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中国乡村社会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一是社会治理之变，农业税取消之后的乡村、国家、农民之间出现断裂，村民自治为以经济精英为主的社区精英分子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条件，农村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社会结构之变，乡村逐渐演化为经济多元、利益多元、阶层多元的多元化社会，乡村社区的独立性与组织能力亦逐渐地得以培育与发展起来，社区中的各种社会力量与民间性的组织也不断地产生与增加，使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等乡村社会基础性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三是社会价值之变，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个人理想、发家致富等思想观念逐渐兴起，家庭、家族、宗族以及传统习惯成为主流，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乡村的价值观念和意义系统的根本性变化，也是最为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的此种巨变，与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推进相同步，其本质是一种外力推动下的巨变。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乡村百年以来的巨变？如何认识和评判诸如“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绪化表达？如何“留住”或“拯救”为国人所热衷和倡导的“乡愁”？这是正确评判、理解和阐释中国乡村巨变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为“乡土中国向何处去”而把脉问诊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百年史上的乡村巨变

曾几何时，“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话语主导了大多数国人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常识性认知。李昌平先生的“三农箴言”，对理解当代的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只是李昌平三农语境下的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乡村，是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农业税费的客观存在。自古以来，缴纳皇粮国税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农民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质疑，只是在交多少、怎么交等问题上的争议。在农业税时代，由于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附加费太多，再加上收缴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使得不少人将“三农危机”的根源直指农业税，大多数人认为是农业税造成了三农问题的客观存在和三农危机的最终产生。

正是这样，取消农业税的呼声和呐喊不断抬头，甚至成为农业税时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主流”。本着有效治理农村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与危机，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农民破天荒地不再需要缴纳任何税费，反而可以获得各种种粮、农机等补贴。按常理，不用再交税费还可以获得补贴，“三农问题”理当会自然化解。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田抛荒的大面积存在。在农业税时代，因为要缴纳各种税费，农产品价格低廉，在比较收益考量下，多数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农业税费取消后，农民种田不需缴纳任何税费，并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补贴。按说，农民对农田应该更加重视，但事与愿违。笔者调研所看到的是，即使不再需要缴纳税费，甚至每亩农田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补贴，却因农产品价格一直徘徊不前，种田在农民看来仍然是不经济的，务农于农民而言仍然是非理性的选择，抛荒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谁来种田”、“谁来养活中国”日渐成为一种焦虑亚文化不断蔓延。

即便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的成绩仍然不可低估，应当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方面，农业农村发展势头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并将继续维持。尽管农民不愿意在家种田，务农者女性化、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但多年以来，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正确指引和强力作用下，不仅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二连增”，广大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有了大幅度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缩小，乡村如今成为不少人的理想去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尤其是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中国农民的改革获得、中国农业的改革发展和中国农村的改革进步是主旋律。

另一方面，就单个村庄而言，农民对发展的共享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正在提升。以笔者长期观察的湘南偏远的某山村为例，村民普遍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是农民居住条件有了根本性改观。全村90%以上农民住上了红砖房，土砖房已成为“过去时”。二是家庭生活条件日渐现代化。走访发现，大部分农户家庭有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手机、电话、电脑更是进入千家万户。三是享受型消费品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乡村消费社会日渐走近，不少农民家庭购买了小汽车，空调也成为部分农家的必备生活品，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甚至还在县城购买起了商品房。四是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达每家每户，自来水成为“标配”，液化气取代煤、柴火成为新时尚。五是农村环境卫生受到重视。村庄清洁亮化工程得以推行，乡村垃圾集中处理逐渐成为常态，村民环境保护意识正在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大大改观。

总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个案均显示，中国乡村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卓越的。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基本上告别了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后来，国家不断推进各种惠农政策，从取消农业税、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到医保、低保、乡村公路建设、农电改造、危房改造、农村信息化等等，使得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处于百年来最好的时期。如农村公路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农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农村缩短了与城市的距离，大多数农村交通方便，通讯便捷，城乡隔绝状态前所未有地被打破，农民的视野和文明程度前所未有地不断提高，这些成就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全盘否定？

