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论】张孝德:复兴乡村文明开启人类新时代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代从西方太平洋开始登陆东方大陆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发现乡村中也有大乾坤，不仅仅是命系中国的大事，也是事关世界的天下大事。
乡村文明复兴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再度回到农业文明时代，而是对当代世界出现的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失衡矫正的时代需要。在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均衡关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
乡村与城市属于两个不同等级的概念。
当我们将视野从工业文明时代这个有限时空，拓展到人类文明历史的大时空和长周期中，则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是先进与落后关系，作为人类文明全部演化信息的携带者，其之间是一种不可分离、相互不可替代的平等关系。
1、人类文明的两个载体
一个种子中有大乾坤。复杂多元化的生命世界的统一性，以及其演化的秘密都隐藏在一粒小小的种子中。
考察人类文明演化的秘密，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就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的阴阳两极，是人类文明演化种子信息的携带着。
文明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和文化形态的总和。在属于人类文明的组织中，能够把属于人类文明的全部要素集合起来的，是乡村和城市。
虽然国家也集合着人类文明的全部信息，但国家不是人类文明演化的种子信息源，而是乡村和城市所携带文明信息的显化形态，就像种子和大树的关系一样。
2、信息等量、功能互补
乡村与城市就像构成太极阴阳两极一样，属于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关系。按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自然演化之道，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的互动机制，形成了人类文明演化生生不息的动力。
近代以来，在西方城市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所有理论都是为城市文明服务的。即使有关于乡村的理论，也是站在城市的一端所看的乡村。乡村缺乏属于自己独立的解释理论。其实，乡村与城市所携带的信息是等量的，所具有功能既正反相对又阴阳相合。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见表1、表2）。
在工业文明主导的时代下，人类形成了一整套根源于城市文明系统的概念。以这些概念为标准，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化的理论标准。如来自城市的开放、自利、竞争、创新、自由、理性等概念都被认为是进步的概念，相反，与此相对的封闭、利他、共生、传承、保守等被认为落后的概念。如果我们滞留在当下工业文明主导的世界空间中，这是对的。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时代高度看乡村与城市时，可以发现乡村与城市是构成人类文明演化不可缺少阴阳两极。中国太极理论告诉我们，一阴一阳则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就是宇宙中不存在绝对孤阴、孤阳的事物。因为宇宙生生不息的演化动力，就在阴阳的生克互动之中。
如果说自足封闭的乡村就一定落后，然而恰恰是在自足封闭的乡村中形成的城市没有物质财富的自养体系。而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的秘密，就在于中华民族有一个乡村所提供的稳定安全的自养系统。
乡村形成的封闭熟人社会，形成的以宗法、村规民约为纲的乡村自治治理模式，与城市陌生人社会基于个人权利保护的民主法治模式相比，就一定是落后的治理模式吗？其实不然，基于内生约束机制的乡村自治管理模式，恰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一个管理成本最低、管理难度小的国家。
基于外部约束的法治社会，则是一个高成本管理的社会。当然，并不是中国的乡村宗法自治管理就一定比城市陌生人社会的法治民主管理优越。其实，这两种管理是适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形成，各有自己独特的适应性和功能的模式。
开放的城市系统，形成的交换经济，确实有乡村所没有的高效率生产方式，但维系这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又必须以高能耗资源来支持，以不断膨胀的高消费来满足，以高成本的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来支撑。
以一系列高度分工的复杂系统所支撑的城市文明，是一种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同时也是高风险、不可持续的文明。当代人类遭遇的能源环境危机，恰恰是城市文明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
3、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
人类文明的演化史就是一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交替鼎盛的演化史。乡村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两颗种子，生发出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东明与西方文明。
在生产方式上，中国是一个农本经济国家，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是一个工商业经济的国家；在社会治理上，西方是民主法治，中国是宗法德治；在社会伦理上，西方是崇尚个人自由、自利竞争，倡导诚信、正义与公平，而中国崇尚集体互助，利他共生、倡导孝悌、仁爱与忠信。
在思维方式上，西方善于深入微观的实体分析，定量分析和理性分析，东方则善于面向宏观的关系思维，进行系统整合的悟性思考等等。但我们把所有这些差异性从根源上进行探究，则可以发现，东西方复杂的差异根，源于构成这两种文明的逻辑起点不同，这个逻辑起点就是乡村与城市。
尽管在东西方文明的体系中，都有乡村与城市的存在，但是城市与乡村在东西方文明形态中扮演着迥然不同的角色。中华民族是根源于乡村社会的文明，西方文明是根源于城市社会的文明。
乡村是生发出中华民族五千文明的种子，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根源于农耕经济，而农耕经济的载体是乡村。中国属于世界上发展成熟度最高、而最具有持续性的乡村社会主导文明。乡村不仅是农耕经济的载体，也是中国文化发育、储存与传承的载体，更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长寿的秘密所在。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在两千多年的朝代更替、外族侵扰中，虽然古代城市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但中国文明的传承没有中断，因为中国文明的种子在乡村，只要乡村在中国文明传承就会延续下去。
