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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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2年第2期。

引用格式：林毅.重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的超越[J].探索,2022(2):51-63.

摘要：当西方民主陷入民主衰退与治理衰败的双重困境时，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在西方把控民主解释权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准确理解与系统阐释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成功经验，就不能仅在中国语境中自说自话，而是需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放在西方民主的对照面加以考察。由此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重塑了被西方民主所破坏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通过针对性地解决“选主”取代民主的问题重塑了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与此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因为具备不断更新调适、追求自我超越的特质，才得以成功避免西方民主的困境，破除西方民主对民主的桎梏，进而引导民主走向多样化、实质性、全过程的发展正轨。

作者：林毅，男，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不仅带来了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也意味着一种在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的民主探索遭遇重大挫折。一时间，西方自由民主“终结”了人类相关政治探索的观点盛行于世。在谈及民主时，许多人本能地在西方民主所设定的框架内思考。从民主的价值内涵到民主的制度形态、从民主的实现路径到民主发展的测量标准，大批民主问题的思考者都在不自觉地成为“单向度的人”，既丧失了对西方民主及其推广形态的反思意识，更谈不上在西方民主之外探求其他民主实现形态的建构自觉。相应地，所谓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简化成探讨如何让一国政体更快、更充分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发现，就世界范围而言，后革命时代的民主并没有像人们乐观预期的那样高歌猛进，反而日益陷入“治理衰败”和“民主衰退”的双重困局中。而这样的问题不仅发生在西方民主推广的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显现于西方民主本体的运行过程中。于是，民主的推崇者们便不得不常常面对信仰与现实的张力：一方面，人们仍然对民主抱有“一种玫瑰色的期待”，至少当下很少有哪个国家或者个人会公然质疑与挑战民主本身的价值，“今天的政治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意义上，有谁不是民主主义者呢”；但另一方面，西方民主与善治的分离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几乎没有经验证据能够说明现有高效运转的政府首先是通过建成高质量民主的方式产生的。除了提供“民主国家”的民主衰败只是“暂时现象”的诡辩论证外，西方民主的支持者们其实并没有办法为西方民主与善治结果的日趋分离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沿着非西方化道路所推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意义便尤显巨大。在过去的70多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实践上重塑了民主制度与善治之间的互洽关系，而且经由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与理论化，进一步为反思与超越西方民主的局限带来了希望。当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非西方民主形态的发展必然遭遇西方民主的阻击，而要真正做到寓民主模式的竞争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正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系统、全面、有说服力地论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制度优势，就需要确立起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解为一种区别于既有西方民主模式的新民主形态，一种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律方面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新探索。这样，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提炼出有别于西方经验的普遍规律，从而更好地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深远意义。

1 西方民主的当代危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民主的必要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提法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对给民主冠以“西方”前缀的“通则”的质疑。而当我们阐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与特征时，也意味着正为民主提供一种全新的非西方解读。那么，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民主区别的理由与必要性在哪里呢？全过程人民民主到底是一种将特定“文明类型”或者制度结构的成绩“过度诠释”的产物，还是在此前鲜受质疑的西方民主陷入困境时应运而生的结果？抑或是一种完全沿着不同于西方民主的自觉逻辑演进的产物？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从一度垄断着民主解释权的西方民主在霸权秩序下面临的深刻矛盾与普遍危机入手，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独立民主形态寻求必要性论证。

