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改革是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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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

顶层设计这个说法是在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提出以后，也有人会议论说，是不是提出了顶层设计，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呢？其实不是。

过去30多年中国的改革成就已经证明中国式的、渐进式的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在哪儿？我们改革可能从各个局部都推进了。但是，它的核心在于我们不把某一种特定的模式作为预先的目标。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转轨国家都采纳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东西，判断改革可行的标志就是三个“有利于”，因此按照这个道理，可以选择不同的推进方式，最后取得成功。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有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因此改革也有了新的特点，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的统一。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这是说我们的改革已经从所谓的帕累托改进进入卡尔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早期的改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会给一个特定的群体，比如给农民或者农民工或者一个特定群体带来直接的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不损害其他的群体。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机会越来越少，当改革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时候，可能一部分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形成损失。因此，会产生改革的激励不融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卡尔托改进。卡尔托改进的核心是，如果改革总的收益是正的，是有总收益的，是有改革红利的，可以把一部分改革红利拿来补偿那些在改革中付出成本的群体，使得改革变成大家都有相同的激励、可以容易推进的方式。

我举个例子，最初很多人不知道新型城镇化是什么含义，地方政府跃跃欲试，以为是大规模投资建设的机会。当他们做这样想象的时候，中央政府又告诉他们，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核心，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核心。

这时候地方政府明白这个意思了，但是，他们马上就想到，要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付出成本。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就会算账，有人说解决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的成本，要十万块钱，有的说二十万，还有的说三十万。因此，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你付了成本，但是改革的好处你能不能得到？这就有了分歧。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来算一算，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有什么样的红利给我们？第一，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更加稳定地进入城市并留下来，因此提高了劳动力供给，可以解决现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第二，继续拉动农民工从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非农产业中，可以提高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带来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农民工有了基本公共服务，有了社会保障，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正常消费，平衡我们的需求结构，更有利于我们转向内需和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格局。

因此，这项改革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带来人口红利，我们的测算是，可以给中国GDP增速带来一到两个百分点的直接提升，因此改革红利是巨大的。但是每一个群体所得到的份额可能不一致。因此，顶层设计需要把这种改革红利预先支付给那些付出成本的单位，同时也和他们分担改革的成本，这样就使改革容易推进。这就是所谓的卡尔托改进。

此外，重大改革要做到“于法有据”，早期的改革，那时候法律体系还不健全，但是到了2010年、2011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任务。这个时候，第一，建设法治国家，改革要遵守法律，第二，改革目标仍然会有和现行法律不一致的地方，需要通过试点来看一看这项改革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行得通，是不是可以推广。对此，我们叫“立、改、废、释”，立法修改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废除一些不再适用的法律，重新解释法律的规定。

中国的改革红利从哪来

再看看中国改革的红利在什么地方。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在哪儿？红利在哪儿？总的来说，我把它概括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核心就是说，在很长时间的过程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最有生产力的这部分，是不断增长的，而人口的抚养比，负担逐渐下降。这有利于劳动力的供给，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提高生产率，而且最重要的一条是，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充足的劳动力和资本相配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人口到达顶峰，从那时候开始负增长，19到59岁的人口这几年都是负增长，每年会减少几百万。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因此劳动力短缺了，人力资本不足了，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利润率在下降，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了。

我们测算的结果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明显地降下来了。从1995-2010年的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只有7.6%。那么，到“十三五”，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可能会降到6.2%。如果认识到这一点，能够找出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方法，从而使未来的实际增长速度更快一些，通过改革得到的增长率的百分点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同时，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了，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平常心，可以接受慢一些的速度。即使接受慢一些的速度，我们也做了预测，按照现在预测到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计算，其实只要加上应该获得的改革红利，未来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按照不变价，国民生产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能会关注一些什么问题？

第一，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叫资本报酬递减。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资本报酬递减呢？就是发生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就是企业要用机器替代劳动力的时候。在替代的过程中，如果有产业政策的倾斜，再加上补贴，加上各种优惠，使得企业的资本成本被人为压低了，企业就会过多地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而这个时候并不是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它的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也许，靠着补贴、靠着优惠政策、宽松政策，可以维持企业的发展，而一旦回归市场，企业就会发现竞争力一点也没有提高，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一个“僵尸企业”。

第二，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将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二元经济逐渐进入到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发达的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都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它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后发优势，没有其他资源可以供自己过度滥用，必须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中获得增长速度。

而全要素生产率从何而来？微观上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办法，应用新的技术，或组合各种不同的技术。但是，从宏观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关系。过去的资源配置很简单，当劳动力从第一产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二产、三产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个体就获益，就能赚钱，叫“无工不富”。由“无工不富”到现在富了，企业会发现横向有很多其他部门的收益率更高，于是不断寻找新的机会。这时候，你把资源配置到那些领域中，又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也带来效率的提高。这些低垂的果子，会慢慢地越来越少。到了今天新的发展阶段，每一个企业之间就要重新配置资源了。生产率进步快，如果有更好的竞争力，企业就能发展壮大，就能把别人的资源拿来为我所用。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程是一个竞争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经营报》201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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