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资源、财富占有与风险社会

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

引用格式：张康之.资源、财富占有与风险社会[J].探索,2022(2):128-139.

摘要：资源、财富不仅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基础性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财富的分配和保有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在工业社会中，资本成了人与资源和财富间关系的中介，资源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向财富的转化，而财富则在私人占有中转化成了财产。从资源到财富再到财产的不断转化构成了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运行机制中，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使得社会风险持续积累而将人类引进了风险社会。虽然我们说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但资源的资本化、财富的财产化以及通过组织而开展的利益争夺，则是风险社会产生的根本性原因。

作者：张康之，男，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探讨风险社会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提供充分解释的“原点”。这是因为，在人类走进风险社会之前，工业社会是一个整体，它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处在相互影响和互动中。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在整体上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原因。我们为工业社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骄傲，但我们也不断地反思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批判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可是，即便我们在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时都能指出其根源，但就风险社会这一社会形态来说必须在整体上将工业社会指认为原因。或者说，工业社会的发展后果就是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风险社会。其实，人类历史上每个阶段的社会都应当被看作一个整体。

在农业社会，由于交通、通信的不发达，社会更多地表现为地域性的封闭系统。就每一个地域性的社会都能够被称为系统而言，无疑是一个整体，同样可以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整体。不过，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尚未分化为不同的领域。在工业社会，虽然在抽象的理解中我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但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展成了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的领域，作为整体的社会是由不同的领域构成的，每个领域也可以被当作一个系统看待，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当然，我们也经常使用“社会构成要素”的表达方式，但那些被称为社会构成要素的因素，其实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是在间接的意义上作为社会构成要素而存在的，往往需要在其所在的领域中加以认识和理解。一方面，这个社会是分为不同领域的，各领域是相对独立的；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又是由各个领域共同构成的整体。

根据贝尔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民主，则是一种社会—政治体系，它的合法性源出于被统治者同意下的管理。只要政治舞台上有不同团体的竞争，自由就有了根本保障”。正是不同领域间的差异甚至矛盾，才使它们发生关系，并能够构成完整的社会。这个完整的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根源。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对这个社会加以分析，以求指出哪些方面直接生产出了社会风险，并积累起来而造成了风险社会。这样一来，资源、财富的占有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 资源的资本化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学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正是在经济学这门科学中，包含着更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文化观念。在经济学家的眼中，不仅自然界中的资源会被作为资本、资产来看待，而且社会和历史中的各种文化、道德因素也被要求作为资源看待，并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像资本和资产一样加以利用和经营。由于经济学的影响，我们不仅有了“社会资本”这样一个提法，甚至伦理学也认为，“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准则基础上的组织价值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功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事实上，不仅知识、信息、数据、时间等都被作为可以进行开发和加以利用的资源看待，而且在对每一类人们所认识到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都发展出了相应的技术体系。在一切技术可控的范围内，不仅都接受资本的支配，而且大都成功地转化成了资本，实现了资源的资本化。

麦金太尔干脆把人的德性也看作是一种可以“生利”的资产。他说，“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在关于信任以及文化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下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营策略，总是教导人们以更少的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收益。比如，我可以对你、对社会作出一点点信任投入，然后在赢得了你信任的时候，从你那里得到百倍千倍的回报。资本的观念已经如此普及，资本的征服能力也在这种普及中不断地开辟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资源，并再度将它们转化为资本。这就是工具主义经济学构造出来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而且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所看到的都是资源和工具。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可以转化成资本，而所有能够为资本增殖的东西又都被看作可以加以利用的工具。

在工具主义的经济学视角中，一切都实现了“资本化”，一切都从属于营利的谋划和算计。结果，只能把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庸俗化为从属于经济利益实现的因素，不用说“人的全面发展”会在这种视角下成为空想，就是人在人类中的当下尊严也完全丧失了。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并规约着人的行为，让人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资本逐利的要求，在破坏了自然以及一切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破坏了人际关系以及人的存在自身，使人失去了成为人的那些东西，导致了人的异化。因为在每一个人都将他人当作自我的资本增殖工具时自己也成了工具，而在所有人都成了工具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做人所应有的一切。在人失去了做人的一切时，本身就是一种风险，不仅生产了风险，而且也像梦游一样走进了社会风险之中。

