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中国三农学界的明星现象-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提要:李昌平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使“三农问题”的概念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义，成为了三农学界划时代标志，由下而上地唤醒了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成为了整个三农学界的发动机。三农研究成果很多，但很少有人认同这些研究成果，公众得不到研究成果的实际效益，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成“纸上三农”的尴尬。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发现规律，而绝非创造规律；其学术的天然职责是解读社会，而绝非设计生活。只有学术的话语权不为学界的少数人所垄断，只有学术不成为少数学者的专利，学术才能真正成为集中全民族全社会智慧的武器，才能回归学术的神圣地位，才能为我们民族的复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

当民工潮作为“盲流”被进行围追堵截的时候，当农民与基层组织因税费负担而尖锐对立的时候，当大片的良田被年年亏本的农户抛荒的时候，我们的学界谁也没有去注意社会低层的农民。作为官方的智囊杜鹰和温铁军，尽管对农民问题最早发出的声音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当时的大气候，却从此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对农村问题的热情关注。“三农问题”的概念，很可能是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副题“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中首先提出。随着以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把观察力投放到农村以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官方在三农问题上歌唱主旋律的垄断地位。

真正使三农话语走出政界和学界，并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迅速升温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却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和《中国农民调查》等文章的问世。特别是李昌平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使“三农问题”的概念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义，成为了三农学界划时代标志。有人认为，李昌平、马银录、熊国剑、桂晓琦为代表的一些官员身份的准学者，尽管勇敢地站出来“向总理说实话”、“向农民道歉”，但严格从学术的规范上来讲，是“勇气比智慧更为可贵”。也许是由于“实践是不规则的”，却正是这些来自于实践的“不规范的学术”，由下而上地唤醒了全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良知，成为了整个三农学界的发动机。

从此，三农学界由数花独领风骚，进入了百花竞相开放的春天。三农的学术成果汗牛充栋，三农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三农问题的话语风靡大江南北，不仅在报刊和电台等媒体上被主流化，而且在网上的热度更高；只要搜索一下“三农”，就会得到350多万个网页。全国上下都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农业兴，国家兴；农村稳，社会稳；农民富，天下富。” 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已经明确要求全国上下要把三农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终结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的历史。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当前，尽管普遍都认为三农问题依然很严重，但农民不仅有了更多的道德地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是处于最好最自由的时期，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具有了更多更好的机遇。

二

在迫切需要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三农明星在媒体和社会的渴望下应运而生，这是可喜的！说明了全社会都在关心三农问题，但是，“纸上三农”的蔓延，使严肃的三农学术研究，变成了“三农秀”，三农学术成为了演艺学术，这是三农学术的悲哀！

我们的一些三农学者专家，如同演艺界的明星似的与媒体亲密接触，不仅远离社会，而且远离书斋，成为空中飞人这儿演讲那儿论道，使学术研究成为了学术演艺，学者专家成为了学术明星。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真知灼见吗？事实上，在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文山会海中，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个“实证”那几个“观点”，“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总是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天天在炒着现饭。由于耐不住寂寞，急功近利，总想搞一点“新思维”，以“取得领先地位”，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某某革命”。毫无价值的东西，用当今的学术界最为时髦的“变革”与“挑战”来化一下妆，就可以小丑鸭变成白天鹅吸引大量眼球，转眼便“倾国倾城”“名满天下”！有些人甚至于蹦到前台特别是直接到民众中去作政客式的表演。所以，“外观其表，日新月异，内现其实，日薄日颓”。

而同样如此的是那些改革的“明星”，他们在各自的改革“苗圃”里的精心栽培“盆景技术”，也在媒体和社会的渴望下成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明星模式”。在经济方面最著名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在行政体制方面最著名的是“咸安政改”。税费改革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安徽全省试点都成功了，而一旦在全国推广后，就连在改革中确定为“合理”的“农业税”也不得不被彻底取消了。“咸安政改”在咸安，可以说是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塞上江南”，而在其他地方全面推广之后却成为了学者惊呼的“孤岛现象”。因为在改革试点时，要么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上下最能够同心同德；要么是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或者是自身政绩的需要，领导阶层特别是主要领导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所以，就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地推进改革，从上到下也愿意支付各方面的改革成本，改革的主持者和领导阶层也能够调整自身的利益。在咸安，由于宋亚平本人在这里清清白白的公信力，就无牵无挂不受既得利益者的制约，也就能够把改革顺利推进。

