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贺雪峰:低龄老人是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江苏射阳调查时发现，农村5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几乎都在外面务工经商，甚至60岁的人也有不少在外务工的。其中原因是，农村收入机会比较少，不外出务工，留村种自家承包地，一年的收入还赶不上外出务工的三分之一。收入太少就无法应对各种人情事务，就不能为子女提供基本的婚嫁条件。但并非所有55岁以下的人都外出务工去了。有一些中青年人因为可以流转进城邻里亲朋的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或是通过提供农机服务，当经纪人，做专业户，开小作坊，而在农村获得了不低于进城务工的获利机会，这样一些中青年农民就留在农村，成为了经济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也在农村、家庭生活完整、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的年富力强的“中农”群体。农民不是不愿意种田，而是土地面积太小，只种自家责任田的收入太少，而不得不外出务工经商。一旦农村有获得收入的机会，就会有年富力强的人留守农村来实现这些获利机会。当然，现在农村这样的获利机会不是很多，且正被国家扶持的工商资本、电商之类进一步挤占。
与具有极强获得收入愿望的中青年人相一致的是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一般情况下面，中青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父母年龄大，子女又没有成家，还要应对各种人情往来。因此，他们必须赚钱，而不能只是保持温饱。村中其他家庭都有打工收入，这个打工收入一年四、五万元，比种自家承包地一年收入一、二万元高很多，打工的农户就可以建新房，办红白事档次也高，在村里就说得起话，办得成事，儿子娶媳妇也容易。仅靠承包地的农业收入，连赶人情的钱都不够，何谈娶媳妇。因此，除非流转亲朋邻里的承包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或有其他副业收入，农村中青年人就不能只是在家种田，而必须外出务工挣钱。留在家中种自家责任田的人就是当地人瞧不起的懒汉，就沦为村庄中最没有经济收入也最没有社会地位的边缘人。
不过，年龄超过55岁的农村人，尤其是年龄超过60岁的农村人，再进城打工，一般很难找到打工机会了。从他们在家庭中的位置来看，一般父母已经很老了，大都已经过世，子女也大都完成了婚嫁。一旦完成婚嫁，子女就要顶门户，就要应对人情往来。60岁左右的这个群体就没有之前巨大的获得收入的压力，他们就从必须赚钱来应对人情、应对各种人生任务的重压中解放出来。60岁的年龄相对于进城务工来讲是有点太大了，但留村种自家承包地则是正好。当前中国“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农业经营规模极小，在当前农业已经普遍实现机械化的背景下面，农业生产并非重体力活，年龄大一点也搞得了。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真正农忙时间很少，一年只有1~2个月农忙，其他时间要么农闲，要么主要是田间管理，对农村老年人来说，农田管理一类事情他们完全可以做得好。因此，收入不高的农业正好成为已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农村老年人退养的事业。年龄大了，种点田，种点菜，自给自足，农业收入不高，消费支出也不高，生活质量却不低。正是这个意义上讲，因为有房有地，农村是老年人退养的好地方。
其实，从全国来看，尤其是从中西部一般农村地区的情况来看，大约70%的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这个结构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务农，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农民家庭就可以最大化他们的家庭利益。
虽然总体来讲农业劳动强度不高，也并非所有老年人都可以种田。60多岁，70岁，甚至70多岁种田，田不多，种田就相当于锻炼身体。年龄再大，即使身体健康，种田也会有困难尤其是有风险。虽然在农村调研时常遇到80岁了还种田的例子，不过，一般来讲，当前农田种田的主力是55~75岁的人。75岁以后不种田，但一定是要种自家菜园的，不然无事可做也很麻烦。种自家菜园与城市老年人的种花养草基本上差不太多。55岁~75岁可以算作低龄的老年人，75岁以上的是高龄老年人。
低龄农村老年人在家种田，种自家责任田，收入不高也无所谓，因为人生任务已经完成了：父母已经送终了，子女已经成家了。建房、娶媳妇、抱孙子，现在孙子已经上学了。因为子女已经结婚，人情往来由子女负担，自己只是进城务工经商子女在村庄的人情代理，送人情时所写送情名单已经换成儿子了，户主也变成了已经成家儿子的名字。因为没有支出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没有收入的压力，种自家责任田，很轻松，收入不高，却足以应对日常所需。空闲时间很多，可以打打麻将聊聊天。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事务既有时间也有心情参与，若村民办红白事来请去做主持人，就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就会尽心尽力去做，甚至热衷于此。很多没有利益的事情现在也都可以去做，反正有的是时间。这些生活压力不大、空闲时间很多、主要种点田、不用考虑赚大钱、身体又很好的低龄老年人，就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这些“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正处在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时间点上，最快乐，最休闲，最享受，最安逸。不必再为子女操心，养活自己就行。这真是难得的神仙日子。只要完成为父母养老送终为子女婚嫁（娶亲完配、生养死葬）的人生任务，不再有赚钱的压力，而在家种点田，搞点副业，这样的日子就是人生中难得的好日子。只要身体健康，能种田种地，生活能自理，这样的好日子就一直可以延续。
一旦由低龄老年人变成高龄老年人，种田变得困难，农业收入减少了，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时，人生的黄金般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时，子女可能仍然在为他们的子女奋斗，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成为了家庭的拖累，他们自己都感觉到了自己是拖累，他们就很自责，因为子女为了照料自己而不得不放弃打工。一般来讲，只要生活能够自理，农村老年人的日子就好过，就是好日子。一旦生活不能自理，农村老年人的日子就可能很凄惨。从生活不能自理到去世的时间一般也不长，一般是1~3年。
这个低龄的具备从事农业生产能力的、又已经完成人生任务的负担不重的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负担不重的人”。这个群体很重要，尤其是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极其关键的位置，值得认真讨论。