复兴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内涵。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使当今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学，也不能等同于孔子和老子，而是依托高度发达且成熟的农业经济而形成的，农业经济的载体则是乡村。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在中国的功能与西方不同，就像男人身体中也有女性雌性激素一样，不发挥显性的作用。中国古代城市也具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工商业经济中心的功能，但城市所有的这些功能，不是内生于城市本身，而是广大乡村。
决定中国古代经济命脉的农业经济，在农村。城市工商业经济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城市，许多商人家在农村，中国古代教育体制选拔使用在官府，教育则在广大农村。在中国古代，乡村与城市关系是一棵大树的树冠与树根的关系。乡村是这颗大树根，是这颗大树生命所在，即使这颗大树树冠被摧毁了，只有根在，仍然会重新成长。
西方的城市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集聚的中心，同时也是生成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由于古代最早诞生于爱琴海地区的城市，不是内生于当地乡村，而是来自外来民族对原有定居民族征服之后集中定居而形成了西方城邦。西方的城市与乡村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具有不同等级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由于城市与乡村在东方文明扮演了不同角色，不仅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也导致了东西方不同的文明演化之路。
1、城乡两极的均衡规律
城市与乡村的公平性，不仅表现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两极交替演化的规律，还表现为两极之间生克制衡的平衡关系。
城市与乡村两极具有的开放与封闭、自足与分工、生人与熟人、竞争与共生、物质与精神、农业与工业、集中与分散、自然与社会、自利与利他、科技与文化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按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宇宙演化规律，乡村与城市必须按照生克制衡的均衡规律进行演化。
城乡两极的均衡规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和能量释放最大化的均衡。这种均衡态一旦出现，就是人类文明演化的鼎盛时期；另一种维系文明运行常态底线均衡。一旦超出底线均衡，文明社会就会出现解构、衰退，历史也会强制性地进行自我调节，使城乡关系回到常态均衡上来。
2、常态均衡与最优均衡
在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主导的五千年文明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之间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回归均衡的过程。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为本、以乡村为根的社会，必须借助城市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实现乡村文明社会的常态发展。
自足的乡村经济，需要城市交换经济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分散乡村治理也需要依托城市进行集中管理弥补，维系乡村社会的常态运行。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纯乡村社会，也不是一个纯农业经济。在以乡村和农业为基础上，不仅形成了中国特有繁荣的城镇体系和发达的手工系统，也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发达金融业、交通、运输、以及服务业、传统手工业各种行业组织。
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工商业和服务业发展到如何高的程度，有一个界限不能突破，这就是城市资本和工业的发展必须保持在不能对乡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侵蚀均衡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的农本商末、固农抑商的制度与政策体系。
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农本商末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是对乡村与城市常态均衡内在调整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古代形成的朝代更替过程，就是一个强制使社会不断回归乡村与城市均衡发展的过程。
导致中国古代朝代更替，如西汉、唐朝、北宋、明朝和清朝等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地兼并严重。而乡村土地兼并的深层原因，就是在城市工商业经济和城市资本的过度膨胀，导致城市资本对乡村土地的兼并，最后导致整个农业社会基础的瓦解，最终演化为颠覆政权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乡村主导的文明体系，是一个让乡村携带的文明信息充分释放的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中，虽然也有城市发展，也存在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均衡，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在这个系统中，城市所携带信息和能量，不能有效地释放，所以中国古代长期处在低水平重复循环的进化中。
3、城市文明的四个遗产
诞生于西方的城市，留给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遗产，概括起来有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主政治与自由开放文化等四个方面。这四大遗产解决了在古代乡村文明系统所未能解决的两大难题：
一是在开放的城市系统中，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古代农业经济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报酬递减律的限制。
在城市系统中，形成的激励科学技术创新制度与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了自我维持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生产方式，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突破的受制于物质短缺的“马尔萨斯陷阱”，这是工业经济留给当代人类的最大遗产。
