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及面临的挑战-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中国农业发展形势及面临的挑战

——在第二届隆平论坛上的主题报告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受邀请来参加第二届隆平论坛。首先我要对第二届隆平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代表中央农办向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第四期超级杂交稻试验中，获得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给了人们对农业发展强有力的信心，而且对于当前正在推动的方方面面工作，对于促进各个领域的创新，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有从事农业自然科学的，有从事农村社会科学的，还有很多是负责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者，对农业的情况，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我这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农业形势整体趋好

如果用我们习惯的眼光来分析，应该说当前的农业农村整体形势是相当不错的。

1.粮食产量有望实现“十一连增”

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去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连续十年获得丰收，农民的收入也连续十年持续增长。2003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是8614亿斤，从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1998年的10246亿斤，降到了8614亿斤，减少了1632亿斤，使当时粮食的供求关系进入了一种紧张的状态。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农业科技的进步，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完善粮食的保障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开始持续增长。到2013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2039亿斤，十年之内，年度的粮食产量从8614亿斤增加到了12039亿斤，提高了3425亿斤，平均每年增产粮食342.5亿斤。能够连续十年保持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2.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五年高于市民

农民的收入也从2003年的2622元增加到了去年的8896元，十年之内提高了6274元，平均每年农民收入增加627.4元，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够连续十年保持粮食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应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而且这个好的态势，到今年仍然在持续。

今年粮食产量还没有最后定局，但是霜降早就已经过了，北方的粮食也都已经开始收获了，所以大体的局面已定。我们预计今年粮食产量和去年相比大概能继续增产100亿斤左右，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夏粮增加了95亿斤，早稻略有减产，减了2.5亿斤，估计秋粮能在8700亿斤以上，所以和去年相比，能够基本保持稳定、略有增长。这个目标如果实现，我们就已经持续11年增产。

从1—9月份的情况来看，今年农民的人均现金收入达到了8527元，扣除物价指数之后，和去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9.7%，这个增长幅度比去年略有降低，但比同期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要高。今年1—9月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2044元，扣除物价指数之后，和去年相比实际增长了6.9%，也就是说今年前9个月，农民现金收入的增幅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2.8个百分点，这已经是持续第五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是2009年，达到了1∶3.33，也就是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当于3.33个农民的收入。从2010年开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到了去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03，估计201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以缩小到1∶3以内，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最主要指标，即粮食产量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来看，当前的农业农村形势是相当不错的。

二、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动向

按照比较习惯的分析方法做判断，可以认为农业农村形势确实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会感到当前的农业农村发展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主要农品进口数量不断增长

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国内的主要农产品在不断的增产，但是另外一方面，进口的农产品品种在扩大、数量在增加。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而且又是一个人均农业资源相对稀少的国家，适当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来调剂国内的农产品供给，使得国内的农业资源环境压力有所减轻，这应当是必要的。但是情况远比这复杂，大家知道，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品种明显增多，数量在不断增加，就目前的情况看，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棉花、油料、糖、奶、肉，这六大农产品每一样都在进口，而进口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国内供求有缺口，有的是国际市场价格比国内低，还有的是品种的调剂等等，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进口农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2013年，我国进口的粮食包括大豆在内首次超过8400万吨，8400万吨粮食折过来就是1680亿斤，1680亿斤是个什么概念？去年我国粮食产量的第一大省黑龙江省产粮1200亿斤，东北另一个国家商品粮基地辽宁省产粮400多亿斤。所以去年我国进口的粮食就相当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这两个农业大省的粮食总产量，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当然去年我们也有粮食出口，但是出口有限，各种粮食出口合在一起是243万吨，不到50亿斤。

