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社会记忆与村落的价值-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是农业文化中一幅重要的生态图景。由于农业家庭依靠土地为生，因此一旦获得土地就会稳定下来繁衍子嗣、传承家产，建构起跟土地直接相关的家族和村落文化。这之中，作为主旋律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与农民的各种社会化行为一起构成了农民的生活世界。然而，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全球的今天，工业与城市夺走了农业与农村的活力，也在不断地重构着乡村的生活节奏与内容，改写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原初设计。与此同时，那些承载着历史与情感的村落，消亡之势迅猛而不可阻挡。据统计，2000 年时，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十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1］在这种背景下，探究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重新审视村落存在的价值，可谓当务之急。
一、作为文化根脉的村落
农业的发明与若干野兽的豢养，使人们逐渐定居下来并形成村落。这些早期中华文明的文化元素是周代大力提倡农业，以发展耕田和畜牧为主要功绩的前提。广土众民的中国乡村，自古以来便是立国之本。从秦汉的乡亭里制到隋唐的邻保制，从元代的社制到清代的里甲与保甲制，这些乡村组织在与历代地方政府的关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征收赋役、劝农、教化以及维持治安等社会功能。［2］(P126~148)而作为农业社会中民众生产、生活的空间，村落正是传承农耕制度、维护民间道德秩序的基本单位。
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耕地，劳动对象是农作物，而作物的生长又受制于土壤、水分、气候、肥料等条件。这种鲜明的生态属性，决定了中国南北水田与旱地经济文化类型的基本格局。而山村、牧村、农村、渔村等不同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一个地区民众对其生计方式的选择。这种基于生存环境的文化创造，正是中华农耕文明最为基本的生活模式。
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完备于汉代的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天文学、气候学与农业生产实践的成功结合，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最为重要的农事指南。二十四节气的节律就是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农耕文化周期，与之相应的农事活动习惯正是在这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运转中自然地延展。乡村的土地制度、水利制度、集镇制度、祭祀制度，都是依据这一周期创立。由于节气的准确与否与农业的成败、作物的丰歉息息相关，对于以自然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古代农业社会而言，顺应自然时序，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盛衰的头等大事。因此，每逢重要的节令都要举行农耕示范仪式和庆典活动。作为礼俗规范，这既是国家推行的农政管理措施，也是传统民俗节日的源头。［3］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与农民的时间经验一体，记录着乡村的时序刻度，承载着小农的以礼俗活动为核心的生活内容。乡民社会的这种生活形态，看起来不过是婚丧嫁娶、年节祭祀的繁缛仪式和填充平淡时日的吃喝热闹，但对于那些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来说，如果离开了这些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经历过无数次转型和战乱的中国农村，很快就能从破坏中恢复，其强大的整合力和组织力，正得益于耕读相伴的礼俗传统，得益于这些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仪礼活动。［4］(P88)在乡土文化的传承中，村落既是边界清晰的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也是怡人悦神的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以宗祠和祖墓为中心的祭祀仪式，强化了宗族成员间的等级关系、家庭的和睦以及家庭间的团结与联合；以神庙为中心的祭祀仪式，则以社区神的力量维护了村落社会的生活秩序。这些活在村落中的礼俗是社会观念的文化表征，也是集体记忆世代相承的情感纽带。
村落是农耕文明的载体，是滋养中华文化的土壤。这里传续着千年积淀的礼俗，也渗透着礼乐文化的基因，这也是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原因所在。有学者研究表明，汉魏以降两千载与两周礼制最大的不同在于礼制不断下移，乡间社会也有多种国家规定性的礼制仪式。至南北朝已经逐渐形成了具有全国性的乐籍制度。由于国家礼制仪式用乐上下相通、乐籍制度全国体系化，当清雍正年间乐籍制度解体之时，各地官府主持将承载国家礼制仪式及其用乐、曾经的官属乐人分散到民间各处，从而完成了从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到民间礼俗用乐的华丽转身。官乐民存、上下相通，国家礼乐被民间礼俗接衍，因此许多民间礼俗当为国家礼制的俗化显现。［5］而今，散落于民间社会的各类仪式用乐，都是对中华礼乐文化延续的有效支撑。由此可以理解“礼失而求诸野”的意义，亦可以此为基点认识融国家礼制与民间礼俗为一体的村落及其存在的价值。
二、漂浮如萍的乡土记忆
传统村落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在当地人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因此，它在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当现代化和城市化业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时，农耕文化就彻底地成为文化上的输家。无论称其为“现代化的痛处”还是“全球化的结果”，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农业和农村文化的凋敝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乡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但从事农业的人数正在锐减。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3 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 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6］这些数字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村困境的真实写照。