二是在适应城市陌生人社会关系，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开放的文化相结合，不仅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政治与文化的支撑，而且为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
正是由于城市释放了古代乡村所有没有的如此巨大生产力能量，而且也为现代人类提供一种完全不不同乡村的新生活方式，城市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和魅力，使得城市化水平成为代表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无论，当 33 45925 33 15288 0 0 1955 0 0:00:23 0:00:07 0:00:16 3433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轨道上中国，对城市化来福祉的期望值有多高，但我们站在人类文明时代给予高度，看到一个真实现实前景是：城市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正处在式微中，城市给予当代人类带来代价已经大于收益。
4、少数人独享的城市文明
就像古代的乡村文明有局限性一样，现代的城市化文明也不是人类的普世文明。全球的城市化已成为高成本、低收益、负效应大与于正效应的困境。
首先，城市化、城市文明在全球的扩张，已经到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时期。
我们要用一个被现代科学认可的定量模式，计算出工业文明已经是一种亏损赔本的文明是很难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问题回答。因为有一种危机是被当代人类公认的，这就是能源环境的危机。
当代人类遭遇的能源与环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危机，从根源上讲，恰恰是来自城市这种文明形态的危机。城市作为工业经济与工业文明的载体，现代城市病正是工业文明病的集中反应。
直到目前为止，主流理论仍然没有把能源、环境与城市本身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在碎片思维主导认识范式中，人们把城市看成一个工业化的容器而已。他们认为高能耗、高消费的城市导致的环境与能源危机，与城市本身没关系。
其实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认识误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文明下的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就像近代以来西方城市经济扩张，是以殖民扩张世界资源和市场为支撑一样，今天仍然维系着高消费的西方城市，是以污染输入其害发展中国家为代价。
西方发达国家所享受城市环境，是通过其所占据的高端贸易优势，把污染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实现的。污染的空间转移属于利己害人做法，但由于空气的无国界性，被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污染，正在成为全人类必须承担的代价。
其次，高成本的城市文明是属于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
今天世界城市化人口已经达到50%以上。但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并不是都在享受城市化的好处。《世界报告2007：我们城市的未来》称，目前30亿的城市人口中有10亿居住在"贫民窟"。这些已经成为城市癌症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
如果减去发达国家10亿人口，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50%的人口属于生活在贫民窟的居民。其实在发展中国的贫民窟，并不是一个孤立问题，其恰恰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联系在一起。
由于起始城市是一个必须依靠足够的外部资源和市场，来支撑的高成本文明时代。这种高成本的文明模式与主宰当代世界优胜劣汰的丛林竞争规则相结合，使近代以来世界的城市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赢者通吃、城市化两极化发展。处在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成本转移对象，而所谓的城市文明成为少数竞争优势国家独享的文明，其他大多数则成了城市化的牺牲品。
在开放系统中，城市具有的自我扩张性，决定了城市资本的扩张，一方面需要来自农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持续供给，另一方面城市资本的扩张，必须有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跟进，这就需要有更多农民变成市民才能满足这种需求。由此可见，整个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替代农村，乡村消亡的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西方发达国家走向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吃掉乡村只是在发达国家自身范围演进。但进入到了后期，即使本国的乡村全部城市化，也不能满足城市资本扩张的需求。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优势的城市资本扩张，就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来满足。
这就形成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两极分化的效应：一端是发达国家城市换挡升级，跨国资本持续扩张，另一端则是大量城市化贫民窟出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贫民窟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扩张的后果。
西方现代化农业向发展中国家拓展的结果，造成了大量从农村进城的新市民，然而此时城市却未能替这些市民创造就业机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陷入城市化的陷阱不能自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成为满足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牺牲品。
5、现代文明危机深层根源
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在诸多不公平中，其中最大的不公平是左右这个世界话语权的不公平。
在全球城市化竞争中处于强势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解读当今世界的话语权、理论和舆论，均为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而服务。世界真相与现实，在这个话语权不公平的世界被掩盖和扭曲。
