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淞:重新发掘乡贤的社会功用-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创新乡贤文化”成为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乡贤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底层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情感，守护着乡间的道德文化，发挥着加强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维持基层自治的重要作用，为乡土中国保留亲情、和谐与智慧。沧海桑田，随着时代发展，今人已无法复制乡贤的具体行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文化综合创新的方式，打造新时代的乡贤文化。

——编者

作为历史陈迹，“乡贤”一词尘封已久，人们逐渐淡忘了它的最初涵义。乡贤原本是指那些品德和才能为乡人推重的士人。他们中间，有的人官高爵显，有的人终生布衣，有的人封妻荫子，有的人孑然一身，以至于今人难以全面把握“乡贤”的历史走向。

历史上，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不同的人群被划分为某一类的“民”，于是出现了士、农、工、商的职业分途。“四民”的名义由此确立。从广泛意义来讲，“四民”都有生产性，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共同促进社会繁荣。士为四民之首。士人中的极少数，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士大夫，而大多数士人留守故里，与致仕还乡的官员一起维持地方秩序，他们成为一股特殊的社会力量。客观地讲，这股特殊的社会力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既有恺悌君子，又有奸邪小人。不过，人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举止来判断谁是乡贤，谁是土豪劣绅。可以说，乡贤与土豪劣绅之间的界限十分明朗。

然而，乡贤与“乡愿”却难以骤然区分。大奸似忠，大伪似真。“乡愿”是貌似谨慎、善于钻营投机的伪善者。他们擅长施舍小恩小惠，蒙蔽视听，博取盛誉，借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在“乡愿”的内心世界里，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工具，维护自己的实际利益才是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至于伦理、道德、良心、名声、荣誉，只不过是用来挟持他人、欺骗大众的手段罢了。“乡愿”与乡贤的祈向背道而驰。儒家因而断言“乡愿，德之贼也”，要求士人明辨善恶，自觉塑造君子人格，着力推进“修己治人”的工作。“修己”是士人恪守伦常、提升境界的过程，做到极致，必然成就“内圣”的人格；“治人”是德才兼备的君子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生活秩序，促进人类社会的普遍繁荣，做到极致，必然实现“外王”的功业。二者相互贯通，构成“合内外之道”。乡贤在本乡本土承载“合内外之道”，为乡土中国保留亲情、和谐与智慧。

平心而论，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乡贤一直发挥着加强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维持基层自治的重要作用。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乡贤是一种文化符号，它维系着士人的精神家园，将地理标识与历史名人的人生境界、生命气象贯通起来，激励同道朝着“仁民爱物”的方向前进。从孔子揭橥“仁”的学术价值，到孟子强调统治者应当与民同乐、实行“仁政”；从公羊学宣扬“尊尊，亲亲，贤贤”的社会理想，到董仲舒撰写《举贤良对策》；从“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到“民胞物与”，从“天下为公”到“世界大同”……无不显示乡贤在文化领域的精湛造诣。

既然乡贤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现代人应该如何重新发掘乡贤的社会功用呢？这就需要从乡贤的来源、历史价值和现代转化等方面来加以考察。

乡贤来源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乡贤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他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励志书。或许，有人将乡贤等同于那些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张口之乎者也的长者，觉得这些人远离生活、不通人情、毫无趣味、滑稽可笑，早就淹没在故纸堆里，不足可观，不值一提。这种看法，失之武断。其实，古往今来，许多乡贤都出身于草根阶层，对底层社会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情感。以孔子门下的贤人为例，曾子以“大孝”闻名于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锄瓜养猪，照料家人；与孔子一起兴办私学的子路，原本是不知礼仪的“野人”，为了奉养老母，不惜“百里负米”，成为历代传颂的孝子；冉雍的父亲是身份卑微的“贱人”；子张出身于“鲁之鄙家”。西汉时代，许多乡贤一边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生产，一边学习经典文本，甚至出现了匡衡白天佣工、夜间凿壁取光的感人事迹；魏晋时代，许多乡贤远离纷争，退守乡里，信守道德传统；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许多文化典籍在乡贤那里得到了保存，为隋唐时期的文化繁荣积蓄了实力。明代大儒吴与弼躬耕自养，清晨起来簸谷，为远道而来的弟子门人准备餐饭，并以此教育陈献章务必勤勉自持；清初大儒颜元，文武兼修，以苦为乐，在农作物栽培、水利、医药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鼓吹“习行”精神，敦实劳作，造福一方。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他们都是举世敬仰的乡贤，他们都曾参与生产实践，经历社会底层的磨炼。面对艰难困苦，遭遇陈规陋俗，他们迎难而上，激流勇进，效法往圣前贤，砥砺身心，最终赢得人生的转机。