1.1 西方民主霸权的窘境

不应否认的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确实源于西方，并且在其制度化的阶段一度保持着与资本主义的密切关联。因此，正如《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贡献的肯定一样，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支持者既无动机也无必要将对当代西方民主的不满简单地追溯到其历史起点上。但与福山不同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西方民主的历史进步性是永恒的，更不会承认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与此前历史耦合关系的存在而被永远绑定在所谓“唯一正典”的单一形态上。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意识到，西方民主之所以很大程度上依然垄断着对民主的解释权，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其制度结构，更不在于现实运转状态。恰恰相反，面临着多重挑战的西方民主之所以还没有被立即请下神坛，主要还是源于其作为一个系统性霸权的强势。如果“要看人类发展指数历史的话，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做得比资本主义国家好。他们垮掉了不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另一种迷信——他们可以变成另一种制度”。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与非西方民主的竞争中胜出，就在于相对于竞争者，西方民主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基础、已然成型的国际秩序以及潜在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优势。这些条件的叠加提升了西方民主在面对现实困境中的韧性，而其对手往往会陷入萨托利所谓“拿理想比较现实的方式”所带来的窘境中。另一方面，正如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结构制度化地保障着资本谋利却无法保障资本积累率的提升一样，西方民主把持民主的解释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维系霸权的问题，并不可能全然掩盖其民主实践中日益暴露的民主成色下降的问题。概而言之，当代西方民主无法回避的困境提醒着人们，西方民主既不可能穷尽民主建设的可能路径，更没有“终结”民主探索的历史。

1.2 西方民主的失效问题

在说服人们接受“（西方）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过程中，以达尔在《论民主》中列举选择民主的10项理由为标志，自由主义者们曾不厌其烦地列举过（西方）民主的诸多优点和功能。这些推销意见也往往绑定在对民主的定义方式上：无论是宪法的、实质性的、程序的或者过程取向的民主定义，都许诺带来善治和更高的生活质量。然而，只要观察当代西方民主的表现，人们就将很容易发现，上述许诺的兑现情况是十分可疑的。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西方民主最具有吸引力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在于所对应的国家实体层面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技术进步、社会稳定与文化学术繁荣等。但随着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国家治理方面，西方民主的绝对优势都在逐渐削弱，以至于西方学界不得不通过重新诠释自由民主与繁荣间的关联来“形式性”地解决问题。即便如此，西方民主的相对衰弱与非西方民主优势的日益显现仍然成为一种趋势。以出现了“政治衰败”迹象的美国为代表，党派政治裹挟行政成为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常态，进而导致了一种政治与治理的分化对立，恶化了治理绩效，而治理绩效下降又加剧了政治对立的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必然后果，代替普遍社会共识的则是普遍蔓延的政治极化现象，而当这种现象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时，不仅民主促进发展的功能备受质疑，而且其维系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功能也被进一步削弱了。

1.3 西方民主的异化问题

除了上述功能失效问题之外，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危机就在于其竞争性选举民主择优功能的消退。这一点可以说既是民主功能失效的表现，又折射出民主失效背后深层的民主异化问题。西方民主的“选主化”使得精英更容易将其意志经由“选主”程序而获得正当性，也更容易形成稳固的统治联盟。这种机制在继续保障政治精英们享有特权的同时，却大大降低了他们为此所承担的政治与道德风险。由此，当选举民主在“去社会主义化”的改造中日趋蜕变，同时又被理解为民主本身时，它也自然会日益背离择优的初衷。同时，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或是误解的问题就在于，西方民主中还包含以民主之名遏制民主的思想与制度机制。“西方政治发展的历程不但划清了一条民主政体不断进化并愈来愈成为‘世界政体’的线索，还隐含着另一条常常被人们忽略却又极为重要的线索：批判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简而言之，一方面，“民主政体的一个最声名狼藉的缺陷是民主权利形式上的普遍性（所有市民皆平等）与实际行使这些权利的能力不够普及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西方主流的民主话语中，争取平等权利的诉求往往被以维护自由的理由强力压制下去。人民主权理论的反对者们总是用一些被不断重复、扭曲夸大的历史事例来告诫人们应该警惕之事，如许多西方当代民主主义者会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一种“雅各宾主义”造成“劣质民主”的案例。而在此前，在联邦党人那里，美国央地关系层面的各州“疯狂的民主”也被当作多数暴政的一个实例。与此同时，他们却选择对更普遍、更长久存在的精英民主的弊端视而不见，以至于受其影响的人们对于“多数暴政”或“民主专制”伪问题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对于现实中平权化真问题的关注。如此一来，在西方语境中对民主的理解就在事实上被引向了一个限制甚至是反对民主的方向。

