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榕:农业发展需要城市对乡村的认同-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原题:乡建‘三’题

到农村去，到农村去！仿佛一声声低沉的魔咒从田野深处响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师被从城市的浮华中唤醒，他们怀揣各异的心思抱负，奔赴农村开始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放眼未来可以预计，中国的“刷城”大潮尚未平歇，“刷村”热浪又将掀起。

但是且慢！这些年来不正是这批建筑师，在没想明白城市的基本问题前就已把中国城市刷得近乎刷无可刷的么？现在把目光又兴致勃勃投向农村的他们，在没琢磨清乡土中国的诸多问题之前，能指望其在刷村时的表现比当初刷城时更好一些吗？

如果说，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若干舶来的蓝图可资借鉴的话，那么，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则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而绝无统一的范本以供因循。甚至，中国当代的乡建问题是一张没有标准答案的考卷，而只有时间，才是最终给每一位应试者打出成绩的考官。

这一张乡建考卷上，有三道基础性大题不可不审，打算上山下乡的“新知青”建筑师们，准备好，请听题：

壹 · 城乡二元 · 三农一体 · 为什么去？

农村，曾经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本空间形态；农业，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生产形态和组织形态；农民，也曾经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缺省身份。仿佛如鱼在水，“三农”在中华传统文明生态中根本不会成为“问题”。

“问题”出在文明生境发生了巨大“灾变”——随着19世纪中叶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现代文明体的入侵，以农耕文明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明迅速瓦解，不得不被动开启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文明再造”的现代化进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艰难曲折，时至今日仍未竟全功。

中华文明的急剧转型，必然撕裂传统农耕文明的原有结构。所谓“城市化”，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外在反映——从一产到二产的产业转移、从农业人口到工业人口的变身与迁徙、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再造和社会重组。在整体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城乡二元的剪刀差方式，盘剥农村资源廉价供给城市的现代化需求，中国城乡原本一体化的文明组织从此分裂为二元对立的格局。在此消彼长的城乡裂变力量作用下，自晚清开始，中国农村进入衰落的下行通道，及至1990年代因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提速而爆炸式地加快抽取农村资源，终于突破既存农耕生态系统的临界点导致系统失衡，从而使“三农”问题大范围凸显。

从文明生态的角度观察，当代中国农村的凋敝图景仅仅是一种空间表象，其背后是农产品价格过低，集体化农业生产体系崩解，青壮年农业人口流失，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溃散，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技术失传等一系列文明转型期不可避免的严峻社会问题。面对中国当代乡建领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城市型建筑师习用的思维模式与设计工具无疑是失效的。

要破解中国当代的乡建难题，就必须将“三农”问题视为一体考量。如果离开农业和农民，空谈农村建设有害无益。“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也泛指一切在农村地区可持续开发的产业），有业才会有人，乐业才会安居，安居才会顾及农村的环境品质。因此，乡村建设，首先是产业建设，其次是社会建设，最后才是环境建设。建筑师所设计的乡村建筑，假如徒具引人注目的物质躯壳，而看不到背后的人在哪里、业在何方的话，那么就不过是一场把乡村当布景的形式游戏。

为什么要“上山下乡”？这是每一个准备投身乡建工作的建筑师首先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在文明转型进程行至中途、城市化潮流不可逆转、“三农”问题尚无解决良策的当下，同一个“设计下乡”的行动，可能反映了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乡愁排遣、文化责任、前卫姿态、公益情怀、风光借景、自由向往、艺术追求、生活趣味、社会理想、生态实验……抑或，替资本进村“为王前驱”？

当下这一轮乡建热潮的直接动因，来自十八大之后放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所带来的对农村土地升值的普遍预期，无论是政府层面的加强农村土地规划，还是个体层面各种涉农项目，概莫能外。因此，大多数建筑师在本轮乡建热潮中充当的角色，不过是跃跃欲试准备过河下乡的资本大军的前哨探马。可以预计，在城市资本对乡土中国重新格式化的未来进程中，中国农村必将释放出极大的机会空间和极多的空间机会，这对于建筑师来说可能是又一场不亚于城市化建设机遇的饕餮盛宴。那么赴宴之前，建筑师们是否需要总结一下上一场筵席的经验教训，重新思考自己与资本力量的关系定位—是为虎作伥？还是与狼共舞？又或另辟蹊径,亡羊补牢？