既然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被当作资本来看待，也就成功地将资源形塑成了资本，并从属于资本的运行逻辑。特别是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仅仅看到了它与资本相一致的方面，对其进行折价而不再考虑其对于人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价值。虽然我们并不清楚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社会”明确指的是什么，即社会在何种意义上是单向度的。但是，由资本主义精神所形塑出来的这个社会，让人在每一处所看到的都是资本。是资本驱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资本的支配而为了资本的增殖奉献自己的肉体以及时间，这也许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既然人的道德、人际间的信任等都被冠名为社会资本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再是资本呢?就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看，正是因为资源资本化了，加速了“自然社会化”的进程，自然界中一切被发现了的资源都接受了资本的控制，转化成了资本。随着经济增长以及人口增长的加速化，对自然资源的攫取造成了生态平衡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反映在社会系统中，就是以风险的形式出现的。资本在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资本的强大征服力而将自然改造成了社会，成为社会的构成要素。由于自然的社会化，使得自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与社会系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自然已经成了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所以，生态平衡被打破本身就是社会风险的根源所在。所有这些又都是资源的资本化带来的。总之，资源的资本化促使自然社会化，而自然社会化又意味着原先相对于人的自然风险在性质上转化为社会风险。

二战后，各国的社会治理相继从以维护秩序为中心转向了就业导向。为了扩大就业甚至达到充分就业，扩大再生产以及创造新产业就成了各国政府都积极鼓励和努力尝试的事项。显然，这与资本增殖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资本所需要的也是在扩大再生产中去实现其赢利追求，而且资本的征服本性也会不断地将视线投向任何一个可以开拓的新产业上。为了就业，就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刺激手段去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取决于消费的带动。所以，促进经济发展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一道，把人类引入了“消费社会”，即通过激发消费而引导生产和再生产。为了让人们的消费欲望持续地处在亢奋状态，就需要在外观、形式上具有强大的感官刺激力；为了最大可能地消化更多的产品，就必须首先把产品制作成一次性消费品。“这个社会的增长建立在说服尽可能多的人去购买他们想要但没什么用的东西，而没有这种被诱惑起来的需求，就不会有增长来播撒人们真正需要的亚当·斯密的‘舒适和进步’。我们需要我们的低级无聊的垃圾产品经济来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可算是工作的就业机会。”“为了生产这些东西，我们耗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破坏了乡村、弄脏了一个个小城镇和大城市。”正是在这种生产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中有了就业，人们能够挣得工资等收入，并能够进行消费，从而使得经济以及社会都处在良性运行之中。但所有这些造成的资源消耗都需要由地球来承受，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地球破坏得千疮百孔。不仅这个地球的自然方面对人实施着报复，而且这个地球的社会方面也变得危机四伏，以至于人们陷入了风险社会。

在18世纪，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航海发现，人们认识了地球，发现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开发。在随后的岁月中，直到20世纪的中后期，人类都一直在开发空间存在形态的地球资源。一处资源枯竭了便转向另一处，一类资源枯竭了便发现另一类资源，人们现今甚至向往着到其他行星上去延续这种资源开发的行为。但在作为空间存在形态的资源存量让人感到不安的时候，开发时间资源的行动也就付诸实施了。实际上，开发时间资源的行动早就潜滋暗长，在人们有了自觉的管理意识并致力于效率追求的时候，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就已经开始了。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时间资源的开发成了技术进步的新标志，只不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方面显得迟钝了一些。可以认为，不仅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反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在时间资源开发技术得到应用的每一处也都可以看到资本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应当说，对时间资源的开发在16、17世纪就已经有了积极表现。就拥有了分工-协作体制的组织模式的出现来看，其中就包含着对时间资源的利用。近些年来，学者们认为是“时钟”而不是“蒸汽机”可以作为工业化的标志，主要理由就是，时钟在雇佣劳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钟的发明能够使雇佣劳动得到准确的计量，从而为雇佣合同的履行提供使资本家与劳动者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或者说，有了用时钟计量的标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间的博弈大大地减少了。不过，我们也发现，用时钟来标识时间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对自然时间的度量，即人为地赋予自然时间以量；另一方面，在这种标识和度量一开始的时候就包含着自然时间社会化的隐喻，即提供了时间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让人们形成了时间是资源的意识，并根据合理的安排去节省时间和创造出更多的时间。总之，在时钟所包含的隐喻中，给予人操纵时间和制定时间利用策略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时间获得了主观的属性。更主要的是，在人们有了时间意识并开始利用时间的时候，也就有了效率意识。