1.4 西方“民主化”进程加剧民主危机

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所谓“民主化”浪潮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沦为西方国家“民主化试验场”的过程中几乎都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而这也并不能用“民主化的结果背离其初衷”的说辞来矫饰。实际上，被一些人吹捧为“善良的霸权”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从来都不是出于任何意义上的“推广民主”的良好意愿，而是基于维系西方国家霸权地位以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制造”出一波波民主化浪潮的。因此，“在研究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过往历史时，很清楚的是，‘美国的世界秩序’对和平的贡献被夸大了，该秩序的阴暗面、它遭遇抵制的程度以及美国之外行为体的作用都可能被低估了”。或者更透彻地说，“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从20世纪以来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支持的一系列独裁腐败政权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民主化”从一开始就被西方的政治家们置于国家博弈中。一次选举是否被认为代表了民意，一个政权是否被认定为民主政权，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西方国家的战略考量。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被化约为选举的问题也被进一步放大了。无论在过程还是结果意义上，“民主化”进程中的民主发展都被阐释为一种争取选举权的抗争政治，而其他形式的民主参与则遭到了选择性的遗忘。在几乎所有站在西方立场上测量“民主转型成果”的指标体系中，“能够民主地改变政府”都被视为一项首要标准，而这一标准与达成善治之间弱相关性的问题，却又往往被所谓“好事并不总是扎堆”的理由所轻易掩盖。由此一来，如同文明冲突论一样，“民主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一种“自证预言”。同时，从结果上看，“转型带来善治”预期的落空又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于民主本身的信任，妨碍了人们对于民主真实内涵的理解，从而也对民主发展的正常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自身特点的民主道路便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发展和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世界意义。

2 西方民主危机的系统性成因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民主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民主在其运转与“输出民主”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问题，而这些矛盾问题并不能被视为周期性的疥癣之疾，当然也更不是所谓“民主化阵痛”或者必要的“自由的代价”所能解释的，而是由西方民主形态背离民主要旨的系统性原因所致。这也意味着非西方民主需要克服西方民主的这种痼疾来显示民主的真谛。

2.1 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民主发展的必然限制

作为一种总体的规定性，资本主义似乎总是倾向于约束民主，而很少出现相反的情形。即便在人们意识到自由资本主义并未能开创自由的问题后，那些试图调整资本主义与民主关系的努力也只是在“以其自己的方法巩固资本主义而侵蚀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规定性下，精英的影响力过大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动力彻底压倒了公共理性的情况下，精英政治影响力过大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同时，民主与资本主义绑定必然趋向于诱导民主本身朝向市场化方向的不断转变，而优先考虑效率目标的市场显然并非天然的“民主之友”，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反民主的倾向。很显然，民主政治本身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制度，而是扎根于特定经济基础与总体性社会制度的土壤中。所以，资本主义改造民主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自由民主自身的局部改进而得到根本解决。

2.2 西方经济与社会不平等侵蚀民主政治的实践根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到政治极化现象对于自由民主的侵蚀，即所谓“国家极化在民主体制和框架内孕育，成熟后又反噬民主”。然而，相较于“正统自由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现象的批判，强调政治极化的经济不平等起因却始终没有成为西方学界的普遍共识，或者说，即便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也从未获得政策或者政治层面的有效回应。这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西方民主中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的相对分离。由于聚焦于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与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并存，也就带来了“社会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互动通道断裂”的问题，而作为其副产品的当代民粹主义与极化政治现象，又与以往民主深化发展所导致的暂时性的激进政治存在着很大差异。作为西方民主“去社会主义化”蜕变的结果，这些矛盾本身就反映出西方民主核心价值中自由与平等日益疏离，少数人的自由以“维系民主”之名逐渐吞噬多数人的平等。因此，民粹主义与极化政治现象也就不会像一般的激进政治现象那样，仅仅因为人们对频繁政治冲突的厌倦而走向终结，而会“温和”地侵蚀民主的根基，加剧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分离。

