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平:社会转型期乡村价值危机探析-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摘要】乡村传统文化集中代表了与现代性相冲突的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现代社会文明则是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而逐渐累积的自由、平等和诚信及其衍生物的集合。乡村价值危机就是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之间张力的产物，主要表现为“公共意识”退缩和“私意识”猖獗。事实上，农村的解冻和发展是与农民个人的主体化分不开的，因此，没有农民个体“朝向现代性的社会化”，不会有农村的现代化，而农民个体的趋向现代性的社会化，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群体迫切需要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因此，解决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对策必须着力于价值层面的个体重建，路径则依赖基于文化自觉的集体自治,最后达至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现代性；差序格局；村民自治；文化自觉

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价值危机的显现

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后工业社会剧烈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逐渐瓦解，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具体而言，在经济上表现为从旧的以传统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人民公社”经济体制，向体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征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历史转变；在政治上表现为“政党合一、政社合一”的高度集权化管理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在文化上表现为农民的思想文化观念正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乡村社会结构的这种变迁，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以此为维度，可以分析乡村社会结构变迁有以下特点：

1. 城乡社会的趋同化

1949年以后，国家政权通过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全面监控。农民被固守在土地上，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很少有机会改变身份，也有效的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使中国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长期呈现出对立的“二元”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开端，继之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乡镇企业的推行、城镇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带来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其结果是：乡村市场经济理念加强，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同化，人际关系契约化，人们逐渐摆脱家族和地域的限制，在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和人际关系范围内寻求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抗御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于是，各种社区和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被农民组织化打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向城市人生活方式不断地靠近，过去单调闭塞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封闭的村落，农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等不断觉醒。

2.乡村社会显著的分化与分层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分化速度加快，其结果一是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农业产业分化出来而转向非农产业；二是原先具有相同农民身份的人们分化为带有明显阶层特征的群体。乡村社会的群体分化松动了原来僵化的社会关系结构，使乡村民主政治有了极大的发展，使乡村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农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3.宗族权威弱化

传统乡村家庭的规模较大，宗族势力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控制能力。由于现代法治观念的传播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较之传统乡村宗族，现代乡村宗族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力有了很大的减弱，乡村家庭与宗族的联系变小，宗族对家庭的影响力变小，随之，经济利益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上升，宗族舆论和村庄舆论对家庭、个人的影响力下降。

虽然如此，在变迁的历史条件下，“乡土社会”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辨，乡村社会的这种浓厚的“乡土特征”正是分析农村社会秩序的主要时代背景。近代以来，强势的西方文明主导了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全过程，由此催生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运动，其影响波及，在社会意识上表现尤为明显，强迫着传统乡土秩序发生艰难嬗变。近三十年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的剧烈社会转型，更是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达至一百多年持续变革的最高潮。

社会转型对于中国，从历史大视野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从属于中国社会又一次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自晚清以来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穿越历史三峡”的“收官之作”。①相比于前一次大转型以农耕、郡县制和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文官常任制取代原始采猎、封建制和“诸子百家争鸣”之士人阶层，这一次由农业社会经工业化而跃升到商业乃至知识社会则攸关整个中华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过程被融入了更多艰辛的因素。这场变革由于其全方位性和彻底性而不可避免地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根基：无论是偏远的山村还是悠久的传统观念，都在惶乱的挣扎中寻找着与现代性的某种妥协。

概而言之，中国社会转型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东西方文明两造由于不可避免的接触和碰撞而发生的冲突与调适，具体来说，就是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冲突与调适，亦即社会上层的自我调整及其所必然导致的社会下层全套机制的重建与重组。这种调适决定乡村社会失范的状况，促成并推进社会转型，同时，由于传统价值被搁置、扭曲乃至抛弃，又引发严重的乡村价值危机。

二、乡村价值危机的表现与成因

乡村传统文化集中代表了与现代性相冲突的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现代社会文明则是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而逐渐累积的自由、平等和诚信及其衍生物的集合。乡村价值危机就是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之间张力的产物。

(一) 主要表现

1.功利主义文化盛行

自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出于长期以来的弱国与自强心态，中国都在极力舶来西方的文化以改造自身社会，但由于中国没有西方独特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历，舶来的文化理念虽一度引起社会变革，可人们并不熟悉这些理念背后的含义，这就导致在中国城市场域中长期盛行经济主义和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政治环境盛行经济主义，一方面人民有着极为迫切的现实生计要求，于是这种畸形的功利主义文化找到了它赖以滋生和繁衍的温床，侵入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圈，成为目前在中国城市占支配地位的主流价值，并随着城乡人口流动从城市侵入农村。[1]

由于以城市主导的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当代乡村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一度为政治标准主导之后，迅速变为由财富标准主导，其横向关系模式呈现出以核心家庭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的特征。与此相对应，普遍地出现了欲望急剧扩张的现象和以不劳而获或尽可能少劳动而迅速致富的社会心态，对待人生强调借重外力。[2]

