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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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发展还是衰落: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

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特别注重考察历史现象的变迁过程。正如法国著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所指出的：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在考察各类问题时，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迄今八十余年来，不同学者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可能会有所侧重，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所有学者都无可回避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态，它是发展了，停滞了，还是倒退了?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当然不全是为了就事论事，而是最终发现其背后的制约因素。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当中国近代史仍在行进之时，在“复兴农村”和革命兴起的背景之下，就有一些学者对中国乡村经济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其中也包括对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所做的分析。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意见，是全盘否定，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处于衰落和崩溃之势，农民生活入不敷出，日趋贫困。如吴黎平指出，近数十年来，农村生产力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日趋破坏，主要表现为灾荒频仍，粮食亩产量下降，荒地增加。悃农数量增加，农民生活恶化。总之，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极端尖锐的危机之中[高军主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254页]。陈振汉也认为，今日农村经济崩溃，与古代盛世恍若隔世（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第1页）。陈翰笙认为，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农民的生活程度和经济地位还不如在纯封建制之下（陈翰笙：《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第7卷第3期，1941年1月，《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梁漱溟认为，民国以来，中国农村曰趋破坏，农民的曰子大不如前（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2页）。还有学者主要是从1930年代初的情况，来判断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千家驹指出，近几年农村的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第19页）。张培刚也指出，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农民生活日渐贫乏（谭慧编：《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上卷，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顾高扬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整个崩溃了，荒地面积增加，农产收获减少，农民收入降低，处处证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顾高扬：《复兴农村之金融问题》，《中国经济》第2卷第8期，1934年8月，第2页）。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学者，尽管学术背景不同，有的属于学院派，有的为乡村建设改良派，有的为马克思主义者，政见也不一定相同，但对上一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而这些看法，恰恰成为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学术话语中，受阶级意识惯性的影响，一般更多地强调了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这种看法，显然是有悖历史实际的。

在上一主流看法盛行之时，也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些许不同的意见。如卜凯根据1910～1933年的调查，认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者居多，农民衣食改善，瓦屋代替草屋。有的地区，农民生活程度降低，为灾荒期间的一种间歇现象，而非趋势(卜凯:《中国土地利用》，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经济系1941年版，第656～657页）。李景汉依据冀中定县的调查指出，近二十年来，农业生产有所增加。不过，与卜凯看法不同的是，他认为农民生活仍日渐低落（李景汉：《定县农村人口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1934年5月，第24页）。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声音极少，或许一定程度上恰恰就是社会经济实际使然。

当时动荡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得以上无论是衰落说还是改善说，只能是基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短期现象所做出的判断，而缺乏长时期的整体研究，这无疑降低了问题探讨的深度。

在以上讨论中，虽有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即从绝对意义而言，中国乡村经济是非常落后的，农民生活状况是相当贫困的。甚至有学者估计，在贫穷线以下的农民，约占农民总数的75%，不下2.6亿人（柯象峯：《中国贫穷人口之估计》，《新社会科学》第1卷第4期，1931年3月，第181页）。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大多数的生活程度与普通农民也无太大差异。所以，有人说中国是普遍的“穷”，不过有“大穷”“小穷”而已（琢如：《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前途》，《求实月刊》第1卷第9期，1934年6月，第32页）。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乡村经济的败落和农民的贫困呢？有不少学者对此给予了分析，具体意见互有交叉，但各有侧重。

有的学者强调某一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统而言之，大概有人口过剩、土地利用和生产技术落后、租悃制度、手工业破产、农村金融缺乏、苛捐杂税、军阀混战、自然灾害、帝国主义侵略、社会秩序不良、政府不负责任等说。应当说，每一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

有的学者则是根据个人的理解，对以上各个方面因素的排列和组合，从三四个到五六个乃至十多个不等。其中，卜凯的看法比较引人注目，他将此归结为农场面积零细、生产力薄弱、人口繁密、劳力过剩、农民平时积蓄缺乏、水利不修、交通不便、森林太少、缺乏信用组织等方面（李景汉：《中国农村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这一观点，被称为农业技术派。相比而言，另一派学者的影响更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被称为分配派。他们与农村技术派相对立，侧重从生产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导致了中国乡村的破败。如孙冶方指出，中国农业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农民知识缺乏，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束缚(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_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薛暮桥也认为，所谓人口繁密、技术落后、农业商品化和世界经济恐慌等导致农民贫困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中国农村的破产，是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个主子剥削的结果，而土地关系是导致中国农业生产衰落的基本原因（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9～13、122～128页)。

中共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之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的指引之下，中国学界对此问题延续了20～40年代的主流意见，成为无可质疑的规范性认识。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思想的破冰之旅，学界逐渐冲决了传统的认识格局，对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主要形成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仍属悲观派，基本上承袭了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看法，也即中国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都处于衰落与恶化的趋势。如果说1980年代之前，主要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此后则除了政治理论宣传之外，更多是从学术角度坚持此说。如王庆成认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无论是粮食田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人均口粮，都趋于下降。所谓粮食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是以农民实际口粮数量的缩减为代价的。所以，完全可以称之为“最低生活水准”、“糊口经济”王庆成：《晚清华北定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24～33页）。吴慧对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也显示，近代的粮食亩产低于清中叶，1930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比清中叶下降了20%。近代史上生产的低落、逆转，是中国人民被侵略受剥削、动乱日剧的情势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209页)。李伯重对江南的研究表明，近代以后江南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很多方面日益走向衰落，主要农作物都比清初明显下降。即便整个中国的主要地区，粮食亩产量也都出现了长期下降（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42～144页）。以上见解，虽与传统观点无异，但研究理念则发生了质的改变。

