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等: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中国乡村发现--从这里发现中国乡村

内容提要：乡村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着结构性变迁，这种变迁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诸多领域，在速度、广度和深度层面均呈现前所未有之势。乡村社会变迁具有双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双重性与复杂性的特点深刻体现了乡土社会传统记忆力量的时代沉浮。社会互构论认为，正是通过社会记忆，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呈现一个连续推进的过程。了解社会记忆对于重新认识当前的乡土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记忆；乡村再发现；社会变迁；华北侯村

社会记忆是乡村存在与流变的历程记载，构成其文化的精神脉络和灵魂核心，是乡村在历史嬗变过程中，从村民的共同生活体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形态，由此形塑了支配村民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乡村共同体的粘合剂与文化遗产。

通过社会记忆系统，乡土社会的过去得以重构，这也是乡土文明的根系与精神基因，塑造了使乡村绵延不绝的内聚力。社会记忆系统形塑的“集体意识”，是支配农民的“行动地图”与象征体系，也是乡村秩序结构再生产的思想关键。社会记忆弥散乡村的各个领域，凝结成一种风气，社会记忆系统不是抽象化合物，而是凝结于信仰习俗、家庭宗族、礼俗人情、乡规村约等制度范畴，存在于乡村的各种仪式与身体实践中，通过影响村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挥维系乡村秩序结构的基础性规则作用。从结构角度看，乡村社会记忆是多面向的动态复合系统，渗透在经济、文化和制度等系统中；从功能角度看，乡村社会记忆具有塑造社会心态、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和行为规制等功能意义。

社会记忆概念作为研究工具并非社会学首提，真正使其走进社会学视域的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突破以往社会记忆的生物学视角，创造性并系统性地阐述富有社会色彩的“集体记忆”命题，从此该理论器皿便在经验领域得到积极响应，并逐渐实践与拓展。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把社会记忆应用于种族认同领域。本文尝试以华北侯村（学术化名）为例，阐述乡土社会记忆的沉浮变型。

一、集体记忆：使乡村社会成为可能

侯村位于华北中部平原，田地多为盐碱地改造。从地理区位看，侯村邻近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约4 公 里，离市中心80 公里左右。村东一条水泥路连接省道。从自然环境看，为温带季风气候，没有地表径流，农作物一年两熟，以玉米和小麦为主。从人口性别分布看，全村共计241 户，970 人，其中男性629 人，女性 341 人。从产业结构看，单一化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没有现代工业。当地多数村户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和粮食收入为主。从侯村历史发展看，其当前社会形态折射农村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之境遇。在这样的环境中，乡土社会记忆体系、价值理念、生产与生活方式等社会变量进入转型变车道。

农村是认识我国社会的一扇“窗户”，而社会记忆则是这扇窗口的中轴。“作为记忆本身，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①

（一）集体记忆是什么

法国学者哈布瓦赫在其代表作《论集体记忆》对此做出了清晰性解释与阐明。第一，记忆既是个人的，在同样程度上也是集体的；第二，记忆并非对过去的简单回忆，而是一种重构行为；第三，记忆不是把我们带回过去，而是相反，把过去带到现在，它根据当前的要求生产意义；第四，集体记忆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比如神龛、塑像、纪念碑等，这些事物组成了记忆场。②可见，集体记忆是特定时空的产物。总之，集体记忆具有超个体性、建构性、物质性与历史性等特点。社会记忆的超个体性与建构性说明其具有塑造社会结构的功能，而物质性与历史性意味社会记忆具有转型的本性。

（二）集体记忆与乡土社会

“社会如何是可能的？”德国学者盖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对康德的“自然如何可能”的命题深入思考后，做出论断，“是一些先验条件……只有通过意识的过程才能得到，意识的过程根据一定的规则，使处于某些特定形式之中的一个单一的要素的智力的存在，同另一个单一的要素的智力的存在发生关系”。③显然，他把社会的形成止步在先验意识层面。虽然他没有就此拓展意识的社会起源，但可以推论出，意识来源社会化的集体记忆。基于相似的思考，乡村社会如何可能？沿袭这种思路，可以做出研判的是，社会记忆塑造了乡村共同体，并通过制度媒介保障其秩序体系的再生产。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者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涂尔干）在其代表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鲜明提出社会学的关注对象即为社会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建构了社会秩序。制度的很多要素是从社会记忆中的习惯和风俗中产生。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是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然而复杂社会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与延续，与社会记忆的存在形影不离。很难想象，没有社会记忆，社会网络何以可能？韦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背后恰恰潜藏着的新教伦理和惯例（习俗）的社会记忆，前者契合了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壮大，后者在维护社会正当性秩序的保障体系中，发生着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记忆的社会意义在于它整合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人是作为某种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而生活着的，他通过社会记忆和展望的纽带而与这种环境联系在一起。”④汉斯·J. 马尔科维奇（Hans J. Mar kowitsch）援引埃瓦尔德·赫林（Ewald Hering）的话：记忆把无数单个现象连成整体。要不是物质吸引力把