2013年进口的粮食数量和前年相比，增加了8.4%。当然进口的粮食中，主要品种是大豆，净进口8400万吨粮食中，大豆的进口量就是6338万吨，进口这么多大豆，最重要的第一是为了榨油，第二是为了饲料中要添加植物蛋白。大豆的进口量这几年也在持续增长，去年的6338万吨和前年相比又增加了8.6%。其实我们进口的谷物和谷物粉的数量倒比较有限，去年进口的谷物和谷物粉合在一起不到1400万吨，也就是不到300亿斤，在我们国家的谷物总产量中只占到2.6%。大豆的缺口比较大，去年我国生产大豆大概1300万吨，但是进口大豆6338万吨，而全球在正常情况下的产量，一年生产的大豆不超过2.5亿吨，能够进入国际贸易的这部分大概不到1亿吨，不到1亿吨的贸易量中，进到中国来就占了65%。所以，大豆这个缺口，看起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存在。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历史上中国很长时间都是雄居世界大豆产量第一，世界大豆出口量第一，现在我们成为世界大豆进口量第一，总产量降到世界的第四位，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产量都比中国高。进口6000多万吨大豆，虽然不是完全都用来榨油，但是总的来说进口大豆折合植物油产量能在1000万吨以上，但还不够。我们自己这些年来每年可以生产大概1000万吨左右食用植物油，进口大豆又增加了1000万吨左右的植物油，但是还不够，去年还进口了922万吨植物油。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去年我们全国消费的植物油总量超过2700万吨，人均消费的食用植物油超过40斤，是亚洲最高的。按照营养学家建议的标准，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消费的植物油应该在20克到25克之间，一年消费20斤的植物油就够了，但是现在消费超过了一倍。当然这里讲的人均消费量，除了在家里的使用外，还包括在外就餐食品工业的用油等。科学家一直在跟老百姓讲，油吃多了不好，但是老百姓还是觉得没有油东西不好吃，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每天的烹炸煎炒都要用油，所以相当一段时间内植物油的缺口也还会持续的存在。

2013年，我们还进口了455万吨食糖。我们大概现在一年要消费1300多万吨的糖，除了自己的产量之外，还有一部分缺口需要进口。去年还进口了450万吨棉花，我们自己大概一年生产700万吨左右的棉花，应该说自己生产的棉花满足国内需求是绰绰有余，但是中国又是棉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大国，所以包括我们为国际市场提供的棉纱和服装在内，我们自己生产的棉花就不够，去年进口了450万吨，这比前年历史上进口最多时的超过600万吨还是有所减少。去年还进口了乳制品180万吨，其中有100万吨是奶粉，100万吨奶粉相当于800万吨的鲜奶，进口100万吨奶粉是海关统计的，如果计算通过各种渠道，如邮寄回来的或者人员外出带回来的，那数量可能远远大于这个统计。去年我们还进口了100多万吨的肉类，其中55.3万吨的牛羊肉，还有58.4万吨的猪肉，这在历史上很少见。所以说，粮棉油糖肉奶这六大农产品，我们现在都面临着需要进口的局面。

从今年1—9月份的情况来看，进口增加的势头仍然没有减。前9个月我们进口的粮食，当然包括大豆在内，接近7500万吨，和去年相比增加了23%，其中进口大豆5274万吨，增加了15.3%。谷物进口，今年前9个月的进口量已超过去年全年，为1439.2万吨，谷物进口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其中最主要是大麦进口量增长很快，同时也因为国际上一部分小麦——饲料小麦价格比较低，国内现在又出现了小麦和玉米价格倒挂这样一种局面，饲料工业更愿意用小麦来替代玉米，所以导致了小麦进口的增加。食用植物油1—9月份进口了515万吨；糖进口了204万吨；棉花进口了200万吨，油、糖、棉的进口同比都略有减少。乳制品已经进口165万吨，增长了32%，其中主要还是奶粉；牛羊肉进口42.2万吨；猪肉进口了38.2万吨，奶和肉的进口同比都有所增加，意味着市场的需求还在增加。国内农产品虽然连续在增产，但是很明显，国内农产品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市场上需求增长的速度。所以，有一部分产品就出现了供求缺口，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进行调剂。

2.农产品价格国际竞争力下降

主要农品进口数量增长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就是农产品的品种质量和价格的竞争力等方面的原因。刚才袁隆平先生在致辞的时候曾经讲到，去年经过中央反复认真研究，提出了我国粮食安全的新的基本思路，那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这么五句话，这是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的，同时提出两方面的具体要求，要求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针对上面的情况，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思考。在这样一个态势下，怎么能够保持国内农业发展好的局面，能够实现国家提出的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能够实现我们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这个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一方面要看到近十余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农业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但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要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进口粮食的数量增加只是一个方面，因为进口8000多万吨粮食中，绝大部分是大豆，而目前主要的大豆生产国还是有增产的潜力，所以，通过国际市场调剂来减轻国内的资源压力，还有空间。我们曾经算过，我国大豆的亩产比较低，全国平均亩产才二百五六十斤。进口的6338万吨的大豆，如果我们自己来生产，大概要接近5亿亩的播种面积才能满足，显然国内很难有挤出5亿亩地种大豆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市场有这个条件，那么我们多运用一些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应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就要复杂得多。从最近的情况看，由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我们多数大宗农产品正在承受着国内价格超过国际市场这样一种压力，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价格的天花板已经顶到头了，有些已经突破了，所以有一些品种的进口，其实未免见得是国内的供给不足，而主要是我们的价格竞争力不够。人家比我们便宜，它才进来。从目前看，主要的大宗农产品，比如说谷物，谷物的价格如果按批发价来算，国内外的价格大概每一吨要差400到800元，也就是说我们国内的谷物价格大概要比国际市场价格贵400到800元，折合到每一斤就要差2毛到4毛钱，这样就给国外的谷物进入国内市场提供了价格竞争方面的优势。比如我们统计的8月份的数据，如果从越南进口大米，越南大米是籼米，到岸完税后的价格8月份平均是3329元一吨，我们的籼米同一个时间在国内的批发价格大概在3800到3900元一吨，与3300元一吨相比，一吨要差500到600元，一斤籼米在市场上的价格差2毛5到3毛钱。进口小麦到岸完税之后价格是2017元一吨，现在向农民收购的价格也要两千二三百元一吨，再到批发市场，一般在2400到2500元左右。进口玉米的价格到岸完税之后是1766元一吨，现在国内市场已经出现了玉米和小麦价格倒挂现象，玉米比小麦还贵，国际市场上进来的玉米到岸完税之后不到1800元一吨，但是我们批发市场的玉米价格特别是在南方要2400元左右一吨。进口大豆到岸完税后价格3900多元一吨，但是今年国家制定的目标价是2.4元一斤，就是4800元一吨，每吨差八九百元。这对我国农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国内的农产品相对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在价格上没有竞争优势。