我们本来已经生活在一个城市盲目扩张，导致城乡关系失衡带来的诸多城市文明危机的世界中，但占据主流的理论却大讲，21世纪是人类走向城市化的世纪，全球城市化是人类文明不可阻挡的潮流。
尽管城市化使得大量贫民窟人口开始膨胀，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能承受的社会难题，尽管全世界还有10人处在粮食危机之中。面对这些，主流理论对此解释却是，这恰恰在于城市化率不够，只要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不过，事实上拉美许多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而这些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20世纪80年代，主流话语权操控者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针对拉美的出现的问题，提出“华盛顿共识”解决方案，给予的另一个解释是市场化程度、国家的自由开放程度不够造成的。
总之，在现代占据主流理论与话语体系背后，有一个假定在起作用，这就是城市是当今人类文明的普世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终结选择。在这样一个假定的限定下，我们就不能对已经敬在神位上的城市化说三道四了。而对于城市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诸多危机，只能求助于被现代推崇技术进步来解决。然而，就像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一样，技术进步同样与发展国家无关。
解决当代人类文明危机，最需要突破的，是被不公平的话语权与理论所掩盖和扭曲的现实，最需要突破的，是要让城市从神位走向人间。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在城市系统产生的问题，无法从城市系统本身得到解决。
城市的过渡膨胀导致的城市与乡村失衡，已经到了城市与乡村常态均衡底线。近代以来，西方城市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表现为一个城市替代乡村、城市剥削乡村、两元归一的过程。城市与乡村对立，已经超出了维系人类文明正常运行的底线。
起始于西方城市文明，所携带能量和信息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已经过度膨胀的城市文明，导致乡村文明的大量消失，已经使当代人类文明陷入阴阳两极失衡的危机。城市文明已经进入物极必反的时期，城市文明主导的人类文明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
如果人类文明的终结目标将成为一个只有城市，没有乡村文明世界，那么意味着人类文明将走向死寂。因为人类文明演化动力，恰恰根源于城乡两极生克互动之中。
矫正失衡的城乡关系，是从源头上化解当代人类文明危机的重大战略。如果说乡村孕育了古代农业文明，城市孕育了近代的工业文明，在城市与乡村两极文明所携带信息与能量都已在人类文明史上展示过的背景下，走向生态文明的当代人类，所要走的文明之路，只能是一条不弃城市，也不舍乡村文明之路，是在一个更大时空上，重构城乡两极均衡关系新文明。
破解人类文明阴阳两极失衡的危机困境，我们最需要做的，不是继续让城市文明单级化继续扩张，而是需要乡村文明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有大乾坤，乡村文明复兴是事关人类文明的天下大事。从乡村文明复兴中重构城乡两极文明的新关系，是当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必然。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能够担当起对具有巨大惯性的世界城市文明走向进行校正使命的，是中国，能够拥有推动世界文明拐点转型力量的，也是中国。
如果说500前，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是从地中海城市文明复兴带动文艺复兴开始的，那么500年后的今天，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将开启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1、改变世界文明航向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大国，也是世界文明历史不间断蔓延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文明国家，就像一只大鹏，其起飞与降落，都需要超出中国自身空间、借助世界的力量才能完成。
对巨体量大国具有的世界影响的效应，经典的说法是拿破仑所讲的：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必将震惊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纵观人类文明史也确实如此，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文明大国，其兴衰周期与世界文明的兴衰周期联系在一起。
近代以来，中华古老文明走向衰退与世界东方文明时代结束是同步的。当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会与世界文明从工业文明转型生态文明新时代同步。
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文明国家，而且是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基因的文明国家。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华民族一旦崛起，一定是让自身携带的文明信息显化的崛起。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城乡关系严重失衡背景下，世界需要中国贡献给人类文明的，绝不是一个重复西方城市化的文明，一个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文明，而是使中国担当起对矫正世界文明航向，开辟世界文明发展新航线的使命。
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需要中国担当开辟新文明发展的使命。处在历史抉择路口的中国，其内在动力也倒逼中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创新之路。
2、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
目前，我们必须对中国长期以来，以追赶西方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基本判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低成本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时代基本结束。
