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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之碎:空军司令-我的父亲吴法宪-吴新潮

乐诚坊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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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主任时的吴法宪


原载于《老照片》第89辑,作者吴新潮,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本文原题《我的父亲吴法宪》。


   


开场白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地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往往都是完美的。但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世间对他有了太多的误解,反而给了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长征中的著名战斗,父亲参加过多次


父亲是开国将领,但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多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但这不属于我所能够评价的范畴。我想说的是他的第二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有人把父亲比做《沙家浜》里的胡传魁。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是很苍白的。“坏人”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一举一动,都是反面的;好人一切都好,一身都是光环,阳光普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父亲究竟是不是草包?张正隆所著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父亲的老搭档、原东野2纵(现39集团军)司令员刘震上将也说过:“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抹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政委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中共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军政分工不分家,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有很多政委军政一担挑。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难道都不会打仗吗?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一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二十岁。建国后,肖华把这次战斗的经过写成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上。


还有一件事情也说明了父亲的能力。1938年冬,685团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山东湖西(微山湖西)地区。组建了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两千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一万三千人,共设四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四个营。此时的苏鲁豫支队,其实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沂蒙山区的686团,还是三千多人。


吴法宪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彭雄。彭雄在照片背面题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


抢仓库发了洋财


辽沈战役中,2纵最先进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美国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七万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和一件美国毛衣都是那时缴获的,一直用到“文革”时期,那么多年,扣子都拽不掉,质量真好。


父亲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司令部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这下子,其他纵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开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被押解“东总”军事法庭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父亲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刘官复原职。这位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上世纪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这时的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法宪来的电话,硬撑着站起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马上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的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


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一点不冤枉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肯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属于林彪“山头”,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第一次反“围剿”,父亲就在红一军团,受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一方面军是M的“中央军”,红一军团就是他的“黄埔军校”。解放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红一军团走出来的,例如:刘亚楼、杨成武、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十二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谁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是2纵主力师5师(即后来的39军116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的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敌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就是钟伟搞起来的。打锦州时,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林彪当时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伤亡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把望远镜掉到了地上,连说了三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了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春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予照顾。林立果则是叶群直接找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要分清,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是私下里说的话,这话当然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别说是林立果,即使是父亲这个空军司令和“副统帅”林彪,也不能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真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主席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回去。


辽沈战役结束后,吴法宪、陈绥圻夫妇在沈阳合影


1950年代,吴法宪、陈绥圻夫妇与儿子吴新潮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老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两个人不太和睦,父亲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父亲当副政委。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调过来坐镇。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曾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笑话怎么来的呢?原先的空军政委是肖华,但他不久就到了总政,刘亚楼就把我父亲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党内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是实际上的二把手。肖华走后,刘亚楼给总政打报告,要求把我父亲“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父亲在空军,跟刘亚楼配合得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刘亚楼骂了,就来找吴政委,吴政委就劝说一下。谁对司令不满意,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父亲就接替了司令,挑了余立金当政委。又有人说空军现在“余政委”了——多余的政委。当然这些都是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外出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陈绥圻在民航局工作,刘亚楼亲自给民航局领导打电话,为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都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带回的玩具,只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好酒,刘亚楼喝得厉害。家里有了好酒,父亲总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经常抱着酒瓶子去刘亚楼家。不过,我们这些小孩子还是很害怕刘伯伯的,他的那种威严,叫我们见了他就躲着走。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确实什么都不知道。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是接见空政文工团的六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的矛盾问题。晚上11点,父亲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第二次打电话,严厉地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确有一架飞机到了山海关。这架三叉戟,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打电话找胡萍,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此时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核查,周恩来派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一直跟着父亲。


在西郊机场,父亲打电话给三叉戟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父亲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M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三叉戟起飞前,父亲曾提出在跑道上放置障碍物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几乎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他也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三叉戟上天了,父亲很清楚地知道,他完了……不过,父亲当时的想法实在过于乐观: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上工作。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下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


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1963年冬,吴法宪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下部队检查工作


母亲陈绥圻


1923年,母亲陈绥圻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宁波商人,家境殷实,在上海拥有多家商号和产业。祖父是个富二代、啃老族,年纪轻轻吸鸦片赌博搞坏了身体,过早离世。外婆独自带着母亲和舅舅,生活陷入困境。


