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论】黄祖辉等: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这一群体正以较快的速度不断扩大。简言之，失地农民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城市扩张和小城镇建设而逐步失去包括林地、耕地等农用地的农民。依据统计及经验数据推算，我国目前的失地农民数量应在5100一5525万之间，若按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推算10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接近1亿。另据不完全估计，自1999年以来，浙江省共有失地农民近190万人；仅杭州市城区，自1998年起，就因撤村建居、建设征地等原因产生了失地农民15.68万人。
从土地上剥离出来的失地农民面临着生活、就业、子女抚养、养老等一系列难题，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隐形的弱势群体也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何确保失地农民的权益，帮助他们获得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焦点。但是，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既涉及征地补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再就业安置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因素，也牵扯到包括失地农民、用地单位、城市居民以及有关政府部门在内的众多相关利益主体。相对于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生活导向型”措施，积极鼓励和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就是确保失地农民尤其是中青年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职业技能成为广大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JuhaKettunen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原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接受额外的教育会提高劳动力的再就业能力"。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在积极开展以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为目的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浙江省遂昌县在2004年就举办了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班，当时只设置了电动缝纫技术一个培训项目，农民的参与规模也相对较小；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同样开展了针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班，但报名参加的失地农民仅占总数的很小一部分；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在2005年也举行了全镇范围内的农民培训计划，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分析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探讨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及增强培训效果的相应对策，已成为亟需研究的课题。
（―）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学界对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失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成果。陶志琼指出，针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开展的相关培训应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同时兼顾现代市场知识和经济理论知识等内容。喻萍则运用“供求理论”提出了培训的具体内容应该要“市场化”。朱敏在其基础上，将“需求”从单一的劳动力市场方进一步丰富为既包括劳动力市场方，又包括失地农民自身的二元需求。李生校、娄钰华和喻萍还就失地农民职业培训体系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年龄、性别、文化、技能等类别的差异和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层次来进行有的放矢的培训，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另有学者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政府需要加大对城乡就业及培训信息渠道的建设力度，以确保失地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失业人员一样的培训待遇。也有学者建议加快制定保障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法规，倡导和鼓励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规范有关部门、涉农单位和农民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农业、劳动保障、教育、科技和财政等相关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切实做好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
（二）理论模型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归纳，可以发现：一方面，目前对失地农民培训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管理层面，而较少涉及培训工作的具体操作层面；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对培训过程中的受众，即失地农民的自身因素对培训工作的影响，关注较少。尽管已有学者提出要在培训中考虑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失地农民的意愿差异，但是这些因素究竟是怎样影响失地农民的培训意愿的？他们在做出是否参加培训决策时究竟受何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又有多大？仍然不很清楚。针对上述仍然存在的研究空间，在“供求理论”的基本框架下，笔者试图建立一个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并以杭州市三墩镇失地农民情况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依据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情况、技能培训经历等指标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行为，故笔者将其作为个人因素纳入理论决策模型中。另据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和成本收益理论的相关知识，不难知道只有当失地农民预期参加培训后的收益大于其目前获得的收益时，培训才会产生相应的需求。而影响这种预期的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人口数、目前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收入结构等家庭因素和目前从事的工作、目前工作的月均收入、目前劳动合约的性质以及期望的月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这两部分被纳入模型中，建立如图1所示的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为了验证上述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笔者对杭州市三墩镇部分失地农民进行了有关其培训意愿的问卷调查调查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在三墩镇20个行政村的范围内共对434户农户进行了有效访谈，取得了符合研究分析要求的674个个人样本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个人情况和相关社会经济情况等，其间涉及到的主要变量、变量定义以及样本数据的初步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而当问及培训活动是否对他们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有所帮助时，在全部的674个个人样本中，有412人，即61.4%的人认为会有所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失地农民确实需要培训活动，只是目前开展的培训活动可能并没有充分调动起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致使参与培训的人数较少。除此之外，对于“最希望培训项目中开设什么课程”的问题，计算机操作课程成为最热门的选择共有139人希望参加这一课程的培训，占了总数的20.6%,而其他课程的选择人数相对较少。同时，对合适的培训时间，有249人选择在工作日的晚上进行，占总体的36.9%;有184人选择双休日培训，占总体的27.3%。
（二）变量关系的探索
为了筛选出可能对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对样本中的变量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后，需要探索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理论决策模型中的变量关系。通过品质相关分析，笔者得知变量培训经历、目前月均收入、雇佣关系、对培训效果的看法、培训时间的选择与失地农民培训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表2所示：