可是，一旦把这些经典的“模式”确定为“改革的样板戏”，在其他地方依样画葫芦地照搬大面积推广之后，改革的成本就立即膨胀为天文数字，从上到下就都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到拖累，用丢包袱的方式来推进改革。由于社会处于整体转型时期，各方面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要么搞假改革，按照现在的官场惯例“认认真真搞形式，扎扎实实走过场”就万事大吉；要么就照套上面的精神不打折扣的进行，去引爆已经不断积压的各方面社会矛盾。所以，笔者总结为：不成功的改革都是相似的，而成功的改革却不尽相同。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令不少人感到困惑：温室里的“盆景”怎么可能具有在大自然界的生存能力？我们必须深深地懂得：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学者天才的发现，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智慧，而是农民自己为了寻求生存而杀开一条血路！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都没有好的下场，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唯一的例外。笔者认为，邓小平是与毛泽东一样的伟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改革智慧来于草根民众，特别是依靠群众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发展来推进改革，而并非像当今的一些改革明星是高高在上地来拯救农村。

而一些改革者一旦成为了“改革明星”，不仅自身为声名所累，分不清真正的自我，而且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由于政治的需要，把那些台面上的成功经验无限地放大在聚光灯下，而把问题和利益交换与妥协等台面下的背景用幕布掩盖在舞台后面；作为观众，你看得到前台七彩光环的“明星”表演艺术，却看不到后台的高科技操作。假如我们的改革“明星”是演艺界的假唱高手，这样的“改革的样板戏”会不会误国误民？

可悲的是，我国的三农研究机构很多，队伍非常庞大，成果也很多，但在三农第一线就很少有人认同这些研究成果，公众得不到研究成果的实际效益，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成“纸上三农”的尴尬，有多少“纸上三农”的“成果”成为了一堆学术垃圾！

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会故意去制造垃圾的；否则，他的动机是什么？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特别的“中国制造”。因为学术成果的评估体系，只看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而不看质量，如同大跃进时代的的“土法练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看看那些学者专家的自我介绍，就不难发现：提出了什么理论，发表了怎样的主张，被哪些刊物采用，等等。只要能够洋洋洒洒地列出已经发表特别是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大堆论文数字，就意味着一大堆学术成果，也就意味着在学术上的名望。至于这些学术成果在实践中有什么样的效果，能否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则无关紧要。这种学术研究上的论文“大跃进”，是学术明星，还是学术泡沫？当年的大跃进是希望快速地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结果却饿死了不少的人。今天如果让我们故意制造垃圾的学术研究“大跃进”继续下去，尽管饿不死人却足以饿死学术。（张鸣《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学者专家这个“神圣”的阶层近年来在国人面前一次又一次地令蒙羞？有“刘涌案”首都法学界专家们的“失误”，有“顾雏军案”“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们的“力挺”，有圆明园违规防渗事件“专家”们的形象，有教育收费、房价高启、股票圈钱的染指，有广东兴宁煤矿进行“安全勘查”的“专家”“论证意见”。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使国人对内地的经济学家不由得为之一问：为什么香港的郎咸平要比国内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会更了解中国？是学术水平还是道德问题？

有个教授很得意地对笔者说，他的一个课题已经被政府采纳，除了数十万元的课题经费外，还得到了一笔数额不少的优秀学术成果奖金。笔者请教了其中的资料和数据的来源，他说是来源于权威职能部门和官方公开发表的数据。问题在于这些资料数据是否真实可靠？因为有很多关键的数据与这些部门的利益息息相关，改革的方向必然会最终触及这些部门目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他们怎么可能会提供损害他们切身利益的真实资料和数据呢？所以，学者用他们有可能提供的虚假资料和数据来研究改革，反而把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进一步被证明合理化，使学界与政界在相互证明。笔者不禁感叹这样的研究成果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财富，而且正是这样“金灿灿”的垃圾成果包装了当今学界的话语霸权。

三

记得有人就这样说过，思想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思考和阐述，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指引方向和目标；政治家则为达成既定目标进行团体组织、权力角逐与制度建设。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发现规律，而绝非创造规律；其学术的天然职责是解读社会，而绝非设计生活。

曾经有个教授要求笔者谈谈对西方经济学经典名著的感受，笔者是这样回答我的老师：通过这些名著，主要是能够学习他们发现规律的方法和途径，对社会解读的角度和方式，以及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相同规律和不同规律及其区别。但并不意味着只要通晓这些经典理论就能成为经济学家，就如同熟读《孙子兵法》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成为军事家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精通《孙子兵法》的统帅依然无法避免战败的命运。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社会上是极少数人依靠解读这些经典名著而获得生存，而绝对多数人是依靠解读社会的生活法则而生存。新华每日电讯副总编辑陈凯星撰文说，中国的农民最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东南沿海的农民们把眼镜细拆到一个个螺丝，把鞋子细拆成一个个鞋钉。然后，一条街、一个村、一个镇、甚至一个县，就专心做这些螺丝、这些鞋钉。他们用精细拆分市场的办法，巧妙化解了经济总量不足的劣势，在每一局部市场上都做到了规模最大、成本最低，堪称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经典战例。他们不声不响地解决了经济学家们在各类论坛上引经据典地争论但却没解决的问题。

