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中国农村现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回应博士生春节返乡笔记：真实的中国农村现状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网上很热的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描述出了当前部分地域农村生活的一些情境和问题。读过之后，感觉和我的家乡（鲁西南）有些地方近似，但是也有不同。文章有些地方很有启发，但是读来还觉不过瘾，所以我也试着写写我的回乡观感。

这是一篇我一直想写但一直没写的文章，原因在于，从大学起离乡读书，算起来已有十二年，回家早已是走马观花、不够深入。而且，也觉得自己对农村问题的历史和当前政策把握得不全面，这可能造成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但是，既然有人写了，我也先试着描述下问题，至于具体的分析，以后再说吧。不过，这篇文章绝对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因为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

我家在鲁西南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子里。我八岁前在农村生活，也干农活，之后随父母进城做生意，记得进城时学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在县城待了七年后，又搬回村里务农两年，暑期劳作起五更打黄昏，很是辛苦，也知道了庄子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感觉。两年后父母又去镇上做生意，11年后，父母又搬回村里居住，我则从高中读到了博士，目前处于博士之后的阶段。我在村里、县里、滨海小城、北京、美国读过书，都有过至少一年的生活体验，可以说，各种规模的居住经验也都算有吧，但是是否深入，却很难说。因为，个人感觉，八岁离乡后，个人的生命体验就是一种漂泊和无根感，用吉登斯的术语说就是脱域（disembeding）了，也就是从与个人的情感和生命密切相关的关系和环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人，社会生活中的漂浮者。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无论对于他乡还是故乡，个人感觉都是一个他者，不再有止泊感。对于他乡，你想融入，但是它的疏离感却总是让你觉得隔一层。对于故乡，因为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也不再有那种亲密感。这个问题，从鲁迅开始就一直是个很重要的写作主题。

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的人以“双重视域”：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而且，就“家庭成分”而言，我爸这边，早前是贫农，根正苗红，高中毕业，当过兵，称赞毛泽东，批评邓小平。我妈那边早前是地主，被人欺负，被骂为“地主羔子”，辍学回家，小学不毕业，感恩邓小平，不满毛泽东。可以说，我家的话语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同样给了我一种双重视角：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思路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观念。当然，对一些问题如农村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讨论和分析，还有待正式的调研，在这不便多加讨论。就当下仅有的观感而言，我觉得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它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者是情感问题、养老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情感问题。此问题的多发群体是青年。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急剧市场化以及有缺陷的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作为鲜活的劳动力，在钢铁水泥筑成的城市里贩卖自己的体力，这里且不说他们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市民待遇这一问题，只说农村青年进城务工的后果。

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其后果就是城市生活的理性化和冷漠：凡事三思而后行，不要和陌生人讲话。其后果也是双重的：作为理性人，大家谨小慎微，保持有节制的礼貌和距离；同时，有的人却大胆地放纵自己，因为只要离开了这里，就没人认识你，没有风言风语，没有“口碑”，没有乡亲的指指点点，行为成本已经降至最低。如此，许多青年人在城市里开始了“新生活”。传统的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性教育普遍不足，于是，很多人未婚先孕，有的甚至未到婚龄。双方父母喜忧参半地有了媳妇或女婿。然而，我们知道，子女未婚先孕在传统社会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这在农村尤其明显。现在，这一现象却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对情感的理解以及对对方个人和家庭的了解不足，这种草率结合的情感的稳定性较差，许多家庭都在婚后不久问题重重，甚至离婚。

现代生活的流动性和匿名化为再次寻找“合适的”配偶提供了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农村的离婚率做过调查，个人感觉不会比城市低。

其原因大概有：（1）再次择偶的可能性增多。许多夫妻两地分居。夫妻单方进城务工，一人留守，双方出轨可能性都很大。婚姻的一贯取向是嫁高娶低，农村单身男性远多于适龄女性。女性多愿意往城市里嫁，男性则多愿意找比自己稍微弱一点的女性，这是中国人的思维痼弊，所以农村男光棍多，大城市则是剩女多。这也导致婚姻的不稳定性，今年听说一个女孩两年内居然结了六次婚。说起来，这种思维里犯傻的还是男人，俗话讲，爹笨笨一个，娘笨笨一窝。所以从后代基因和家庭教育考虑，男性最好找比自己学历高、智商和情商都高的女性为妻。在这一点上，国外的人就比较聪明。