仅以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大型的国际计划，其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截至2014年5月，已有13个国家的31个传统农业系统作为保护试点，中国有11个位列其中。的现状，我们便可视一斑。在侨乡浙江青田，中青年劳动力60%以上已经转移到国外和国内的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在贵州从江小黄村，93%的农户在稻田养鱼的同时还要外出打工，主要依赖稻田养鱼的家庭不到调查农户的6%；在云南红河哈尼村寨，掌握梯田农耕技术的老者不断去世，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青一代外出打工，本民族传统文化渐已遗失；在江西万年，因贡谷的产量低，老百姓的收益低，种植面积在减少，保护区内的野生稻濒危。［7］农民告别乡土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传统物种及其耕作技艺濒于失传。
从乡土知识的传承来看，乡村文化处于断根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撤点并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一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8］为了追逐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陪孩子进城读书已成为乡村普遍的事实。这种教育改革政策，在强调教育公平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割断了孩子们与乡土的联系。具体表现在：第一，寄宿制使孩子们与家庭生活游离，父母带给他们的影响与日常生活的濡化作用甚为缺失；第二，与自然环境相对疏远，他们可能还生活在乡间，但山上的动植物与他们无缘，触目可及的河水因封闭的校园而无法亲近；第三，对村落礼俗漠然无视，只想通过读书逃离乡村，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处于无知的状态。这样看来，农村教育已背离了乡村的本位，在刻意贬抑和屏蔽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并在观念深处将其视为落后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废弃之物，乡村也因此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
过去的生活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会带着这些往事活下去并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群体，都可视为记忆性的载体，都拥有各自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不会忘记那些体现其集体价值观的往事。因此，集体记忆是保存社会文化的载体，也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强调集体记忆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这份特殊的记忆，才让我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种左右人们生活的价值观念才得以传承，这是维系共同情感和深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前提。如果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把可以滋养我们心灵、心性的那份东西消失殆尽，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我们是一个有深度思考的社会。因为一个有深度的社会，是必须要拥有自己社会记忆的社会，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都能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里有尊严地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处在生活中，我们更是活在记忆里。
三、记忆何以拯救村落
记忆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的生命因记忆而充盈。那么，当传统村落渐行渐远，甚至彻底消失之时，社会记忆又能否拯救村落，进而复活曾经的村落意识呢？自2005年以来，我们因调查妙峰山香会组织而深入到北京三十余个村落。它们或已融入都市街区，或在拆迁的震动中等待着村落的终结。我们的研究与村落的晚景相伴，也因此记录了村民以记忆守望村落的一幕。［9］［10］
1.西北旺村：在记忆中重现村落的历史
西北旺村位于京城百望山下，曾因商道繁华、拥有尚武传统。兴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关帝庙是西北旺村的标志，也是本村高跷秧歌会的发源地。成立于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高跷秧歌会，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奉慈禧懿旨召入颐和园大戏台表演，并受“御赏”白银千两、服装数十套、金底青龙大龙旗等物品，从此成为“皇会”，在民间香会中拥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
2003年11月，村子即将拆迁之时，老会首凌长春带着摄影机，在北京寒冷的冬天纪录下村落那最后的“黄昏暮景”。他循着高跷会进香的路线，挨家挨户地拜访、拍摄，一边走，一边讲着村北头的大杨树和三姑庙，村南头的观音菩萨庙……我们问他为什么要用摄像机纪录这个村庄时，老人的眼眶湿润了。对于世代居住在西北旺的老一辈村民来说，虽然村子被拆迁了，他们还希望让后代子孙看到生养他们前人的这片土地。在他们的心中，往事并非如烟，庙、会和村的故事，始终存活在一辈辈人的记忆里。
在村民的观念中，村庄拆迁前重建的关帝庙是他们仅存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村民昔日生活经验的坐落之所。而今，有形的村落已逝，记忆却因香会和村庙犹存。昔日朝顶的盛况如烟，但见证往事的金底青龙大龙旗与妙峰山进香的仪式尚在。只是对高跷会而言，赶赴妙峰山不仅仅是表达对娘娘的虔诚，更是追忆村落、寻找认同的怀旧之旅。除每年的朝顶进香之外，每逢春节期间的“踩街”活动，村民会如期走出家门，在楼宇之间、在街区的近旁，听闻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音符。这种古老传统的循复，传达的既是浓浓的乡情，也是对村落生活的怀念。
2.西铁营村：在仪式操演中复活村落的记忆