这个结束的拐点就是2008世界金融危机。2008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鉴于21世纪以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调整他们对外开放战略。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大国、当年追赶西方的学生，开始超师傅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调整他们的对华战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引进的基本都能引进。在这样一种新国际环境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重大战略方向调整抉择：
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如果我们继续追赶西方现代化之路，寄希望继续通过传统的改革开放实施赶超战略，我们将会付出以下代价：
一是物质的代价。从现代开始，继续强硬走传统的开放之路，这将是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开放之路，会大大延缓我们走向内生发展的转型。
二是精神的代价。几十年来，虽然利用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大转移机遇，低成本、高效率完成了对西方物质技术现代化的学习和引入，但精神层面上，我们付出代价是，对西方物质技术学习和引入，正在嬗变为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崇拜。这种不加选择的崇洋媚外、去中国化之风，已经成为侵蚀中华民族主体性、自信心的毒品。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未来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从经济还是外交，中国都必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从追赶西方现代化战略，转型自主培育内生增长动力，走中国自己现代化之路转型之路。
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这个划时代的转型，在当代中国已经启动：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找回中国自信之根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是对中国在开放中付出精神代价的矫正。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使中国由海洋开放转向大陆的战略决策，正是中国走向低成本开放、自主开放的新探索。
3、生态文明：新文明之路
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治理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另类现代化之路。
当代人类遭遇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同样把快速追赶西方现代化的中国，推到了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
一是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工业文明之路，这将是一条成本巨大、充满风险的之路。也许有人讲，为什么西方甚至东方的日本、韩国都能走下去，为什么中国走不过去。
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高能耗、高成本、高风险，属于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科学家统计，中国达到美国消费水平，需要5.6个地球。在中国踏上追赶西方工业文明的快车到后，发现在人类的足迹已经超出地球承载力30%背景下，地球的能源和环境无法承载一个14亿人口大国走西方式工业化之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之路，绝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治理环境污染。中国所要走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以东方智慧、新天人和谐自然观、利他共生的价值观指导下，探索一条不同的西方的低成本、低能耗、低风险、高福利全新的文明之路。
中国所要走的生态文明之路，不是就环境治理环境，而是要探索根源治理之路。中国特色根源治理之路，就是要走向十八大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科技范式、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社会方式、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等新文明模式创新之路。
西方工业文明是在城市化一端走向死胡同的文明。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乡村文明一端，探索医治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新思路、新空间。从重建城乡两极新均衡中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4、中华文明的传承危机
让当代中国走向乡村文明复兴之路，还是一件比较艰难事。因为，近代以来，恰恰在我们古老的文明系统，缺乏西方城市文明这样种子。未能发育出现代工业文明，使我们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实现城市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几代人渴望实现的中国梦，甚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因此，理论界把圆中国梦与城市化联系起来，甚至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与实现城市化联系，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终于从几千年的乡村文明社会走向城市文明主导社会，离我们近百年来追赶西方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近的情况下，更加形成了快马加鞭、甚至有群体非理性来推进中国城市化的格局。
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当代中国从追赶城市化上，理性回归指日可待。因为，目前的这种格局恰恰是一个走向极点回归、矫枉过正的时期。
首先，已经实现超过50%的城市化，是当中国转身走向新文明道路的最佳时期。
从中国古老文明系统缺少西方式的城市文明，到如今已经实现超过50%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必须清楚，中国需要西方城市文明，但我们绝不能走把中国完全变成西方式城市文明的中国。因为，这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因没有城市文明而挨打，如果未来我们成为一个纯城市文明的国家，将会付出另一种的代价。一个没有乡村文明的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复兴。这样的中国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也不是世界所需要。
