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周大鸣: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
笔者曾指出，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密集型地区（人多地少）是相当普遍的；而人口的密集性决定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独特性；这种经济的独特性又影响着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注：周大鸣《人口密集型乡村的经济发展之路》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问题，也许需要历史的透视。因为很多人以为人口密度高是一个现代的问题，以致我们今天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人口太多。而实际上，由于人口的分布不均，人口太多的问题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历史上，解决人口密度高的方式有这么几种：一是移民，将一部分人口迁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去，一是开垦新的土地，一是提高已有土地的单产量。这几种方式常常是配合起来用的。移民受到一定条件限制，并且与土著居民容易产生冲突，甚至引起连锁的战争。现代的移民更受到国家法令的限制。开垦荒地是有效的方法，但荒地也是有限的。在已有土地上提高产量，这是中国历史上采用最普遍的方法。由于要提高单产量，就必须不断改进农业技术。故精耕细作的农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经济特征，又与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密切相连。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精耕细作的农业简单讲就是在单位面积上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这种耕种方式比起粗放式农业来说需要投入更密集的劳动力。中国自农业产生，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就倾向于精耕细作，而非粗放农业。如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密度相当大，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许多学者都研究精耕农业和人口密度问题，对精耕农业最有研究心得的数许倬云先生和黄宗智先生。
许先生认为西汉时期中原由于人口多、耕地有限，就形成了精耕细作的农业。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推广，与当时人口的压力相关。集约农业可利用妇女和儿童从事不太费体力的工作，如除草、除虫、施肥之类。同时集约农业减少了季节性的劳动力闲置，又使次级劳动力投入生产。一年多作更缩短了土地休闲的时间。汉朝的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霜冻期无法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一年中，免不了有劳动力需求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时最忙碌，而冬季则为闲季。这样农闲时，主要劳动力和次要劳动力都有相当多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为农业间接服务或是生产可出售的产品，也就是家庭手工业。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又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形成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贸易形成的圈子，与大城市、小城市、集市联结起来。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专业性，一是导致为盈利而非消费的商业活动，二是导致某些作物的专业化生产。汉代的一些地方性产品通过商业网络可以流通到全国。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个别成员结合到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中国的农业社会并非过去所认为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的，彼此之间各不相涉。事实上汉代已有二三十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坐落在联络各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以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使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就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注：许倬云：“汉代的精耕农业与市场经济”，《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543-560）工商业受到压制的原因是汉代的官僚机构已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的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连成一个成语，可见政治之外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商业活动在汉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不仅生产食物的责任，而且连原可由工商业专门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多余劳动力。
精耕细作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将农闲时节的过剩劳动力化为手工业的人手。换句话说，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手工业的产品变成市场里的商品。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就有了市场网的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在欧洲法国的南方和波兰大平原上的精耕农业都配合当地市场交换网的发展。但家庭手工业的产品的销售是有条件的，如从未发展出作坊工业，或作坊工业被其他力量摧毁时，才有家庭手工业发展的机会。作坊工业都发生在城市，而精耕农业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化有互相排斥的现象。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摧毁掉城市，毁掉了作坊工业，摧毁掉了私家经济。战国时代城市为基地的作坊工业已经萌芽，汉代国家力量的强大，打击社会力量，摧毁了私家经济，于是造成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机会和市场网的成长。（注：许倬云：《历史的分光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页114-119）
黄宗智先生是明清经济史专家，他主要不是讨论精耕细作农业的起源，而着重探讨小农经济本身。他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以及马克思提出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的论点提出了质疑。（注：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2。）他认为，亚当·史密斯和马克思都是依据英国的现状，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没有把增长与发展加以区分。而这些区分对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史非常重要。他也引用人类学关于农民研究的成果和C.Geertz的“过密化”(Involution)来讨论中国商品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促使农民逐渐过密化，即不断在单位面积上增加劳动力投入来换取作物产量的有限增加，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是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种植和经营，尤其是种植棉花和发展棉纺手工业。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策略，因此也不会带来资本积累。所以说这种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化的商品化，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商品化有本质的区别。
许倬云先生也认为精耕农业阻碍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是精耕细作造成的社会力，这一社会力是亲缘的土著团体，在长久的帝国结构上，这类团体的稳定性极强，自我调节能力也很强。除了社会的稳定性强外，社会也可以造成跟国家对抗的力量，在长期的结构中，国家权力占据了上层，社会的力量占据了基层，国家的权力永远无法完全渗透到基层，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基层出来的人参与国家权力方可。在这一常态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状态中，最吃亏的是两者之间的交接点：大地主，因为国家权力第一个要侵犯的是大地主，而社会力的主力不在大地主，所以大地主不能长久保持。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化？从纯经济的角度，也就是从精耕细作农业的角度看，一方面是资金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资金长期束缚在小块农地上。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经常改良土壤以维持生产力，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大量的资金无法转化成别的东西，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注：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32-33）许先生与黄先生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感。