效率追求是受到了资本利润追求驱动的，或者说，资本的利润追求落实在生产上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转化成了效率追求。随着效率追求被形塑为一种文化，也就辐射到了整个社会。就效率追求中包含着时间隐喻而言，反映了时间作为一种资源而得到开发和利用的状况。但在效率追求中，社会时间总是被感受为稀缺的。为了改变时间稀缺的状态，人们发明和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并用之榨取自然时间。比如，对分工-协作方式的安排、提高运输速度以及人的行动节律等，都是榨取自然时间从而增加社会时间的途径。但是，从实践上看，无论在榨取自然时间方面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都一直没有使社会时间的稀缺状态得到缓解。

就时间是一种特殊的资源而言，虽然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但对之开发和利用的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愈加开发和利用也就愈稀缺。不同的是，人们在应用省时技术时，往往会形成节约了大量自然时间的假象。正是这种假象促使人们努力去发展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技术，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时间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以组织体制的改善以及通过组织的方式去获得社会时间的技术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整个社会推上了高速运行的轨道，使整个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就不难看到，一切运动着的物体，其速度都是与风险一道增长的。一旦速度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风险就会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亦如此。当各种各样的时间资源开发和利用技术发明出来，使得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进入高速轨道，也就将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总之，在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中，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但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是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推向了加速化的轨道上，这可以说是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基本原因之一。

2 财富的财产化

人们往往把“财富”与“财产”两个概念混同起来，不加区分地使用。其实，财富和财产是不同的。如果说财产是一种实体性的或可以在意象中实体化的存在物，那么财富则有着更多虚拟的特征。因为财富的所有者不是特定的人、群体、组织而是社会，而且社会本来就是一个虚拟性的存在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社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说，社会是包含在各种各样的实体性存在及其关系之中的一种虚拟形态。当我们说财富是归属于社会的时候，正是将社会的虚拟性赋予了财富。不过，财富是可以向财产转化的，只要财富为人们所占有，就会成为占有者的财产。人们之所以会有占有的要求，是与财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人们有了财产观念，才会产生占有的冲动，并将那些为一个社会所有的财富转化为个人以及组织的财产。

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摩尔根认为，“财产的观念在人类心灵中是慢慢形成的，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处于初萌的薄弱状态。它萌芽于蒙昧阶段，并需要这个阶段和继起的野蛮阶段的一切经验来助长它，使人的头脑有所准备，以便于接受这种观念的操纵。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它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摩尔根是带着早期资本主义的意识而做了他的“田野”观察，甚至可以认为，很多人类学的研究以及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都存在着用现代性的观念去框定原始社会的问题，所以都能够在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中解读出财产观念。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相信了他们的描述，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人的财产观念引发了财富占有的要求，从而将财富转化为财产。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正是资本的出现才激发了人的占有欲，将人引入一种疯狂的占有冲动之中，以至于不得不制定出一些规范占有的原则和规则。

