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黄季焜: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驱动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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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公共投资非常重要，而且它们实施的顺序更为重要。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时候能发挥这些驱动力的作用，农业就能较快发展，否则农业发展与政策就将面临许多挑战。
从农业经济转型看，无论是在我国还是亚洲，食物需求和市场都发生了快速的转型。例如，在食物需求方面，受收入增长、城市化和消费方式变化等影响，需求向更多量、更多样和更安全的食物需求转型；在食物市场方面，受国内市场一体化、供应链系统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影响，市场向更商业、更竞争和更整合的方向转型。但在食物生产方面，是否也发生了与食物需求和市场类似的快速转型？或者农业生产是否对食物需求和市场的快速转型做出了反应？
从整个亚洲总体上看，农业在生产结构确实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有60%的土地种粮食，但到201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50%左右；在经济作物面积扩大的同时，畜产品和水产品等生产显著增长，种植业在农业产值中的占比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如果用非谷物农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农业经济转型程度，经对亚洲9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表明：过去30多年，这些国家农业转型的水平和速度存在很多差异，我国和越南等是农业转型较快的国家，而菲律宾和柬埔寨的农业甚至往相反的方向转型，其他5个国家介于前两类国家之间。
还有，过去30多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但国家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和南亚的不少国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也增长较快，但部分国家相对较慢。
农村经济转型主要包括农业结构转型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型。从亚洲来看，农村经济转型基本上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主食生产为主，解决温饱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限的水土资源就能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农业生产进入第二阶段，即多种经营阶段；农业生产力继续提高，使部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农村转型进入了第三阶段，这阶段非农就业不断增长，并逐渐地从兼业到农业与非农就业的分工，以及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方向转变；最后，农村经济转型进入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第四阶段。
南亚过去60多年里，总体上才完成第二阶段的转型，部分国家也刚进入第三阶段；目前东南亚多数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我国在过去30多年已经实现了前三个阶段的转型，目前总体上开始进 46 32622 46 15287 0 0 1076 0 0:00:30 0:00:14 0:00:16 3748第四阶段，但东中西部差异比较大。
我国农村经济快速转型主要有四大驱动力，即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农业投入。如，改革初期的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主要农作物全要素生产力(TFP)在改革开始后的5年内提高了约50%。1985-1995年主要农作物的TFP年均增长率都保持在3%左右，而技术进步是这时期TFP增长的主要来源；1995年以来，主要农作物TFP年均增长率在2%至3%，基本都来自技术进步，棉花的TFP增长率最高(超过4%)，主要是因为1997年以来棉花比其他农作物多采用了一种技术——转基因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改革，使我国农产品在本世纪初实现了市场的整合与一体化，极大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加快了农业的转型。此外，在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国情下，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等的投资不可或缺，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仔细考察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各个阶段，会发现这四个驱动力对农业从一个阶段较快地转入下一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每个阶段都有其最需要的驱动力和相关政策。
例如农业生产规模问题。20世纪的经典文献都认为农业“small is beautiful”(小农效益高)，这是在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和对农业雇工的监督成本高的背景下得出的结论。但随着现代农业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推进，小农经济在确保食品安全、应对市场变化和各种风险能力等方面都面临很大挑战。在农业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促进小农经济主要有两条途径，要么扩大其生产规模，要么协助其进入非农行业。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在过去20多年里，无论是南亚还是东南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农户耕地经营规模都在不断下降；东北亚的日本和韩国现在的户均耕地规模也不到1.5公顷，韩国的户均耕地规模比20世纪60年代低一半。如何实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转型和农民增收是全球难解的课题，但我国现在做到了。随着劳动力工资的提高，2003-2013年我国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提高了36%，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为什么农户耕地经营规模扩大不在其他国家而仅在我国出现？我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
通过我们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做实证调研结果表明，制度创新极其重要。特别是在乡镇建立土地流转平台，其作用就像要租房子可到网上查找一样，它显著地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这是我国特有的农地流转制度创新。还有，我国在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制度创新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农业生产活动和机械不可分割的传统理论被彻底推翻，耕地和收割等主要生产活动都可“外包”，促进了经营规模的扩大。另外，“三权分置”也是我国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解决了公平和效益这一世界性难题。
但在目前农业生产条件下，耕地经营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要关注适度经营规模问题。我们的调研也发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对超过150亩或250亩的生产者实施补贴政策，结果是规模扩大了、单产下降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了、农业竞争力下降了。而在没有补贴政策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农民不愿意把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到150亩以上。这也说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促进适度经营规模发展的重要性。
过去涉及农业与整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往往注重农业发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即农业的基础作用，但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经济转型的影响则研究不够。当农村经济转型进入第三阶段，通过对过去20多年城市夜光(代表城市化)变动分析，表明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经济转型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农村经济转型对国家食物安全、农民收入、社会公平(特别是农村减贫)和农村可持续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是农村经济转型的终极问题。例如，以亚洲国家的农业转型速度与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速度作比较，可以发现，农业转型速度越快的国家，农村贫困人口占比下降速度也越快；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经济转型是在总体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研究表明，经济转型速度(非农经济在GDP中占比的年均增长幅度)同农村的减贫速度也呈现正相关。
总之，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和速度非常重要。加速农村经济转型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农民增收、农村减贫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改革和公共投资非常重要，而且它们实施的顺序更为重要。过去4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时候能发挥这些驱动力的作用，农业就能较快发展，否则农业发展与政策就将面临许多挑战。
作者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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