油菜籽进口，价格和大豆差不多，今年8月份的平均价3977元一吨，但是去年国内对农民的临时收储价是5100元一吨，一吨价格差1100块钱以上；棉花进口完税之后的价格大概是15400元一吨皮棉，今年在新疆已经开始实行棉花目标价格的改革试点，今年定的棉花目标价是19800元一吨，去年的临时收储价是20400元一吨。糖的进口也是，进口糖完税之后不到3000元一吨，而在我们最主要的糖的生产地广西自治区，大概要保本就不能低于5000元一吨。

以前中国是一个肉类的出口国家，现在开始进口，当然还有一部分出口。进口的肉类价格差就更大，牛肉和羊肉进口到岸的完税价格，每吨不到26000元，到了批发商手里每吨大概每吨30000元，一公斤就是30元，这个价格比我们零售市场上牛羊肉价格几乎低了一半，现在国内市场上，牛肉大概在62、63元一公斤，羊肉要64、65元一公斤；猪肉的价格到岸完税价格还不到12000元一吨，折过来就是6元一斤，现在我们零售市场上猪肉价格大概都得12、13元以上，比国际市场上价格确实高了很多。

3.WTO对农产品的影响加深

大家看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比较乏力，到今年9月份又开始出现了大宗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9月份国际市场上的谷物、大豆、豆油和8月份的价格环比都下跌了10%以上。这个价格要传导过来，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压力。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国际贸易的规则问题，很多同志就说，你不愿让他进，应该设置关税壁垒，把关税提起来不就进不来了吗？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个WTO规则，中国承诺加入了WTO之后要遵守相应的规则。十几年前，当我们加入WTO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的农产品成本会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国内农产品的价格会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当时为了在入世之后，能够多争取一些我们薄弱环节的保护力度，比如说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因为这些方面我们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为了对这些行业能够多争取一些保护，相应的在农业上，我们实际上是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在上世纪末，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全球各国农产品进口的平均关税率是45.2%，但我们最终向WTO承诺的中国如果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将降到15.2%，只相当于当时世界各国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率的35%左右，应该说这方面我们做出了比较大的牺牲。但当初即使做了那样的承诺，国外的很多农产品仍然进不了中国市场，因为它进来之后没有价格优势，销售不动。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入市之初对一些重要农产品（WTO叫敏感产品），单独承诺了它们的进口关税配额，这个具体的做法大家都清楚，就是配额之内我承诺允许你进口的这部分产品，是低关税，如果进口量超过了我承诺的配额，那么将实行高关税。当初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中，低关税可以进口的小麦每年的进口量是963.6万吨，这个量以内进口的小麦关税是1%，如果超过了这个量，从超过的第一吨开始，关税将提高到65%，我们现在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小麦的进口这两年看是三四百万吨。玉米的进口关税配额是720万吨，配额内的关税也是1%，超过配额以后关税是65%。大米的进口配额是两个266万吨，即266万吨的籼米、266万吨的粳米，两个266万吨之内都是低关税1%，超过之后是65%。此外，我们还承诺进口棉花配额89.4万吨，这个也是配额内是1%的关税，配额外是40%的关税。还有食糖进口配额194.5万吨，配额内关税是15%，配额外关税是50%。从目前来看，棉花和糖都已经突破了我们承诺的关税配额，所以上了高关税。但是即使关税水平提高，我们的糖和棉花的价格仍然要高于国际市场。