既然财产无非是对财富的占有，那么蒲鲁东说“财产就是盗窃”也就是合理的了。虽然在财富转化为财产的过程中不一定采用了盗窃的形式，但这种指认还是揭示了财产的本质。在“财产权”的意识得以建构起来后，特别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从财产权中引申出普遍人权后，占有财富并将其转化为财产的做法就合法化了，以致蒲鲁东所说的这种“盗窃”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财产占有以及其他的所有权都是人为的规定，并不是天然地就有所谓财产。也许人们可以从人的占有欲望中去寻求解释，以为归结为人的欲望也就有了自然根据，但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欲望，抑或这种在人类早期获得的那种类似于动物的欲望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肯定，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而加以肯定。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才会提出的问题，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做法。托克维尔认为，在市场经济与专制相结合的社会中，“没有底线可言，每个人都想让自己地位上升，生怕下降。而金钱已经成为把人归类，或者区分人与人的主要标志，它不停地波动起伏，不断地易手，决定着个人的等级，让家庭的地位升高或降低。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去攒钱或者赚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财富及对商业的热衷、对索取的热爱、对舒适的追求和物质的享乐，就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情感。这种情感弥漫到了所有等级，甚至那些对它们一无所知者也不能置身事外。如果它们不被制止，整个社会都会萎靡和堕落。现在，专制在本质上却助长和促进了它们。虚弱的情感是专制的天生盟友，它们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公众事务上移开，让革命的名声变得非常可怕。只有专制能提供让那些贪欲之心感觉自由自在的隐秘和黑暗，鼓动他们用不道德的举动获取不义之财。如果没有专制，这些情感也会很强大；有了专制，就让它们至高无上了”。对于高歌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来说，对法国的民主体制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这里所使用的“专制”一词实际上所指的虽是法国政治的状况，但表达了他对财富的私人占有是如何导致了社会堕落的看法。本来市场就是人的原子化的促进机制，加上专制将人隔离，使每个人都只专注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从而埋下了共同体衰落的引信。

卢梭在思考财产权的问题时关注的是财产权的功能。所以他提出的要求是，没有一个人富得足够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穷得需要出卖自己。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均富社会的理想。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如果按照卢梭的想法去做，就不会有雇佣劳动，资本也就没有了在生产和再生产中增殖的机会。就资本是工业社会最具活力的因素而言，至少在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前，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而卢梭所建议的无疑是一种与工业社会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相反的社会状态。或者说，如果卢梭的建议得到了实施，那么人类在今天也许还徘徊在农业社会后期和工业社会早期的那个阶段上。不过，在卢梭的这一设想中，是存在着受到财产权的牵引而去思考社会关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虽然人权理论是受到财产权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但就卢梭能产生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又说明人权中包含着一种否定财产权的逻辑。如果强调人权高于财产权的话，从逻辑上而不是从实践上看，就会提出对财产权加以限制的要求。然而，人权是一种理念、一种理想，而财产权则是在现实的经济社会运行中不断膨胀的社会性权利。正是财产权比人权更具有现实性，致使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从来也不可能解决人在财产占有上的贫富分化问题。一种荒诞的说法是把财富比喻成“沙漏”中的沙或水，认为如果富人更为富有的话，那么财富就会渗漏给穷人。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实践就是根据这种认识而进行财富分配安排的。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渗漏而使穷人受益的状况从来也未出现过。如果让穷人的财产也呈现出增长的状况，只有两条途径可选择。其一，在民族国家的对外掠夺中获得更多的财富，让富人的占有方式未能及时地收纳这些财富而转化为其财产，才让穷人感受到一时的财产增益。其二，是通过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自然资源的意义上，就是破坏性的开采资源；而在社会资源的意义上，就是不断地创造新的资源类型。这两条途径都必然会引发社会风险。

回到财产增长这个话题，我们看到，20世纪后期的世界各国都努力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这意味着财富分配是让富人财产的增长建立在穷人财产增长的基础上的，不是像沙漏一样让财富从富人渗漏到穷人那里，而是因为穷人有了一定的财产而让富人能够集中更多的财富而使其财产增长。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富人的财产处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而那些穷人也告别了贫困。这样做也使得富人的财富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这就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更多地倡议反贫困的原因。事实上，反贫困也能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富人在反贫困的行动中看到了财富增长的巨大机会。实际上，撇开公平、正义的原则，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消灭了贫困而让穷人有了一定的财产，不仅对于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对于富人财产的不断增长都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可是，我们也看到，美国对外掠夺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欧洲在这方面则变得不太顺畅了，他们只能通过市场的方式调动起各种力量去对自然界中的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这样一来，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呈现出加速的态势。特别是那些采用福利政策的国家，一旦其来自传统的“食利国”难以为继的话，也必然会加入直接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之中。