我们的躯体凝聚在一起，我们的躯体早就分裂成无数原子了；同样，要是没有社会记忆的凝结力，我们的意识也早就分崩离析了。⑤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互构，在社会记忆体系中互相彰显，“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实现的，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⑥概言之，社会记忆以一种集体意识的方式，通过制度媒介、关系网络塑造了具象的现实社会，是个体与社会互构关系的纽带。社会记忆不仅沟通个人与社会，而且本身具有的历史性清晰地展示乡土世界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它投向将来，并构成现在的在场，就是“时间性的修辞学”。⑦嵌入在乡土社会中集体记忆，通过风俗民约整合了乡村秩序运行的框架，从而把分散的个体村民与家庭建构为“差序格局”型共同体。

（三）社会记忆与乡土秩序

“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记忆。”⑧社会记忆从意识层面形塑乡土秩序，其中认同维度是重要的内容。“集体记忆是活跃的过去，能够形成我们的认同。”⑨在我们的文本语境中，认同尤指村民个人对乡土社会传统秩序规则的归属与接受。同时，这也是村民对社会记忆的诠释与重构过程。

社会记忆是历史积淀的产物，通过一系列的共享的意义框架，使不同个体的身份与地位在乡村社会关系结构中得到评价与认可。在侯村访谈期间，我们捕捉到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画面：有一天我们在村街上巧遇张迁和左冀（文本中所提及村民姓名均为学术化名）对话全过程。二人开始相遇时，张迁直呼左冀的名字。村民见面打招呼，本是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匪夷所思的是，从面貌判断，左冀比张迁年长。但是左冀貌似没有觉察任何无礼，习以为常地做出了应答。让我们的好奇的是张迁为何没有表现出“尊老”态度呢？这岂不是对传统尊老爱幼观的挑战？后来我们得知，其实两人伦理关系并非我们所预判那样，而是张迁在村里的辈分高于左冀。这个例子说明记忆规则在乡土社会存在性与深入性。可见，这套结构化与制度性的社会记忆称谓体系，在当前巨变期乡村社会依然占据一定的空间，并被村民所认可与使用。

二、社会记忆的存在与演变

社会记忆的保存形式多样。美国史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物质器物、宗教知识、科学著作、文学作品等都渗透着传统社会记忆的踪迹。⑩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则是以宗教为例，突出其建构社会的历史传承意义。他指出，宗教通过多种仪式彰显社会记忆的存在，“提供跟过去的连续性……巩固了西方历史文化的根基”。社会记忆的意义在于维系社会结构的持续性，在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看来，以往的社会理论恰巧忽视这一点。由此出发，他不惜大量笔墨解读行动对社会记忆结构的关键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仪式与身体。

（一）社会记忆载体之仪式

仪式激发群体成员的内化集体性与认同感，这样能够把不同社会主体凝聚起来，支配他们的社会行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仪式和仪式化对于集体的建构、维系及变迁非常重要。仪式弥散在社会空间的各个角落，根据参与主体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具体包括过渡型、周期型、交际型、庆祝型等等。

1. 仪式之沿存 如康纳顿所言，“如果有什么社会记忆的话，那我就要辩论说，我们可能会在纪念仪式上找到它”。仪式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与保存具有特殊的价值，这种特殊性在于通过仪式能够培育并激发个体潜伏的集体意识，这种仪式可能是在场或缺场的，但本质在于通过符号将个体内生性的群性意识爆发出来，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称之为“符号世界”。这种符号仪式具有集体意志再生产能力，传播正能量的积极信号，具有极强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因为我们的思想与行动都受到符合和符码的影响。”仪式对于共同体的延续具有重要生活意义，有助于群体心态的塑造，在建构凝聚力与向心力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仪式的必要性在于它能加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构，通过仪式活动，激发个体的存在感和社会的延续性。