在粮食方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大豆，大豆没有设置关税配额，就是进口多少都是关税3%，正是这样一种局面才造成现在大豆进口长驱直入，不管进多少都只有3%的关税，这是十多年前做的一种选择。应该说当时做的这种选择，使得我们在入世之后的最初十年，农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稳定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从现在来看，新的压力已经形成了，我们农产品的价格已经突破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突破了这个天花板。这对国内的农产品生产、对国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也不是说当初这个选择就不对，世界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总而言之，对大宗农产品的进口都必须更加对市场开放，这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

日本做的选择跟我们不一样，日本当时就没有选择关税配额，但它现在压力可能比我们还要大。我们选择的关税配额就是国家不干预这些农产品的进口，你只要进得来，你卖得掉，我允许你进，但是设一个量，在没有达到这个量之前我是低关税，超过这个量之后就实行高关税。这是我们政府的选择。日本的选择是加入WTO之后，经过五年时间，政府承诺，不管国内的供求情况如何，每年向国际市场购进87万吨大米，至于卖得掉卖不掉那是日本自己的事情。日本本身是大米过剩的国家，进口大米主要用于工业加工、饲料、酿造，还有一部分用于国际援助。日本在对WTO承诺每年进口80多万吨大米之后，对自由的通过市场机制进口大米设置了极高的关税，2013年日本进口大米的平均关税率达到了766%，可以想象，在日本国内市场销售的大米价格，大概相当于国际市场平均价格的8.5倍，当然这个市场别人是进不去的。可问题是现在日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是，美国要他加入TPP，即加入环太平洋的经济贸易伙伴组织，他们之间当然是有很明显的交换，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持日本，日本要在经济上支持美国。如果要加入TPP，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率应该大幅度降低，甚至达到美国提出的零关税，那对日本来说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大家看到美日之间TPP的谈判很难有进展，这就因为美国和日本之间农产品进口的关税始终谈不下来。日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有五大农产品是不许人家碰的，所以他叫圣域，五大农产品就是大米、小麦、牛肉、牛奶、糖。我开始很不理解，我说糖怎么就看得这么重，后来跟日本农水省的官员交谈，他们说糖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糖是能量最高的食品，糖也不需要有更多的加工，抓一口吃进去，能量补给就很高，所以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战争，其他的实在供不上去送糖就行，一人发半斤糖维持三五天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对糖看得非常重。正是这样一些情况，在WTO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准则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在制定，而是WTO的规则在起作用。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世界各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和当年加入WTO时候的承诺有关系。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些农产品大部分突破了关税配额内的进口价格，当然我们的关税配额没有用完，没有达到顶点，这三个品种的关税配额，900多万吨的小麦、700多万吨的玉米、500多万吨的大米加在一起，允许它进口的关税配额大概在2200多万吨，现在进口的谷物才1400万吨左右，所以还是在关税配额内的低关税区间，因此这个压力对我们国内市场就会比较大，如果进口量突破了配额，关税调到65%，相应的压力就会降下来。但问题是我们国内的价格，它也不是说永远就稳定在这个水平，它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我们2004年开始实行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特别是对小麦和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当时定的是每斤6毛9到7毛2这么一个水平，稻谷的最低收购价就是每斤7毛到7毛5。现在大家已经看到，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已经涨到了每斤1.1元到1.2元，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从每斤1.33元到1.55元，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在这十年之内，小麦的价格大概提高了三分之二，稻谷的价格大概提高了100%，这才使得我们顶到了国际市场价格这个天花板。

以后怎么样呢？还会不会再继续上涨，再继续上涨和关税配额以外的高关税进口是个什么关系？有些专家们做的测算认为，如果按照现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来看，大概也就是七年左右可以顶到那个高关税的天花板，那个时候真正的压力就会更大。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农业到了今天这个水平，从价格的角度来看，大宗产品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因此就守不住自己的国门，国际农产品就有可能会进来。我一直讲，适当的进口，我们应当欢迎，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环境的压力太大，但是进口过多却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从经济上，对产业对农民的就业和收入会有影响，从政治上讲会涉及到粮食安全、经济安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怎么想办法去努力扭转这种局面，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4.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增幅在降低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总人口，说大数是13.6亿，其中常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7.3亿，常住在农村的人口已经降到6.3亿以下，因此去年的城镇化率是53.73%，从常住人口的角度看，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人口总数是9.6亿，和现在相比，35年增加了4亿人，有了很大变化。9.6亿人口的时候，在城镇居住的有户籍的居民就是1亿7千多万，所以当时的城镇化率不到18%，现在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3%，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农村出现了大量劳动力向城镇、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说大数，农村的总的劳动力大概在5.4亿到5.5亿之间，但是到今年6月底，农民工包括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和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这两个数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2.75亿，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已经有一半离开了土地，转向了二、三产业和城镇去就业，其中外出务工离开本乡镇，到外地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是17567万人，数量还在增长。但是这些年来，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的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趋势大概从2010年开始，2010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上一年相比是增长5.4%，到了2011年这个增幅降到了4.4%，到了2012年降到了2.9%，到了2013年降到了2.4%，到了今年1—9月，增长幅度只有1%。这就说明整个宏观经济情况的变化、城市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对农民工就业的增长有非常明显的影响。

