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富杰:如何才能让传统乡土避免衰败？-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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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说传统乡土的衰败之外，本文希望谈谈，究竟该存续怎样的乡土，也许，志同道合的新农人会成为活化乡土的依靠。

2015年春节，我随夫人一道回她老家（浙江永康某村）过年。岳父岳母以及他们的大部分同辈亲属，在年轻时便离开乡村，来到永康城里打拼。村里老宅仅由奶奶一人居住。或者说，村里绝大部分宅院都由中老年人守候。即便在春节，各家小孩纷纷归巢，看似热闹祥和的喜庆场面，也难以掩盖传统乡土的衰败。

这或许印证了春节期间广为流传的“博士返乡”文章中的观察。（回复20150226即可取阅富贵门往期文章《为什么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乡土并非没有希望。在叙说传统乡土的衰败之外，本文希望谈谈，究竟该存续怎样的乡土，也许，志同道合的新农人会成为活化乡土的依靠。

传统乡土的衰败

夫人的奶奶已经88岁高寿，仍遵循着极其朴素的生活理念：做饭升柴火，饮食偏清淡，磨豆腐，养鸡仔。然而，这些看似“养身”的活动一旦成为生活常态，就变得沉重起来。奶奶执拗地烧柴火，不得不承受呛鼻的浓烟；奶奶奋力地推动石磨，往往累到晕眩；奶奶精心养育鸡仔，然后将所有劳动果实赠予子女。

奶奶信奉西方的基督，但奶奶更信仰血亲之“家”。由于过度操劳，奶奶的精神状态不佳，总会一个人孤寂的坐在宅院内。教会赠送的春联也难以给她带去明显的喜悦。

唯独当亲戚登门拜访，家族成员挤满狭窄的房间，顽童们围在她身旁嬉戏，奶奶才会喜笑颜开。

这令我想起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区里一墙名为“人生过程”的展览。对中国的传统乡土而言，血亲之“家”才是最根本的信仰。令奶奶无比慰藉的，正是“五代同堂”的价值实现，哪怕这样的场景只存在于春节的短短数日。

因此，当以血亲之“家”为基础的传统乡土，遭遇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前者必定衰败。在中国，畸形而“单向”的城市化逻辑，加重了传统乡土的坍塌程度。过往30年，中国城市化的总体特征是：人们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表面上，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行政力量对市场的过度干扰，使这一总体特征演变为“唯一选择”。例如，长久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脱钩，使人们无法自由选择生活空间。

一方面，邻近城市的农地被地方政府以非市场化的手段与价格征收，引致居民城市化成本骤增。地方政府借由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形成“商住用地（抬高价格）与工业用地（压低价格）的价格剪刀差”，最大化地满足增加GDP的政绩需要。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希望安家于城市，却被高昂的房价等生活成本拒之门外。尽管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却不愿再回到乡村，只能在繁华都市中苦苦挣扎。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配置继续遵循血缘逻辑，天然排斥了外来资本与智慧。许多有志从事农业生产，或追求乡土生活的城市居民，在“返乡”的过程中遭遇许多现实困难（如闲置农房的转让缺乏合法保障）。即便对本村有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而言，破碎凌乱的农地产权关系也明显阻碍他们开展现代化生产经营。有能力者大多进城，广大留守的中老年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乡村经营能力，大多粗放地建设农房，对乡村建筑与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加重传统乡土的坍塌。

实际上，大城市并非一定是城市化的终点。以美国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2012年至2013年的国内人口流动情况看，三大都市区（纽约、旧金山与芝加哥）的国内人口呈现净流出态势。中西部地区、弗洛里达州等地的中小城市才是国内人口迁移方向。即便考虑国际移民，芝加哥人口仍呈现出净迁出状态。纽约与洛杉矶人口总量虽呈现净迁入态势，但规模小于西雅图、休斯顿、迈阿密等城市。

存续何种乡土？

近年来，传统乡土衰败激发了社会热议。在各种媒体上，老人与老建筑的搭配最能吸引眼球。然而，仅仅保留老人的生活状态与老建筑（传统的文物保护做法）无法真正挽救乡村。

如前文所述，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的身体状况而言，是一种沉重负担。乡土的存续，不应建立在农村老人的牺牲之上，即将他们“捧为”传统文化的“活牌坊”。我们更应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化、市场化的方式，在现代工具与传统生活之间谋求平衡，让这些老人尽可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

类似的，如果老建筑仅成为文物，那么其本身的文化价值也将消失。我曾参与浙江绍兴崇仁古镇的规划研究。在调研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案例。古镇里有座台门的主人（裘姓）因随儿女出国将古宅出让。李阿婆（中学退休老师）以3万元购得。在古镇，“裘”姓家族占据主导地位。按照血亲伦理，这座古宅不应出售给外姓人。而李阿婆和她先生十分爱惜此座台门，对它进行了精心修葺。为存续古宅风貌，老俩口去古镇边上的溪滩捡石子，用于铺筑宅院里的道路（旁人劝他们用水泥）。他们一点一滴改善古宅的基础设施，并种植花木。在古镇，很多台门挂上了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铭牌，却没有一座能像李阿婆家那般展示出勃勃生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建筑的生命因良好的使用者而永续。那些令我们神往的欧洲小镇，有哪一座是以简单的文物形式存续下来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存续怎样的乡土？大年初三，一场春雨袭来，净化大地。我走到村口呼吸新鲜空气，旋即被眼前的景致惊呆：“幽雾潜青峦，仙家人永康”。中国的传统乡土价值，除了位居核心的对血亲之“家”的信仰，还表现为尊重自然的旷达情怀。建村之人必定精心考察四至，测算人地和谐之处——也许也是亲历此景之后，方定居于此。尽管当时的生产能力与科学认知有限，但乡村的建设发展理应遵循顺应自然的哲理。

