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凡的世界》反思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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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春节后在北京、东方卫视等黄金档播出。该剧对原著做到了较好的尊重，实力派演员刘威、尤勇，以及青年演员王雷、夏铭浩、佟丽娅等联袂主演，号称“史上颜值最高农村剧”。除了对于原著的尊重，本剧同时对于1989年的老版本，也有沿承，比如旁白的使用。

当然，对于剧情的点评并没有太多意义，而我们通过这个剧情，又有了一次可以审视中国农村发展的历程，以及从剧中到当下的这30多年的农村发展的历史波折，这其中的蕴意，也正是重新关注《平凡的世界》更深层的意义所在。

以《平凡的世界》为参照，可以比对出一个中国30多年农村的发展脉络，以这个起点度量如今的节点，沧海桑田之感油然而生。比如，剧中隔一两天才蒸一次改善伙食的黄面馍馍、孙少平吃不起的“亚洲”，上了《舌尖上的中国》后变成香饽饽了，成为城里人喜爱的健康粗粮，微信流传着也是剧中所涉及的诸如土豆炖粉条等菜谱的风行。中国农村的过往艰难，如今正以这样的一种吊诡怀旧面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农村权力格局与土地制度变迁

年轻的时候看《平凡的世界》，是看孙少平与郝红梅的初恋，与田晓霞的热恋，看孙少安与田润叶的悲恋，还有金波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的苦恋，然后自己有着难以自拔的代入感，同时也由孙少平找到激励自己走出大山的原始动力。从农村合作社大锅饭的贫穷到生产责任制后的土地改革，以及田福军的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凡是觉得破坏阅读感受的，快速浏览而过。但如今看却完全转变了，觉得其中的情情爱爱仅仅是点缀，而更多地看到田福堂与冯世宽、高凤阁、苗凯之间权力与工作的交锋，田福堂与金俊山、孙玉亭与孙少安、田福高、田海民这批后生与长辈间的权威争夺，因为中国农村发展的30多年的历程，其实也都深刻地蕴藏在其中。

观看电视剧版本的同时，我想到前一两年改编成电影的《白鹿原》，它与《平凡的世界》正好形成了承接的关系，尤其是同一个演员的存在，更是体现出这种承接。演员刘威在前者中饰演鹿三，在后者中饰演孙玉厚，都是这个社会变迁的纯正的受苦人（在陕西，“受苦”是当地人对在田里干活、以种地谋生的描述，于是，农民们就变成了“受苦人”），他所扮演的两个角色就像是一个忠实的旁观者，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的安静姿态，在见证中国最底层社会的百年变迁。

《白鹿原》讲述的是中国国家权力的下放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逐步瓦解，以及这过程中二者的冲突频起。最后全书止于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这个时候，农村原有的乡村秩序已经彻底瓦解了。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而《平凡的世界》一开始，正是这个改造后的情境呈现，同时也以局中人的叙事，呈现了整个农村权力重新建构的过程，这就体现在田福军的权威形成与崛起，以及受人尊敬的金老先生后人金家湾人因为地主成分，长期被田家人压制，低人一等，传统乡土秩序被彻底改写了。

在《平凡的世界》随后展开的，就是这个农村结构彻底扭转的挣扎过程。在电视剧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前后分别展开的主线，前一条线是孙少安背后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孙少安的多次被批斗为矛盾冲突点，展示了农民与土地的生死依存关系，最终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了出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全社会都出现“权威倒置”的现象，在农村更为加剧的呈现，但正是这种阵痛式的权力交接，解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其实对于土地制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孙少安在第一次和田福堂见面的时候说得很直接：“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但好像他们现在不会种地了，上上下下都指拨他们，规定这，规定那，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农民的手脚被捆得死死的。其他事我还不敢想，但眼下对农民种地不要指手画脚，就会好些的⋯⋯”

