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两型农业: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战略方向-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两型”农业：中国农业发展转型的战略方向[1]

陈文胜[2]

摘要：立足于中国城乡一体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纳入到“两型社会”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在深入把握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探索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以农业制度创新为引擎的政府农业职能转变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资源永续利用，无疑是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方向。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中国农业发展转型；“两型”农业

一、引言

中国农业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连续九年的农业丰收，确保了作为全球人口大国的农产品有效供给。但应清醒地看到，粮食和农业增产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付出了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如果不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今后增加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加快传统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农业转变，不仅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农业，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阶段。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拼工业化和现代化拼不过发达国家，且单纯依靠工业化驱动的现代农业是不可持续农业。因此，最佳的选择是发展“两型”农业。由于中国农业尚未完全工业现代化，这在常人看来是不足，但恰恰又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既借鉴了现代农业的优势，又可吸纳传统农耕的智慧和方法，有一种后发优势。这样就可以不重蹈他人的覆辙，不走弯路，实现“弯道超车”。同时，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业发展有了历史以来最好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机遇，有必要也有条件超越工业化现代农业的发展范式，直接进入“两型”农业发展阶段，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特色，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

二、“两型”农业的内涵和特点

“两型”农业是资源节约型农业与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简称，是由“两型社会”建设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是“两型社会”建设对于农业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期待，是与“两型社会”相对应的现代农业发展新理念与新模式。

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对“两型”农业的概念、内涵没有一致的共识，绝大多数研究的基本立论前提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绿色消费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等。从农业发展的本身来看，“两型”农业是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生产体系。过去以粮为纲而砍林垦荒、围湖造田，为了发展种植业而牺牲了林业和渔业，还忽视了生态环境问题，就绝对不是“两型”农业。“两型”农业是现代价值链体系的农业，包括生产、加工、销售，通过价值链的延伸来实现市场效益和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两型”农业是高科技农业，是低耗高效的农业，包括经营体系、组织体系、技术体系等三大体系。

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两型”农业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两型社会”在农业发展上的具体实践。所谓的“两型”农业的基本内涵，就是围绕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新型现代农业体系。具体说来，就是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为根本目的，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为主要目标，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为重点，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为支撑动力，大力发展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形态，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综合生产体系。[3]总之，就是最大限度地节约农业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的外部性负效应。

因此，“两型”农业内涵包括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但却不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简单相加，而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4]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有机统一，构成了“两型”农业的全部内容。

“两型”农业发展模式将人类及其生活纳入农业的生态循环之中，把农业生产结构与人类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个各种具有相互内在有机联系的动态系统，强调的是生态循环和全面协调；具有科技含量高、产品优质安全、资源消耗少、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益等基本特征，涉及农业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对抢占农业发展制高点具有关键性意义。具体表现在：

1.生产过程环保。“两型”农业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有效解决了农产品中的化学残留、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以及超低重金属限量难题和环境破坏问题，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过程的生态环保，而且能够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2.产品品质优良。提高产量不是“两型”农业生产的第一目的，“两型”农业更加注重产品能否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和产品的营养价值，因此，不仅是生态产品、绿色食品，而且是高营养价值产品。

3.发展成本低。“两型”农业的资源消耗少，做到低能耗、低排放，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比较低，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又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4.市场效益高。“两型”农业模式生产的产品，不仅品质好，营养价值高，而且属于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品，注入了科技含量、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因而附加值高，具有优越的市场地位和良好的市场效益。

“两型”农业改变了以往靠增加大量资本投入并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做法，自觉利用大自然内在的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养分循环，协调作物、动植物、土壤和其他生物形成的相互作用，使农业资源不断再生利用，以保护土地、作物和环境的健康发展。因此，发展“两型”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良性发展之路。

三、“两型”农业与传统农业

中国传统农业的农耕技术很好体现了“两型”特征，在世界上被誉为“无废弃物的农业”，与“两型”农业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富兰克林·H·金在1911年考察中国农业后，十分肯定中国传统农业利用人畜粪便、塘泥和一切废弃物来肥田这样一个有利于人类持续发展的技术，称之为有机农业。[5]英国农民出身的真菌学家霍华德受到富兰克林·H·金的影响，主张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提高地力，把增养地力和动植物生产、防治动植物的病虫害与人类的健康联系起来考虑，只有肥沃的土壤，才能保证动植物健壮生长而不受害虫危害。霍华德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大量的人口而地力不衰退，与农民把一切废弃物变成肥料回到地里的作法密切相关。[6]中国几千年来不仅保持了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历史记录，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地力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正是这样“落后”的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人口的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20%的人口而引以自豪。“这个奇迹就是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将这一宝贵的传统横加遗弃，无疑会使中国农业发展成为‘无源之水’”。[7]