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索变量之间更加清晰的关系。变量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培训时间的选择和对培训效果的看法进入了回归方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以及显著性检验如表3所示。
由于进行回归分析时，笔者米用了ForwardStepwise（LikelihoodRatio）这一自变量进入模型的方式，所以变量进入模型的先后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该变量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程度。因此，各变量对模型解释力的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培训时间的选择和对培训效果的看法。
（三）模型修正与分析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当自变量“技能培训经历”的值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例如从0变为1，失地农民产生培训需求从而参加培训的几率就增加了Exp（0.565），即1.759。也就是说，曾经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人比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参加培训的可能性要来得大。这是人之常情，通常人们对从未尝试过的事情缺乏一定的了解，尤其是在一些农民培训项目的宣传工作不到位的时候，由于信息上的不对称，大部分人都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在一些不确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上。反之，曾经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人就会对培训活动的形式、内容、要求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有较多的了解从而有利于他们对培训活动产生良好的预期，增加他们参与的可能性。
当自变量“雇佣关系”的值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如由正式的雇佣关系变为临时的雇佣关系，培训需求产生的几率就相应地增加了Exp（0.522）即1.685。笔者认为，这是由于雇佣关系为临时性的人们急于改变现状，获得更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工资待遇，因而对通过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或掌握一项谋生技能的需求会显得更加迫切。而那些已经成为工作单位正式员工的劳动者，一方面通过提升自己而改变工作生活环境的动机没有那么强烈；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单位通常也会为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使得他们对其他培训项目缺乏参与的积极性。
当自变量“培训时间的选择”的值发生一个单位的变化时，如由工作日的晚上变为双休日培训，培训需求产生的几率就下降了Exp（-0.691），即0.501。这一变化显示了人们对培训时间的偏好，占用双休日的休息时间进行培训可能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的不便。此外，一些单位双休日也需要工作或者临时安排加班，致使人们无法保证能够在双休日有充足的空余时间参加培训课程。
最后，当自变量“对培训效果的看法”的值发生变化时，如由认为培训对实现就业、改善生活没有帮助转而认为有所帮助，培训需求产生的几率就增加了Exp（0.622）即1.863。这不难理解，当人们对培训所能带来的收益有了积极的预期，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获得这些收益，反之亦然。
基于有关失地农民培训意愿决策的理论研究和上述对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在对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理论决策模型进行修正后，得到如图2所示的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决策模型：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发挥培训活动对提高失地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其再就业的积极作用，针对如何设置培训课程，如何进行培训宣传，如何有效调动失地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及增强培训效果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涵义：
（一）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培训活动在失地农民中的知名度
由杭州市三墩镇失地农民培训需求的问卷调查结果可知，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培训活动在广大失地农民中的知名度不高，仅有24%的被调查劳动力知道培训活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政府正在推行的这一惠民措施。此外，即便是知晓培训活动的农民，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也是不完整的，不少农民对培训费用、培训课程设置等重要信息不甚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参与培训活动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目前组织开展农民培训活动主体的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来扩大培训活动在失地农民中的知名度。例如，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尝试在群众集聚的场所摆放宣传展板，设置报名服务台；在各个行政村张贴海报，发放传单；开设长期热线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宣传过程中要注意突出农民关心的重点信息，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有关信息传达给广大失地农民。与此同时，还要经常总结和评估宣传效果，结合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宣传计划，以期不断提高人们对培训活动的知晓程度，为活动的开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强化正面因素，充分调动失地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根据失地农民培训需求的决策模型，曾经参加过培训活动，对培训效果持肯定态度以及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农民更有可能参加培训。但在实际工作中，培训对象的绝大部分是没有培训经历，甚至对培训效果抱着怀疑态度的失地农民。因而，有效利用影响失地农民培训需求的因素，尽可能发挥它们对培训需求的正面促进作用，将对培训活动的顺利开展产生重要的意义。
在培训活动宣传和进行过程中，可以将那些通过参加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从而顺利实现再就业、获得稳定工作的失地农民作为典型进行宣传。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将与培训有关的信息、对培训的认识以及培训带来的收益形象生动地展现在广大失地农民面前，从而弥补他们没有培训经历的不足，并强化其对培训效果的正面印象。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奖励参加培训学员中的优秀分子，
例如帮助安排就业、优先向用人单位推荐等，来调动广大失地农民的参与热情。
（三）优化课程设置，逐步增设失地农民感兴趣的培训内容
优化课程设置包括优化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两个方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目前政府培训项目所设置的众多培训课程中，计算机操作和初级电工这两项最受欢迎，而其他课程愿意选择的人不多。从节约培训成本和满足培训需求的角度出发，减少同一时期内开设不同课程的数量，优先设置热门培训课程，逐步增加新的培训内容，有利于稳扎稳打，集中资源搞好培训工作。
另一方面，根据失地农民培训需求的决策模型，把培训时间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而不是双休日将会提高失地农民参加培训的可能性。例如，周一至周五安排两到三个晚上进行相同内容的培训，由学员自己选择适合的时间参加，这样既能避免培训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冲突，也能避免由于培训时间过长、次数过多造成学员失去继续学习的兴趣。
（四）加快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失地农民获得培训的基本权利
目前，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政策文件。但是，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问题及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规章制度，目前仍然是一个空白。加快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把组织开展失地农民培训活动的义务和广大失地农民参加培训活动的权利制度化，把开展培训活动的具体操作规范化，把失地农民参加培训所取得的效果认证化，将有利于失地农民培训活动的长期开展，有利于促进再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利于确保失地农民权益的真正实现。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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