2.3 西方民主实质被“选主”形式所窄化

众所周知，大众政治时代的民主原本天然地具有广泛参与的内涵，并借此反对特权与不公正，但这种原生的社会主义属性在其与资产阶级短暂的蜜月期结束后便被有意识地阉割了，而阉割、驯化与改造民主的关键，便在于为民主套上宪制的笼头，并在很大程度上化约为竞争性选举的单一形式。在宪制提供了一种以自由之名使少数人不服从于公共意志的保障后，在精英友好型的“选主”体制塑造出其所需要的“民意”时，有产阶级自然地由敌视民主转向欣然拥抱民主。而在大众那里，民主的平等内涵被贬斥虚化为一种单纯的抗议性理想，并因为参与形式的明显萎缩而丧失了实践的空间。至于对民主本身发展的影响而言，“把民主和选民参与缩减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选择点，就贬低了民主，损害了选民参与。一旦我们把公民参与的要义界定为全体选民的投票能力，代议制民主的目标、结果和过程就都会落空”

2.4 西方民主霸权对民主自我反思与改进能力的桎梏

相比上述几个显性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同时也是促使人们必须从西方民主之外寻求重建与激活民主希望的理由，就在于西方民主霸权对于民主的反噬。这突出体现在为西方主导的“民主化”的辩护上。如果“‘民主化’还会像‘现代化’一样被绝对价值化，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能遭遇的政治衰败会被统一归因为‘民主未能巩固’或‘民主化程度不够’，于是，‘不够民主’便被确定为政治衰败的根源，而‘民主巩固’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应对政治衰败的方案”。很显然，这里的所谓“不够民主”完全是建立在对民主的西方式理解前提下的。于是，在这种思维所衍生出的二元政体观的影响下，便会导出一系列颇具讽刺意味的“科学结论”。比如牙买加被认为是“小规模民主的典范”，但从1962年开启“民主化”到2004年，这个“民主”了近半个世纪的牙买加仍然是犯罪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发展方面缺乏投入的国家。面对这种矛盾，西方的民主问题研究者们只是轻描淡写地将其称为“有麻烦的民主国家”。但对于那些“民族主义的和社会本位主义的国家则被不断地妖魔化，他们本土的和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模式遭到诽谤中伤，被描绘得晦暗无光”。或者像戴蒙德所表现的那样，治理与发展绩效只是在有利于论证西方的制度优势时才被引用，不利时则被否认。   

同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西方民主国家的表现普遍难以令人满意，但对于绝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而言，应对这一挑战的首选策略并不是反省西方民主实践的现状，更谈不上从非西方制度那里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反，真正得到运用的“组合拳”策略往往由三部分构成：其一，强调非西方民主国家比民主国家表现得更糟；其二，如果不能证明第一点，就去否定政体类型与治理绩效间的逻辑关联，或者把非西方国家的成功归结为集权主义这类次一级的制度传统；其三，作为第二点的补充论证，强调个别精英应对问题承担责任。所有这些辩护意见的出现，其实也意味着西方民主主动放弃了对自身的反思性维度和系统性调适改进的自觉，或者至多将其限制在一些单纯的技术性问题层面。如福山在阐释所谓“弱决定论”时提到的四个挑战，即政治才能、政治纲领、领导人以及个人选择，便无一关联到西方民主的制度系统。此外，在那些关系到西方民主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领域，民主又往往被频繁地用作一种打击对手的武器，至于“以民主之名”的行动是否正义，则完全成为无关紧要之事。总之，在霸权的遮蔽下围绕民主所生的一整套制度与知识体系，已经反过来站在了民主理想的对立面上：对内，它致力于驯化大众，使“单向度的人”更自觉地接受精英的“民主统治”；对外，则以民主之名复制国内的寡头秩序，“洗白”原本赤裸裸的权力支配关系。而这些霸权反噬的问题都说明，西方民主霸权的稳固维系与民主在21世纪里破茧重生的希望已经成为一对标准的矛盾关系，前者一日不被颠覆，后者就一日不能解除束缚。因而，作为非西方民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就有着担负突破西方民主束缚和重塑民主的历史使命。