但不容否认，传统农业往往以追求产量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大多忽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生产更多的农产品，造成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冲突。“两型”农业充分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尽最大可能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不将高产作为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是寻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环境的损耗，形成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相适应的农业发展模式。[8]

因此，发展“两型”农业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并非要否定中国传统农业几千年的生命力，而是要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优势和精华，使“两型”农业与传统农业有机对接。尽管传统农业规模小，结构单一，管理和技术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生态功能低，市场竞争力弱，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有机肥的大量使用，水利灌溉的兴修，轮作与复种的推行以及农、林、牧、副、渔的结合等，正是“两型”农业的基本雏型。

那么，“两型”农业就是以吸收传统农业的智慧如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生物防害等技术为基础，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来克服传统农业的发展局限，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工程技术等现代要素来拓展农业的新功能和新领域，以较少的资源占用和消耗，提供丰富、优质的农产品，实现传统农业的更新换代和可持续发展。

四、“两型”农业与化现代农业

二战后，面对人口大幅膨胀对粮食需求快速增长的双重压力，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提高粮食产量、消除饥饿的农业现代转型。进入工业化革命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相继建立了以石油为基础的工业化现代农业。工业化现代农业以大量的石油产品为动力，以高投入、高产出、机械化为基本特征，通过大量投入化肥、农药、农膜等化学品，创造了农产品增产、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奇迹，缓解了人口激增与粮食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改变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在世界农业史上无疑具有重大贡献。[9]但应清醒地看到，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如农田开垦等引起的植被、物种和田地的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破坏了物种的多样性，造成了环境污染、高消耗和高成本的问题严重，尤其是全球农业因大量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原先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的30%，相当于150亿吨CO2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大元凶。[10]

美籍华人学者王治河根据美国水土保持局公布的数字作过形象的描述：假如将美国每年表土流失量装入火车车厢内，这列火车的长度将绕地球18周[11]。王治河在他的《第二次启蒙》一书中呼吁，“土地是农业的根本，肥沃的土地是人类永久的财富，而工业化现代农业以近乎败家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榨取，表现在技术上大量施用化肥农药，设备上粗暴使用巨型农机，时间上野蛮采用连续耕作，空间上无礼实施单一品种，土地只能以惊人的表土流失、急剧的地力下降来表达无言的愤怒”。在台湾，受工业化现代农业影响，在上世纪最后20年，农田土壤90%遭到破环，土壤品质下降，毒性升高，有些农田甚至因污染严重而不得不永久休耕。[12]在印度，问题就更为严重，由于接受工业化现代农业，1970年开始，“印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成了不毛之地。曾经被赞誉为印度小麦蓝子的旁遮普邦，现在有一半横卧在那里，颗粒无收，百分之六十的儿童正遭受着营养失调的折磨。”[13]

工业化现代农业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在1962年美国出版的《静寂的春天》一书中，就无情地揭露了美国的工业化现代农业为追逐利润和产量而滥用农药的事实，披露了滥用农药对整个生物界包括对人类自身带来的严重危害。“这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鸟儿的歌唱。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作者蕾切尔·卡逊认为，工业化现代农业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使生物渐渐地消失，最终地球上只剩下人类自己，这个时刻可能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刻。蕾切尔·卡逊呼吁，若不克服现代农业的生态之害，人类将自食其果，难逃灭绝之灾。因此，现在到了打破对工业化现代农业迷信的时候了，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新的农业发展方式。[14]

幸运的是，由于目睹了西方工业化现代农业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就有了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展超越西方工业化现代农业的“两型”农业路径选择，尽管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选择，但却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战略决策。

