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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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伊始，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究竟看什么》,朋友圈就不断刷屏，近年情更浓，王文在合适的时机和话题激发了大家的情感。此后各类媒体又连续刊发多篇返乡笔记或评论，有“感性乡愁派”感慨故乡的凋敝与文化的隔膜，痛感知识及自身的无力；有“理性仇乡派”数落农村之不堪与对没落之欢呼，高歌城市化与市民化于乡村之未来；也有“积极实践派”满怀对故乡之深情与美好未来之期望，高扬乡村之点滴成就及积极介入故乡之发展演进。笔者认为，我们既要重点关注乡民当下的境遇与发展，同样不能忽视乡村本身的价值与未来，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两个问题。乡村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故乡巨变

笔者来自于川北大巴山偏僻山村，民国时期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的家乡就在不远的村落（晏阳初曾游说美国杜鲁门总统和国会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最终国会通过了 有“晏阳初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 “四亿二千万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百分之五、不多于百分之十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后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专事国际乡村建设），交通不便，离县城约160公里，蜿蜒盘旋的山路需要差不多4个小时的车程，虽不是著名鱼米之乡，但我倒不会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

离开家乡差不多25年了，回乡次数不算多，儿时生活记忆大体是温馨的，尽管物资生活远谈不上丰富，或许是儿时的幼稚不谙世事，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或许是70年代和80年代在经历大跃进惨绝人寰的川北大饥荒和文革后实行包产到户涣发的生命活力及始得温饱后的喜悦，或许是究竟乡情纯朴，或许是亲情之网的温暖（整个家族亲戚很多，逢年过节相互走动频繁），事实上可能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故乡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儿时养成的饮食习惯，尽管在外时间己大大超过在故乡的时间，即便食在广州也不能丝毫取代我对川菜的嗜好。而给我影响最深的则是乡民间的互助，每当哪家在农忙、建屋或其它需要更多劳动力的时节，就会邀请邻近的村民互助。但据我所知，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大大减少，一方面是可用劳动力的大幅下降，另外，市场经济劳动力价格已经渗透到村里的方方面面了。我最有切身体会的则是村民渴望下一代通过读书而跳出“龙（农）门”，在计划经济年代，农民以及农民的后代只能是农民，几乎就是没有希望的未来，除非通过考上大学（专）而获得城市或干部身份，才可能有其它生活方式的机会。彼时，基于传统及现实利益考量，村里可说十分尊师重教，小伙伴们也都努力读书，考取大学是一件足够困难而荣耀的事。然而，到90年代后期，一方面读书成本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此前存在的体制性保障（如包分配、体制固化的身份收入差别等消失）不复存在，基于成本收益考虑村里大量小孩初中未毕业就到城市打工，上学读书不再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知识的世俗功利性有用价值在村民眼里几乎消失殆尽，而其“无用”的价值在中国长期贫困后而追求物质财富的大环境下更远远没有获得接纳。旧有的价值观念被抛弃了，新的则还没有建立。但我确信，新的价值一旦建立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90年代中期后，村里开始陆续有人到城市务工，现在基本每家中青年人都在城市务工，有一些甚至已经举家搬迁到城市，村里平日只剩下一些老小留守，估算剩下不足30%人口实际居住在村里，只有过年冷寂的乡村又开始热闹起来。务工经济确实大大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村民基本都脱贫了，一般家用电器普及了，公路通达到家了，三层的小洋楼也成了现在年轻人盖房的通常选择，超过2个小孩（一男一女）的年轻家庭已经十分稀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无需计生干部的说教就自觉的被抛弃了。实际生活人口数量的大大减少及燃料的多样化（电力、天然气及煤炭已相当程度取代了木材燃料），曾经稀疏的森林又长满了密不透风的树木，土地也荒芜不少（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估计有30%以上的荒芜）。 乡亲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环境恢复了，但流失了大量年轻人的乡村，活力也真实地消失了。

二、传统士人复杂的乡村情结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是《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理想田园生活，空想了桃花源乌托邦式乡村生活。东晋伟大诗人陶渊明也以其田园诗文奠定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故土与乡村情结传统，谈故乡、忆故乡，总是会激起一种会心的温情脉脉之诗意与慰藉。此后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抒写对故乡的眷恋和对田园生活的憧憬。“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是此后无数士人乡愁内心的写照；“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挑起了多少人向往乡村田园生活。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倒给世人展示了乡村艰辛挣扎的真实场景。乡村生活在诗人笔下少见生活之艰困，逍遥仼性、自然恬静反倒成了田园标志，也成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要特质。

无庸讳言，在中国传统士人那里，故乡也是一个得意时炫耀自己的发迹，此所谓衣锦还乡；失意时寻求精神慰藉，亦所谓解职归田。故乡，又好似士人们薄幸寡情的青楼女子。这些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连同其它有科举功名的士人，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中坚力量——乡绅，乡绅阶层有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是儒家文化的坚定信徒，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守土的勇气甚至胜于官吏，这点在平定太平天国“洪杨”之乱中可说得以充分体现。乡绅影响着周围的普通村民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乡村的文化价值中心，并维系着乡村社会传统。

“世上好话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这是中国佛教流传的一句谚语，是中国佛教山林化的一个形象写照，也可见传统文化对佛教的改造。释迦牟尼把印度佛教从离世的山林带回到了世间（城市及郊区），然而，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却又被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和尚们从世间带回到了山林，中国佛教之山林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文化田园乡村情结。中国滋生的道教与此种乡村情结则更为契合。整体上，宗教又强化了这种文化特质。

