架。21世纪以来的政党议题更趋向于采用价值中立取向，并非完全追随西方的既定分析框架，而是以科学理性的学术语言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历史地位与组织方式等问题及其与西方各国政党的结构性差异。在政治过程的话语单位方面，对现代化话语的引入主要表现为“民主”。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学传统并不缺失民主话语，但在苏联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民主在内涵上具有阶级对立与斗争的色彩，而且在性质上的民主与专政、形式上的民主与集中是成对出场的两组概念。这在政治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学话语服务于政治话语，用学术话语阐释人民民主专政的正当性、基本特征与任务，尤其是论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转的合理性。由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延续性，改革开放之后的“民主”一直是所有政治学教材的重点章节，承担捍卫人民民主和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教育功能。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政治学教材的“民主”表述开始脱离革命话语的观念框架，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现代化执政方式。“民主”开始作为一个形式化的概念，在表述上不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进而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置于统一的而非对立的话语框架中。同时，对于“民主”的定义与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静态的阐释，而是更强调中国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过程，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自身特征和政治民主发展进程。尤其是到了21世纪，包括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内容都开始写入教材，开始体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本土实践的基本元素。比较而言，民主作为政治过程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能体现中国政治学话语走出传统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话语，并根据本土实践、成就与经验而通向政治现代化的尝试。在政治理想的话语单位方面，“政治现代化”是中国政治学话语转向现代化的最典型案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蓝图保持一致性。因此，在表述上“政治现代化”取代“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或者将“共产主义”与“实现现代化”的理想而并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鲜有政治学教材涉及“政治现代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也少见明确指代其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话语。从21世纪初开始，“政治现代化”的表述开始增多，进而成为几乎所有教材不可绕过的内容。这也表明，政治学教材开始跟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代化指向，教材中使用的“政治现代化”不仅成为检验现实政治运转是否科学的标准话语，而且也是作为政治总体发展的理想话语。从内容来说，政治学教材把“政治现代化”表述置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框架下，视之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并且以派伊在《政治发展面面观》里界定的政治发展标准为基础，同时糅合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讨论的权威合理化、结构分化与政治参与扩大化等特征，提出政治一体化、民主化与政治稳定等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政治分权”“人权保障”等内容成为政治现代化理想话语的核心内容和标准配置。从上述可知，中国政治学话语中的现代化叙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政治现代化”的表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学教材才零星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正式引入，开始与革命话语相向而行。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化话语趋于显著，并且取代革命话语而占主导地位。两种话语缓慢更替，一方面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价值、制度等各维度对革命话语的历史延续，政治学话语的变化必然与现实中国政治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激发了社会大众的活力，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过程与理想都提出了新的诉求。同时，经过翻译与转述西方政治学知识，中国政治学者越来越接纳现代化话语，并且接受与经济体系和社会大众生活体系相一致的价值、知识与话语，包括前沿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术语与新主题。再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没有影响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稳定，而且国内市场体系逐渐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政治发展以更加开放与自信的态度参与全球秩序的维护与建构。这反过来强化了中国政治学者对现代化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西方知识和话语来描述中国现实政治的改革与发展，包括引入西方主流观念所界定的“政治现代化”话语。然而，主张输入现代化话语的中国政治学者可能没有考虑到现实政治体系的现实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可持久性，无法从阶级的“人民”完全导向西方个体的“公民”。他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多元竞争的利益集团观念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有些相悖或者不兼容，以及西方政治现代的理想图景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想图景存在本质差异。换言之，西方现代化的政治话语在中国应该有其限度，无法也不能完全解释与描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内涵与理想图景。如果完全用西方现代化话语来规范中国政治现代化，无疑会导向“全盘西化”的路径，这违背了中国政治学话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与内核。因此，“公民”表述在2015年之后的政治学教材内容中开始弱化，这恰恰可以反向表明知识、话语与现实政治之间需要保持高度一致性。无论是西方国家也好，中国也好，这是政治学作为特殊学科的意识形态要求。因此，在政治过程与理想话语方面，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的现实状况与历史传统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合理过程与理想蓝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4“中国特色”话语对两种话语的统合及其建构方向