乡贤营造了最美的家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和谐的家庭是其乐融融的心灵港湾，是个体健康成长的关键，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周易·家人·彖》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极具传统色彩的家庭伦理的画面，讲道：“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是说人伦起于夫妇，夫妇双方必须恪守本分，和乐且耽，才能确保家族兴旺；夫妇必须敬仰老人，履行孝道，才能成就美德。展开来讲，父子、兄弟之间也有各自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其余亲属关系按照丧服制度依次类推。由家庭和睦可以扩充到家族兴旺，由家族兴旺可以推导至国家富强，由国家富强可以延伸至天下太平，这就是“正家，而天下定矣”，或者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纵观历史，许多乡贤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们从小沐浴在和美的家风之中，从先人前辈的嘉言懿行中获得文化滋养，焚膏继晷，树德立人，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东汉学者杨震，被时人誉为“关西夫子”，一生勤俭自持，教授门人弟子，步入仕途之后，有人深夜送金，认为此事“无有知者”，杨震严词拒斥，认为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此后，“四知先生”的威名传遍四方。在杨震的高风亮节的感召下，弘农杨氏出现了“四世三公”的家族荣耀。著名学者颜之推，一生经历南梁、北齐、北周、隋朝的政治变动，颠沛流离，好学不倦，结合自己的家学渊源、社会阅历和读书心得，撰写出一部彪炳青史的《颜氏家训》，这部家训被后世赞为“家训规范”，琅琊临沂颜氏家族在经学传承、史学著述等方面建树颇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学术家族之一。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是一位划时代的贤人，面对中原陆沉、朝廷多变的惨淡局面，他不仅阐述性理之学，而且强调的家庭伦理和日常礼仪的重要性，后世流传的《朱子家礼》就是对其思想的高度概括。明清以来，许多官僚士绅纷纷编撰家训，以此作营造最美家风的手段，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恪守伦常，福泽绵长。

乡贤秉承儒家的教化思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自从人类告别洪荒、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一旦突破了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人类社会的公共生活规则必将失去效用，人们的头脑必将被“丛林法则”支配，人就会失去作为人的资格，最终返回赤裸裸的动物界。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人与天地并立，共同构成“三才之道”。天地之间，每一个人都应尽到自己的责任。任何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践踏，都是对自身作为人这一优越性的放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先富后教”的社会理论有其合理性。深入基层社会，贴近百姓生活，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维系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让百姓享有健康富足的文明成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从儒家的“先富”理论中去寻找。当一个地方的百姓衣食无忧、逸居无教的时候，如何使其克勤克俭、明理知耻，进而消除社会隐患？儒家对此持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后教”。这里所说的“教”，是指人伦教化。儒家以“五伦”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即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致说来，父子、夫妇、长幼涉及家庭伦理，而君臣、朋友涉及社会伦理。乡贤通过言传身教，使大家逐渐明白：贯穿人际关系的，不是单纯的强力意志，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条和伦理规范。儒家并不否认社会等级的存在。乡贤在民众和统治者之间构建一个缓冲地带，一方面对统治者进行道德说教和良知感化，反对过分剥削，劝诫统治者善待生民，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安守本分、完粮纳税，遵守朝廷法度和社会公德。客观地讲，乡贤在统治者和民众之间进行斡旋，有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