（2）婚姻的交易化倾向。正如王磊光一文所言，农村男性现在的娶妻成本并不比城市少，以我家那边的情况而言，大多要求有房有车，最好城里再有一套房。而且，彩礼金额年年攀升，少则三两万，多则八九万。前段时间网上有个流言，说彩礼超过十万涉嫌违法。这虽然是个流言，但是它的现实原因就是农村彩礼过高的问题。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了，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太亏，所以要捞回来，确实有“卖女儿”的嫌疑。当然，这里面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农村养老问题，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单独家庭，父母对养儿防老的担忧和不信任。

（3）父母子女异地和父母权威的瓦解。传统家庭之所以稳定，就在于父母一方面可以帮着儿女料理家务，让儿女专心打拼，另一方面是父母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言传身教，订正儿女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但是现代社会，很多父母和子女都是异地，即便同住，进城务工返乡的年轻人也多有父母什么也不懂的观念。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城市在物质上已经足够现代化，甚至步入后现代，农村则现代化得不足。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挑战和冲击是很大的。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养老问题。正如上文所言，农村婚姻的交易化倾向，其中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养老问题。农村养老的严重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实对于城市和农村非体制内的人而言，养老问题基本都要靠自己和儿女。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和儿女多少往往没有直接关系。

古语言，寿则多辱。这一点在农村比较普遍。学术界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批判工具理性（一切以算计为根本，简单讲就是要将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这种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影响下的思维逻辑，中国人当时体会得并不深。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钱这个字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虽然现在农村已经有了一些合作医疗，报销的比率也在提高，但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一旦老人得了重病，若要治疗，不用多久，就会家徒四壁，老人的病也不会有多大好转。老人重病不治疗，有时候不全是儿女不孝，而是老人自己的“理性”选择：拒绝治疗。对于慢性病，更是任其发展。我们知道，前两年有篇调查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的文章被转发很多。就我身边而言，还没到这地步，但是老人医疗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容小觑。

养老问题里容易被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老人的情感问题。老人情感问题其实就是老人生活陪伴问题。有的老人丧妻或丧夫，如此个人的情感就发生了很大的缺失。他们只有从儿女那里获得慰藉。但是，根据多年的观察，现在农村的儿女能真正做到体谅父母，感同身受的人真的很少。很多人的养老观念居然仅仅停留在让父母吃饱饭、穿暖衣这个层面，有的甚至连这个也做不到。对于不孝子女，乡俗的约束力又微乎其微，外在的干预力量如政府的作用基本无效。孔子说，养父母不只是让他们吃饱饭，还要有一颗恭敬之心。这一点，很多中国人都忘记了。独生政策下，长辈对孩子的宠溺，也使得很多孩子自私而任性，对父母没有恭敬之心。

空巢老人则多是现实原因造成的，老人们在家 37 36166 37 13552 0 0 6080 0 0:00:05 0:00:02 0:00:03 6079的生活和情感都是没有得到足够的体恤和照顾的。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和发酵。说句题外话，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包括春晚，一直在炒作“温情”二字，我觉得简直就是往伤口上撒盐。哪个有良心的人愿意跟父母两地分开？现实的问题要现实地加以加以解决，总在那炒作温情，一遍遍铺天盖地地说教孝悌，反而让人觉得逆反。

此外，今年发现的一个有意思也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传统习俗的崩解。我家那边经济上在省内相对落后，传统的习俗保持得却比较好。比如，大年初一还要去给长辈磕头拜年，上供供奉四方之神和先祖，天不亮不能往外泼水，平时有好吃的东西先要敬神（俗称愿语），三十贴了花门（春联之类）不能上门讨账之类。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一年一年一直在延续。但是，现代生活对这种传统的冲击还是很多。其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来的。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在外打工，过年已经不再返乡。小年轻们睡到很晚还不去给老人拜年，有的城里一套房家里一套房，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紧张。

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年附近地区疯传过年不能吃饺子，不能上供，不能贴对联，不然如何如何，而且居然很多人信了。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的源头是信基督教的人传的。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居然采用了一种迷信的方式，而作用的对象除了教徒，还有非教徒。后来问了问，据说这种“谣言”还包括亲人逝世不能哭、不能烧纸之类。不过，有趣的是，出门拜年，发现后面的邻居，贴了一副对联，内容却是在歌颂基督的伟大和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中西合璧！而且，他家已经把族谱请到兄长家了（一般族谱供奉在最小的儿子家里）。文革期间破四旧，不让烧香拜佛，不让过年磕头，都没能阻止村里人抹黑磕头拜年。村里人常提起的一件事，就是文革时一个在外任公安局长的人，要回家拜年，不磕头不行，磕头又不行，于是半夜赶回家，天亮前给长辈磕完了头。不过，政治挡不住的，“信仰”或“谣言”却做到了。这种西方文化的变体对传统文化的侵蚀，真是让我觉得匪夷所思。