其次，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不允许，受城市与乡村两极制衡发展规律的制约也不允许。
我们应该认识到，50%的城市化维系着中国文明结构平衡最高限，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如果我们要持续走向下去，蕴藏在中国民族系统的乡村文明的自救力量就会发挥作用，历史的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历史将会以强制的力量，让中国在付出代价中回归。
我们绝不能忘记，中华民族是一个乡村文明为根的民族。无论我们如何追赶西方的现代化，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不能触动的底线。城市可以使中国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接，但中国梦不能通过城市来圆。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巨体量的文明国家，其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中国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走对了，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福祉；如果选错了，中国和世界都会付出代价。
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超过50%，中国城市率也超过50%的背景下，中国未来走什么路的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走向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如果中国继续走向西方式的城市化之路，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发展关系失衡，而且会使已经城乡关系失衡的世界更加失衡。相反，如果中国选择走乡村文明复兴的重建城乡均衡发展的新文明之路，中国将开创一个改变中国与世界文明发展航向的新纪元。
信念的力量来自时代，理论的力量来自实践。目前虽然心系乡村者是一个小众，但来自时代的力量，却使我们感到如此自信、来自实践思考，使我们对乡村文明复兴充满希望。
1、从乡村文明复兴起航
近代以来，在中国每一个重大转型时期变革，都是从农村开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20世纪80年的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是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当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之路，也将再度从乡村文明的复兴开始。
中国在世界范围首先明确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一个内在必然性，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与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无论是物质形态的新能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与文化层面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均与中国传统文明相吻合。生态文明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契合，在具体的落地上又表现为与中国乡村的高度契合。
在今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乡村起航，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事实。
首先，新能源更喜欢农村，而不是城市。
新能源对于中国农民并不陌生。万物生长靠太阳，其实中国古代农业即是利用新能源的农业，如古代的24节气的理论就是古人根据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运行关系，对太阳一年中有24种不同能量理论。
由于太阳能、风能是一种相对均衡，可以直接使用的新能源，有人的地方就有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的特性决定了人越少的地方，人均可以利用的太阳能资源越丰富。按照太阳能的这个特性，人口分散居住的乡村，具有比城市可利用太阳能多得的多条件。
目前中国有三项新能源技术、清洁能源的产品走在世界前列。他们是屋顶太阳能热水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和沼气。无论是技术发展，还是生产能力、市场额度均是世界第一。特别是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3亿辆，远超过汽车保有量。
这三项产品的主要市场不是大城市，而是乡村和小城镇。
为什么这三项技术使中国能够走在世界前面，是欧洲和美国人没有开发这个技术能力吗？绝对不是，深层根源是中国有欧美没有的乡村市场。按照新能源技术发展趋势，未来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开放新能源、使用新能源的市场，在乡村和小城镇。未来的乡村和小城镇完全可以实现生活能源的自足，甚至会形成乡村新能源向城市输送。
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依靠天地之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中国古人尊天敬地的天人和谐观、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利他伦理的系统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深层根源，是当今时代需要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当代人类遇到的不仅仅是能源和环境危机，还有文化与精神的危机。
西方工业化对人类最大贡献，是依靠科技基本形成了让物质财富高效率生产的文明体系。但这又使工业文明成为一个去精神化、去文化化的过程。
当代人类对物质与技术的过度追求，导致了科技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是工业文明危机的深层原因。医治当代工业文明病，需要一种新自然观和伦理观。这种新自然观与理论观，在中国以乡村主导的文明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五千年。
这种文化价值，在工业文明时代，未能制造出飞机、大炮，被西方的科技所击败。于是，中国传统文明处在被解构和批评的境地。但在生态文明时代，当人类文明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物质财富后，古老东方文明中却蕴含着医治西方工业文明的解药。
时代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五千年文化之根在乡村。不仅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乡村，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也需要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