1941年,母亲在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因为暴露了身份,母亲和舅舅被组织上紧急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外婆突然间失去了一双儿女,不知他们的去向和生死,哭瞎了双眼。在苏北的舅舅听到音讯,擅自离队回了上海,从此成了他的历史问题。参加新四军后的母亲,先后在抗大五分校、新四军三师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经锄奸股长赵炳安(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介绍,母亲与父亲相识。按照母亲的说法,当时在新四军的知识女性中流行一句话,说老干部是“可敬不可爱”,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母亲与父亲相恋结婚,并相守了一生。我的一位朋友和母亲很熟,常来陪母亲聊天,听母亲讲故事。有一次他问母亲:“陈阿姨,吴老得势的时候,你对他好我理解;现在他倒霉了,你对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好?”母亲想了想,很认真地答道:“他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作为母亲的儿女,我们亲眼见到在父亲一生最艰难的岁月,母亲对父亲的不离不弃、关爱有加。刘亚楼曾说过:“吴法宪找了一个好老婆。”


1942年,日军对苏北的新四军发动“扫荡”,新四军三师党委决定,将一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到上海。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张爱萍的夫人李友兰、曹荻秋的夫人汪云,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住在舅舅家里。突然增加了这许多人,舅舅卖掉家私,千方百计地保证她们的安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舅舅掩护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的家属,舅舅是立了功的。解放后,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曹荻秋任上海市长,父亲任空军政委。而舅舅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在天山中学教书,仍然住在抗日时期的棚户区里,生活很清贫;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子女问题,没有对父亲提出过任何要求。1971年父亲出事后,舅舅受到株连,舅妈身患癌症不治身亡。


抗战胜利后,母亲随部队到了东北。1948年,母亲在齐齐哈尔生下了我,父亲打完辽沈战役,南下时负伤到了武汉。母亲当时在天津留守,从刘震夫人那里得到父亲负伤的消息,独自一人爬上火车,冒着敌机轰炸、敌特出没的危险去找父亲。由于无法渡过长江,只好返回。母亲对我说,那是她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军队授衔前夕的1954年,母亲转业到民航总局任计划处处长。作为首长夫人,她早出晚归,天天挤公共汽车,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车。母亲跟我说,挤公共汽车就像跳芭蕾舞,脚尖着地。那时,我们整天见不到她的身影,工作紧张时,母亲就搬个铺盖住在办公室里。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叶群找到父亲,说为了看家,把母亲调来空军任吴办主任。母亲就这样又穿上了军装。作为吴办主任,母亲列席空军常委办公会议。父亲对她有规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只准听,不准说。因此,母亲在空军期间,甚少讲话和发言。


凡事都有例外,大概是1970年夏天某日,空军党办通知林立果,要他在司令部二级部长会议上作学习毛著的讲用报告,母亲带我去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很新鲜,讲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办主任王飞要母亲讲讲话,母亲说:不讲话了我喊个口号吧,向林立果学习!活学活用M主席著作!林彪出事以后,这件事成了母亲的主要罪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父亲被抓,母亲被隔离,此后的九年时间,母亲没有见过父亲,既不知道父亲的任何音讯,也不知道我的任何音讯。1978年,空军党委召开大会,把母亲押上会场,扒掉领章帽徽,空军领导亲自宣布母亲是林彪死党、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母亲被押送到浙江绍兴龙虎山茶木场劳改,三年里,风吹日晒雨淋,蚊虫叮咬。每月只有五十元生活费。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省吃俭用,还一点一点攒下钱买了毛线,给父亲和我们每人织了一件毛衣。接到母亲的毛衣时,我们不禁泪流满面。


1980年父亲保外就医,母亲也经胡耀邦批示,重新作了结论。经空军王海司令员批准,母亲按副师职离休,陪伴父亲在济南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晚年生活。看到他们相搀相扶的身影。我知道了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是相伴终生。


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苦大难的父亲和母亲,晚年的心态相当平和。2004年春,母亲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我们应该高高兴兴过日子,安安心心当好老百姓。”


2000年,父亲因脑梗塞住院治疗,至2004年10月过世。长达四年的时间,母亲几乎天天到医院照料父亲的医疗与生活。母亲的辛苦和劳累,我们历历在目。


从落户济南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筹划撰写回忆录,录下了将近二百盘磁带。后由母亲一字一句整理成文。十年以后,由父亲亲自修改定稿。父亲和母亲晚年,为回忆录倾注了全部心血。2006年,父亲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


2011年4月9日,母亲因突发大面积心梗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八岁。2011年5月,我们把母亲的骨灰送回父亲的家乡江西永丰县君埠乡与父亲合墓。愿他们在天国依然相伴。


1969年,吴新潮为父母拍的照片


晚年的吴法宪学会了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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