财产是对财富的占有，但就占有来看，往往赋予了占有物以某种不正当的意义。比如，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它本应有的意义是在我使用它的时候才获得的，在我不使用它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私人占有则在我不使用它的时候也有了意义，即有了我的所有物的意义。这种意义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意义，是本来不应有的意义，尽管现代社会赋予其合法性，但它永远不可能具有正当性。私人占有的制度化使得许多事物都有了合法却不正当的意义，因而破坏了这些事物的本性，这也可以称为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异化，是人的关系的扭曲。因而，才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社会风险，并最终使整个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总之，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只有当人与物之间有了交互作用的时候，才会使意义呈现出来，而一切建立在非交互作用之上的意义都不具有正当性。所以，通过占有而附加在物上的意义必须被消除，只有这样才能还归物本来就有的意义。我们相信，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虽然私人占有并不会消除，但当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基本的社会主题后，关于私人占有的观念会淡化，保护私人占有的制度会松动。

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要不要对人的占有行为给予形而上学的解释问题，而是要考虑一种行为在何种场景中具有正当性以及合法性。也许在需要通过划定人际界限、群己界限来建立社会秩序的时代，占有行为的排斥性能够在护卫边界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得维护社会秩序的行动有所凭依。但在人际界限、群已界限丧失了积极意义的时候，通过把财富转化为财产的占有行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一个需要加以审思的问题了。所以，对于一种行为来说，需要在具体的场景中来看它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场景中，一种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不被允许的，而在另一种场景中，同样是这种行为，则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是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在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语境下，财产占有被认为是人类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但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财产与财富的界限也许就应划得更为清晰一些。财富应当被看作是共同体所共同拥有的，是支持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保障因素，而财产虽然也是财富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无论是由群体还是个人直接占有，都是可以最终归属于个人的，因而是作为个人存在的基本保障因素而得到承认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财产占有的合法性依然得以维系，却不被认为是财富增长的主要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会在人们为了共同体的事业而行动的过程中成为某种障碍。因此，我们设想，在我们开始自觉地对风险社会中的各个方面进行安排的时候，所保留的将是最低限度的财产权。

上述可见，如果对财富中的人际关系很难作出判断的话，那么财产的界限则是清晰的，财富的占有是与私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们有了私有观念，才会通过对财富的占有而生成财产。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私有观念不仅反映在个人对财产、资源的占有上，也反映在组织的行动中，即组织对资源作出排他性占有。无论是生产资料、办公设备还是人力资源，都被看作组织的财产，并遵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总之，财产权的问题根源于私有观念，也正是因为对资源、财富等的私人占有的无限扩大，致使几乎所有可以定义的和可以厘定边界的因素都成了私人占有的猎获物，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知识产权”概念的出现。在工业社会中，考虑到资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驱动作用，产权明晰是有利于资本的投入和发挥作用的。但在风险社会中，特别是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中，私人占有会严重阻碍资源的调动和使用。所以，当我们陷入风险社会时，当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突出后，私有观念的合理性可能需要接受拷问。虽然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私有观念依然对保有财产、资产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出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社会共享的问题又是不能不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3 组织间的利益争夺

斯科特和戴维斯显然是充分意识到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实现了组织化，所以才看到了“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集合，其中有的过程延续现有的行为模式，有的则挑战、颠覆、抵触或者改造当前的常规。个人行动者既受制于现存结构，也利用和修改它……当组织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结构时，了解组织如何运转无疑会极大地帮助我们解释其参与者的行为与经历”。总之，组织是一个非常合乎我们这个社会客观实际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如果人类在总体上有着认识上的进步，那么对历史上曾经为人类认识史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科学研究和思想建构，我们是不应迷信的，而是要对它们作出反思，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运用过的研究视角需要进行新的审查。我们敬仰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成就，但我们不能形成对那些成就的依赖，而是要在探索中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社会这种虚拟性的存在是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被发现的。相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发现而言，因为发现了社会而实现了思想建构的视角转换。但在其后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虽然理论叙事每日都展现出新的景象，而在研究视角上，要么从人出发续写文艺复兴的传统，要么从社会入手沿着启蒙思想开辟的道路前进，要么将人的视角和社会视角统合起来。这就是近代以来涉及社会建构问题的几乎所有理论呈现给我们的一幅图景。然而，在我们的社会实现了组织化的时代，从组织视角出发开展研究也是能够开辟出一条社会建构思路的。不过，目前看来，持有这一思路的研究者少之又少，更不用说获得话语权了。其实，从组织的视角出发去开展研究，恰恰是重建人文科学的正确道路，也是合乎社会发展要求的一次新的研究视角转换。斯科特和戴维斯就通过例举社会分层这样一个社会学问题去说明组织视角的价值，这是富有启发性的学术创新。斯科特和戴维斯认为，“对于为什么有的人年薪千万而另一些人却失业，为什么有的人享受医疗和子女抚养保险而另一些人却享受不到，为什么有的人能晋升到高层管理职位而另一些人却被‘玻璃天花板’阻挡等现象的解释，都离不开对组织的雇佣、薪酬和晋升政策的考察。底特律、芝加哥等地的汽车厂和其他制造业的雇佣政策，推动了第一次也是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黑人开始从南部乡村向北方工业城市的大规模移民。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权运动及联邦平等雇佣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促进了有色人种进入企业高层。组织高层中的美国黑人则影响着其所在组织的雇佣政策以及对待艾滋病蔓延等社会事务的态度。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组织的雇佣实践，就无法理解当代社会中的群体移动”。表面看来，斯科特和戴维斯所描述的是存在于组织中的财富分配问题，但在社会组织化的条件下，存在于组织中的这一问题也同样是社会问题。事实上，在社会组织化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拥有了一个组织的视角。在组织的视角中，社会的每一处呈现给我们的都是组织。