乡贤具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从社会和法律之间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存在着“良贵之辨”和“良贱之辨”，前者是指“四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差异，后者是指“四民”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区别。虽然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异无法骤然消除，但是乡贤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仍然不遗余力地落实“有教无类”的理念。南宋时期，与朱熹往返辩论的陆九渊兄弟是江西地区著名的乡贤，陆九渊憎恶科举制度对士人构成的精神摧残，疾呼“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句话在底层民众的心底掀起了惊涛骇浪，使他们重新拾起自信，敢于直面内心那种与生俱来的成就圣贤人格的可能性。在许多民风淳朴的偏远地区，宁愿不识字，也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一直是底层民族的心灵寄托。明朝中后期，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庶民精神，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艮出身于“灶丁”，即古代的煮盐从业人员，属于名副其实的社会底层，然而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情怀，把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概括为一句话——“百姓日用即道”，用“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学”来解释圣人之道、圣人之学，为“愚夫愚妇”、“僮仆”、樵夫、陶工等底层群众树立了德性的丰碑，为平民儒学的顺利登场扫清了障碍。自此以后，儒学不再是士人的专属品，底层民众也能畅谈自己的心得。儒家再次从庙堂走向乡野，将儒学的重心从经典文献的诠释转移到底层民众的生命体验。这种日益高涨的庶民精神，在二十世纪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呼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乡贤对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都源于乡贤的苦心经营。就书法而言，琅琊王氏南渡以后，将俊美飘逸的书法风格带到了江浙地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琅琊临沂颜氏不仅在经史之学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推动了书法的传承与革新，涌现了颜延之、颜之推、颜真卿等书法高手，时至今日，依旧享有崇高的声誉。就音乐而言，古琴流派中的广陵派、诸城派都凭借乡贤的不懈努力才能传承下来；就绘画而言，吴门画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对文人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初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祈在太仓、常熟一带开启风气，形成了“江左四王”的流派风格。这些乡贤将“游于艺”发挥到淋漓尽致，在“造化”与“心源”之间开凿通衢大道，继承前人，奖掖后学，促使中华传统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走向世界。

乡贤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构建学术派别。中华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经历了近代以来的苦难，今天又以全新的姿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历史上，许多乡贤博览群书、观察实验、相互辩难，开启了独树一帜的学派。例如，北宋时期，以张载为代表人物的“关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人物的“洛学”，以司马光为代表人物的“涑水学派”；南宋时期，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明末清初，还涌现了博采中西的桐城方氏学派。这个家族学派，从方学渐开始，经由方大镇、方孔炤等人，到方以智那里已经具备集大成的品质。方以智不仅与利玛窦、南怀仁等西洋传教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深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易学作为基本框架打通中西，为世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自幼喜好数学、天文学，师从传教士穆尼阁，学习西方数学知识，撰写《数度衍》一书，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晚清以降，学贯中西的乡贤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奋发图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崛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谱写了崭新的爱国篇章。

沧海桑田，传统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今人无法复制乡贤的具体行为，只能以文化综合创新的方式打造新时代的乡贤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不断变化，古人习以为常的“四民”分殊早已无法概括当前的社会分工。在现代社会里，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通过传输知识、出售职业技能或者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换取生活资料，一夜暴富，博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这早已不是什么新动向了。这种情形，只是一种客观的经济活动，不能与特定的道德或价值直接画等号。

究竟哪些人能够成为新时代的乡贤？这恐怕不是呼吁大家去扮演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而是要求一部分人能够在恪守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凭借自身努力，在经济社会发展和道德理想之间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真正做到“既富且仁”。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乡贤必须同时具备“正德”、“利用”和“厚生”的美德，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是一群品行卓越、业务能力超强、造福大众的实干家。当然，这些人必须热爱本乡本土，富有人格魅力，深受乡亲爱戴。否则，连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都无法保障，遑论成为新时代的乡贤！

在逝去的岁月中，乡贤是道德文化的守护者，为人们留下一抹余晖；在未来的时光中，必将有一批社会贤达奋然屹立，他们极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坚守那片被唤作家园的乐土，群策群力，矢志不渝，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这些人，就是新时代的乡贤！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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