应该看到，中国农村的广袤幅员、深厚历史、多样环境、丰厚物产，以及目前相对宽松的管理体制和城市资本尚未大规模进入前相对低廉的土地产权，都为中国建筑师们提供了可供想象力恣意驰骋的盛大舞台。中国现代化进程从工业文明向互联网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陡然跃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资源的传统配置规则，使乡土空间在网络时代重新具有了足以在某些领域与城市开展竞争的潜力，亟待通过创造性的设计将其激发、呈现出来。

上文说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业”，而“业”的核心是资源，资源问题的核心则是交换——与城市的交换。交换的前提，是城市对乡村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是直感的、也是传播的。城乡认同空间的创造让出城入乡的建筑师有机会大显身手。在某些情况下，精心设计的特色空间可以成为将农村资源变现为城市消费品的“环境触媒”。北京怀柔的北沟村和河南信阳的郝堂村就是两个成功的案例：美国业余建筑师萨洋（Jim Spears）把北沟村口的琉璃瓦厂精心改造为设计型酒店，又将一户荒弃的农宅重装为一间特色面馆，吸引到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大批国际游客来此消费和投资，数年时间就显著改变了北沟村的面貌；中国艺术家孙君和乡建专家李昌平等人，通过村舍改造和内生型互助金融联动的方式，把郝堂村整体打造成了中国最美乡村，让这个本无特殊景观资源的村落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热点，从而把普通的农产品卖出了旅游纪念品的价格，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乡建设计可以通过环境干预对农村的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产生积极影响。总体看来，只要牵住了产业和资源这个“三农”问题的牛鼻子，中国农村就还有浩瀚的可能性供建筑师的创意设计自由铺展，并对伺机虎视的城市资本“四两拨千斤”。

贰 · 城乡共生 · 三村异略 · 到哪里建？

与地理上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当代文明的基调则是“城市包围农村”。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任何一个方面，农村都已沦为城市的附庸，传统上脱离城市而自给自足的原生态乡村社会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城市文明背景下，不再有纯粹的“乡土”问题，而必须纳入“城乡共同体”的认识框架。

如果为中国农村画一幅资源价值地图的话，那么这幅地图一定是不匀质的。由于对城市的高度依赖，乡土资源的定价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城市手中。因此，一个村社的资源价值基本取决于其与城市、特别是邻近城市的供需关系。以“城乡共同体”内资源价值的标准分类，中国只有“三个村子”——城村、乡村、农村。

所谓“城村”，是“城中村”与“城边村”的合称。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既享有城市区域高昂的地价，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管理体系，成为“割据”于城市的特殊组织单位。城村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毒瘤”，每个城市政府都必欲拔之而后快，但事实上，对于因强调统一规划和全覆盖规划而缺乏多样性与冗余度的中国当代城市来说，城村对涵纳城市低收入人群、平衡城市社会生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城市地价的飙升，各地的城村改造大多成为权力意志携资本力量与地方原住民势力强硬碰撞的角斗场，其中留给建筑师进行创造和周旋的缝隙并不宽裕，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方案最后都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实施。从设计属性上看，城村早已不是“村”，而是一类特殊的“城”。

所谓“乡村”，着重突出的是其“乡”的属性，简言之，就是拥有对城市具有吸引力的“乡野”环境资源、“乡土”文化资源、“乡居”生活资源和“乡风”民俗资源，并有着便利交通优势而能直接服务于城市的村社。由于占据与城市互补性强的“乡式”资源，绝大多数“乡村”具有从一产向三产化经济转型的发展潜能，因此最受城市资本的青睐，也最能赢得对乡土充满浪漫想象的建筑师群体的钟情。现下媒体上流行的乡建实践，也多以“乡村”为背景展开，但说到底，却有事半功倍的借势取巧之嫌——建筑师的工作，不过是在乡情浓郁的明信片上进行轻松的形式“点景”而已。若论起“点景”的工作，艺术家比建筑师来得更为得心应手，也高明得更多：日本新泻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展、欧宁在安徽黟县的“碧山计划”、渠岩在山西许村的“艺术修复乡村”运动，其社会影响力都不是任何一个建筑师主导的乡建项目可以比拟的。既往经验表明，对于“乡村”中的“乡建”，重要的并非点景或造景，而是“激活”资源，即通过有创造性的空间组织激发乡村存量乡土资源的系统活力。