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当然还得看，但是总的来说，持续五年来，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增长幅度是年年下降，这里面当然有更深刻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等原因，同时有关部门测算，今年前9个月，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平均每个月的收入是2797元，这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增长还是明显的，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降低了三个百分点，去年增长13%。这也说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和农民工外出就业工资收入的增长，这两个增幅都在下降。未来到底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对农民的收入、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会有些什么影响？这些年来已经形成的农民收入增长主要靠外出就业、主要靠来自工资收入的增长，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变化？这需要去认真研究。

5.农业的生产成本与农民的收益遭受挑战

最近这些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益的变化非常明显。有关部门对去年包括大豆在内的四大粮食品种的成本收益情况做了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这样：2013年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和前年相比增长了0.2%，基本是持平。但是亩均费用去年是357元，和前年相比增长了4%，费用增长4%，产值增长0.2%，所以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和前年同比下降2.4%，每亩纯收益是下降的。这就意味着农民经营粮食生产，在目前这种价格和投入背景下，纯收入的增长非常艰难。其中小麦的纯收益是508元，稻谷的纯收入最好，是844元，玉米是728元，大豆只有433元，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农民不愿意种大豆。357元的亩均费用中，257元是用于购买物资投入品，这个和前年相比增长了2.1%，100元是用于购买的各种各样的生产服务，包括购买人家的机械服务等，这部分支出的比重和前年相比增长了8.8%，这表明农民的生产服务费用的支出，当前正处在一个快速上涨的时期。对这个调查，我还跟有关部门的同志讨论过，我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算进去，就是土地的租金，大家都知道，各地土地租金的水平现在都不低，去年粮食生产一亩地（当然是一季）的纯收益682元，但是不少地方一亩地的租金就已经高于它了，很多地方一亩地的租金是600斤稻谷， 600斤稻谷的价格已经高于682元的纯收益，所以除非第二季的收益好，或者租了地不种粮，去种别的，才能保证生产持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情况。过去我们对农民的生产成本投入、收益等等这些统计不算人工，但是现在不行，因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已经出来了，农民大忙季节雇人工的价格一点不比城里便宜，也是100元、150元、200元，正是这个情况，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了变化，还会持续。未来会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这需要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正是这种变化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我把去年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叫做带有标志意义的变化。这里头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就是去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8896元，在这个8896元中，占第一位的比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就是去年首次出现了农民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因为是农民，但是他的收入主要不来自家庭经营，这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标志性的变化。2012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7917元，在这个7917元里面，工资性收入3347元，占43.6%，家庭经营收入3533元，占44.6%，家庭经营收入比工资性收入高一个百分点，2013年的情况就发生根本性变化。2013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8896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是4025元，占的比重是45.3%，家庭经营的收入是3793元，占的比重是42.6%，出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第一个标志性的变化。今后的趋势也可能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会进一步降低，那么农民的收入将更多的来自于工资性收入。

第二个标志性的变化是种植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降低，2012年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是26.6%，但是去年的种植业收入人均是2191元，在纯收入的比重中只占24.6%，说这个变化是标志性的，是农民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在他的人均纯收入中已经不到四分之一。我觉得这个变化反映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运用补贴、价格等手段去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因为无论你使多大的劲，对农民整体来说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收入，所以政策的调整必须朝着更具指向性、精准性转变。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我感觉到当前中国的农业发展，既因前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但是同时引发的种种复杂情况，也使我们的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三、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们至少面临着六大方面的挑战和压力。

第一大压力就是面临着国际国内农产品价格倒挂的压力。在价格上顶破国际市场价的天花板，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长期面对。农民对现在的农产品价格是不满意的，他有理由不满意，因为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但即便不考虑别的，不考虑消费者承受能力等因素，仅仅从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看，再往上提高国内农产品的价格，无非是对国际市场打开更大的门，这是一大压力。