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制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恢复与发展，其学科话语的建构、阐释、传播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两条基本的政治底线。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学话语从一开始必然延续革命话语，并孕育现代化话语。从此，两种话语开始竞争性地汇入中国政治学学科，以一种新的结合方式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与话语建构，也使之进入学科史发展的新时期。如上所述，学科话语在内容构成上的两种竞争性话语被置于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种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教材中加以具体呈现。由此可以清楚发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政治学教材中，两种竞争性话语在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话语中并不是格格不入，但也不是齐头并进、平行发展的，而是呈现一个先后交替主导的发展过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恢复中的政治学共同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以苏联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话语分庭抗礼，二者背后存在着深刻的观念与体制差异。在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主导的全球冷战时期，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完全被不同的意识形态裹挟。这表现为，在观念上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体制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国家形态的对抗。在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两种话语在中国知识界竞相发展，形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主导的知识图景。在20世纪后半叶的冷战时期，政治话语背后的观念与体制对立转化为两大阵营，并发展成为现代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形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功建立新政权之后，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排斥西方的现代化话语，并取消在民国时期建立的知识分科建制体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恢复。在这种历史传统与现实格局的双重影响下，在国际知识界原本对立的两种话语为何能辩证统一到中国政治学话语之中呢？更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前期由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时能吸纳西方现代化话语，而后期现代化话语主导时又没有抛弃革命话语，更没有陷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中国政治学话语的变迁中两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为什么能够和缓地更替主导地位？这个问题需要在进一步理解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提供解释。话语是一套由系列概念与术语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有闭合性和开放性两种理论类型，对应为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研究视角。反映论视角把话语视为一种结构闭合的意义系统，话语嵌入稳定的政治系统中，在内部限制了言说主体的意义阐释，在外部与政治结构的物质系统完全吻合。话语作为一种依附性的符号存在，扮演着政治沟通的象征功能，起到宣传、渗透与动员的作用。但在建构论视角看来，反映论视角太过于强调结构主义倾向，认为这只是适合政治制度体系、价值体系相对稳定的历史情境。相反，当社会政治秩序出现诸如法国大革命那种剧烈的结构性震荡时，话语的陈述主体不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与意义系统更容易发挥自主性与能动性。话语建构意义关系网络，并反过来塑造新的政治认同，引导集体行动，进而重构制度结构。中国政治学自晚清发轫以来，未能像德国那样自主创立“国家学”，也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符合其本土特色的“政治科学”，相反，在民国时期都是阶段性、策略性、竞争性与碎片化地舶来外来的观念、概念、术语、理论、命题。换言之，1949年之前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国政治学话语，也没有被任何一种外来的话语形态所主宰。1949年之后，随着制度体系学习与借鉴苏联，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名义借鉴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建制，使政治学话语与政治话语与苏联出现高度相似。因此，权力、价值、知识、话语之间保持高度一致并相互映照，形成高度闭合的循环系统，理论的论证、运行的制度与实践的行动之间紧密关联。显然，话语理论的反映论视角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政治学话语。然而，话语理论的反映论与建构论两种视角都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恢复的中国政治学话语。这是因为政治学者们作为话语的陈述主体，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政治底线，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结构开放的、动态变动的“中国特色”话语。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建制的政治学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其最大特点是“中国特色”这种超学科的、动态建构的主导性话语。在此主导下，政治学者们在不同时期发挥其能动性，根据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创造、阐释与传播政治学的学科话语。“中国特色”之所以可以充当一种主导性话语在于能消解古与今之间、中与外之间的对立，尤其是调和多种外来话语传统之间的冲突，既抵制了话语承载的观念教条主义，又可以用来有效解决意识形态争端的问题，并满足当下现实发展和实际状况的需要，进而把各种矛盾对立的话语统合起来。充当主导性话语的“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塑造并形成的一种独特话语传统。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毛泽东更是反对苏联的教条主义，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的主导性话语奠定了观念基础与价值指向，形成的一套新概念和新表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政权的确立。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重新调整“中国特色”主导性话语，为之注入新的内容。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统合在一起。然而，这个“现代化”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而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而且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前提。因此，充当主导性话语的“中国特色”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调和了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的对抗性，而在90年代成功统合了姓“资”与姓“社”、“左”与“右”等诸多基本问题的争论。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特色”的主导性话语更加具有包容性。在政治话语方面相继产生了新的政治理念、概念与表述，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志的中国话语形态，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平稳发展及其引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政治学的学科话语上，“中国特色”主导性话语有利于消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国家性质对立，切换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主体冲突，弥合共产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政治理想差异，解决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唯有在“中国特色”主导性话语的统合作用下，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外来话语才能在中国政治学话语中得以竞争性地存续和平稳更替。