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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富杰:如何才能让传统乡土避免衰败?-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2015-03-11 饶富杰 乡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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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说传统乡土的衰败之外,本文希望谈谈,究竟该存续怎样的乡土,也许,志同道合的新农人会成为活化乡土的依靠。

2015年春节,我随夫人一道回她老家(浙江永康某村)过年。岳父岳母以及他们的大部分同辈亲属,在年轻时便离开乡村,来到永康城里打拼。村里老宅仅由奶奶一人居住。或者说,村里绝大部分宅院都由中老年人守候。即便在春节,各家小孩纷纷归巢,看似热闹祥和的喜庆场面,也难以掩盖传统乡土的衰败。

这或许印证了春节期间广为流传的“博士返乡”文章中的观察。(回复20150226即可取阅富贵门往期文章《为什么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乡土并非没有希望。在叙说传统乡土的衰败之外,本文希望谈谈,究竟该存续怎样的乡土,也许,志同道合的新农人会成为活化乡土的依靠。

传统乡土的衰败

夫人的奶奶已经88岁高寿,仍遵循着极其朴素的生活理念:做饭升柴火,饮食偏清淡,磨豆腐,养鸡仔。然而,这些看似“养身”的活动一旦成为生活常态,就变得沉重起来。奶奶执拗地烧柴火,不得不承受呛鼻的浓烟;奶奶奋力地推动石磨,往往累到晕眩;奶奶精心养育鸡仔,然后将所有劳动果实赠予子女。

奶奶信奉西方的基督,但奶奶更信仰血亲之“家”。由于过度操劳,奶奶的精神状态不佳,总会一个人孤寂的坐在宅院内。教会赠送的春联也难以给她带去明显的喜悦。

唯独当亲戚登门拜访,家族成员挤满狭窄的房间,顽童们围在她身旁嬉戏,奶奶才会喜笑颜开。

这令我想起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国区里一墙名为“人生过程”的展览。对中国的传统乡土而言,血亲之“家”才是最根本的信仰。令奶奶无比慰藉的,正是“五代同堂”的价值实现,哪怕这样的场景只存在于春节的短短数日。

因此,当以血亲之“家”为基础的传统乡土,遭遇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前者必定衰败。在中国,畸形而“单向”的城市化逻辑,加重了传统乡土的坍塌程度。过往30年,中国城市化的总体特征是:人们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表面上,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行政力量对市场的过度干扰,使这一总体特征演变为“唯一选择”。例如,长久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脱钩,使人们无法自由选择生活空间。

一方面,邻近城市的农地被地方政府以非市场化的手段与价格征收,引致居民城市化成本骤增。地方政府借由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形成“商住用地(抬高价格)与工业用地(压低价格)的价格剪刀差”,最大化地满足增加GDP的政绩需要。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希望安家于城市,却被高昂的房价等生活成本拒之门外。尽管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却不愿再回到乡村,只能在繁华都市中苦苦挣扎。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配置继续遵循血缘逻辑,天然排斥了外来资本与智慧。许多有志从事农业生产,或追求乡土生活的城市居民,在“返乡”的过程中遭遇许多现实困难(如闲置农房的转让缺乏合法保障)。即便对本村有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而言,破碎凌乱的农地产权关系也明显阻碍他们开展现代化生产经营。有能力者大多进城,广大留守的中老年农村居民缺乏必要的乡村经营能力,大多粗放地建设农房,对乡村建筑与自然生态造成破坏,加重传统乡土的坍塌。

实际上,大城市并非一定是城市化的终点。以美国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2012年至2013年的国内人口流动情况看,三大都市区(纽约、旧金山与芝加哥)的国内人口呈现净流出态势。中西部地区、弗洛里达州等地的中小城市才是国内人口迁移方向。即便考虑国际移民,芝加哥人口仍呈现出净迁出状态。纽约与洛杉矶人口总量虽呈现净迁入态势,但规模小于西雅图、休斯顿、迈阿密等城市。

存续何种乡土?

近年来,传统乡土衰败激发了社会热议。在各种媒体上,老人与老建筑的搭配最能吸引眼球。然而,仅仅保留老人的生活状态与老建筑(传统的文物保护做法)无法真正挽救乡村。

如前文所述,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本身的身体状况而言,是一种沉重负担。乡土的存续,不应建立在农村老人的牺牲之上,即将他们“捧为”传统文化的“活牌坊”。我们更应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化、市场化的方式,在现代工具与传统生活之间谋求平衡,让这些老人尽可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

类似的,如果老建筑仅成为文物,那么其本身的文化价值也将消失。我曾参与浙江绍兴崇仁古镇的规划研究。在调研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案例。古镇里有座台门的主人(裘姓)因随儿女出国将古宅出让。李阿婆(中学退休老师)以3万元购得。在古镇,“裘”姓家族占据主导地位。按照血亲伦理,这座古宅不应出售给外姓人。而李阿婆和她先生十分爱惜此座台门,对它进行了精心修葺。为存续古宅风貌,老俩口去古镇边上的溪滩捡石子,用于铺筑宅院里的道路(旁人劝他们用水泥)。他们一点一滴改善古宅的基础设施,并种植花木。在古镇,很多台门挂上了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的铭牌,却没有一座能像李阿婆家那般展示出勃勃生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建筑的生命因良好的使用者而永续。那些令我们神往的欧洲小镇,有哪一座是以简单的文物形式存续下来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存续怎样的乡土?大年初三,一场春雨袭来,净化大地。我走到村口呼吸新鲜空气,旋即被眼前的景致惊呆:“幽雾潜青峦,仙家人永康”。中国的传统乡土价值,除了位居核心的对血亲之“家”的信仰,还表现为尊重自然的旷达情怀。建村之人必定精心考察四至,测算人地和谐之处——也许也是亲历此景之后,方定居于此。尽管当时的生产能力与科学认知有限,但乡村的建设发展理应遵循顺应自然的哲理。