2、乡村将是未来最稀缺资源
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所有城市化的过程，都是按照城市替代乡村、城乡两元归为一元路径进行。
乡村之所以在工业化时代，处在被城市替代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技术条件的约束，远离文明中心的乡村，不能就地与城市同步分享时代文明成果。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乡村文明发展是站在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肩膀上往前走，是站在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的时代往前走。
“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一词是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在今天使地球空间更加压缩、更加扁平化的，已经不仅仅是现代信息技术，还有高铁、和高速公路的交通技术。
传统的城市之所以占据着独享文明进步的优势，就是因为城市具有乡村不具有的可以低成本享受工业文明时代的信息、物流和资源的优势。如今从这三项技术中收益最大，带来最具有革命性的变化的，是中国的乡村。
这三项技术可以使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上中国乡村可以同步与城市共享现代信息资源、物流资源和新能源。同时，我们感到遗憾是，今天中国所走的城市化之路，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三项技术对乡村文明可以就地文明化的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这三项技术将会对中国未来乡村文明建产生革命性变革，会使中国古老的乡村在这三项技术支持下，焕发出无限生机。富足而富有诗意、自足而开放的乡村文明生活，不是神话，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农村已经是事实。
未来的乡村不仅仅是农业，还可以成为新总部村、文化创意村、信息村、科研村、文化村、大学村、养老村、金融村、禅修村等。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属于当代人类的高端的智能产业、文化产业、高端服务业最佳工作场所，不在城市在乡村。
我们坚信，恰恰是那些具有悠久历史、丰富自然资源与文化的乡村，将是未来最稀缺的资源。我们将乡村比喻成一块尘封的玉，这不是诗意的比喻，而是以事实。
3、中国乡村是最强乡村
中国乡村文明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发展最成熟的乡村。中国乡村与西方乡村有两大不同：
（1）中国乡村是中华民族的功臣
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必须说，没乡村就没有中华五千文明。乡村是中国最基本国情，不认识乡村就无法认识中国。中国乡村对中国贡献，过去是这样，近代也是这样，未来更是如此。
（2）中国乡村是世界上自主性和主体性最强的乡村
在西方文明体系中，乡村是依附于城市的。中国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五千文明之根，文化传承之载体，使得中国乡村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处在高度分散状而封闭状态乡村，与高度集中变现为很强的城市相比，确实处在弱势状态。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乡村与城市的本质，只是表象。秉承苍天之性、具有大地之德的中国乡村，他们不会像城市那样表现自己，也不会像城市那样为自己而争夺。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认为鄙视乡村、贪得无厌的剥夺乡村。你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不重视他，但不能长期不重视他；你可以让乡村为城市做贡献，但要知道中国乡村所承受的底线。
我们不要忘记，推动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国的乡村和农民。这一种规律在西方不存在，但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古人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里的水就是乡村与农民。
4、乡村：自我调适力、创新力
中国的乡村从来就没有停下过追赶时代的脚步，而且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使命。
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是阴与阳关系、是树根与树冠的关系。不过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追求当下、喜阳不喜阴、喜快不喜慢的非理性时期，我们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认识正在被颠倒和误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载体。我们误认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与树根没有关系。我们为了得到更多果实，就希望把所有的空间都让树冠来占领。在这种错误思维的认识下，我们发现乡村是多余，乡村占用土地是一种浪费，于是就有今天在一些地方大规模拆村之举。
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繁荣与发展，是由于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乡村不断为城市提供营养，才有中国城市繁荣与发展。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承包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历程；90年代，由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企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经济和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力，又是2.5亿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3000万农民工默默地回到家乡，几乎是零代价帮助中国度过了金融危机。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城市化的开始发展，城市的创新，是因为农村和农民从来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追赶着时代的脚步，这样才养育了城市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仅从来没有停下过创新的脚步，而且往往还是时代创新的引领者。公平地讲，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农村和农民与城市相比，承受的改革和改变的压力最大，其所发生的变化与进步也最大。这恰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快速变化的秘密所在。