2.乡土伦理被边缘化

在传统乡土社会，社会结构呈“差序格局”特征，其纵向的社会分层标准有权力、财富、德望、受教育水平以及代际关系等，其横向关系，被认为应当遵循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原则的模式。与此相对应，社会心态普遍地以“知足常乐”为贵，对待劳动以勤俭为美，对待人生主张向内用力。[3]

中国的乡土文化自古就含有实用主义成分，农民的性情倾向中也早就存在功利主义。面对当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之政治意识形态中“富农”、“致富”的口号，乡土文化特质里的实用主义成分迅速与舶来的西方功利主义相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乡村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乡村伦理便逐渐处于被支配地位，以致被现代化的机器重塑，形成畸形的价值观、不受约束的行为取向和混乱的、很难整合资源谋求发展的社会秩序。[1]乡村社会根本性的问题便由此显露：“公共意识”退缩，同时“私意识”猖獗。

3.消费主义文化扩张

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不但引发城市社会的多元分化与价值纷争，更是使得消费主义文化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这时，生活的参照背景不再局限于乡村邻里．而是都市化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媒体展现的“西方的欲望洪流”，给乡村农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期待。而政治意识形态虽然一直在努力重建乡村社会伦理秩序，却无法阻止农民越来越质疑和破坏乡村生活的合理性，以致不再坚持祖辈的信仰。[1]经济尺标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情礼俗不再是情感和道德的表达途径，而是接近各种可资利用的物质和人脉资源的桥梁和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工具。[2]

（二）困境成因

1.“现代性困境”

现代性是指由近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化所引发的自然科学与人的解放催生而发展至今的整个人类知识、观念和思想体系，以及这些知识、观念和思想所建构的整个现代人类文明。“现代性”在西方不仅意味着个人从前现代的道德桎梏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祛昧”后用理性的“宗教”替代、缓解和平衡实际的宗教所导致的人心灵的分裂和无所依傍。西方人很立体地看待它的双重意涵，并生成了制衡它的各种力量。[1]中国虽然舶来了西方文化中现代性的一些东西，但对其内部丰富的张力因素却并未吸收，民族危机的全面压力更是引发社会精英阶层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强烈反弹，以致失掉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改良的机会。

在社会剧烈转型的当下，这种“缺失的西方文化”所引发的“现代性困境”在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功利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其结果便是畸形的价值观、不受约束的行为取向和混乱的、很难整合资源谋求发展的社会秩序。

2.“时空压缩”效应

现代性在中国最集中的表现，是鸦片战争以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及清政府被推翻以后的五四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富国强兵，百日维新强调制度变革，五四运动则提出民主与科学、启蒙及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现代性同时从两个方面进入并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即中华民族如何应对西方列强并做到救国救亡；一方面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对民众的解放。现代性的这两个方面，在五四运动中就变成了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并因为民族危机的强化，而变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单方面现代性的展开，即现代化的展开。[4]

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关注促使现代性的普世化成为一种迫切要求，而现代性必然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明发生激烈碰撞和冲突，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两者不得不相互妥协调适，这种社会意识领域的互动延绵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全过程。加之我国对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导致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时空压缩”效应，相比于西方社会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转型之剧烈更是在所难免。又由于我国人口结构及城乡差别，乡村的发展与现代化对于整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使得乡村价值危机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全局性且非常紧迫的问题。

三、对策思考：基于文化自觉的个体重建与共同体自治

如何走出“现代性困境”？恐怕这将是社会转型期中所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所必须面对并得很好回答的一个命题。面对日益显现的乡村价值危机，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合乎现代政治伦理的解构与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

1．首先着力于价值层面的个体重建

考察我国乡村社会向现代性开放的原初，从“村民自治”制度破冰集权和集体人格化的人民公社，到正式赋予公民身份的身份证制度，农村的解冻和发展其实是与农民个人的主体化分不开的。由此可以说，没有农民个人“朝向现代性的社会化”，是不会有乡村的现代化的。事实上，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必然包括人思想意识的改变，否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当农民个体真正“现代化”了，我们这个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才可以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5]因此，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对策必须首先着力于价值层面的个体重建。

2.然后践行基于文化自觉的共同体自治

农民个体的趋向现代性的社会化，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纯粹的自我调适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很难有“文化自觉”。这个由中国乡村社会学的先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他强调农民要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1]根据这种理论，走出“现代性困境”的路径需借助基于文化自觉的共同体自治。目前各地开展的“村民自治”实践，无疑可以训练农民个体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逐步增进乡村价值危机的妥善化解与良性转化。

3.最后构建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将这种世界观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无论是对个人进行思想意识层面的动员，还是对共同体进行实践层面的训练，都不能单一推进，而必须齐头并进，构建文化价值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样才能在长远意义上解决乡村价值危机问题。

①历史三峡理论是历史学家唐德刚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转型的理论，此理论把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作为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 52 29325 52 15288 0 0 3580 0 0:00:08 0:00:04 0:00:04 3580特征、标志与前提。唐德刚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其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即社会转型期，以“三峡”之艰险形容其瓶颈性。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辛亥革命，此一转型时间至少为二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该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著作《晚清七十年》里，其后出版的《袁氏当国》对此理论有更深刻、更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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