干多少一个样的合作社、公社大锅饭的生产关系，必然导致“出工不出力”，影响生产力。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先从农村的发展开始，而且是成绩最明显的，正是源于从合作社到单干的土地制度的扭转，一下子解放了生产力。但对于30年后的今天，土地制度又面临着新的形势，这种单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成为必须严肃思考的新问题了：包干是解决了温饱，但如何解决进一步的发展呢？

另外更重要的是农村权力关系的变迁。田福堂和金俊山，村里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在剧中的日常情境中，都占据了农村话语权，孙少安虽然18岁就当了队长，却依然在双水村权力中心的外围，尽管他颇能折腾，却总受压制。直到生产责任制开始，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成为了双水村的新领袖，成为全村人的榜样与引路人。这个过程，在文化形态上，社会学中就有解释，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这主要发生在农业时代，农耕技术基本都是靠长辈向晚辈的手把手教学；“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

“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米德在文章中如是总结道。对这一点，电视剧中有一幕戏做了生动注解：在生产责任制之后，田福堂不得不和他的婆姨一起劳作，但身体吃不消，成为全村最慢的一户，孙少平去地里帮忙，其中发生的一段对话就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后喻文化的逐渐发生。

田福堂：“说是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你看我家的地才翻了一半，这怕是要误节气呀”。

孙少平：“叔，不担心，这晚播有晚播的好处，晚播几天，天气更暖更有益于庄稼的生长⋯⋯我家里我爸就是听了我的建议，这到现在还没播种呢”！

田福堂：“你爸是老庄稼把式了，他能听你的？”

孙少平：“叔，这种地这事情啊，不光要讲究经验，还得讲究科学的嘛！”

田福堂：“你娃的科学是从哪里来的？”

孙少平：“我在报纸上看的，这《黄原日报》上，就专门有一篇是讲如何科学地种地。”

从老把式的经验到日报上的科学，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但其实在中国，“后喻”并不能解释深刻的社会变迁的本质，只有权力与权威的角度才能清晰地见识到社会从前喻到并喻再到后喻。我将此称为“权威倒置”，在传统社会（农耕文明经验）里，老一辈由于后天的生存经验，获得了尊重，年轻的人都得接受老辈所遗留下来的经验规律，“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还多，走的路比你过的桥还多”便是这种权威的直白体现。但一旦社会实现了流动，尤其是信息流通之后，年纪越大越成为新事物接受的滞后者。“权威倒置”现象，话语掌控权开始呈现出低龄化，社会已经从农耕文化经验转变为工业文明经验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孙少安以开砖厂这个极富工业化象征的创业，成为了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的同时，宣告了一个新的权威的正式被承认。在电视剧中，孙少安拉来田福堂给他二爸孙玉亭做思想工作的整个过程，成为了极具仪式感的权威交接的完成。而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这30多年中国农村发展的滥觞。

社会流动与城乡区隔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后一条线是孙少平这个第一代“农民工”背后对于社会流动的松动，刻画了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的区隔，从农村人奋斗到城市人过程，贯穿着孙少平的前半生，他所畅想和追求的是走出去的理想，一直到最后拿到了城市户口，成为煤矿工人而抵达。

一纸户籍，城乡二元就严格割裂了，俨然两个封闭的世界，分裂成体制内的吃皇粮的城里人和种粮食供养城里人的乡下人，农民身份是一个低人一等的标签，跟随着你一辈子。而一个城市户口，成为城里人捧上铁饭碗则是农村人最大的梦想，考大学、招干、当兵、嫁给城里人，成为几条为数不多的上升渠道，如同鲤鱼跃龙门。我们看到剧中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无果，不正是源于城里的公家人与农村的泥腿子这种天壤之别而造成的吗？还有跛脚女子侯玉英父亲因孙少平救过其女儿性命，想在高中毕业后把孙少平留在县里他管的供销社，正是搬出能够吃上皇粮成为公家人这样极具诱惑的条件的。还有孙少平在意外收到曹支书要给他迁户口到黄原郊区农村的时候，那种天上掉馅饼的晕眩，也是源于此。

