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告诉你，为什么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消逝-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春节假期结束，人们离开自己或“溃败”或温情的农村家乡，将自己流放到熟悉的城市中。中国城乡二元分断的社会现实，让在两种生活间奔波的人们，总要在春节后掀起一场“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消逝”的大讨论：短暂归家的知识青年们纷纷发表自己对于家乡的感受，有人为乡村的溃败忧心忡忡，也有人认为乡村的凋敝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今年的这场争论，是由王磊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在读博士生）的《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日记》所激起的。说实话，读到这篇文章让我也心有戚戚之感，因为我的个人经验跟作者是比较一致的。我是刚毕业不久的文科博士，现在是普通高校里一名普通“青椒”。我来自安徽滁州的一个村镇，全国知名的小岗村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凤阳（凤阳是滁州下辖的一个县城）。跟作者一样，在我2002-2012北京求学的前几年，往返乘坐（有时则是站着）的也是四位数字、耗时十几个小时的绿皮车。但只要条件允许，我一辈子也不想再坐那种车了。

因为家乡人口外流、打工群体的不断增多，我也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而随着市场经济成为主导，衣锦还乡的新富群体成为农村新的英雄和楷模，文化资本没有或者暂时还没有有效转化为经济资本的人文知识人则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落。害怕被问工资，“近乡情怯”想必是所有经济资本匮乏的人文知识人的共同感受。但知识人的本职总在于提出和解释问题，以中国之大，任一个描述性的个案都难免以偏概全，因此，相关的道德义愤或者感伤也都显得苍白无力。认清现实，我们才可能提出正确的问题。

当下的农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农村，既不是毛时代的农村，也不是解放前的农村。解放前的农村我们称之为宗法制的小农社会，其表现形态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协作和普遍的交往的前提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小农生产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农民的自私、冷漠和落后，把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首创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马克思）。而在毛泽东看来，任何现代的民主社会都不可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也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当然，南方小农由于稻作和宗族文化的影响，相对具有协作意识，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已，与大工业所需要的协作不可同日而语。毛时代的合作化正是要打破小农经济，虽然这时的农民也不免落后习气，但很多“新农民”的精神面貌与过去大相径庭，以《创业史》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就是最好的历史记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农村似乎又回到了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历史似乎出现了反复。但在反复之中也存在巨大差异，那就是打工潮的出现和新工人（一般称为农民工）涌现。绝大多数的新工人不可能像王博士所说的那样，买得起“小车”。果真如此的话，那新工人似乎没有抗争的必要了——西方二战后的福特主义的确让很多工人都实现了有车有房的梦想，但历史毕竟无法复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长13.9%；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892元，比上年增加159元。毕竟，成功者、衣锦还乡的打工者只是少数。

文科博士想要将文化资本兑换成很多经济资本，的确有很大难度，但这并不是我们感慨“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话，知识人岂不是也落入以收入论英雄的观念陷阱中去了？但我们的确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以收入论英雄成了普遍法则。

就这一点来说，反倒是署名“去留两昆仑”的吐槽贴“农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勿把美好的回忆嫁接在现在的农村”更有意思：“现在的农村绝对不是大家朦胧记忆中的温情之地，其实本质上和城里也差不多了，都是唯金钱至上（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亲情是配角”。所以农村就表现为胜者为王的狼文化。用狼文化来概括未免失之简单，但这种让市场法则来主导日常交往的现实的确会导致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市场社会就是丛林冒险，金钱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

在这种关系中，农村的婚姻的商品化较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娶亲与“买人”似乎没有多大差别，据央视的《新闻观察》报道：“人市”、“买女子”在陕西陇东并不新鲜。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结个婚却甚至要花去一、二十万。出不起彩礼钱，就讨不到媳妇。

这种商品化和市场化与小生产并行不悖，而原本农村公共资源的缺席更让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得到巩固。去集体化之后的农民变成了自由劳动力，失去了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他们只能依赖自己。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因为劳资的力量对比，作为劳动一方的他们并没有自发产生出协作、团结、互助等积极的工人阶级意识。

作为半无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土地，没有摆脱农民身份，尚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这就让老板可以最大程度地压低可变资本）的新工人在尚未摆脱小农的自私自利时，就不得不接受市场经济中利益最大化和金钱至上的“现代心态”。因此今日中国的农村的面貌，就犹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这些打工者在往返城乡的过程中，也慢慢的改变了乡村的交往方式：赤裸裸的厉害关系压倒了农村的温情脉脉。自宋代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的确发挥了一点守望相助的作用，如族田、义庄等制度。而到了鲁迅的民国，这些温情脉脉的面纱已在政局动荡和现代化的冲击中被撕碎，因此鲁迅才会在《祝福》中，揭示出乡村社会中封建礼教吃人的一面。而在今天的中国，国家退出，不愿对基层进行组织动员，农村基层的共同工程解体，农民（工）在自我持存的逻辑下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拜金主义，是去集体化以及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呼吁新乡绅的号召就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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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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