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陈锡文: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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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尚未改变，迫切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一、什么是农业现代化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传统农业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没有外部的能量进入。由于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在过去的几千年发展史中，农业发展水平相当缓慢。考古证实，每公顷地能产1500公斤的稻谷，在汉代就已经实现，而这种生产水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区别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第一个标志是物质能量循环的转变，即打破农业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封闭圈，让外来的能源和物质进入循环过程。这个循环直到18世纪70年代以后才被打破，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这过程的起点，开始了由工业给农业提供现代能源和物质的进程。清朝末代科举状元江苏人张謇曾尝试过发展现代农业，他按照欧洲的方式开办了一个农场。从国外引进抽水机和购买化肥，进行实验，后因为柴油等原料中国不能生产，最终不能持续。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工业化进程后，新的能源和物质才开始大规模投入农业，农业现代化才得以快速推进。
区别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的技术进步，是依靠农民自身在生产劳动中的经验积累逐步向前推进。过程非常缓慢。现在能看到的一些农具，自汉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现代农业则借鉴了工业和科技领域的先进经验，由专业人员去研究育种、农具等。从技术应用看，我国农业运用现代科技和大工业提供技术的能力在不断增强。到2011年，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3%，农业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54%。
总体来讲，农业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农业。从事传统农业的国家人多地少，像亚洲、中东、西欧等地区的农业发展史近千年，这些国家为了尽可能节约土地，很早就开始择村聚居，这就是最早的农村雏形。另一类就是新大陆国家的农业。像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地区，人少地多，农业发展史也只有几百年时间，每户可以经营大量土地。因为历史背景不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也不一样。新大陆国家人少地多，客观条件要求机械力替代人力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传统农业国家人多地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缓慢，劳动力过剩，所以必须寻找能提高土地质量、替代土地资源的技术。当然，这两条路线不是平行线，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它们已经开始融合。
现代农业的第三个明显标志是形成一套从实际出发、能效较高、对农业进行支持保护的体系。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2012年，中央财政对种粮农民的生产直接补贴较2004年增长了10倍以上。从粮食价格看，国家为了稳定粮食市场，出台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确保了农民获得稳定的收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不能忽视的是，现代农业还有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现代农业组织体系。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农业理解为现代技术物质问题，更涉及整个社会的体制和农村社会的组织问题。从经营组织看，要发展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单家独户的农民向组织化、市场化转变。
二、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农民得实惠最多的阶段。从农业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有两大标志：一是粮食产量。2011年粮食产量5712亿公斤，较2003年的4307亿公斤提高了1405亿公斤，平均每年增长175亿公斤，实现历史罕见的“八连增”。2012年夏粮增收35亿公斤，早稻增产5亿公斤，秋粮估计可增产2%左右，全年可能增产125亿公斤以上。二是农民增收。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977元，较2003年的2622元提高了4355元。近两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9年的1∶3.33缩小到2011年的1∶3.13。2012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是12.4%，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2.7个百分点，全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望继续缩小。应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又一个新的黄金期。
但是，农业农村发展仍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从现实情况看，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供需缺口逐渐拉大。在农业年年丰收的情况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口也在不断增加。2012年上半年这个态势还在继续，和去年相比，粮食的净进口增长了40%，植物油增长了20%，糖料增长了180%。二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2002─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6%，速度比较快，其中有两年增幅大于城镇居民，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还较大。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日益严峻，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迫切需要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高耕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三、要与工业化、城镇化有机联动
在工业生产中，增加流水线产量就能翻番。但农业的劳动对象都是有生命的，农业的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动植物的生命活动规律，这决定了农业的增长率有限。正常情况下，我国农业增长率只有3%─4%，显然比不上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可以带动和装备农业，农业现代化则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反过来，农业现代化不发展，粮食等农产品供不应求，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受阻，甚至可能出现“逆城镇化”。因此，发展农业现代化需要工业化、城镇化的有机联动，推进“三化”融合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如果没有全局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就容易产生认识和行为上的偏差，忽视农业发展。发展农业现代化，推进“三化”融合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征地问题。征地问题是当前我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大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将使农业现代化资金来源出现较大的缺口，还会造成社会不和谐。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既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又保证工业化、城镇化按规划推进。可以借鉴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让城镇化的过程成为失地农民致富的过程，农民可以拿一半土地收益，还占有一定土地份额，可以自己来招商引资。
二是人口转移问题。大规模的农民进城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建成区总规模是5000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接近20%，城镇人口1.9亿。到2010年，城镇建成区总规模是4.6万平方公里，扩大了8.2倍，城镇人口6.7亿，仅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亿增加了2.5倍，可见土地城镇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
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后，绝大多数还没有真正变成市民。201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调研显示，农民工在就业地的住房，52%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包括工棚在内的住房，47%为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住宅，自有住房不到1%。农民工进城后缴纳基本社保的比例相当低，各项社保平均参保率仅为20%左右。教育部的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子女随迁有1200万左右，而且还在增加，上学压力非常大。只有解决好就业、住房、社保、子女教育等问题，农民才算真正进城，才没有后顾之忧。
四、要注重组织与制度创新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技术问题而言，高精尖技术在国与国之间有封锁，但总体相差不大，用不了多久我国就可以掌握。推进农业现代化，主要困难不在于突破高精尖技术，而在于要建立一个适合国情、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和制度体系。
（一）更加注重制度创新
一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2011年我国GDP二三产业占89.9%，农业占10.1%，城镇人口比重51.3%，农村人口比重48.7%。我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中期阶段，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应该更大。二是完善农产品价格支持系统。在美国，农产品价格很低，给农产品出口补贴很多。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果不研究保护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三是加强农民增收支持系统。比如美国明确了农民的收入底线，农场最低收入一年不会低于4万美元，低于这个标准就加以保护。四是推进农村金融体制创新。近年来，农村的金融服务有所加强。但在我国，迄今为止农村金融是一个弱项，农民得不到很好的金融服务，丧失了不少机会。从世界各国来看，政策性金融、农民合作金融在农业金融中起着主要作用。农村有商业金融，但生命力有限。日本、韩国完全是农民合作金融，这种在政策性金融下的合作金融，非常活跃，以致商业金融基本进不了农村。我国过去在农村金融改革上经过了几次反复。先是搞信用社，后来又收回到农业银行里面变成国家经营，然后又搞成信用社独立经营，2003年又明确定位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我国农民很多，是不是只要商业金融，不要合作金融，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长期形成的农村资金外流、金融支持明显不足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更加注重组织创新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组织程度最高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的作用到底怎么样？从一定程度上讲，村民委员会是一种内向型和管理型组织，有点像城里的居委会。从中国社会来讲，一方面，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相当长时间内还很难改变，现在村集体组织的内向管理功能必须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农民作为商品提供者，一定要进入市场。现在全国进行工商登记的专业合作组织大概有55万家，加入的社员是4000多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2007年7月1日开始施行，总的来看对其优惠还不够多，条件成熟的时候，还应修改这个法律。要研究怎样给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给农民什么优惠，怎样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光靠合作社很多事情难以做到，因此还要靠龙头企业、社会服务化组织带动。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不断提高对农户发展生产和进入市场的带动力。要支持多种社会力量兴办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改善农民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本文摘自《改革》2012年第10期、红旗文摘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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