当然还有剧中的孙少平姐夫王满银也正是社会流动下的真实写照。在公社时代的农村，被土地捆绑的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坑蒙拐骗、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很容易成为游刃有余地行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道贩子”，如果稍微靠谱些，就很容易过得有滋有味。

在此后的二三十年来，尽管还有暂住证与“收容遣送”制度的顽疾，但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接受了市民化，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转变，或者很多已经实现了个人的现代化，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从“盲流”到自由迁徙的“新市民”，虽然目前无法突破户籍制度这个致命的桎梏，影响着全社会的真正流动，但社会却从这种初级的流动中，收获到了巨大的益处。

当然，30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现在的农村、农民、农业，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几乎解不开的结，他们离开土地而找不到安居之地，寄居在城市的边缘，继续着名不副实的“农民”生涯，对于很多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来说，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比那时的孙少平多多少，那些桥头揽工的务工者，剧中的情形和如今的真实状况，又有何区别？这或许才是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地方吧。

乡愁：回不去的故乡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的一篇返乡笔记引发了线上线下的激烈讨论，文章中浓浓的乡愁情怀和对乡村凋敝的无限感伤让许多人产生共鸣。“故乡”、“乡愁”这些词年年会在春节返乡潮时被提及，在流动性这么强烈的现代中国，“故乡”对于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曾经，多少人和孙少平一样，决绝地要离开大山里的农村，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去生活，那时候，《平凡的世界》成为激励我们这些人的奋斗“圣经”，每一个走过苦难的人，都在感谢这部小说所带来的一生的影响。我们从土地出发，终于走出了大山，走出了困苦，拥抱了自己的未来。

但30多年后，由于乡愁话题的重燃，还有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照亮自己与过去、故乡的纠葛的镜子，能够让我们回头关顾这一路的匆忙。是的，这一路上，我们走了很远很远，远到都迷失了回家的路，远到故乡沦陷的乡愁，成为每年春节的共同病症。

当“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成为一种文化与现实的双重忧伤，类似的文章已遍布网络，充满着难以载动的中国式乡愁。吊诡的是，人们感怀故乡的沦陷与乡愁的同时，却依然把匆匆的背影留给故乡，在对城市大张挞伐的同时，却苦苦地留守在城市。尽管这其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缘由，比如城市资源与生活质量、机会与便捷等等。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故乡却在加剧沦陷，这些出走的人在远离故乡的远方感叹乡愁。于是我们不禁会疑惑，“乡愁”是否只是城市人的泛滥的抒情？或者是异乡人的焦虑呢？在消费主义盛行下，进入城市完成了“人的现代化”，都成为回不去和不愿回去的人了。

农村，也在游子的远离之下，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想象；一方面是故乡的沦陷，笔下的乡村充满残酷、萧条、死寂、绝望的气息；另一方面觉得农村都是新鲜空气、无污染有机的食品、淳朴的人际关系。

但事实上，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完整全面的中国农村。这种分裂式想象的背后，正是30多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焦虑。中国农村，可能是复杂中国最真实的体现，在现在的各种话题讨论中，农村都是被抽象化了。而实际上，农村社会的残酷不亚于城市，丛林社会在农村更赤裸裸地体现。正如人们对于金强一夜暴富的眼红，对于孙玉亭“革命”上瘾的讥讽，还有对于孙少平不甘心困守农村的不理解，都是农村最真实的基本关系。这或许才是千千万万走出大山的“孙少平”们回不去与不能回去的根源所在。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凋零之势变迁都是发生的，去年笔者到日本、韩国的乡村进行了考察，空巢与寂静同样广泛存在，这种趋势很显然中国也是无法能够阻止。1967年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宣告了传统的农业文明特征消失了，并尖锐地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中央出台的规划文件中使用如此诗意的行文，也体现了农村问题已经横亘在整个国家的面前了。

我们从《平凡的世界》出发，再回头审视这30多年来的中国，到底经历怎样的变迁。从土地出发，到如今回不去的故乡，乡愁何寄？这将成为中国现在开始，一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灵与身体、个人与群体、社会与国家的多重问题。

（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评论部驻京评论记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南风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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