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鸣:敢问“空心村”的出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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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空心村”的出路在于科学发展

我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乡村都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失严重，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现象，进而理性应对？本刊就此专访了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郭晓鸣。

冷静理性地认识“空心村”

记者：现在好多农民已经进城了，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数据，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53.7%，今后每年将增加1.5个百分点，4年后就差不多60%了，这意味着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伴随农民工进城的同时，各地“空心村”情况普遍存在。请问您对“空心村”现象是怎么理解的？

郭晓鸣：农村“空心村”不断出现，进而导致空心化的加剧，首先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城乡封闭状态被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加速的客观产物。这在中国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态势，尽管当前还是有许多人批评“空心村”，对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的农耕生活抱有诗意般的怀旧幻想，但现实严酷，中国农村大地上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耕生活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

记者：“空心村”的形成原因有哪些？

郭晓鸣：“空心村”是由多元因素影响产生的。首先是城镇化因素。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差的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转移方式从个体流动向举家外迁发展，部分农村地区逐步人去房空，“空心村”由此大量产生。

其次是生产方式变革因素。农业技术进步加快，生产条件改善、机械化水平提升，必然意味着农业生产者无须在居住地与生产场所之间保持较小的生产半径，现代农业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新型职业农民离开传统村落，进入生活配套更完善的新型聚居点或集镇，却仍然不改变务农的职业角色。在此过程中，“空心村”的发展态势也会趋于加重。

再次是农村公共资源配置因素。随着由乡到城的人口流动加剧，农村人口不仅数量大幅减少，而且老龄化矛盾愈益突显，在此背景下，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分散化配置方式难以为继，必然逐步向集中聚居点或集镇相对集中地优化配置，这一变化趋势与乡村内部交通通讯条件的日趋改善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促使一些老年农民因为更方便“养老养小”而选择就近居住迁移的结果，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传统村落的“空心村”现象。

由此可以判断，尽管“空心村”现实严峻，并且主要因体制障碍或政策不当带来的冲击不容低估。但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审视，因农村人口减少造成村庄衰落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经历的阵痛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急需要做的是如何使阵痛期更短和所付代价更小。

“空心村”是挑战，也是机遇

记者：“人往高处走”的力量，是挡也挡不住的。长期以来，两种对立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或者认为农村即将崩溃，或者认为“空心村”才能加速城镇化。那么，您认为“空心村”意味着什么？

郭晓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空心村”并不奇怪。我个人认为，应当从两个重要维度看待和把握这一经济现象。

一方面，“空心村”无限制的恶性扩展，必然产生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稳定发展的负面影响，短期内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过度流失，将直接导致土地经营粗放化，进而不仅形成农业产业升级的障碍，甚至还会产生向自给性农业的倒退。此外，在人口非均衡流动的背景之下，“空心村”带来的并非单纯只是农民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同时伴随着着严重的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矛盾的加剧。老龄化、妇孺化与空心化相互交织，造成农村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巨大挑战。

特别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双重“空心化”现象，除了传统村落因人口外流形成的“空心村”外，还存在主要由于规划不当、配套产业缺失、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造成的新型聚居点的“空心化”，农民居住集中了，但生计解决不了，仍然留不住人。后一种以新的形式表现的“空心村”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其造成的公共财政资源和农民有限资金的浪费及损失更大，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总体上，如果任由农村“空心村”发展而无所作为，不主动应对，那么其可能产生的土地浪费，农业衰退、社会结构失衡加剧和乡村治理难度增大等一系列矛盾就会全面趋于尖锐，这将严重阻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因而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另一方面，“空心村”带来的虽然是冲击，但冲击背后隐含着诸多积极的变化因素，“空心村”的产生和发展事实上正在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艰难转型提供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契机。简言之，“空心村”是挑战，也是机遇。

概括地看，“空心村”的产生至少可以诱发如下四个方面重要的现实或潜在机遇：

一是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机遇。人多地少基础上形成并固化的细碎化小农经济格局，是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障碍。“空心村”的产生必然意味着土地利用率因劳动力不足而降低，人地矛盾因此趋于缓解，土地经营走向粗放化，这同时也就为低成本流转土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了重要条件。现实证明，当前一方面是“空心村”造成的土地利用差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则是土地流转大幅加速，适度规模经营水平显著提升，由此也带来了小农经济破局的新的希望。

二是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的机遇。由于小农经济的不适应性充分暴露，中国农业经营面临老龄化的严重冲击，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也就必然地成为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性选择。但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都必须有适度规模为基础支撑，都需要依靠稀缺的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来实现。正是这个意义上，“空心村”产生的资源闲置对外来投资者的进入形成了有效激励，构成促进其发育成长的重要契机。事实上，实践中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正是在“空心村”趋于加剧的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的确客观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