3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民主困境的克服与超越

上述这些西方民主总体性问题的成因都逻辑自洽地指向了西方民主“反对民主”的问题，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缩减民主的参与性内涵、消解民主的平等性旨趣、制度化地限制民主参与等。当代西方民主鼓励对民主进行改造，但其根本目标不是使民主更具活力，而是使其不再威胁到经由选举民主授权的精英统治秩序。因此，可以断言，在西方民主的制度框架与实践土壤里，已经越来越难以保障民主的自我更新与发展。相应地，即便仍处在西方民主霸权的影响下，人们也有理由把目光投向那些正沿着非西方化道路探索民主其他可能性的国家。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现代化与民主发展齐头并进的成绩，正促使人们从反思最基础层面的“民主化”乱象开始，逐层深入地对民主的单一形态问题、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元政体思维、民主发展史的终结论、民主异化等问题展开检讨。“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这种基于人民民主立场的反思本身非但不会解构民主的现实基础，反而通过郑重地重申民主的多样化规律，重新定义了民主，凸显出人民主体之于民主的先决性意义。这种反思最终落脚到阐释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构性工作中，为激活人民民主沿着生长的维度不断创新民主实现形式而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想不再受到诸如民主发展就是“如何实现西方化转型”之类思维的束缚，就有必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置于与西方民主的比较中加以系统解读。

3.1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的实现提供了民主制度的保障

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国家制度必然是具有先决意义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规定性下，不仅人民主权的民主理想常常受到质疑，而且被异化的民主制度必然在实践中指向“越来越只代表少数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中获益的大资产阶级、少数跨国公司资本家的利益”。相应地，现代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也就失去了实现人民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民主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解决了人民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是以人民性为本质特征的民主类型和民主新形态。”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体系内，人民不仅是民主政治中的参与者，也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创设者，是民主建设与民主运行的依靠力量，更是民主政治本身的目的。与西方民主中原子化个人的理念不同，中国式民主中人民的概念既体现出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又作为一个复数性、整体性的概念构成民主的前缀。这主要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包容性民主”。事实上，民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制度化地强调对“多数人意见”的尊重。这是因为即便在法理意义上实现了权利平等，但在权利实质性实现的条件并不平等的情况下，“少数专政”也必然成为一种常态。而民主本质上就是为矫正这一弊端、并为实质性平权创造条件的。所谓应该将警惕“多数暴政”的考量纳入民主制度安排的提法，则是把个别、偶然的技术性问题人为抬高到了总体性问题的层次，刻意混淆了民主的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调适性。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恰恰是激进的‘多数’的运动推动了民主事业的发展……我们今天的世界才变得相对公平”。这也就不难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最能体现制度性超越的方面，就在于前者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坚定不移地把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主题，避免了以自由之名虚化平等、以理性之名架空民主的问题。