在侯村社会，传统的很多仪式虽然保留着，但被访村民均反映“这些仪式都淡化很多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变化昭示着传统社会记忆仪式的变迁。

2. 仪式之变迁 “机构、组织和仪式只有不断改变自身，才能实现他们的任务。他们倾向于根据变化的条件调整自己的内容与形式。只有当仪式做到这一点，它才能完成任务。否则仪式只能僵化，变得毫无意义，并必须被革新。”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弗·乌尔夫（Wulf C.）上述阐述清晰地表明，社会记忆的生命力在于仪式框架的与时俱进，只有保持与社会其它的系统结构相适应，才能保持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如前文所述，社会记忆具有特定时空性特点。这种特性表明记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也表示着变迁的可能。在侯村调研期间，村民普遍感慨地反映传统年俗性的东西丢了很多，人心变得复杂了，浮动了，人情味弱了，对钱越来越看重。村民张宝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很坦率地说道：“现在就是金钱社会，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别人就看不起你。”在他看来，现在判断身份地位的重要尺度之一就是在城里买房与否，买房了仿佛社会地位高一等，不过他又说：“其实，在县城买房与自己建房的成本都差不了多少的，也许是时兴吧。”据粗略统计，目前侯村有近1/4 村户已迁居到当地县城，而且多数被访年轻村民有安家县城的愿景。有被访村民回应说，进城住楼房代表一种成功，是“有本事、有出息、有能力”的象征。金钱的功能延伸为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参考。安土重迁的社会记忆观念在不断边缘化与弱化，仿佛“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二）社会记忆载体之身体

除上文提及的仪式之外，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构成还包括身体，这两种形式的合力缔造社会记忆的传授行为，保证了社会记忆的传递性。身体型社会记忆包括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前者侧重在场的惯习行为，后者强调信息记载手段与信息捕捉行为。为了清楚表达两种形式的差异，他列举了生活案例。比如两个人之间的见面微笑或者招呼就是体化实践，而那些印刷、录音带、计算机等就是刻写实践。

在熟人社会的中国乡村，体化社会记忆行动司空见惯。见面招呼是生活的必然，无需任何解释。不过与城市相比，乡土语境更具风俗化特点，比如，在对话交流语境中讲究辈分之别，就像上文提及的张迁与左翼见面的案例就是典型。随着岁月的流迁，侯村的语言也在悄然改变，个别村民谈话时偶尔也会夹杂几句普通话。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侯村调查时发现，当地称谓语系在发生着变动。比如家庭环境中，对父母的称呼从传统的“爹与娘”嬗变为现代的“爸与妈”。

农业是农村的核心领域，是传统农民生活与生存的资本来源。因此，身体化之记忆在乡土社会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在农业生产境遇中。随着农业技术的升级改造，极大改变了乡民的劳动社会记忆。以夏收小麦为例，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侯村掀开了农业机械化序幕，现代农业器具开始进入村民的农业生产领域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型到复杂型，另一方面，也是侯村农业活动去劳动力化过程，并处于不断加速状态。与村民访谈获知，现在侯村的夏收作业完成也就“两三天的事”，在几年前还需要“一个礼拜”，更早些年需要“小半个月”，更麻烦的是需要“几家人互相帮忙完成”。现在有的村民干脆直接从田间收获后直接拉到粮食收购站，就地变现，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农机具的推广使得侯村农业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弱化，于是村中那些富裕年轻劳动力逐渐走出去，加入“流动人口”群体。这样，传统夏收家庭之间合作的必要性逐步解体，加速了家庭独立化趋势，乡土社会记忆发生现代性转型。同时，村民对土地记忆的依赖与情感呈现代际性式微趋势。年轻村民情愿外出务工，也不愿在家务农。去年，该村响应政府土地规模经营政策，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乏有村民表示反对，也并未出现村委会预期的村民抗议与不满情形，反而是村民普遍支持。村民张齐说：“种地太不划算了，种一年地不如在外打一个月工挣钱多。”据了解，事实上，早在前几年，侯村已出现弃荒或季节性弃荒现象。

三、社会记忆转型：现实回应与适应性调整

社会记忆具有路径依赖性，但受到现代因素的冲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即“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于是它会以适应性方式扬弃性地保存与传承，即社会记忆转型。