在浙江的山林中，人地和谐的理念曾在魏晋年间升华为率性自然。王子猷居山阴（绍兴），夜里忽然想去拜访剡县（嵊州、新昌）的戴安道，于是冒雪乘船前往，但却临门而返。他解释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般如今看来也是怪诞的举止被传为美谈。率性自然的态度将尊重自然的内涵从尊重“物理自然”本身提升到尊重个人发展的自由选择。这样的乡土价值表达与中国当代社会所推崇的价值相契合：与自然和谐相处；鼓励个人自由选择。于我而言，这才是最值得存续的传统乡土。

活化乡土的新依靠：新农人

2015年，阿里研究院发布《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正式定义并研究“新农人现象”。新农人被定义为“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新农人具备互联网基因（互联网为工具）、文化基因（较高的文化素质）、创新基因（产品设计与营销创新）以及群体基因（无边界的自组织）。

在这里，文化基因是基础；互联网基因是手段。许多新农人成长于农村，因自身的知识背景，对农地经营与乡村建设有着不同理解。他们积极探索在现有土地制度下“盘活”农地与农房资源（例如，灵活运用“入股”等形式，突破二元体系的限制）。同时，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冲破了制约乡村发展的市场壁垒，使乡村市场能直接对接广大消费者。新农人通过这一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将各自专长转变为创新动力。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新农人组织，叫做“自然公社”。它由产品/平面设计师、画家、企业家、物流运营专家等组成，年龄跨越60后至90后。有的成员成长于农村，有感于自然山水之美好，从城市辞职还乡。有的成员成长于都市，受到自然山水的“召唤”，主动来到乡野。他们不甘接受“单向城市化”的逻辑（为何不能从城市到乡村？），跟随心性，向往自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实现“自然造物”的价值，即进行生态农产品与手工艺品的生产、设计与销售。他们以实际行动存续了前文所述的中国传统乡土的价值表达：与自然和谐相处；鼓励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更为准确的用词，是“活化”。

2013年，自然公社策划了“善果”的销售。浙江丽水市沿坑岭头村生长着成片野生柿子树（金枣柿）。起初，一位名叫李跃亮的画家离开城市，选择居住于此，将乡村的美景与人情记录于画卷。他隔三差五邀请画家友人来此采风创作。久而久之，沿坑岭头村成为著名的画家村。

对自然与艺术的共同爱好使自然公社与李跃亮相识。双方决定一起为乡村创作一份别样的农产品：“善果”（即金枣柿）。艺术团队负责风土人情的梳理；采购团队挑选最上乘的产品（收购10000斤；甄选1500斤投放市场）；设计团队负责产品与营销设计；物流运营专家协调运输；销售团队负责互联网平台推广。

这款名为“善果”的产品，不仅包含核心产品柿干，还提供多样的特色生态工艺品，很快就成为电商平台上炙手可热的商品。以往，村民自己将金枣柿挑到县城，每斤只能卖5-6元。自然公社的收购价格为10-15元每斤；经包装后的“善果”，每斤最终价格达70-80元。

自然公社的产品体现着对自然品质的追求。如其主要成员潘东民所说：“‘善果’的成功，能使广大的农户发现，原来，只要产品健康、真实，再不起眼的东西，也能实现可观的市场价值。这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产品品质的提升，实现农产品生产的良性发展。”（作者注：有删减）

同时，这些产品借由新的设计理念与互联网，得到有效传播。逐渐地，传统乡土的生活与建筑细节，其市场/产业价值被重新认可，得到传承与发扬。

自然公社产品的生产、设计与销售的过程则展现了人性发展的自由。在新农人的内涵界定里，再也没有“城里人与乡下人”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鸿沟。不同的个体，本着同样的基本价值诉求（自然造物），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结成共同体，一起生活、体验、学习、工作，发挥各自专长，形成了优质的产品设计与营销模式。他们当中很多人“回归”或“来到”乡土，成为最好的古建筑使用者；他们既学习传统的自然之美，也为留守老人们带去现代的生活观念。在不断的沟通交流中，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平衡逐步实现。

结语

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是自由选择，这与以血亲之“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乡土有着根本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传统乡土衰败在所难免。此外，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显著损害了乡村的自我更新机制，加重了中国传统乡土的坍塌。

我们不应把存续乡土简单等同于维持老人与老建筑的原有状态，而更应积极地思考，如何鼓励乡村生活中对自然的尊重以及对自由发展的追求。互联网时代到来，使新农人组织得以形成并发展，成为活化中国乡土的全新依靠。这些新农人组织，灵活地实践农地与农房的市场价值，利用互联网，发展尊重自然价值的新型农村产业。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农地入市改革推进，新农人将更好地活化传统乡土。

本质上，新农人现象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一脉相承。同时，新农人现象突破了“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地域限制，更好地顺应了互联网时代“扁平化”发展的特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澎湃新闻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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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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