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探索的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继承了以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实践的经验，而且根据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时代变化的把握，不断推动着制度化建设的成熟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体系，它包括作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拥有与其人民性、实效性目标匹配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还囊括了广泛涉及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领域内民主实践的制度机制。这一制度体系吸收了古今中外有利于发展民主的许多积极因素，但又不是对任何一种既有民主模式的翻版，而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围绕有利于发展民主的目标而建构的，它旨在“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同时在基层事务管理方面保障人民直接行使各种法定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以不断发展和充实实现民主的正式制度与机制为民主发展的主要助力，也体现出其在制度理念方面与西方民主的重大差别。简而言之，就是不像西方主流民主理论那样将国家权力和正式制度先入为主地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将民主狭隘地理解为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自治需求与治理需要之间的零和博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把国家视为推动民主发展的重要主体，把正式制度对具体民主实践成果的制度化、规范化作为民主进步的标志。相应地，在这个制度化的民主框架内，民主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也并非建立在对后者“原罪”推定的前提下，从而不再指向削弱制度认同根基的对抗性斗争。如此一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便更易于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为开辟民主与善治的协调共进之路创造了条件。

在解决了民主制度与政策过程的衔接机制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还为民主制度建设转化为实质性的民主效能打下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选择”与“竞争”关键词的西方民主制度，其实并没有解决好民主政治的名实兼备问题。一方面，寡头制的多头政治限制了“人”的选择；另一方面，“治事”领域的政策竞争则因与寡头竞争的交缠而日益偏离政策择优的轨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民主在有效性和认同性方面所遭遇的困境。与此相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则实现了多种民主形式的有机统一，其中选举民主主要解决“治人”择优的问题，协商民主、政策民主、监督民主等都在应对“治事”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最广大的民主主体以最广泛的民主形式介入全过程的民主政治进程中，避免了西方民主制度下“治人”选择结束后大众民主权利迅速萎缩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制度规定性赋予其超越西方民主阶级局限性的关键所在。

3.2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了被西方民主所破坏的民主与治理的关系

在反思当代西方民主的过程中，人们普遍注意到西方民主与善治彼此疏离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不少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治理的民主困境”问题，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困境的真正成因其实在于西方民主所致力于保障的统治阶级理性与治理理性的背离。换言之，恰恰是一种不够民主但被误解为民主本身的民主形态，在顺理成章地鼓励少数权贵无视大众的治理要求，由此才带来了上述矛盾。同时，在理论上这种矛盾又可能被误解为民主与治理价值侧重的差异，或者演化为将一些“转型国家”“民主巩固”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转型前“全权主义威权制度的遗产”，进而掩盖特定民主形式妨碍善治问题的实质。有鉴于此，社会主义民主就一方面需要完成“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全新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还要贯通民主建设与善治间的关联，通过表现出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更强的制度吸引力，证明自己确实是致力于实现“真正完全的民主”目标的民主新制。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政治在理论上追问，人民何以能历史性地组织成为国家的主人，并运用国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促进人类普遍福祉的真正实现”。另外，考虑到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往往又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后发国家，秉持着重建民主与善治关系，使广大人民都能真实分享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列宁才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作为其思想精髓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始终坚持民主与善治相统一的原则，并且将衡量善治的标准明确地设定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与治理。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对于未来“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三位一体建设的设想。这一设想契合了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规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对于以往民主形态的超越，不仅建立在政治领导权的更迭基础上，也是通过新的经济基础实现赶超式发展而获得巩固的。同时，得到经济发展助推的社会进步又更新了中国的文化，使之更加有利于维系和发展民主。正如《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所言：“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相对于西方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选举不仅限于选择特定层次的政治精英，也从制度上拒绝金钱政治裹挟侵蚀选举的可能。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极为重视协商民主的发展，这种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形式，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中，能够依托于党和政府的力量稳步推进，并且形成了接地气、多层次的实践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发展赋予了民主巨大的组织优势，这就使得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竞争性票决民主的补充，而是获得了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共同服务于“选好人、做好事”的根本目标。此外，政策过程中“开门立法”“开门问策”做法的普遍化，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民主管理的广泛推进，科学有效民主监督的落实，以及“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人民群众意愿，积极稳妥推进各项改革，使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处于成本较低、代价较小、风险可控的状态”。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秉持着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问题的理念，致力于为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解决上至顶层设计与发展方向、下至身边点滴小事的现实问题。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所保障实现的人民权利的范围较之西方民主大大拓展了，从而也为从根源上摆脱民主的“期望过载”困境提供了启示。于是，“人民既是人民民主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政治资源，也是治理效能福利的共享者”，其重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享受到善治成果的人民强化了“四个自信”，提升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认同与信心。