西铁营村地处京城南郊，水田极多，土壤肥沃，泉水丰富。20世纪90年代前，这里主要种植细菜、特菜，后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实现了土地向非农利用方式的转变。建于明天启年间（1621至1627年间）的中顶庙，是明清之际京师供祭碧霞元君的圣地，也是西铁营村的地标式建筑。历史上，紧邻中顶庙的村落都有自己的香会，素有“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会”的美誉，每逢开庙会期各档香会就会加入到进香的行列，祈求娘娘护佑平安。中顶庙遂因中顶庙会而闻名。
1984年5月，中顶庙被列为北京市丰台区文物保护单位。2001至2012年期间，西铁营村对中顶庙进行了多次修缮，使其生机重现。自2006年起，西铁营村还连续举办了七届“中顶庙民俗文化节”。每年邀请十余档香会进香献艺，其仪式过程沿袭了传统的规矩礼法，创造了一个历史与现实、心灵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作为一种饱含着村民集体记忆的文化传统，它们是村落认同的重要载体。尤其在北京城中村拆迁改造的背景下，村落终结的命运更使守护传统成为当务之急。作为地域性的民俗活动，中顶庙会的复办，为行将消逝的村落存留了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忆。
此时，西铁营村的城中村改造正在进行之中，中顶庙周围一片废墟瓦砾。对于西铁营村民而言，村落不仅是他们的世居之所，也是熔铸了他们生命体验的生活空间，而作为村落象征的中顶庙，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下，承载记忆与认同的文化符号。在修复中顶庙之初，很多村民特别是老年人就向村委会要求重新举办庙会。他们希望在村庄消失之前，让走会传统的再现成为村落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幕。正是这种仪式庆典的习惯性操演，激活了村民心灵深处对过去生活的情感与记忆，传递着村民对祖居地留恋不舍的深情。［11］
在两个案例的叙事中我们看到，村落是生成记忆的场所，记忆则是使村落重现的情感性力量。如果没有村落这一象征性的空间，记忆就会蒸发，也便不会塑造出共同的记忆与认同。因此，“只要具有重要特征和意象的承载体保持稳定，其呈现出的秩序与平静便能让我们在这令人欣慰的延续性中认识自己”。［12］作为实体村落的西北旺和西铁营已经消失，庆幸的是关帝庙和中顶庙在村落拆迁之前得以修缮，传承村落历史的香会依旧在仪式过程和身体实践中重温记忆。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消失得不留痕迹的村落，记忆又将以何种方式存留？当特定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参照物消失之时，当原有的记忆因迁移而日趋淡忘之日，是否意味着永久性地割断了他们与过往生活的情感联系？
四、找寻归路的文化乡愁
我们的根脉在乡土，而乡土的生命在于村落。村落空间展现的是一段又一段的生活叙事，汇集的却是难以分割的群体记忆。然而，这些曾经支撑我们前行的乡村记忆，渐已被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和标准化的时间节奏和生活内容所替代，已无法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想象未来，我们已经远离了精神的故乡。这故乡到底是什么呢？是文化乡愁，是因为失落而不断被唤起的回忆的深情。这种可能被冠名以“乌托邦式”的乡土性，并非是浪漫的幻想，而是我们重新审视乡土文明时所应具备的心理品质。
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透过对加拿大詹姆斯湾世代聚居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加拿大政府把印第安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目的是让年轻的印第安人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变成普通的加拿大公民。然而，结果并未如愿，学校教育使年轻人远离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却没有使他们获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也失去了祖辈在山林中生存的本领，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克里人将歧途中的年轻人送到克里人祖辈的狩猎营地，使他们学会克里语言，重新获得捕鱼、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呈现了自然与文化环境特定的力量。这些重归土地之后的年轻人，重建了他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活出了自己的自信，建立了自身与祖居地之间的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13］老一辈克里人依靠回归土地的方法，医治了教育的创伤，拯救了迷失的一代。这个故事说明了“回归土地”的特殊意义，也为人们在现代魔性造就的不安中寻求生活的本质，开启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的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14］这种农业生产的特点、耕作的特性，正是村落社会生态和文化教化功能最生动的体现。此时，面对濒危的村落，回首行将消逝的乡村生活，留住那些与农业生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一种反思发展主义的社会情绪。《我的乡村记忆》［15］《乡关回望：中原农耕笔记》［16］《远去的乡村符号》［17］《村庄：我们的爱与疼痛》［18］等系列作品，无不彰显着人们意欲跨越时空与过去进行对话的努力，呈现的正是人们在情感归属上巩固与社会联系的心路历程。究其根本，这就是怀旧，“这种怀旧不是要在现实层面上返回过去，也不是在精神世界里完全依赖或寄望于传统的安抚，而是通过记忆使时间的碎片与现实碰撞，从而在一个个被记忆和现实双重塑造的碎片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19］(P191)
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历史中，村落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生命载体。在当下拯救村落危机的进程中，社会记忆则具有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在这个前现代的知识与经验总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时代里，重温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于我们这个慎终追远的民族，不仅是凝聚社会的共同情感，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再生产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32-35页
分享
点击右上角弹出菜单，选择发送给朋友或者分享到朋友圈
订阅我们
1.微信搜索“zgxcfx”
2.查找公众号“中国乡村发现”
更多精彩
敬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进入中国乡村发现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