说到底，农村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制度问题。我对于将现实问题归谬于制度的思维方式现在是比较警惕的。但是，仔细分析之后，我发现根结就是制度，当然这里可讨论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农村经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土地，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又经历了大跃进、合作社等，大伤元气。这种伤元气，不只是经济层面，还包括伦理层面。分田地，搞阶级斗争，虽然解决了大多数人的生产资料问题，但是它打乱了延续千年的日常生活伦理和情感维系，将传统的乡绅、儒家和风俗维系的人际关系，转移到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话语体系之中，由人与人的亲情关系转移为人与集体的政治关系。而且，阶级斗争思维导致人情冷漠，人与人的不信任，直到现在，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仍存在并隐隐发挥着作用。

此外，在我们那个地方，儒释道共同作用下的传统民间信仰，对于维持一种良序的生活伦理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正月的初一、十五上庙烧香祈福是必须的，但是经过文革的破四旧，使得这种信仰发生了很多的位移，许多人烧香拜佛多停留在形式化的层面，而心中并无多大的敬畏之心。况且，很多人是不信什么神佛的。如此，在无神论国家，为个人生活找到一个最终的伦理旨归和根底，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而这导致的伦理后果，就是没有因果报应和前世今生观念的人，在这个现世什么事都敢做。当然，这里有个预设，宗教对个人生活起到了规约作用。从政治影响力和现实后果上讲，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在整体上都还处在文革的历史效应之中。如何处理文革的一系列政治遗产和后果，转化并解决其中的制度问题和伦理问题，是考验当前中国知识界知识能力的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

在经济上，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略有好转。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土地承包到个人了，为何农村经济一直徘徊不前？有的文章分析来分析去，谈了很多，但是有个重要原因没有谈到，就是农村的税负问题。农业税，换个说法是提留、公粮。这个基本是定额的，无论产量是否因为气候和天气原因受到影响，都要上交。而且分量不轻。我们那早前就有因为交公粮而与政府人员发生械斗甚至打死人的情况。除了公粮，还有“徭役”。对于这个词，我想大多数人都认为只会发生在旧社会。然而，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挖沟修渠，以及修建大型的水利项目和工程，各家各户也都要出人出力，若是不然就交钱冲抵。当然了，这么做有好处，就是修建了很多水利项目，但是同样不可辩驳的是，这就是变相的徭役。但是，农民做了这么多，国家回馈了多少呢？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各种制度都明摆着是在剥削农民，贴补城市。直到21世纪初期，农业税才被废除，农村稍微缓口气。但是农资的上涨，教育医疗的市场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丧失，都在侵蚀着农村生活。

前段时间热播的《老农民》，基本上再现了1949年之后后农村的发展历程。有人说，这部戏仍然沿着官方的叙事在讲故事，而且塑造的农民形象过于传统而古板，也就是爱土地，却又夹杂着农民式的狡黠。我觉得，这部戏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若是有问题，那么它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化得不够，对很多很重要的历史环节轻描淡写，比如大饥荒的政策原因、围绕交公粮的抗争等。是不是顺着官方的历史叙事讲故事，并不是否定这部戏的关键，因为官方叙事也基本符合史实。

我回村后问我妈，这戏她觉得真不？她说，一件件的就跟在眼前的一样。但是，历史的呈现和历史地分析是不同的，前者是描述，后者是批判。对于历史，哪些地方呈现，哪些地方不呈现，会直接影响观众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判断。而且，人在历史之中，很难跳出来对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在一个长线条的历史发展中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层面做一个客观而公允的判断。至于说当前，农民是否还热爱土地？可以肯定的说，对土地有感情，但是有多爱很难说。可以说，上了岁数的老人，无论走到哪，他们都会挂念着土地。年轻人却不一定。其实呢，大多数农村人确实在想方设法的摆脱土地。我爸以前常对我说的就是，农村人要走出土地不容易，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他们这辈人用尽力气让我们读书走出来，我们费些心力在城里落下来，下一辈的孩子就可以坐享其成了。这就是现实的逻辑。焦波拍了一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很多大程度上展现了当前农村的一些问题，但也只是一个侧面，似乎一直没公映，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有朋友问我，农村对于知识的态度，简单点就是对于读书的态度。这个问题说起来不太乐观，而且就我个人而言也是有很多的感触，简单的以我家为例说一下吧。我家两个博士，哥哥目前在大学教书，我呢在研究所做博后。我俩的现在的收入嘛，说起来不理想，可能还比不上打工的月薪。而且，更是远不如在家做生意的妹妹一家。我爸妈常说的就是，若是你俩有一个在家，咱家的收入和经济条件都会很不一样。可以说，我和大哥读书十多年，所有的花销，都要靠爸妈做生意来赚取。头些年每年从家里抽取两三万块钱，对于父母的小本生意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冲击，所以爸妈虽然看到了商机，却没有足够的投入再生产的资金做支持。就经济情况而言，我家算是好的，我们读完博士，家里没有亏空，盖了新房，生意也不断好转。但是对于务农的家庭而言，这个压力是极大的的，大多要靠借债来完成。