发展“两型”农业必然是对现代的工业化农业、“石化农业”的扬弃，但也并非要回归到“刀耕火种农业”或完全“零污染农业”上去，让人们重新回到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也是不现实的。“两型”农业不是对现代农业的否定，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它的超越。“两型”农业作为“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农业，既区别于西方工业化农业，又发挥现代科技的优势，赋予农业现代化新的内容。与工业化现代农业把经济发展和GDP摆在首位、把迅速致富作为头号目标不同，“两型”农业把人的幸福指数放在首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如果说现代工业化农业视农业生产为一个机械过程的话，那么，“两型”农业则视农业生产为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发展进程。[15]

五、“两型”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立足于中国城乡一体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纳入到“两型社会”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在深入把握国内外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沿变化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特色和“两型”主线，探索在“两型社会”建设导向下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又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工业化农业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模式，从而超越西方工业化农业的历史发展规范，直接进入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两型”农业的发展阶段。

1. 以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资源要素利用方式转变。传统农业主要依赖增加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由于中国农业资源总体不足，且有效利用率较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结构失衡和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加快转变农业资源要素利用方式，以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基础，以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为关键，激活各种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利用效率，深入推动农业发展由资源、资金的依赖向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依托转变。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农业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通过农业资源节约型技术创新，提高土地产出率，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环境保护技术创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田环境。

2. 以“两型”农业为导向的农业生产体系转变。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型面临的另一个战略任务是如何建立起以优质、安全、生态为目标，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具体而言，需要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体系，农业标准化生产体系，农业污染防治体系，农业防灾减灾体系以及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体系。关键是要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着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构建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以节源农业、低碳农业、优配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文化农业、都市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3. 以农村信息化为突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转变。农业信息化是当今时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农业适应国际国内信息化大趋势、满足社会信息化时代要求的战略举措。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加快转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管理、服务等各个层面的信息化，以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实现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具体而言,一是加快信息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优化整合农业科技服务资源，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步伐。二是加快信息化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设。适应农业生产的“两型”转型，加快现代信息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现代农业生产设施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三是加快信息化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建设，加强农产品物流配送、市场、管理、交易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建设农业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生产、流通、交易、竞价、网上超市等服务，完善农业电子商务体系；创新农产品信息化流通服务和组织管理模式，以减少流通中间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四是加快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监管的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多级覆盖的农业标准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机构和信息管理平台，构建基于农产品质量溯源技术、条码技术、HACCP技术和农产品质量速测技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服务模式，把农产品标准化贯穿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监管中。

4. 以农业制度创新为引擎的政府农业职能转变。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需要构建制度支撑与公共服务体系，为农业发展转型提供保障。具体而言，一是要完善农业财政支持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建立补贴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的基础上，扩大对主要农产品品种的生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的针对性、有效性。二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创新金融产品，降低农村信贷门槛，引导农民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规范民间融资行为，鼓励发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农业商业保险。三是创新土地流转制度。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规范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探索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采取土地经营权长年转让、季节性转让、大户经营、企业化经营等多种形式来创新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四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有效地配置资源要素，建立包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为依托的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体系、以农业企业为主体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和中介服务体系、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的农业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农业科技的投入、研究、推广三大机制与体制的创新，确保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两大任务的完成。五是推进农业人才开发制度创新。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将大力培育职业农民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为实现农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革除制度障碍。六是健全农业生态治理和保护政策。强化农田生态系统的建设与保护，建立健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预警体系，推进农业投入品的无害化，对农田污染进行综合防治；全面实施耕地肥力监测与改善计划，优化农产品的种植结构；提高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推进养殖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大力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七是转变农业行政考核体制。推行政府绿色GDP指标考核，实行农业行政考核由数量考核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并举的指标考核转变，促进农业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衔接及其与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促进政府职能从管理农业向服务农业转变。

来源：《求索》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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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型社会’建设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12FJY007）。

[2]作者简介：陈文胜，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长沙，410003）

[3]《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0日。

[4]齐振彪、齐济、周慧:《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3期。

[5] 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6] 陈声明、陆国权:《有机农业与食品安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

[7] 王治河:《关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后现代哲学考量》,《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

[8] 齐振彪、齐济、周慧:《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3期。

[9] 齐振彪、齐济、周慧:《两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3期。

[10] 陈庆修:《现代农业靠的是低碳》,《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5日。

[11] 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 程振、曾玉荣:《析评台湾永续农业发展目标与举措》,《台湾农业探索》1999年第1期。

[13]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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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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