别认为中国的乡村和农业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这种认识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创造力的鄙视或误读。
5、乡村文明复兴的春天来了
不可否认，萧条乡村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但我们也要承认，造成乡村萧条的，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撤点并校、拆村进城、公共投资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不完全是时代的作用、乡村自然的选择的结果。
在现代科学技术为乡村提供了与城市化共享的信息、物流和新能源的背景下，中国乡村文明复兴最缺少的，不是具有贪婪本性的资本，而是能够激活乡村、尊重乡村、感恩乡村的新回乡者。
今天的乡村缺少的是对乡村潜藏巨大能量的激活。当下的中国乡村，最需要的是来自城市的先知先觉者，来自对中国民族有良知，寻根中国梦的回乡者。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一个新回乡运动正在升温之中。在未来5年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回乡运动。从目前看，未来会有五类人群返乡寻根，走回乡路：
第一类：“新告老还乡者”
“新告老还乡者”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知识分子。未来5到8年，这些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知识分子，80%的人将到退休年龄。他们中的一批人将带着智慧、资金回归农村，建设家乡。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从1977年到1980年录取的大学生有123万人，其中90%来自农村，估计未来将会有60%以上人，通过各种方式，短期或长期回到出生的老家养老。如果其中有60万人回去，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告老还乡，将会影响中国60万个乡村的发展。
十八大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平均年龄56.1岁，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和在农村当过知青。在十八大选出的7名常委中，有4名曾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这些数字将预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会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告老还乡者，而且这些告老还乡者将会得到中央决策的支持。
第二类：改革开放后，出来打工的2.5亿农民工
根据国家统计2012年统计数据显现，在2.5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也就是说外来大约有3570万农民工到无法在城市就业的年龄，他们中将有90%返回家乡，约有3000多万农民工带着他们收入、带着城市文化回乡养老或再创业。
这些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工，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不一样，他们对乡村有一种无法割断的情结。我通过各种机会，对这些农民的访问调查发现，他们均表示要回乡养老。包括北京市许多开出租车的农民，虽然他们也在北京的郊县买了房子，但他们讲，儿子会住在城里，但他们是打算回到老家去的。
第三类：新下乡知识青年
随着城市就业难和乡村的发展，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新趋势。新回乡知识青年，有一部分是村官。经过连续几年的选聘，目前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已经达到20万人。
根据计划，到2020年，大学生村官要达到40万人规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学生自愿回乡创业，还有国内许多乡建机构专门为有意愿回乡大学生提供培训服务，如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从2000年开始推进大学生回乡创业活动以来，截止2012年，已在全国近30个省份，在200多所高校建立了200多个支农社团，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人的价值观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
第四类：下乡养老创业的城市人
最近几年随着雾霾天、交通拥挤、生活成本上述等问题的出现，目前中国已经初现逆城市化现象。国内学者一直认为，未来5到8年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退休高峰。未来5到8年之内，城市人口老龄化高峰和逆城市化会同步出现。
截至2013年底，中国老人达到2亿人，其中城市退休人员1亿人。目前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一些老年人到郊区和农村养老。我们相信，随着城市病问题的加剧，将会有更多城市人到乡村养老。
由于目前中国严格限制城市人到农村购房，这将会逼着许多城市化人租房到乡下生活。如果未来城市有10%的人回答乡村养老，将会形成7千万人的乡村养老市场。
第五类：寻根回乡的千万华侨同胞
随着祖国的强大，在国外华侨将会出现一个回乡寻根热。中国人往上推三代，大部分都是农村人，所以他们要寻找的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他们的返乡，还会把世界文化、信息和市场带回乡村，搭起中国乡村与世界交流的桥梁。
总之，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乡村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21世纪中国与世界大事件。如果说生态文明时代代表天时，那么乡村文明复兴则代表地利，而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则代表人和。在时代给予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乡村文明复兴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大势。
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乡村文明构成的新乾坤之间，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两元时空中，不是让我们与西方相比谁飞的更高，而是比谁飞的更自由、更幸福。这才是我们的梦，中国梦、世界共享的新文明梦。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乡土观察》内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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