第二大压力就是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挑战。农业生产成本在快速的上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费用的支出，年均增幅达到8%到9%，以这样一种速度增长，当然对农产品成本上涨的推动力很大。这与前一个压力结合起来看，相当于天花板在往下压，地板在往上升，于是中间的空间就越来越小，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第三大压力就是中国是WTO成员国的挑战。WTO成员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要受到WTO规则的约束，我们在入世之初，经过激烈的谈判承诺，中国农业微量许可的补贴是8.5%，这个8.5%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农业的全部补贴不能超过农业生产总值的8.5%。第二个含义是对敏感农产品的补贴，粮棉油糖这些被定为敏感农产品，对这些敏感农产品的补贴，每一种农产品的补贴数量不能超过这个品种自身生产总值的8.5%。坦率的说，我们在谷物、大豆方面的补贴，按照WTO规则的算法，基本上已接近8.5%的边缘，我们对棉花的补贴，甚至已经超出了棉花生产总值8.5%的上限。最近美国的棉商棉农又在纠集其他国家的棉商棉农，准备向WTO起诉我们对棉花的补贴突破界限。这就是说，国家即便有能力想给农民更多的补贴，但是有WTO规则限制，很难办。于是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调整补贴政策，因为WTO既有黄箱补贴，又有绿箱补贴，黄箱补贴就是这么一个8.5%的量，我们的农业去年占到整个GDP的10%左右，去年GDP总量56万多亿元，农业的GDP大概是5万6千多亿元。但WTO口径不包括林业、渔业，把这些扣除的话，就没有这么大，大概是不到5万亿的农业生产总值，按8.5%计算，整个补贴就是4000多万亿；那么对于粮食的补贴（实际上补贴包括大豆在内），也可以算，一万两千亿斤粮食，生产总值加在一起，算1.2元—1.3元一斤，大概生产总值15000亿元左右，按补贴8.5%，整个补贴额就是在1300亿元左右，去年我们实行的四补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现在已经达到1700亿，当然这里头还要扣除对棉花和糖的补贴，这说明粮食补贴再增加的空间也很有限。

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到底采取什么措施？国际上一个通行的办法就是把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转化成对农民的收入补贴，转到收入补贴之后，就进入绿箱，就没有限制。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这个，为什么要在新疆对棉花，在东北对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就是想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让价格根据供求由市场来决定。对农民卖的农产品价格低于目标价格的这块差额，由政府进行直接的补贴。当然这里有很多博弈的东西，因为各国的利益都纠结在这里，美国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更多的进入，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要守住你现在的关税配额，而他还要让你进一步压下去，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也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同时，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进入新常态，过去财政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每年都拿出这么多钱来用于各个方面的支持和补贴，2003年的时候，整个国家的三农支出是2300多亿，今年我们对三农的总支出达到13700多亿，这几年来，每年的增长是很快的。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减缓，整个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之后，这方面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四大压力就是农业的生态环境系统已经难以承受当前这种生产方式的压力。过去为了解决大家吃饱肚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所以采取了努力追求粮食产量增长这样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取得了成就，但是也付出了代价。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时候，全国使用的化肥，折纯量不到800万吨，现在使用的化肥已经超过了5900万吨。我们每公顷土地使用的化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于是造成的土壤和水体的污染都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现在每年使用的农药大概在180万吨左右，有关部门的测算，真正能够作用于作物发挥作用的比重不到30%，70%在喷洒过程中都喷到了地上或者飞到了空中，带来的污染也很严重。现在我国每年使用的塑料薄膜大概在240多万吨，但是每年能够回收的不到140万吨，那就意味着每年有100万吨以上的塑料薄膜残片遗留在土地里头，这些都会带来污染。更何况还有整个水体的污染或者水源的短缺，还有其他方面如工业的污染、大气的污染等等。应该说，农业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尽快的考虑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否则资源环境是难以承受的。中央从今年开始已经启动对污染的土地、超采的地下水、水源的源头等采取一系列保护和修复的政策，正在采取这方面的行动。

第五大压力就是农业科技的实力不强。这个压力应该说是很明显，一方面要看到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杰出科学家在某些领域确实处在世界的前沿，甚至领先，比如说杂交稻育种我们绝对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在更多的农业科研方面，我们还是落在人家后边。别的都不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讲科技进步、国家粮食安全，但很重要的一条，可能更多关注的都是种业的发展。我们的种业虽然也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的发展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国内的种子市场正在逐步的被国外的公司占领，比如说2001年的时候，国际品牌的玉米种占国内市场的份额不到1%，但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12%。甜菜的种子，国外品种现在占据国内市场的96%，向日葵种子占了60%，胡萝卜种子占了50%，整个蔬菜种子占了13%，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国内的种业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小、散、弱的现象还并没有能够很好的克服。国务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2011年，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提出了指导种业发展的意见，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又进一步发出了引导种业体制改革，实行体制创新的意见。这些年来，种业发展的速度也在加快，比如我国注册的种业企业，2011年是8700家，在这些文件的指引下，经过整合重组等，到目前为止缩减为5200家，减少了3500家。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得了5000多家种业企业吗？正是这样的力量分散，造成了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农业科技的发展，种业是最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不加快这方面的体制改革，推进这方面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改变我们这种科技上不强，甚至在相当多方面滞后的局面，我们整个农业在国际上被动的局面就很难改变。