昂格尔认为，自由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特征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才能得以发现。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国家是工业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独特的经济活动模式就是为消费群体所进行的工业生产。其经济组织的典型种类是私有财产”。国家是组织，所以国家也像一般性组织那样把占有作为增强国家实力和促进国民富足的手段。国家占有不仅激发了国家间的竞争，甚至会通过战争去掠夺他国的财富，而且其掠夺方式也是无限多样的。在世界体系中，人们往往艳羡中心地带的社会繁荣和经济富足，会因此而联想到这些地带的国家有着不同凡响的优良社会治理。其实，如果看到这些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是如何窃取和占有边缘国家所创造的财富，如果看到了边缘国家的优质人力资源如何流入和汇聚到这些中心地带的国家，也就能体会到边缘国家生存之艰难。

事实上，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那些未加深思的浮光掠影、那些作为感性创造物的“神话”往往会将边缘国家引向更加不利的地位，凭空在边缘国家中制造出更多的动乱。因为人们往往并不深究中心地带国家财富的来源，而是仅仅看到了它的富足。特别是中心地带国家的代言人在边缘地带国家中不断地煽起某种舆论，引导人们对中心地带国家的向往。即使边缘地带国家中的人在这种舆论煽动之下没有兴起骚乱，也会为了自己而选择向中心地带国家移民。国家作为一种组织是有边界的，因而国家也意味着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世界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使得移民动机得以滋生。因为发达国家通过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掠夺而使本国的生活显得较为富足，这对于边缘地带的欠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也就是说，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对边缘地带国家的长期剥削和掠夺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财富，过上了富裕生活，使得边缘地带国家的人们希望通过移民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事实上，这也是中心地带国家掠夺财富的一种方式。这个过程也在国际社会生产出大量风险。

在工业社会，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要素，也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要素。所以，一些人可以声称资本只追求利润而没有国界。即使我们认同资本没有国界的说法，但资本家有国界是无法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资本的受益者总是资本拥有者的国家，即资本所得的利润被带回到了资本家所在的国家。不过，资本没有国界这一假象却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制度安排，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操弄资本，而操弄资本的行业又是利润最为丰厚的。因而，美国从操弄资本中取得了很大的收益，然后再用这些收益去建设军队和豢养媒体，甚至在边缘地带的国家中通过资助、收买等方式寻求代言人。这样一来，它就总能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拥有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霸权，以自己的需要去决定何时维护或破坏世界秩序。也就是说，美国是从非国家因素(资本)中获取了资源和力量，并用这些资源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用这种力量去武装国家。它只允许资本这一种非国家力量存在。之所以“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在美国显得更为高调，就是因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包含着更多的不是资本的非国家因素，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不同于资本的非国家因素纷纷出现。对于美国来说，只有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得到维系，才能保证它在资源、财富的争夺中永远处于优势地位，而资本就是它不需要运用武力来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有生力量。除了维护一个对美国有利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外，既有的世界体系以及资源、财富的分配方式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风险，从来都不是它考虑的问题。