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学学科所使用的语词、概念与术语，离不开原有意识形态的原则与价值规范，继续延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等基本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论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并不能在“中国特色”的主导性话语之外建构新的话语及其知识基础，旧的话语也没有被根本性替代而是获得重新阐释，如“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社会结构与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尤其是21世纪之初加快经济全球化步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顺应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潮流，现代化话语在政治学教材中逐渐凸显出来，并发挥实质性作用。在现代化话语发挥显著作用之后，中国政治学开始与西方政治学在概念表述与话语交流方面具有更多的沟通性，即把中国重新纳入国际知识视野，用国际化、现代化、专业化的知识与话语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也用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和话语研究国际政治问题与西方政治问题。同样，经过“中国特色”主导性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之后，政治学话语中有些语词、概念和专门术语及其语义开始发生变化。比如“阶级斗争”“专政”“暴力革命”等概念，随着中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语境变化，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政治语言变化和传播，从而难以成为话语单位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在政治学教材中占主导地位。有些概念比如“人民”“民主”“政党”等，根据新的语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替换语义的内涵与外延，适应新的社会政治发展，具有新的解释力而焕发新的活力。但还有一些外来的概念，如“公民社会”“宪制”“宪政”等，由于有意无意地成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渗透的思想理论工具，同时也难以契合中国特色的现实政治发展和政治价值规范，因而不能进入流行的大众化媒介和政治学教材中。所以，以“中国特色”为主导性话语的中国政治学话语，既立足于中国现实，回应中国问题，又把政治学作为一门有深厚知识基础的现代学科推向前进。然而，“中国特色”话语的内涵流变性既是其优势，反映出它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开放系统，可以包容和统合各种冲突的话语，显示出与时俱进的动态性特征，但也因为这种动态性造成一定的劣势，即缺乏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特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性的比较稳定的话语基石作为轴心来统合“革命”与“政治现代化”。这意味着，政治学知识、价值与观念在基础性与前沿性之间、中国问题与学术问题之间存在张力，并且充分折射在政治学教材中，从而给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带来很大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不稳定性与不成熟性。中国政治学话语的不稳定性与不成熟性，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不是在于“名”的流变，而是在于“实”的不成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现实层面的中国政治体系(包括权力、制度与生活)仍然处于探索改革阶段，学习借鉴外来更为成熟或发达模式中的某些因素，反映在中国政治学中表现为碎片化地引入各种制度、政策、观念、理论、名词，并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建构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进而写入政治学教材。二是知识体系的不成熟，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精华，包括作为其“名”之丰富表象的名词、概念、术语、理论、观念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扬弃，没有很好融入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中国百年来徘徊于现代化与革命两条不同的观念理路，或者以革命的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或是以现代化的方式实现中国革命。当以现代化理念主导中国政治学教材时，我们会发现作为政治学概念的一些现代政治词汇，在概念上是西方政治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所形成的内涵，而难以看到基于中国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影像，中国自己理解与设想的现代化及其理论还没有充分反映在政治学教材中。三是价值秩序体系的不成熟。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与文明稳定的优秀传统文化未能充分有效融合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秩序体系中，而徘徊在个体与集体价值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现代化与革命之间的价值张力也显而易见。话语、知识与政治权力三者之间的不一致性，影响着“中国特色”话语的内核形成及其人们对它的理解与传播，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着重要使命。因此，中国政治学要建立一套稳定的学科话语关键取决于“实”与“名”的双重稳定性。这就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下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目标。这同时也是为中国的政治价值提供制度资源并树立价值导向。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成熟完善的同时，基于中国实践的中国价值也应走向成熟稳定，从而为成熟稳定的中国话语奠定深厚的基于中国自己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与现实逻辑基础。因而中国实践在前行的同时，中国政治学者需要理论自觉与信心勇气来建构中国话语。在“名”层面表现为中国话语的稳定性。如果把近代以来支配中国社会的主导性话语进行阶段性划分，可以大致分为外来话语与“中国特色”话语。其中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要是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形态，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中国特色”话语统合革命与现代化两种话语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特色”话语的主导性地位是据于中国现实需要，旨在化解近代以来长期对峙的革命与现代化两种外来话语形态。着眼过去，“中国特色”话语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未能牢牢扎根于中国文明传统，没有完全反映中国文化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内核。着眼未来，任重而道远的是，需要从“中国特色”话语发展为“中国话语”，即重新衔接到近代之前的中华文明传统，并奠基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保持一些核心话语及其概念的一致性和其内涵的动态稳定性，塑造当今“中国话语”。以“中国话语”为基础，建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与自主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才成为可能，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及其话语才能真正稳定，并走向成熟，从而与我们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致前行。扫描下面二维码，看《探索》2020年第3期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