第六大压力就是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其实和农业组织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推进各个方面的改革，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等，各地也都在大踏步的向前推进，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很多困难和问题，确实具有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独特性，全世界具有中国这样国情的国家并不多。比如说中国人多地少，因此土地经营规模很小，由此也导致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缺少价格优势，没有竞争力。对此有不少人提出，抓紧扩大规模，就是土地流转集中实行规模经营。但是谁都知道，地的背后是人，如果不能够让农民转移走，转移到城镇，转移到二三产业，让他们去获得更好的收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是强行的土地流转集中，那无异于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就会引出非常多的问题。有人讲美国的农业制度好，我也承认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说目标价格制度，目标价格制度在美国是非常成功的制度，政府确定一个目标价格引导农民，生不生产是你自己的事，但是生产出来了，卖的价格高于目标价，那农民就赚了，卖的价格低于目标价，这个价格差由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这个政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农业发达国家都很成熟。但在中国做这个事情就非常复杂，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全国的承包农户数量是多少？2.3亿户，但是美国家庭农场的总数是200万个，中国农户的数量是美国农户数量的115倍，同样一件事你去做，把钱补到一家一户，这个工作量、成本在中美之间要差多少？不讲中国国情行吗？关于土地流转和扩大经营规模，到今年6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的土地已流转了3.8亿亩，占农户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8.8%，流出土地的农户，有5900多万户，大约占所有承包农户的四分之一。根据第二次土地详查，我国耕地面积是20.2亿亩。现在又说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8亿亩，占农户承包地总面积的28.8%，这些数字就对不上了。但并不是说故意在造假，全部问题就是我们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土地面积是由各地一级一级报上来的，依据是这个地交不交农业税，交农业税的地就报上来了，所以1995年统计的耕地面积是14.2亿亩，其中有13亿亩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但是，1996年完成第一次土地详查之后数字就不对了，全国总耕地面积是19.51亿亩，比原来说的14.2亿亩多出5亿多亩地。但其实地没有多，都在那里种了，无非是过去没有纳入统计。到2012年完成第二次土地详查，土地面积是20.2亿亩，不仅没减还增了，其实所有的地都在那种着。这次的增加除了有些客观原因，比如说有些森林的边缘、草原的边缘以及新的开荒，最重要的差别就是技术手段的差别。第一次土地调查的时候，95%是用的人工入户拿皮尺测量，第二次土地详查99%用的是卫星、航拍、遥感这些技术，所以精度不一样。就按20亿亩耕地算，2.3亿户承包，一户人家就是9亩地，那么现在流转了28%，就是说现在在从事农业种植业生产的农户，总量大概是1.8亿户，有5000万户农民的承包土地给人家种，1.8亿户的农民种20亿亩地，那也就是每户种11亩地，如果扩大一倍，每户人家能够种20多亩地，就要减少一半的农户。减少一半的农户上哪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强迫。所以总书记特别强调，土地的流转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不是流转越快越好，规模越大越好，而要根据城镇化的推进程度和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要根据农业技术的进步水平、根据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高水平来确定。