在浙江的山林中,人地和谐的理念曾在魏晋年间升华为率性自然。王子猷居山阴(绍兴),夜里忽然想去拜访剡县(嵊州、新昌)的戴安道,于是冒雪乘船前往,但却临门而返。他解释道:“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般如今看来也是怪诞的举止被传为美谈。率性自然的态度将尊重自然的内涵从尊重“物理自然”本身提升到尊重个人发展的自由选择。这样的乡土价值表达与中国当代社会所推崇的价值相契合:与自然和谐相处;鼓励个人自由选择。于我而言,这才是最值得存续的传统乡土。

活化乡土的新依靠:新农人

2015年,阿里研究院发布《中国新农人研究报告(2014)》,正式定义并研究“新农人现象”。新农人被定义为“以互联网为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服务的人”。新农人具备互联网基因(互联网为工具)、文化基因(较高的文化素质)、创新基因(产品设计与营销创新)以及群体基因(无边界的自组织)。

在这里,文化基因是基础;互联网基因是手段。许多新农人成长于农村,因自身的知识背景,对农地经营与乡村建设有着不同理解。他们积极探索在现有土地制度下“盘活”农地与农房资源(例如,灵活运用“入股”等形式,突破二元体系的限制)。同时,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冲破了制约乡村发展的市场壁垒,使乡村市场能直接对接广大消费者。新农人通过这一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将各自专长转变为创新动力。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新农人组织,叫做“自然公社”。它由产品/平面设计师、画家、企业家、物流运营专家等组成,年龄跨越60后至90后。有的成员成长于农村,有感于自然山水之美好,从城市辞职还乡。有的成员成长于都市,受到自然山水的“召唤”,主动来到乡野。他们不甘接受“单向城市化”的逻辑(为何不能从城市到乡村?),跟随心性,向往自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实现“自然造物”的价值,即进行生态农产品与手工艺品的生产、设计与销售。他们以实际行动存续了前文所述的中国传统乡土的价值表达:与自然和谐相处;鼓励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更为准确的用词,是“活化”。

2013年,自然公社策划了“善果”的销售。浙江丽水市沿坑岭头村生长着成片野生柿子树(金枣柿)。起初,一位名叫李跃亮的画家离开城市,选择居住于此,将乡村的美景与人情记录于画卷。他隔三差五邀请画家友人来此采风创作。久而久之,沿坑岭头村成为著名的画家村。

对自然与艺术的共同爱好使自然公社与李跃亮相识。双方决定一起为乡村创作一份别样的农产品:“善果”(即金枣柿)。艺术团队负责风土人情的梳理;采购团队挑选最上乘的产品(收购10000斤;甄选1500斤投放市场);设计团队负责产品与营销设计;物流运营专家协调运输;销售团队负责互联网平台推广。

这款名为“善果”的产品,不仅包含核心产品柿干,还提供多样的特色生态工艺品,很快就成为电商平台上炙手可热的商品。以往,村民自己将金枣柿挑到县城,每斤只能卖5-6元。自然公社的收购价格为10-15元每斤;经包装后的“善果”,每斤最终价格达70-80元。

自然公社的产品体现着对自然品质的追求。如其主要成员潘东民所说:“‘善果’的成功,能使广大的农户发现,原来,只要产品健康、真实,再不起眼的东西,也能实现可观的市场价值。这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产品品质的提升,实现农产品生产的良性发展。”(作者注:有删减)

同时,这些产品借由新的设计理念与互联网,得到有效传播。逐渐地,传统乡土的生活与建筑细节,其市场/产业价值被重新认可,得到传承与发扬。

自然公社产品的生产、设计与销售的过程则展现了人性发展的自由。在新农人的内涵界定里,再也没有“城里人与乡下人”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鸿沟。不同的个体,本着同样的基本价值诉求(自然造物),利用互联网的信息平台,结成共同体,一起生活、体验、学习、工作,发挥各自专长,形成了优质的产品设计与营销模式。他们当中很多人“回归”或“来到”乡土,成为最好的古建筑使用者;他们既学习传统的自然之美,也为留守老人们带去现代的生活观念。在不断的沟通交流中,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平衡逐步实现。

结语

现代社会的基本逻辑是自由选择,这与以血亲之“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乡土有着根本矛盾。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传统乡土衰败在所难免。此外,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显著损害了乡村的自我更新机制,加重了中国传统乡土的坍塌。

我们不应把存续乡土简单等同于维持老人与老建筑的原有状态,而更应积极地思考,如何鼓励乡村生活中对自然的尊重以及对自由发展的追求。互联网时代到来,使新农人组织得以形成并发展,成为活化中国乡土的全新依靠。这些新农人组织,灵活地实践农地与农房的市场价值,利用互联网,发展尊重自然价值的新型农村产业。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农地入市改革推进,新农人将更好地活化传统乡土。

本质上,新农人现象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一脉相承。同时,新农人现象突破了“就地、就近”城镇化的地域限制,更好地顺应了互联网时代“扁平化”发展的特征。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澎湃新闻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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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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