第二种意见，与第一种有些相似，但又有区别。也即，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虽然呈现衰败之势，但期间也有上下波动，不同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章有义一直被学术界看作是第一种意见的代表，而事实上，这种归类并不完全符合章氏的原意。他说，中国近代农业总产量是增长的，但人均产量又是下降的。从整体趋势上看，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在不断恶化。但少数富裕户生活有可能上升，个别地区农民各阶层的生活都有短暂的不同程度的改善（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36～238页）。刘克祥的看法，与章有义又不完全一样，他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衰退是主要的，发展是局部的。某些地区的农业收成比较稳定，单位产量略有提高，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从全国范围看，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都呈现停滞和衰退趋势，农业收成不断下降，大大加剧了农户的贫困化(刘克祥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84、470～471、540～545页）。

第三种意见，相对中和，即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发展与不发展之中。吴承明—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发展”一派的代表性学者，而在我看来，他的看法是“发展与不发展”。他指出，到抗日战争以前，农业总产量是有缓慢增长的，基本上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不过，近代粮食的单产量却颇令人悲观，与乾嘉时代相比确实是下降了，人均粮食产量也是下降的。总的看来，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发展的，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第2期，第65～77页）。徐秀丽对近代华北粮食亩产量的研究表明，既不见有多大增长，也不像一向认为的那样减退得厉害。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华北农村乃至全国的粮食亩产，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但到20世纪20～30年代这个时期，已大致回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当然，这是一种过密型的增长，有增长而无发展，人均粮食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仍是下降的（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9～181页）。汪敬虞更概括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是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不发展的发展。既有“没有发展的增长”也有“没有增长的发展’’（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265页）。

第四种意见，属乐观派，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发展和改善的趋势。郑起东以华北地区为例指出，在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到抗日战争以前，华北的农业生产是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是有所改善的，农民消费结构开始从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转变。只是由于曰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才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64～72页；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97页）。王玉茹也认为，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很低，但不能忽略它增长的事实。1936年以前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较快，表明农村经济在不断地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但抗战以后，一切发展被毁灭，农民生活跌入深渊（王玉茹：《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中共革命结束以来，西方学界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分歧不同，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看法与中国学者的第四种意见基本一致，认为抗战以前中国农村经济虽有下降的时候，但总体上是增长的。珀金斯以人口的粮食消费标准做了推算，认为1400年到20世纪之间的6个世纪内中国人口是增长的，粮食单产量也在上升，中国的农业生产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但这种增长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某些时候由于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的结果，农业生产也随之停滞或下降。到20世纪中叶，差不多确已下降到远远低于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只不过没有下降到零而已（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2、73～74页）。马若孟也认为，近代华北的农民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略快于人口增长率。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农产量的上升恰好使农户维持住他们的生活水平。除了长时期的歉收和发生战争以外，在一切情况正常的地方，农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242、330页）。罗斯基提出，0世纪前几十年农村生产有所增长，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显著上涨，自耕农、悃农的实际收入也相应增加，人均棉布消费量增加，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69～294、323页）。以上看法，不可否认有学术研究的支撑，但是否也有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经济相互促进的预设呢？当然，也有少数学者的意见与此不同，如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农村的小农农业长期徘徊在糊口水平。虽然某些地区农民的收入增长，但中国农村的变化极少属于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类型，而是属于过密化一类，即产值的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更低的边际报酬为代价的（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4页）。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中外学者无论持何种意见，一般仍都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是落后的，这点与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完全一样。只是对于为什么会导致这一结果，则有不同的说法。譬如，不少学者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榨，造成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衰落。但章有义不同意将帝国主义作为主要因素看待，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落后，主要是由地主所有制支配下的封闭半封闭型小农经营的内在局限，和沉重的前资本主义剥削，包括地租、赋税和商业高利贷盘剥所造成的。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人口压力，都不是主要原因（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第3～5、21～30页）。美国学者马若孟，则强调中国乡村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人口增加、资源紧张和技术停滞，与地权分配、封建剥削关系不大（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140、25～332页）。还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人口压力的影响，温铁军说，人地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土地制度并非农民贫困的直接原因（温铁军等：《农村土地问题的世纪反思》，《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第78、106页）。黄宗智也认为人口压力有影响，但它是与阶级剥削关系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贫困（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7～308页）。其他还有强调天灾人祸或政府不能提供足够支持等因素的。

由上可见，关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演变的争论呈现了多元化色彩，并有可能还将持续争论下去。乡村经济仅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部分，就有如此纷繁的论争，历史研究何其难也丨在我看来，受历史资料和认识论的局限，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有所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历史现象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其具体面相和变化趋势像现在一些学者所表现的那样对立，也不能说是完全正常的，其中总有一方距离历史事实较远。解决的办法，自然还是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法则，先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历史资料，还原乡村经济史的主要面相，了解农民主体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价值预设，主义先行。受历史演进的复杂性所决定，尤其要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的特殊状况进行具体研究，并突破近代史本身，从更长时段比较近代与古代，在此基础上寻求近代乡村经济的位置。就我多年的研究实践而言，我的基本倾向是，中国近代乡村经济是相对发展，绝对落后，低于古代高峰水平，频繁的天灾人祸是最大根源。但在以往的争论中，有的学者往往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现象，扩大为整个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解释，从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些学者经常使用1930年代初的数据和言论，证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低下乃至中国乡村经济的破产。实际上，这几年正是我国陷入世界经济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的几年，而这恰恰是导致中国农村经济坠入低谷的重要原因。问题是，这几年的状况能够说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整体吗？当然，反过来，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研究者的悲观言论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想象，将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描画为“天堂”，甚而认为多数农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同样是远离事实的偏执之论。偏执只可发泄情绪，哗众取宠，而与严肃的学术探讨无关。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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