所谓“农村”，就是高度依赖农业经济而缺少特殊资源和其他收入来源的村社，属于典型依附泛农产业的基本社会单元。“农村”在中国涉农地区占比最高，而发展前景也最渺茫，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为的工农业剪刀差造成农产品定价不合理，而长年人均低收入又令“农村”很难形成资本积累进行产业转型。在城市居民的媒体认知上，当代中国“农村”的贫困、脏乱、劣质和枯燥长期被特色“乡村”的自然美景与田园风光所掩盖。无论是城市资本、艺术家、还是绝大多数建筑师，也都长期对“农村”这个涉农地区的“第三世界”视而不见。但事实上，广大的“农村”远比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城村”和“乡村”更需要乡建的关怀，可惜深入真正的“农村”从事实践的中国建筑师堪称寥若晨星。如果说，建筑师的设计在“乡村”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在“农村”则称得上是雪中送炭。

三“村”之中，“到哪里建”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城村”舞台逼仄，“乡村”名利双收，而唯有“农村”才是乡建工作真正的试金石。分清三“村”，让我们对那些在“乡村”附庸风雅却声称自己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建筑师言论抱之一哂，也让我们对谢英俊、无止桥团队、穆钧等真正在“农村”第一线从事乡建工作的建筑师们平添一分敬意。

叁 · 城乡并流 · 三途同归 · 想怎么干？

不得不说，现阶段中国建筑师们对于新乡土建筑的设计是严重缺乏想象力的，这来源于他们不自觉地在自己的头脑中预设了大片乡建设计的禁区。绝大多数从小在城市里泡大却热衷于乡建的建筑师们，对于城市有着某种从厌烦到逆反的情结。他们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乡建设计，能够表现出与城市截然相异、超然出尘的观感，因此在设计时频出重手，不把建筑的乡土味道表现到极致誓不甘休，“城市化形式”就此成了他们进行乡建实践的思想禁区。

从设计取向上看，当代中国的乡建实践可分为三大流派——文化流、技术流、社会流。

“文化流”顾名思义，是试图用建筑形式来塑造文化图景，其中又可分为怀旧型的“乡愁派”与激进型的“奇景派”。乡愁型建筑竭力从空间、造型、材料、色彩、工法上与周遭的传统乡土建筑取得呼应，再辅以田野、老树、池塘、禽畜、夕阳、古井、石辗、旧屋等配景，希望营造出鸡犬新丰的时空错觉；而奇景型建筑则仗着在农村盖房没人审批而为所欲为，把在城市中实现不了的极端设计理想在乡间付诸建造。无论是乡愁派还是奇景派，“文化流”乡建最大的软肋是难以获得村社邻里的认同，乡亲们既无法被勾起石头缝里的乡愁，也难以欣赏不开窗户的光墙。这些以抵抗和逃避城市为号召的建筑，实际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丰富了城市中建筑媒体的报道种类并偶尔捕获城里人的眼球。

相形之下，“技术流”乡建则显得颇为务实。“技术流”中也分为“绿建派”和“建构派”，前者强调对竹、木、夯土等乡土原生材料的使用，并重视表现乡土材料在节能和环保上的优越性；后者着重发掘和继承乡土建造技术和传统工艺，推崇原生的技术美学。“技术流”乡建的问题，通常会出在“炫低技”上。在“技术流”建筑师眼中，似乎采用了适用于当地条件的低技术就占据了道德高点，至于设计的空间品质和形式审美等等在农村就都可以将就。此外，低技操作还按照城市中的建筑工艺标准来进行设计，也是“炫低技”型乡建往往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例如，曾被一些建筑师津津乐道的竹模板浇涛混凝土即属此列。

“社会流”主张乡村公共空间是社会组织的反映，并对农村的社会活动能够产生导向性的影响。“社会流”乡建的核心主旨在于通过空间建构来重建有异于城市社会组织形态的村社共同体。因此“社会流”乡建致力于通过空间建设让村社共同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内部认同感，而不是彰显建筑师的个人形式趣味。台湾建筑师黄声远是“社会流”乡建的代表人物，他的宜兰实践关注于乡村建筑的在地性，以及村社公共空间系统的一致性、认同性与完善性。

“文化流”、“技术流”和“社会流”，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建实践的三条主线。其实，无论哪种价值流派，都不必为自己规定出明确的形式阈限。中国当代乡村，既非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乌托邦，也非寄托既逝传统的文化羁留之地，而是一个嘈杂混乱、新旧兼容、颓废与活力同在的现代生境。对于准备“上山下乡”的建筑师来说，直面现实的勇气要比任何浮华的想象力都更为重要。

收拾好行囊，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世界建筑》2015年 第2期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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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以当好农村发展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为己任，创建集农村理论研究、决策咨询、成果运用于一体的研究机构。被批准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主要开展农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技术推广、文化传播以及宣传策划等业务，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性建议是突出特色，学以致用是根本宗旨。“农村的问题，我们的主题；政府的难题，我们的课题”是行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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