三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在封闭条件下，依靠农村内部自积累方式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将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而“空心村”诱发的土地资源以较低成本实现适度集中，不仅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发育成长提供了重要资源基础，并且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开放度，启动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对流和耦合。这一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势必为更快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动力源。

四是促进乡村治理优化的机遇。虽然“空心村”伴随的乡村精英群体流失现象的不断严重，本质上会对原有的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形成冲击，不利于提高农村社区的社会管理效率。但需要看到的是，随着资源重新配置，开放程度提高，外来投资的“新农人”不断增多，他们不仅将以新的方式经营农业，而且能够以新的理念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为开放条件下的乡村治理优化提供重要支持

因此，“空心村”不仅有不容忽视的不利影响，不能视而不见，任其恶性发展。“空心村”也有重要发展机遇，如果能随势而为，化危为机，必将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突破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发展困局产生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治理“空心村”需要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记者：改革，是理念和现实的一场角力。在农村深化改革中，如何科学应对“空心村”问题，如何顺势而为，减少成本耗散？

郭晓鸣：面对“空心村”问题，需要理性认识，主动作为，合理应对。总体上，三个方面的政策调整至关重要：

首先，强化村庄空间布局规划的科学编制和法律约束。必须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人口变动趋势科学编制村庄空间布局规划，不能拍脑袋，想当然，不切实际搞新村建设的全域覆盖，以极其短视的发展选择既造成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又无助于抑制“空心村”现象的进一步加剧。村庄空间布局规划一经通过就必须具有法律约束效力，不允许随意调整和修改。

其次，合理调整城镇化战略。城镇化不能演变为单一的大城市化。毫无疑问，公共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聚，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不断拉大，是致使当前农村空心化加剧的重要诱因。实际上，农民的外部社会流动应当是分层次的，一部分农民可能更适合向县城、小城镇、中心村转移，关键是这些地方要有足够的要素配置，要显著改善就业和生活条件，要能够为部分农民就地就近的市民化选择提供支撑。同时，在农民市民化的实际政策实施中，要从以农民个人为重点的市民化政策转为以农民家庭为重点，扭转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家庭撕裂现象。

第三，更大力度地实现城乡开放。从趋势上判断，未来中国农业发展一定是开放性和混合化的，不仅是有原有户籍地的农民参与，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外部投资者、“新农人”进入。我们近期对丹陵、安居 、 内江市中区三个县135个家庭农场的调查发现，有超过20%的家庭农场主是外来的“新农人”，他们的平均年龄44岁，平均文化程度初高中以上。这无疑是一个极具积极意义的变化，在农村人口继续向外流出的同时，一批更年轻和文化素质相对更高的城镇人口开始逆向流入农村。因此，治理“空心村”不能只在农村内部兜圈子、想办法，更不能简单地以行政控制的传统方式解决问题。必须拓展思路，以深化改革释放潜能，在进一步推进农地、农房等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通过更大力度实现城乡人口对流的开放，为缓解“空心村”的难题寻找新的有效路径。

工商资本可以有所作为

记者：2015年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支持工商资本参与‘空心村’改造”，工商资本如何参与改造？

郭晓鸣：解决农村空心化难题，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应当为社会力量的进入搭建平台，提供激励。在一定条件下，工商资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建设新型聚居点。要抑制“空心村”的不利影响，就必须依据新的村庄空间布局规划建设产业带动性更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完善、对农民集中居住更具吸引力的新的聚居点。这方面的建设任务如果政府做，不仅效率低、损失大，还会大量产生寻租腐败。因此。在加强监管基础上引导工商资本合理进入，有效发挥其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应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二是发展新型业态。要使新的聚居点更有人气，留得住人，仅仅有高质量的住房是不够的，必须做到生产和生活方面更方便、更舒适。一方面，应当根据产业发展需要配置相应的生产资料供应、农技农机服务、烘干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另一方面，要在政府扶持下发展社区养老、养生保健、文化服务等新型生活性服务业。对这些新型业态的发展而言，工商资本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三是整治复耕“空心村”。在一些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限制性大、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部分“空心村”由空心到消亡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基本应对策略不是要恢复，而是应因势利导进行整治复耕，增加耕地面积，改善生态环境。对于这部分“空心村”的整治复耕，是一项较大规模的乡村地域改造工程，同样可以吸引工商资本有序规范参与。

记者：在整理“空心村”的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郭晓鸣：三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首先是需要冷静理性地认识“空心村”现象，不能过于偏激，非好即坏。既要看到严峻挑战，更要把握重要机遇。其次是必须高度重视战略调整，关键是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和城镇化战略必须及时优化调整，以减少其可能加重“空心村”发展的不利影响。三是应当强化政策突破，要以改革为导向实现更大力度的城乡开放，探索治理“空心村”的新的路径。同时要创新配套政策，对合理引导工商资本参与“空心村”治理给予有效激励。

（作者郭晓鸣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晖系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记者。）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5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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