因为已经完成人生任务，获得收入的压力不大，因此没有必要拼死拼活地外出打工赚钱，也没有必要整天在农村寻找获利机会。生活中也并不只是有赚钱这样一项事情，还有更多可以开展的方面。自己的承包田是要种的，因为这点田种起来很轻松，尤其是农忙时间很短，种自家责任田，有农业收入，有粮食吃。搞点副业，种点菜园，都是休闲性质的。自己种的菜放心，子女在城市，还可以经常送点新鲜的蔬菜甚至鸡蛋鱼肉之类去，这些都是有机的纯天然的。
农闲时间很多，如何消费空闲就是一门大学问。串门聊天，打打麻将，当然是必须的，只是天天打麻将实在没意思。有人办红白事，若请去做知客，这个事情就不错，因为至少说明受人尊重，有能力有地位。若邻里有纠纷来找自己评理调解，只要不引火烧身得罪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如果红白事上有仪式，那是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办的，若有戏曲表演那就更要去看看了。年节有人张罗玩龙灯也是不错的主意。如果有人来教广场舞，虽然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愿意去跳的。如果有人发起打扫环境卫生，也是愿意义务参加的，当然，要是有点报酬就更好了。村里有点什么事情也是要议论的。
总而言之，这些负担不重的农村低龄老年人，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半退出了，他们就需要有更加广阔的生活社会舞台。他们有精力、有时间、有热情、有兴趣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不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
我在湖北四个村建立老年人协会，10多年来运转都很好，老有所乐的老年人协会变得老有所为，对村庄治理也产生了良性影响，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那些“负担不重的人”。湖北秭归进行幸福村落建设，在村民组这一层次设立“二长八员”的村落理事会，结果，几乎无例外地村民将之前村庄主持红白事的“负担不重”的低龄老年人推选为村落理事会成员，“二长八员”包括村落理事长、党小组长，经济员、张罗员、调解员、管护员等等，“二长八员”大多是相互兼职，一个村落理事会大概有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正是农村负担不重的人，他们有了“二长八员”的名义，更加有介入到村落公共事务中的积极性。名正言顺，他们在幸福村落建设中发挥作用，不是要利益，也没有报酬，但他们热衷于这些事情，他们是村民推选出来的，说明他们受到村民的尊重，村民认为他们有威信，有能力，可以为村民办些有益的事情。负担不重的农村低龄老年人，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来介入到集体的事情中，他们所缺的只是名义，因此，给他们以老年人协会会长副会长的名义，或村落理事长、调解员的名义，就可以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通道，他们就可以通过发挥余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农村基层治理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性力量。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我们必须尤其关注这个“负担不重的人”的群体，动员他们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事务中来。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其成功的要害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群体，调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并非所有低龄老年人都是“负担不重的人”，有些人已经60岁了，却还没有完成人生任务，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子女没有完成婚嫁，因此就着急上火，因此就要外出务工，以缓解家庭中的收入压力，应对人情支出。有些家庭，子女虽然已经成家，经济处境却不好，还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父母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就不能以农业作为退养，就需要外出务工，就要利用一切时间赚钱，就不能打牌休闲。总而言之，只有当低龄老年人从经济压力中摆脱出来，他们才能成为“负担不重的人”，才成为农村基层治理中最活跃的力量。
还有一些农村负担不重的人，他们的子女通过考大学做生意，在外面成功就业，家庭收入很高，对父母很好，这些农村老年人又不愿到城市随子女生活受拘束，他们留守农村就不只是负担不起的人，而且是十分体面受到尊敬的人，他们说话办事就更加有人愿意听，他们在城市成功安居的子女是他们的权威的最大来源。
在以前的讨论中，我们曾重点讨论那些主要在农村寻找获利机会，比如通过扩大种植规模、专业养殖、农机服务、农资销售、当纪纪人、开商店作坊等等而可以在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中青年农民这个“中农”群体。中农群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他们的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经商，保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又年富力强，大概就是55岁以下却未外出务工的群体。这个中青年的“中农”往往是村组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又称之为“中坚农民”。“中坚农民”是农村基层治理中极为重要的群体，不能理解中坚农民，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也无法找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办法。
本文中，我们试图引入一个“负担不重的人”的概念来对农村基层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低龄老年人群体进行讨论。这个群体是当前农村基层中最为基础的力量，最可能发动的群体，是基层治理的活力之源。一般来讲，农村基层治理涉及到的大都是鸡毛蒜皮的细小琐碎的事务，解决这些细小琐碎事务的办法不是要强调基层组织的正规化，也不是要引入乡贤的力量，而是要调动“负担不重的人”的积极性。“负担不重的人”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基本群体，也是力量所在。正是借助“负担不重的人”，中国农村基层可以进行低成本的灵活的有效率的治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心不在于其正式化官僚化，也不在于引入外界的乡贤力量，而在于走群众路线，将本来就存在于农村中的能量极大热情极高无所不在细小琐碎的“负担不重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中国基层治理就不仅灵活有效，而且必定威力无穷。
我们要重视农村“负担不重的人”的作用。当然，先要认真研究这个群体。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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