既然社会记忆具有维系乡土秩序的基础性价值，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转型呢？从记忆本身审视，第一，从本质看，社会记忆是文化的观念性存在物，只有符合现实因素才能继续存在，因此，社会记忆转型表达了对现实的观念回应，正如哈布瓦赫所说“今天的观念符合集体的经验……这些经验至少也是更加强大”；第二，从生成机制看，社会记忆是一定时空的形塑的历史产物。因此，只有社会记忆自身不断发展才能保持自有的活力与延续。社会互构论认为，“一切变革都在促使‘过去’对‘未来’的支配力归于瓦解，新的时代感引导着以往实践机制的改造……期待通过‘过去’来应对未来注定是徒劳的”。英国当代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在这种秩序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代替”。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援引安德烈·勒鲁瓦·古朗（Le roi-Gourhan）的话，就是“自现代人起，构建一个社会记忆成为了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的首要问题”。记忆转型是社会内省性与反思性的调整。总之，社会记忆具有历史的选择性与不可逆性，难以原原本本坚守不移，甚至回归过去。对于社会记忆转型，哈布瓦赫写道，“某种记忆的遗忘或者变形，是不同时期社会变迁的结果，依靠环境和时点，社会以不同方式再现它的过去”。如本文开头所说，社会记忆本身潜伏着动态的属性，它并非一种静止的和固定性的抽象物。在侯村调研期间，入户时留意了被访村民家中的对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对联横批就是“辞旧迎新”。在村民的潜意识中，也表达了对生活不断改善与提升的渴望。

根据社会记忆转型的力量来源，将其分为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这些因素并非以均力改变着社会记忆，而是以交互存在的方式发挥着合力作用。

（一）社会记忆转型的外力因素

外力因素包括科技、资本、教育、媒体、政策以及这些因素的交叉综合等。

第一，科技。科技元素对于乡土社会记忆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这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变迁对村民心态与农村意识形态的改变是根本性的。社会形态在生产与生活方式方面都发生共变。对村民而言，他们也在逐步从传统人转变到现代人。研究表明，科技会带来价值观念体系的变化。在西美尔看来，“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所有幸福和所有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得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金钱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与村民张宝所表达的生活观图景很是接近。美国学者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指出，“任何社会控制体系是否有效取决于其成员身上是否具有相应的心理特性”。 心理境遇和价值观的嬗变导致既有乡土社会记忆的秩序性效力日趋弱化，难以固守旧有之全貌。在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农业设备技术的进步对乡土意识观念的革命性的影响。无论乡土仪式还是身体实践层面都发生前所未有之转型。

第二，资本。在农村市场化过程中，资本逻辑与社会记忆逻辑发生了抵牾。前者以经济效益为本，以理性为核心，以竞争与效率导向。后者则以秩序为旨趣，追求整体之和谐有序。然而，在工业化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与社会记忆的博弈中，前者占了上风，成了社会行为的支配主导原则。“在竞争机制的左右下，经济利益成为个人、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去行动的最重要的驱动力。这样，现代社会体系逐渐服从于竞争原则和资本无限积累的市场化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逻辑的渗透效应更是显性化，由此可能给乡土社会记忆带来负面的消极后果，“把农村硬性地拖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不仅不能使农村获得快速的发展，而且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可能引起农村社会的过度反应，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资本与科技的媾合加剧社会记忆的嬗变，并深刻嵌入到村民的个体。“资本要不断增殖，就要不断革新，不断采用新技术，而且愈来愈取决于通过技术赢得价值增长……在资本逻辑及科学文化驱动下的生成、变革和演进，是繁荣与萧条、富裕与贫困、文明与野蛮、自由全面发展与异化畸形并存的状态。”

第三，教育。随着村民外出务工和安家外迁，加剧了侯村儿童与青年群体的流失。这些群体脱离乡土环境，接受现代文明教育与熏染，因此对乡土社会记忆认知逐渐淡化。“童年决定了人们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并且决定了他们会对价值和事件有怎样的反映。”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瑟（Lewis A. Coser）在《论 集体记忆》一书的导论中援引了霍华德·舒曼（HowardSchuman）和杰奎琳·斯科特（Jacqueline Scott）的研究成果，这两位学者一致判断“青春期的社会记忆和成年早期的社会记忆比起人们后来经历中的社会记忆来说，具有更强烈、更普遍深入的影响”。由此不难理解，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研究表明，随迁子女群体中存在乡村社会记忆模糊化现象。