笔者并非反对共享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曹锦清就认为：你站在中国这个立场上来看问题，就要把这些事实从西方的话语中剥离出来，进入我们的视野加以研究；那西方人认为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不大重要，西方人认为不大重要的，我们可能是笔墨很重地要写这一章。也就是贺雪峰所说的，中国的三农研究，必须具有“乡土研究的国情意识”。经济学一代宗师凯恩斯，我们就把他的“投资拉动需求”奉为信条，根据就是逻辑上无懈可击的“投资乘数”理论。实践的结果怎样？政府在“扩大内需”的呼唤声中不断加大投资，可至今还仍然在为如何刺激消费伤透脑筋。即使某个理论确实能够解读社会，但并不能说就可以直接付诸实践，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了枪支弹药一样，不进行有效的军事训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是那些尖端的武器，不反复进行实战试验和演习，就难以投入到真正的战争中去。不深刻地熟识社会现实的理论，只能是纸上谈兵。

而作为科学理论付诸实践，自然现象可以无数次重复，而社会现象一次也不能重复。社会科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老鼠、石头、星星，而是人，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互动的人，人们之间由此所形成的秩序，以及人们从事合作与交换的制度。而每一个人，都具有各自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都具有各自的利益和人生经历。因为生活的背景不一样，思想的基础和行为逻辑起点就不一样。李昌平因此进一步认为，调查也是灰色的：下去调查了，就认为真理在手了，其实未必！有的地方下乡调查一年去了好几次，经常会出现这一次对上一次的否定。因为调查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身的背景、期待的目标、思想和行为逻辑调查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并以此做出价值评判。而对于被调查者也同样会基于自身的需要和价值判断提供信息，尽可能回避那些对自身不利的东西。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真实要远比调查的结论要丰富多彩。

学术的天然职责是发现规律，解读社会，即“求真”。有人认为，现阶段在中国，对农民问题的求解也好，其它问题也好，拼的不是学问的多寡，不是阅历的深浅，拼的是对常识的认知和对常识的尊重。缺乏起码的农村生活常识，即使具有再完美无缺的理论工具，所作出的判断如同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毫无基础的沙漠一样，就很难在学术研究时作出与实际相符合的结论。因此，学问的多寡与“真”的程度没有必然的比例关系。不然的话，怎么会有“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论断？因为作为“肉食者”的“高贵者”，有不少“权威人士”与世隔绝在象牙之塔中养尊处优，怎么可能与无时无刻不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品尝甜酸苦辣的“卑贱者”所拥有的生活常识相比呢？如果学问和地位与“真”有必然的比例关系，曹锦清就指出：当年苏联国内有多少个知识分子，有多少个博士、院士制造了多少吨的语言？但是，他们结果突然发现，随着苏联的解体，呈现出来的俄罗斯的整个现实是非原来创造的那些话语所能把握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曾经写过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切合中国自己的实际？

目前学界的话语权为少数人所垄断，学术成果在学术圈内循环，不仅老百姓看不懂，连各级政府官员甚至高层官员也看不明白。一些学者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我标榜为“民主”的信徒，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专制和霸道，对自己所在的学术团队和专业领域一言九鼎，不容许任何人反对；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文章不容许任何人批评。是对真理的执着？还是对名利的追求？是不是借着“学术”的光环掩盖着营利的黑洞？缺乏自律缺乏尊重科学的精神，还能够称得上什么“学者”“专家”呢？使整个社会对学术界的科学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把学术当作追求名利的手段，打着三农的旗号，干的是吕不韦那样的买卖，抛弃了学术求真的职业道德，很难想象他不会把苦难的农民和农民的苦难包装成金灿灿的“学术成果”来使自己一夜成名！

如果学术“求真”的天职无法选择的话，那么，“发现”的方式特别是“解读” 的方式可不可以有多种的选择？社会需要和谐，我们的学界也同样需要和谐。而和谐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一个方式；而是不同的事物能够共生共长，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式都能够得到表达。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够在电视的娱乐节目中脱颖而出，创造一系列的“天文数字”，是因为无门槛的参选程序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平等精神，从而打破了由精英长期主导的游戏规则。与单一的声音和周而复始枯燥乏味的形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在学界，我们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期刊，大多数除了编者和作者在看，包括学界在内不知道有多少读者能够有兴趣去看它；这些学术成果和学术期刊除了评定职称，不知道还能够产生多少社会价值。

陈云有句名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如果要把学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就必须让学术为大众所掌握，最根本的就是使学术大众化，学术成为一个开放的领域和开放的体系。关键是要打破学术界的话语霸权，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是权威人士、专业理论家，还是业余爱好者；无论是学院派，还是民间草根人士；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都可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广泛地介入、平等地参与，让公众的生活和社会的实践来检验学术的真伪。只有学术的话语权不为学界的少数人所垄断，只有学术不成为少数学者的专利，学术才能真正成为集中全民族全社会智慧的武器，才能回归学术的神圣地位，才能为我们民族的复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2005年7月7于长沙市岳麓山下湖南省委党校）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文史博览》2006年第5期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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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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