4 财富分配模式的问题

“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国富论》这本资本主义的圣经，还写了按他本人的说法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指出‘同情’—人性固有的对他人的关心—是文明的社会基础。以财富和效率为取向的市场需要以文明为取向的同情心来加以平衡。当然，你并不需要同情那些你不认识的从未谋面的人。我们需要除掉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正像我们为了和谐安全而需要与我们的同类团结合作一样。富人聚居区和穷人聚居区一样都该除掉，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城市和组织，应当说服富人向穷人投资，否则他们自己也会变穷的。”但是，这种道德说教能有多大力量，从现实来看，并无任何一种说教能够打动富人，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尽管绝对贫困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我们必须看到，福利国家的出现使马克思时代的那种剥削现象出现了变化。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资本家阶级作为财富的占有阶级对无产阶级实施着残酷的剥削，总是使贫者变得更加赤贫。然而，福利国家则使剥削的表现形式变得复杂化了。那些相信勤劳致富而且事实上也总是辛勤劳作的人，一方面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在福利政策的制度安排中，他们担负着养活无产者的责任。当然，在“食利国”的福利体系中，他们所担负的养活无产者的责任只是辅助性的。马克思面对当时的情况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而在福利国家中，无产者却用行动去宣示剥削有理。这就是工业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嘲讽韦伯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现象，通过这种嘲讽对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了某种否定。

如果说福利政策在解决平行存在的贫困问题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代际之间，人们往往看到诸如家庭中的财产继承、社会层面的发展成果，特别是一代人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为下一代人享用，很少考虑到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以及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直到20世纪后期，当自然界对人们行为后果的容纳能力达到了极限的时候，才开始将诸如“代际平等”的问题提出来。但既有的制度、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等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形成了制约，以至于对自然界的破坏有增无减。还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社会差异扩大化的条件下，与财富的两极占有相反的情况是，富有的一极遭受着时间贫困的困扰，而贫穷的一极在时间上总是太过富有，以至于不知如何消费自己富足的时间，往往把时间浪费在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消遣上。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与时间占有的不平等构成了一幅扭曲的画面，但在这两种不平等之中，共同之处就是都孕育着社会风险。也许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财富占有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而时间占有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风险很少有人注意到。

我们已经指出，20世纪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福利政策使得绝对贫困的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但相对贫困一直是驱之不去的梦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贫富分化也是风险社会得以生成的原因之一。应当说，18世纪启蒙前后的学者以及思想家们是心怀道德情愫的，他们思虑社会的健全，也创作了诸多可用以进行道德说教的典章名句，但工业社会的运行和演进是拒绝道德说教的，即便人们进行道德思考，也会根据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利益追求而更愿意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理论。所以在这个社会中，道德说教是无力的。在自我利益追求中，富人所在乎的是当下的利益实现、当下的生活状况，而不是去考虑长期的利益以及社会全局，更不用说考虑什么代际平等的问题了。对于富人来说，不用说未来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即使他们能够精算自己未来的生活并有着抵御不确定性的计策，也总是将视线放在当下的投资回报、挣更多的钱和作出更多的积累上。所以贫富之间的距离才会变得越来越大。更何况这也一直是被人们所称颂的理性化的个人主义，是得到国家与社会主流意见支持的。

不过，进入风险社会后，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说肯定会发生变化。虽然财富占有的情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纠正，但人们在风险面前的“消极平等”已经可以感受到了。只要人们意识到了风险社会中的这种消极平等，不需要道德说教，也会改变行为方式以及对社会、对他人的态度。当然，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私有观念所形塑出来的人即使看到和感受到了这种消极平等，也不愿意改变自己对待财富和财产的态度。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人们能够消除不确定性，或者能够把不确定性扭转为确定性，那么财富占有的热情就不会衰减，反而会得到增强。相应地，贫富差距的扩大仍将继续下去。可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不确定性是不可能逆转的，无论是共同体还是个人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这个原因，将迫使人们改变自我的私有观念和财富占有方式，转而将人的共生共在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虽然走到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但人类没有选择的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交换是构成性的，有了私有财产的占有不均衡，有了生命和生活上的需求，交换行为也就自然地发生了。但市场不等同于交换，因为市场是建构性的。市场并不能简单地被认同为交换的地点，而是包含着交换规则、交换行为方式等内容的，是需要通过主观建构去加以确立和完善的体系化交换活动空间。市场规则的建构显然是基于自由、平等的理念做出的，但仅仅在市场的范围内体现了自由、平等，对于社会的不公正、非正义问题的解决而言，可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相反，因为财富的私人占有而造成的贫富差距一直处在不断扩大的状态。这样一来，就在社会的不公正、非正义之中产生了妒嫉和怨恨。一旦妒嫉和怨恨需要得到发泄的话，就会演化成破坏性的社会事件。即使妒嫉、怨恨隐而未发，也是包含着社会风险的。