四、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展望

对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是要确立基本的概念，就是有多少人能种多少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13.6亿人，城镇化率53.7%，留在农村的人，还有将近6.3亿。专家们测算大约2030年前后，中国的总人口将会增加到15亿左右，如果说那时候我们的城镇化率达到70%，就是说居住在城镇有10.5亿人，居住在农村的还有4.5亿人。这4.5亿人是个什么概念？这是2030年前后的预测数字，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80年，打开历史的统计资料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是5.6亿人，其中农村人口4.5亿，经过80年的努力，可能农村人口还是4.5亿。所以我们在向世界各国学习借鉴的过程中，确实要重视人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照搬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一直认为，世界上的两种农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传统国家的农业和新大陆国家的农业是没有办法作直接比较的。传统国家的农业由于发展史漫长，人口繁衍的多，结果就是人多地少。特别是亚洲、中东、西欧一些国家的农业发展历史长，在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有八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江中下游的农业至少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因为人口积聚的多，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少，形成了有一种自己特点的农业。而在新大陆国家，地理大发现之后，才被欧洲移民逐步逐步的占领，逐步逐步的发展农业，移民到那里大规模开发农业只有300来年的历史，因此那里人少地多，形成了独特的一个家庭农场可以耕种几万亩土地的局面。这两种不同的农业，又引起了农村社会方面的很大不同。中国的农民，亚洲的农民，由于人多地少，所以大多数都集聚村庄而居，相互守望，相互帮助，这是传统国家农业的基本特点，它有一个复杂的农村社会结构，以村庄治理为中心的复杂的农村社会结构。但到新大陆国家去看，南北美洲、澳大利亚，不要说村庄，一个农民家庭自己经营一个家庭农场，他连邻居都没有，因为他耕种一大片土地，而且一个农场不能光是耕地，也有草地、水源、森林，再加上道路等等，所以新大陆国家一个标准的生产粮豆的农场，往往有2万亩左右的耕地，实际占地面积往往就是三四万亩地，三四万亩地的范围之内，只有一户住在那里，所以别说是村庄，连邻居都没有，那里的农村社会结构就和传统国家农村社会结构非常不一样。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向国际上去借鉴，但是也有很多东西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必须坚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面对这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所以中央如此重视研究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且提出了关于粮食安全的新的思路，实际上中央非常清晰的认识到，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有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是我们前所未遇的，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和政策储备。因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踏步的深化改革。去年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陆续推出来一系列的改革政策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有336项，中央农办梳理了一下，其中直接和三农有关的，有50项左右，也就是在336项中有15%左右的任务是和三农有关的。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些措施有的已经推出了，比如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改革试点，比如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引导土地流转健康发展，再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等，都在推进。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又审议了两项农村改革的措施，已经都见报了，一项就是引导土地流转健康发展，这个文件由中办和国办共同发出，很快还会制定一个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文件。最近还有些重大的农村改革政策正在积极研究和申报程序之中。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征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都在抓紧进行。取得一致意见并经中央审定以后，也会推出试点方案。再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有关部门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抓紧制定这方面的试点方案，经过批准之后，都会尽快的发出。

大家都知道，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总书记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特别强调，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全面的深化改革，另外一方面又强调重大改革必须有法有据，因此三中全会之后，时隔一年中央又召开了四中全会。应该看到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这两个重要的决定，是一个姊妹篇的关系，三中全会提出了大量的深化改革的任务和要求，但是怎么能确保这些改革能够健康的推进在法治化的轨道上？显然改革需要法律提供制度保障，所以才有了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个决定。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既需要法律的引领和保障，同时法治建设本身也需要大踏步的深化改革，所以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法治建设的180多项改革任务。也可以说，我们当前面临的改革任务是极其繁重的，怎么把中央提出的这些改革要求扎扎实实落实好，特别是在农村，能够落到村落到户，能够真正起实效，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结合起来，我觉得在推进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需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明年的农村工作要求怎么提？如果中央还同意明年继续发布一号文件，这个一号文件该怎么写，各个方面大家都在思考都在研究。明年的工作任务，特别是从生产角度去讲，我们提了这么五句话十五个字。第一句话就是调结构。我们的生产结构现在这样子搞下去，确实有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整个农业的生产，在北方看得最清楚，种大量的玉米，把玉米收下来做成饲料，可不可以考虑用一部分玉米直接作为青储饲料，不再仅仅收储子粒，而是把整个玉米作为全营养体来看待，专家测定，这样的效率可以提高，至少翻一番。但这个事为什么推不动？因为青储饲料不好算作粮食，说产了这么多饲料，粮食产量下来了怎么办？这对县市的领导压力很大，这么一个技术问题就把这么大一件事情给阻碍了。所以要通过各个方面的改革去推进结构的调整，使有限的资源能有更高效的利用。第二句话就是提品质，我们不仅要求农产品产量稳定，有些品种还要不断增长，但是更重要的是品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要求，显然是越来越高。第三是要想办法增效益，再不想方设法提高农业的效益，可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会越来越受影响。第四是保安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确实压力很大，对消费者来说产生了很强的心理上的阴影。所以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农业标准化落到实处，让提供市场的农产品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第五句话就是可持续，中国的农业不仅要为我们这一代着想，而且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应逐步把中国农业引领到这样一条道路上，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往前发展一定会有很多艰难险阻要去克服，但是说到底，非常重要的就是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农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科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届隆平论坛非常重要，就是通过科技的进步来实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这是我们所有的农业工作者，包括农业的科技工作者、农业的管理者、农村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应当完成的任务。

（作者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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