事实上，在民主制度建立和巩固之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必然从重大的政治选择问题转向一般性的经济社会事务问题。在短时期内，这种转变确实会给人们造成民主效能感下降的问题，似乎也验证了精英民主主义对于大众民主参与“胜任力”的质疑，从而也就造成了此前数十年间人们对于民主发展后果的理论误读。然而，正如中国民主发展历程所揭示的那样，民众的民主意识与参与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民可以在广泛的民主实践的训练中学习民主、驾驭民主。但如果把训练的内容窄化在周期性的选举代议精英上，则“大众不具备民主能力”和“民主应由精英掌握”就只能成为一个循环论证的预言，桎梏大众民主的发展。同时，许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当代西方民主中出现的“个人主义的无限泛滥、权利主义的狂飙突进”，进而撕裂社会共识、动摇民主社会根基的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民主“过量”的结果，而恰恰是西方民主中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相分离的结果。与之不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则更加强调民主的人民性立场与实现善治的宗旨，致力于防范无序失控的竞争与零和博弈，在制度层面重塑民主制度中自由与平等目标的协调关系。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民主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和重建民主与治理关系这两点完全是逻辑自洽的，它意味着人类找到了“以平等求民主、以民主求善治、以善治求和谐”的民主发展正轨。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贡献的就不仅仅是“中国之治”的成绩，还在于依托实践启示重构被西方自由民主误导的民主知识体系。

3.3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实质性的民主内容体系

在西方民主制度中，“通过竞争性选举一套制度机制同时解决两个民主本源性问题（基于民意组织政权和基于民意选择公共政策）构成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但在西方“选主”体制下，选举民主很大程度上被获取政治权力和对应资源的目标所捆绑，如何胜选成了第一考量，这就导致了聚焦竞选的民主只能批量产出善于表演与迎合公众的选举型精英，并规模化地造就“自愿被收买”的选民。因此，政治精英的择优与治事政策选项的择优则变得不再重要，民主蜕化为“选主”就会带来一种链式反应的后果。当大众的民主权利被窄化为有限的选举权时，对精英的制衡力量就被大大削弱了，这就意味着精英将更容易合法地掌握权力。在没有改变精英强势、大众弱势的权力关系格局中，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精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约因素减弱了，选举的择优功能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于是，精英间的利益共谋与彼此否决的几率都戏剧性地上升了。这代表着竞争性选举作为一种精英择优机制的失效，更体现出合法性压力减轻后西方民主精英们阶级理性诱导力量的释放。当然，在西方民主制度中也并非没有为选举之外的民主实现形式预留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整体规定性倾向于虚化选举之外的其他民主形式。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以“选主”代替民主的主要危害在于割裂了民主与善治之间的关联性。而这一问题的重要起因之一在于竞争性选举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竞争轮替的基本原理就是无反对则无竞争，但在现实中，反对的指向往往并非治理结果的好坏，而是更倾向于服务于“权力的游戏”。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阶级理性与国家理性、公共理性的背离又进一步加剧了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治理困境。那么，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就需要通过重塑西方民主中选举形式与民主实质之间的关系来避免这一“民主悖论”。在打通民主与善治的内在关联时，“必须有一个超脱于重大分利集团的政治力量和有效的约束机制，通过优化民主机制，克服破坏性竞争，防止和抑制重大分利集团实现所谓‘民主捕获’”。在中国，这个机制就内含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与体系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其“全”与“过程”，所谓“全”涵盖了阶段之全、主体之全、领域之全和层级之全，所谓“过程”则在于广泛涉及了表达、协商、征询、决策与评价等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发展理念上不同于西方民主之处，就在于能够正确地定位特定民主形式与民主政治完整体系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所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注重形式与实质、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比如“十四五”规划建议稿是在广泛的政治协商、充分的征集民意、集中民智，以及严格的民主程序下形成的。在这些民主实践中“多数决”与“共识决”不是截然对立分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反映出民主可辨识的价值偏好，而后者则通过改进多数意见形成的过程来增加决策结果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换言之，中国语境中的选举与票决民主只是整个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并不具有相对于其他民主形式的绝对优先级，更不独立于完整的民主过程之外。也正因为如此，民主才在中国制度与中国实践中获得了更广泛、更真实、更充分的实现。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即在提到中国发展与治理所创造的奇迹时，许多人都会惊叹于中国强大国家能力所展现出的“政治势能”。但中国的国家能力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前现代国家建设的当代遗产，也不应机械地单独把执政党作为核心的解释要素，而是需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实质性民主为国家能力“认证”和“赋能”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与一些西方学者在概括中国成功经验时的认识不同，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所谓“尚贤政治”的成功，而应该被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现代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赶超优势，不可能仅仅取决于少数精英，而必然建立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制度认同和广泛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换言之，正因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做加法的民主，所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想才能够在多层级民主运作界面、系统化民主运行流程、多样性民主操作形式中实现有机统一。因此，讲“中国之治”的成功与“中国之制”的优势，其实也就是在总结中国民主通过重塑真民主、好民主来克服西方民主困境的经验。