妒嫉和怨恨无疑是生成于社会差异化过程中的，或者说，在人们不愿意尊重和承认差异的情况下，就会在心理上产生妒嫉与怨恨。关于妒嫉与怨恨之间的联系，舍勒是这样描述的，“妒嫉并未绷紧而是在放松获取意志的弓弦。但是，当妒嫉按怨恨的本性而涉及无能获取的价值和财富时，它才导致怨恨的形成；然而，当这些价值和财富处于比较范围(同别人进行比较的比较范围)时，妒嫉就更加导致怨恨的形成。最软弱的妒嫉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妒嫉。因而，导致最强烈的怨恨产生的妒嫉是指向他人之个人本质和此在的，即存在妒嫉”。“存在妒嫉”就是一种不承认，如果付诸行动，就是否定妒嫉指向的那个对象。在所有的人群中，作为个人心理状态的妒嫉都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人甚至用“羡慕—妒嫉—恨”这样一个表达式来表示这种心理负向增强机制。也就是说，羡慕是一种尚属健康的心理状态，但在负向增强中，则会向妒嫉转化。如果妒嫉继续沿着负向增强的路径走下去，就转化为怨恨了。对于个人来说，宗教、良好的文化氛围、正确的心理疏导等都能够发挥阻断负向增强的作用。

如果怨恨在某个族群、地区中积累成势的话，就会寻求各种方式去加以释放。这个时候，宗教、文化等不仅无法发挥疏导作用，反而会为怨恨所裹挟，成为怨恨释放过程中的某种助力。一般说来，在族群、地区等超越了人的层面上，并不明显地存在着从羡慕到妒嫉再到怨恨的负向增强机制，而是个人的怨恨汇聚成了族群或地区性的怨恨。但是，族群、地区性的怨恨又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个人怨恨的聚集状态，而是在族群、地区间的压迫和剥夺中产生的。如果说在个人那里，心理攀比会导致“羡慕—妒嫉—恨”这样一个负向增强的过程，那么在族群、地区那里主要是压迫和剥削导致了怨恨。所以，在工业社会的财富占有方式中是极易产生妒嫉和怨恨的，而在国际社会上，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掠夺，也必然诱发妒嫉和怨恨。

面对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笔者构想了一种新型的行动体系并将其命名为合作制组织。在合作制组织里，将会极力淡化组织对各类资源的排他性占有，而是把组织资源放在一个社会共享体系中。这个时候，合作制组织将会因所承担的任务需要从社会化的资源共享体系中随取随用那些组织运行必需的资源，至于如何进行核算，则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即便需要建立起相关制度，也是一个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构想合作制组织资源的社会共享体系，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制组织的任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它无法预知承担任务所需资源的类型和数量，无法实现组织资源的预先占有；其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组织自身也处在变动之中，对资源的占有也许会成为组织背负的负担，迫使组织必须把很多精力放在维护和处置资源方面。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组织对资源的占有变得难以执行，财富亦如此。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合作制组织是合作社会中的组织，我们相信风险社会必然会迫使人类去建构起合作的社会。在合作的社会中，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合作体系，组织间也处在合作关系中。这就决定了合作制组织无需实现组织资源的排他性占有，不用担心在组织需要某类资源时而无法从社会资源的共享体系中获得。如果说资源、财富的私人占有方式在工业社会中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合理性将完全丧失，从而为合作制组织的资源、财富利用方式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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