二、城镇化背景下的返乡观察

如何评价乡村，本来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着才知道，可随着“乡土人”的不断城镇化，随着“城镇中国”对“乡土中国”的不断扩张，“乡愁”成为了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的“时尚”，实质上是有话语权的“城里人”在主导和点评乡村与“乡下人”。所以，一到年前节后，“指点”乡村就成为了具有优越感的城里“还乡团”们的热门话题，或为了抢眼球，或为了造舆论，每每都会“拿农村说事”、“拿农民开心”。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倾向更是有所扩大化，甚至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乡村关注运动”。这种“运动”，以各种“返乡体”的流行与传播最为典型。近年来，国内主要出现了三种形式的“返乡体”。第一种是由长期从事农村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学者所主导的乡村经验调研。他们抱着观察农村、了解农村和理解农村的学术研究目的，纷纷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展实地调研，形成了一篇篇或感性、或理性的返乡记。这些经验调研，大部分由于使用了较为专业化的调研方式和方法，为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巨变提供了丰富养料，是阅读和理解当下中国乡村所难得的经验材料。另一种则是由一些从事文学、新闻研究或相关爱好者所主导的乡村现象观察。他们主要是受发生于乡村社会中的某一特定事件所启发，或被乡村社会中所出现的悖论性现象所刺激，进而发挥他们巨大的“文学或社会学想象力”，将与中国乡村相关或不相关的现象和事件组合在一起，进行一种带有强烈感性的分析、阅读和理解。此类现象观察，由于抓住的是某一特定现象或事件，这些现象或事件往往社会关注度高，具有极强的新闻价值，因而容易引起社会共鸣并迅速传播开来，有的甚至压倒了学者们的乡村经验调研，成为唱衰农村的主角。还有部分“作品”，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或故意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将农村中的某一特定问题无限扩大化，对所看到的“极端事件”进行粗暴解读和理解。

当下农村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农村“唱衰论”之所以如此流行，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唱衰论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无限扩大。从客观上说，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与发展，甚至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来说，历经几千年小农经济发展积淀的乡村中国，在向现代化整体迈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譬如，农业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型压力大，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污染大、能源消耗高、人力资本投入高的问题较为突出；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品供给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压力较大；农民收入结构虽发生了重大变化，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农民增收渠道有限、增收乏力的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在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发展的同时，广大农村也出现了空心化、空壳化等问题，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机制缺失等问题已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幅员广阔，区域差异较大，不仅南北差异、东西差距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村落，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阅读、分析和理解中国农村，没有区域比较的视角往往难以做出科学评判。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变化与变迁的理解，单凭哪一个村庄难以定论，单凭农村社会中的单一现象难以定论。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判断和理解，决不能仅凭单个村庄的社会事实，也不能仅凭乡村社会中的单一现象或事件，而是要运用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理性地看待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

三、理性评判乡村变局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看来，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不可避免地被改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农村。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流动性小，社会结构单一，社会治理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是现代中国农村。与传统中国农村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有器物层面的变化，还有观念层面的变化。

然而，乡村唱衰论者对乡村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置之不理，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正是这样，他们看到的常常是乡村社会道德低下、伦理丧失、治理无序和环境破坏。乡村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孝道伦理和邻里互助，全然不入他们的法眼。的确，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笑贫不笑娼、金钱崇拜、崇尚暴力等现象正在蔓延。但是，唱衰论者不管器物层面的进步，只论观念层面的变化，甚至是有意无意地扩大观念层面的变化，除了有“故意博得眼球”之嫌疑，更是因为他们在用城市文明的眼光看农耕文明的乡村，把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的乡村进行对比；他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判断农村，或者把理想中的农村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农村与中国当前的农村简单作对比，用自己的价值判断认为农村应该怎么样，特别是他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未能实现的梦想，却希冀在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乡村来实现。

毫无疑问，中国乡村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虽然出现在乡村，其根子却在城市和工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以空心化、空壳化、灰色化等为表征的“乡村病”，是城市病和工业病在乡村的蔓延。比如农村的环境污染，源头就来自城市和工业。还有，唱衰论者所揭露的农民赌博泛滥、唯利是图、搞性开放、卫生意识差等，这些问题绝非为农村所独有。可以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诸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从城市化与工业化一枝独大的发展现实中找到可能的解释和答案。

具有绝对资源优势的城市都没有做好的事情，某些城里的“还乡团”们带着有色眼镜、定势思维和刻板印象，将中国乡村简单地与传统乡村、现代城市甚至是西方样本进行简单对比与想象。其实，他们中不少人不只是对西方乡村具有某种想象成分，即便是对传统中国乡村，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象或理想主导。

所以，在他们看来，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就是要化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过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赋予农民以权力。这些，当然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农民发展的客观需求。但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还有这么一面，那就是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也不是想天天吃肉，转而多吃水果和蔬菜；过去拼命走向城市、挤入城市，对“土气”、“乡巴佬”等标签十分厌恶，如今却感觉越土越吃香，不仅农村户口“一票难求”，各种带“土”的商品如土特产也越来越受到欢迎。长远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是最令现代人向往的理想目标，珍视乡村甚至回归乡村也定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又一次转型的开始。如何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研判乡村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方向，构建促进城乡良性互动与共同繁荣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使传统的“乡土中国”与现代的“城镇中国”有机对接，迫切需要准确把握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4]唯此，才可能得出合理的判断，提出精准的应对之策。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题《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局与评判》，首发《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