3.4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备不断更新调适、追求自我超越的特质

回首20世纪以来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应该看到即便是西方民主理论的文化自觉与致用自觉，也是在面临着冷战时期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民主发展模式的压力下才得以产生的。而进入后冷战时代，当这种竞争压力消失后西方民主失去了自省的自觉与自新的动力，不能有意识地解决民主衰败的诸多问题。对致力于反思和超越日益蜕变衰败的西方民主的人而言，这一教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我们今天旗帜鲜明地发展与宣传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具有任何“终结历史”的意图。西方民主之所以在制度、程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丧失了自我更新和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垄断了民主的解释权，使得西方民主自我更新的停滞。有鉴于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与那种认为民主发展道路“定于一尊”的看法划清界限，始终坚持以发展、变革、多样化的眼光看待民主。即便在取得了发展民主与实现善治巨大成绩的前提下，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始终保持着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自觉与动力。这既是由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其承载的民主多样性规律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作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也遵循着同样的发展规律。中国能够通过反思平衡来探索民主的最优解，也使我们不容易陷入特定民主形态自我确证的陷阱中。因此，在自觉总结自身制度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无论是人民之于民主的诉求与理解，还是民主程序、民主机制与践行民主的条件，都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不是为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设定了一个终极形态，而是体现为对作为变化中常量的民主规律的深刻理解。它无意于像西方自由民主那样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标准的民主发展“测量样本”，而是赋予各国以总体性原则启发下充分的探索空间。

4 结语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独特国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民主发展现实可能性的实践成果与智慧结晶。从根本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民主的多元化探索时代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是寓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于具体现实的发展实践的产物。客观地说，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事物，无论在经验积累、实践条件和话语权影响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还有提升的空间。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本土民主的应然优势等同于完成时的实然表现，而是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其成长，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治理优势。同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的最大意义，也并不在于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方案，而在于启发人们重新开启对于“何谓民主”元问题的思考。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自由主义者们曾书写出一部属于他们的民主史，并在软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下一度诱导着世人放弃对于民主元问题的思考。于是，面对随之而来的“民主反对民主”的现实困境，人们往往只能从保守主义的方向上求解。然而，在这部精英的民主史之外，还有一部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正是为全人类提供了一把打开这部真正民主史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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