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严重，很多女孩也都在初中或高中之后不再读书，男生么好一点，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读书无用，经济的考虑是主要的。我爸妈此前对我说，我们哥俩读书，对他们自己而言，也就是个名誉，听起来好听，但是很辛苦，回报周期很长，而且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有时候也会怀疑这么供给我们读书的意义何在，逢年过节也难免暗自伤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对于我们读书取得的成绩还是很骄傲的。

早就有人说，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城里人的游戏，这句话其实是很残酷的现实。其原因除了经济能力的差异，还有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视野差别和教育水平的悬殊。在北京，博士会去教高中，硕士会去教小学，本科生基本没有很好的留京机会。但是在农村，大多是高中教小学，专科和本科教初高中，农村的孩子必须很用功很勤奋才能弥补自己一出生就注定的落后状态和人生体验的缺失。这还只是学校教育的差别，不涉及家庭教育的悬殊。总体而言，农村人对于读书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他们一方面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方面，又发现，这条路的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人的投入基本无法收回成本。而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观念，仍然盛行。很多人其实不明白，在遗传上，就绝大部分人而言，智力上的差异微乎其微，所谓的遗传主要是家庭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遗传，而且思维习惯更是主要决定了个人的后天禀赋。村里人对于读书最后选择做研究而非当官或者去经商挣钱，更是无法理解。穷读书人回乡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是很高的。

最后我想就”凤凰男“问题说几句。我是很不喜欢这个名词的，因为它污名化了一个群体，体现了一群人的傲慢和无知。没有任何行为是比歧视更为野蛮的了，也没有任何行为是比尊重他人（无论出身地位）更为高贵的。这和我个人的农村出身无关，我自己就是个乡下人，农民，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身份及相关阅历给我的人生体验，尤其是对于我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体验和思想资源。

“凤凰男”之所以成为话题，根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从农村读书读出来的男孩子，稍微有点良心的，都必然要想着反哺家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在城市以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恋情、娶妻、生子、买房、置业等问题。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压力往往要比城市男青年大许多。他们也大多数有学历、有才情、有抱负，只是人生的规划和事业还没有随着时间逐步展开和实现。但是，现在很多人的婚恋观念是很实际的，收入的多寡、有无房车、有无户口、身高多少等，都会成为征婚寻友的参数。在这样一个情感已经参数化的后情感时代，这些人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留下来，本身是有含金量的。

之所以会有人吐槽“凤凰男”，在于，一些姑娘看重了这些男生的个人品质，但是想摆脱围绕他们的社会关系：生活在农村的亲友。如此，这就是个悖论：女孩想要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却又让自己的男人忘恩负义！我时常看到很多人指责农村生活陋习的文章，比如群己不分、喜欢窥探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等。其实呢，说到底，这都是接受了现代生活观念的人，对于稍微传统一点的生活方式的责难和拒绝，但是细想来，农村人所有的这些问题，城市人也有，只是农村人彼此熟悉，做起来顾忌就少，城市人大家都不熟悉，所以也就不去探查，但是熟悉的城里人，他们的亲友，有的也会有同样的行为方式。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些吐槽，没啥道理。我看那些吐槽文章，很多都出在“自私”二字上。符号化地谈论和对待一个群体，是一种很笨拙而懒惰甚至野蛮的认知方式。凤凰男和城市剩女，这对痴男怨女，是社会和时代内在的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它既有政治经济症结，也是观念的畸变。有的时候，智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情商吧。

农村早已不是陶渊明描述的世外桃源，其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也不是一副凋敝破坏的图像，不同地域的农村图景是不同的，也不可一概而论。我是绝不愿意用“凋敝”二字来形容我的家乡，因为她近些年确实在不断地好起来。在现代生活的冲击下，她只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姿态。我所要讲的是农村受到的冲击，她经历的阵痛，并试着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对于我这样农村读书走出来，在城里漂泊的时间比在家安定的时间还要多的人来说，早就分不清故乡还是异乡了。过年回家出了门，认识的也就是族内和近门的人。同辈早已面目生疏、叫不出名字。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

（本文来源：新浪博客，原题：回乡偶记 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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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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