按聂日明在《我为什么不怀念故乡》中的估计，近30年定居在城市的农村大学生超过4000万人，如考虑家庭人口，实际与乡村有牵连的超过1亿。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庞大人群，相当部分不可避免拥有传统士人乡村情结，尽管这个情结一定是复杂的。

三、乡村是一种生活方式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官网的公开数字，2013年农业就业人口仅仅239万人，平均年龄66.2岁，从事农业者更低至174.2万人，农业就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2%。而中国社科院2012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显示，2011年中国乡村居住人口仍高达约6.57亿，占48.7%。尽管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人户分离人口达到2.71亿，而这基本就是农民工，这部分人仍没有真正进城，身份上还是农民），虽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但农村人口仍然太过于庞大。

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传统农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村人的未来在城镇化，城市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与发展机会，才能提供经济生活不断改善的可能，但户籍制度仍在制度上阻碍这种流动。换句话说，乡村人口还将继续减少，一些人的故乡在人文意义上将不可逆转地消失。但乡村人口减少并不意味乡村消失或凋敝，而是重生。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农村（民）已经通过制度化的价格剪刀差、统征统购，使国家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以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创造的财富很少向农村转移，城乡二元结构已经相当突出，乡村的价值就是为城市生产所需要的基本农产品，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庸。改革开放后，乡村又变为城市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但户籍政策的壁垒一如既往地阻碍村民真正进城，乡村仍然是城市的附庸。附庸当然就是不平等的，而且是制度性的。乡村的价值也是城市所规定。

土地（包括山林）是乡村最主要的资源，土地国有、包产到户，资源的平均及缺乏流动性使得乡村的社会结构趋于单一，平均通常意味着平庸。社会结构单一使得乡村生活主要是以生产农产品为主要活动，再也不是传统士人所追求的乡村价值，这种价值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这种价值不仅不是城市所规定，而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反动，是一种个人价值选择，更没有高下之分。

二战后，德国赛德尔基金会为乡村发展提出了“等值化”理念，该理念主要是指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和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而不是在形式上和城市逐渐消除差距，使在农村居住和当农民仅仅是环境和职业的选择，并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的目的，特别是通过法律加强村庄规划，关注村庄的生态环境，使得农村不是城市的复制品，而是有着自身特色和发展潜力的乡村。山东青州南张楼村因其不靠城、不靠海、不靠近交通要道、没有矿产资源、没有大企业的天然劣势而被该基金会选择为中国实验点，而实验在相当程度达到了预期目标。

从历史及国际乡村建设经验看，笔者认为乡村的未来在于其独立价值的显现，乡村应当是一种生活方式，农民是一种职业选择，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此，不仅是需要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同样重要的也要创造制度条件让喜欢乡村生活的人下乡。但这种自由选择必然要求对乡村的主要资源——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唯有如此，土地的价值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乡村的独立价值才能建立。

四、农民可以当得很快乐

现代中国人不喜欢当农民吗？答案是未必。在笔者的家乡，一位城里人朋友就向往乡村生活，也一直在山林发展生态养殖，为了在山林长期可靠发展，近年一直想买下林权，享受他的山林生活，但他的梦想一直还没有实现。

2008年12月，南宁市西乡塘区石朱湖村发生了一件与23年前有村民远洋留学同样轰动全村的大事，而且是同一个主人公，并一直是这个村子的传奇和骄傲，一个留学到加拿大的洋博士——邓日波博士要回家乡当农民！邓日波1992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后来邓日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区，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农场，一年有人民币上百万元的收入。现在邓日波在家乡农场还只有650亩，但他的梦想是要建一万亩以上规模的农场，一年有一个亿的净利润 。洋博士不仅能种田，更让大家新奇的是，也是让笔者最震撼的是，洋博士种田还种得很快乐。和加拿大相比，这里的生活条件要更艰苦，但邓日波却总说，别人都认为这个地方很荒凉，很落后，我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自己很享受。从他的精神状态和眼睛里我的确读到了这种发至内心的快乐，也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农民不仅仅是无奈的谋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担心的是应该建立什么制度才可以保障他这位真心喜欢当农民的人尽快实现一万亩农场梦想。

据美国《世界周刊》报道，自九一一之后，美国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纽约上州、新泽西等地，美国人经营的50多家大小农场，先后卖给了华人。有些经营得法的华人农场主，大展宏图，不断扩大农场规模，甚至到了美墨边境，或延伸到墨西哥境内。难道当农民也非要出国吗?

农民真的可以当得很快乐，只是一个职业选择，喜欢当农民的也不止当下的农民，只不过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制度条件。

五、结语

乡村的未来在于开放，城市向想进城的农民开放，乡村向所有人开放。城市不该只是城里人的城市，乡村也不只是农民的乡村。我坚信中国文化不能没有乡村，田园乡村情结将继续传承下去，乡村仍会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灵依归。

或许有一天，农民不再是身份标签，而只是一种职业选择。乡村不再是故乡，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乡村发现》丛书带着泥土的芬芳，于2006年金秋应运而生，以其独特的姿态，立足于“三农”第一线，定位于为“三农”理论者与实践者打造一个“想说就说，想写就写，想看就看”的舞台，构筑一个农村研究“官、学、民”三者互动的平台，提供一个“为基层和农民说话、说基层和农民的话、让基层和农民自己说话”的阵地，成为一个基层干部、普通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热心民众传播心声的讲坛。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已成为国内研究农村问题、了解农村信息的重要理论读本和参考资料。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等“三农”专家学者和200多位基层工作者发来了肯定性书面评语，陈锡文、韩俊、杜鹰、唐仁健、温思美等50位“三农”名家欣然担任学术委员。2012年荣获“湖南省第二届优秀社科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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