此外，媒体、政策等要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在改变着乡土社会记忆。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详细展开。

（二）社会记忆转型的内力因素

内力因素是指乡土社会自身内部存在的影响变量，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人口结构，具体包括年龄构成、教育程度、性别构成、单位家庭人口规模、精英群体等等。第一，年龄构成。哈布瓦赫认为老年群体发挥保存社会记忆的社会性功能，这是“因为在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老人阅历丰富，而且拥有许多的记忆……社会通过赋予老人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鼓励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仍拥有的精神能量都贡献出来，用以进行回忆”。但是，在侯村社会，多数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并且相当比例在县城居住，农闲时往往只有“空巢老人”据守在家，代际间互动频度与深度下降，于是乡土社会记忆的传递发生代际断裂，社会记忆转型成为时代的必然。第二，文化程度。随着村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传统的社会记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越发冷落。传统性仪式活动不断简化，在实践中不断求新。第三，家庭小型化。在侯村获悉，核心家庭已经是家庭类型的主导模式，子女成家后多独立门户（院）。同时，家庭成员的地位重心从老人过渡到孩子，老人的家庭权威受到削弱，基本上从支配角色转换为辅助角色。“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家庭的部分教育、生产、生活功能转向专业机构，老年人的传统角色出现剥离，而且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似乎也很明显地削弱了对老年人的尊重。”老人群体地位的下降，意味着传统社会记忆的削弱，昭示乡土记忆转型成为客观的必然。第四，村中精英。这部分群体由于具有较多的资源与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乡土的发展方向。他们往往与外界接触较多，视野相对开拓，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更具现场性与现实性示范作用。

四、结 语

一个人，如果丧失社会记忆就失去自我；一个社会，如果丧失社会记忆就没有发展与进步。社会记忆转型见证了乡土社会“固态”向“液态”的大转型风貌。这种转型或以遗忘或者再生产方式策略展现出来。

社会记忆不是亘古不变的，不仅有源自外部性力量的冲击，也有内生逻辑的使然，表现在遗忘与转型两种层面。“社会往往要消除可能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群体互相疏远的记忆，这也是为什么调整记忆使之适应社会均衡条件的变化，社会在每个时期都要以这种方式重整记忆的原因。”即记忆转型是乡土社会自我革新的选择性策略。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同体成为现实的可能。

传统乡土记忆框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结构之中。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记忆要想生存下去，必然产生适应时代文明的新内涵与新形式（仪式），即社会记忆的蜕变与转型。如此，传统社会记忆的活力才能不断增加，促进乡村秩序的良性运作。社会记忆并不意味对过去的全盘接受，固步自封，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就像汤一介先生所倡导的“反本开新”。这需要立足于乡村社会记忆的群众根基——村民的认可与接受，这样才能保障社会记忆在实践中的再生产与绵延，否则就像无根之花——只能作为回顾性符号存在。这种转型需要国家层面参与，就像阿根廷学者弗朗西斯科·德利奇（Francisco Delich）所言：“国家承担起记忆与遗忘的责任：它的记忆正如国家本身，是理性和选择性的。另一方面，社会根据特定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价值观成为主流时，在与这些价值观的实用关系中去记忆和遗忘。”

真正的社会记忆并未在转型中消失，而是在不断生成与发明。

注释：

①⑧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3、40、5、91页。

②[英]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140 页；143 页。

③[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19 页。

④[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1 页。

⑤[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59页。

⑥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71、305、289、51、85、304 页。

⑦[法]雅克·德里达著：《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67 页。

⑨[美]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载《思想战线》，2011(3)。 ⑩[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69-169 页。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第167 页。 [德]克里斯托弗·乌尔夫：《社会的形成》，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第96、X 页。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93 页。

唐靖：《仪式文化对群体心态的影响作用》，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475 页。

[英]E. 霍布斯鲍姆、T. 兰格：《传统的发明》，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3 页。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新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30、416 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页。 [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111 页。

司马云杰：《科学技术发展与价值观念更新》，载《社会学研究》，1989(1)。 [德]盖奥尔格·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第10 页。 [美]艾利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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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杭生系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张亚鹏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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