虽然精耕细作使得人们不愿轻易放弃土地、离开故土，并产生安土重迁的观念。可当人口发展到精耕细作农业无法维持生存时，移民就开始了。但中国的移民是逐渐的，移民在新的地方，仍然保持精耕细作的方式。而原有的土地并不因为人口减少而改变耕作方式。岭南本来是地旷人稀的地方，可是唐宋以降的移民，使得在明清时代人口的压力已相当大。凤凰村所在的潮汕地区，明清时代开始向海外大量移民。现在的聚落，也几乎都是明清时创建延续至今的。
精耕细作的农业产生家庭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导致市场网络的建立，大城市、小城市和不同层次的集镇成为网络的枢纽。这样，城市与乡村是互动的，只不过在古代由于压抑城市工商业，才迟缓了城市的发展。自近代外国列强的侵入，在沿海建立起现代意义的工商业城市，对乡村手工业的打击相当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工商业的职工。因此在无荒可垦、无地可移的情况下，都市化和工业化是解决乡村人口过密化的一个途径。如台湾是一个急剧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地区，乡村社会经历了从家庭手工业向乡村工业发展（或乡村都市化）、乡村人口向都市化的过程。由于制定了农业改革的政策，使得工业化和都市化能够与精耕的自耕农方式并存。
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比较晚，到宋代才进入初步开发阶段，其契机是大量北方士民的迁入。到明清时代，海外贸易的活跃，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达，并成为全国人口的密度较高的地区。据明清经济史专家叶显恩教授研究，万历三十年小三角洲有墟市176个，比永乐年间增加近5倍，比嘉靖三十七年增加近1倍。佛山在明末已近10万人。（注：叶显恩、许檀：《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载《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可见人口增长之快。在1978年以前，强调以粮为纲，抑制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的发展，导致商品经济的严重萎缩和乡镇的锐减，到1978年三角洲地区仅余32个建制镇，还有许多墟镇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吸纳了本地的剩余劳动力，还吸纳了上千万的外来劳动力；外向型经济推动小城镇全面发展和加速了乡村都市化的过程，并迅速升级提高，向高层次的都市化迈进。人们生活方式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笔者调查的凤凰村位于广东的韩江流域，这儿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1991年潮州市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953人，大大高于省和全国的平均密度。凤凰村从元末明初创建至今已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可是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再现100年前村落的历史。从我们已看到的，80年前人均土地1亩到1995年人均0.3亩土地，因而凤凰村始终摆脱不了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尽管凤凰村农业的精耕细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再加上各种天灾人祸，使得人们长期生活在为基本的温饱而奋斗的旋涡中。实际上生产关系的改变，如合作化取代家庭式的生产方式，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二十世纪结束前，凤凰村民有了较好的发展契机，绝大部分村民开始从温饱向小康发展。那么凤凰村未来将怎样发展，发展的方向怎样呢？凤凰村虽然只是一个村落，可是可以反映中国人口过密化乡村社会发展的模式。凤凰村未来变迁的方向是什么？笔者以为乡村都市化和由此带 35 42610 35 15287 0 0 3104 0 0:00:13 0:00:04 0:00:09 3104的市民社会是必由之路。
凤凰村人多地少，靠近墟镇，其都市化的历程很早就开始了，葛学溥的书中就描述了都市化和市民精神的产生。1987年归湖改为建制镇后，凤凰村都市化的发展加速。以下述都市化的“五化”指标来衡量，凤凰村正在经历乡村都市化的转化。而且这一转化正在加速，随着镇的进一步扩展，凤凰村与镇连成一体，村民建房屋也有意识的在公路两旁，形成街道。乡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结，而是城市化的起步。随着土地的逐渐减少，非农化的发展和商品农业的发展，使人们从生活上、观念上都会向都市化转化。那么村落的其他机制也会发生变化，如以民主化的村民自治组织代替原有的村落组织，领导人从任命向村民选举过渡，宗族组织丧失其政治功能而成为村落仪式性的制度，正式的法律制度代替非正式的乡规民约等等。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市民社会”的到来。关于“市民性”，葛学溥书中也有讨论，他认为凤凰村市场的建立，将店铺出租给外村人，这就打破了血缘与地缘的束缚；同时，汕头和海外经济文化因素的冲击下，凤凰村早已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离的乡村。如今，大众传播的普及，商业和市场已经使凤凰村与潮州、汕头以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村民电视中看的是香港和世界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家中的电话可以与全球通话，表带厂的产品是直销香港。凤凰村的脉搏与全国和全球同步跳动。未来，凤凰村的变迁将更为急剧。
乡村都市化不是终结目标，物质的都市化也不是发展的目的，根本的目的应该是村民观念的改变、社会制度的转型与市民社会的建立。（注：笔者对凤凰村进行了追踪研究，凤凰村是美国社会学家D.H.Kulp于1918-1923年所做的调查，详见Daniel Harrision Kulp II: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of Familism,Volume I,Phenix Village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ity,1925。周大鸣：《凤凰村社会文化的变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乡村都市化虽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在我国，这一问题的引发是来自乡村自身的发展，讨论的主题也带有中国的独特性。那就是在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乡村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走上都市化之路。1949-1978年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了“二元结构”的出现，二元结构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建立起来的，这主要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注：参见周大鸣、郭正林等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按照“二元”，话分两头来谈，先谈农村。
1949年以后的合作化运动，一方面，强调以粮为纲，将所有的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另一方面把家庭手工业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割掉，或严格限制，而将农闲时的剩余劳动力花在兴修水利、建大寨田等改天换地的农田基本建设上。加上合作化的集体劳动，农民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所以粮食产量虽然很高，可边际效用却极低下；没有手工业的收入作补充，集体的分配有限，农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话说：人民公社创造了新的“过密化”。
农村的自由市场被取缔，市场全部由供销合作社控制，这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物资的购销。这样乡村集镇萎缩，从城市到不同层次集镇的市场网络破裂。使得信息来源减少、通婚圈范围缩小，村民生活在一个隔离的社区中。村民被禁锢在极小的圈子里，每天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和时间表工作，过着自给但不能自足的生活。
本来中国城市的居民与农村有着极广泛的联系，相互的通婚、迁移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后，人们再也不能自由迁移；不仅城乡之间不能随意迁移，就是乡村与乡村之间，城镇与城镇之间的迁移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更不可能向海外的移民。这样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过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一头的城市呢？共和国的创立者强调优先发展城市，可是城市虽有优先的政策，却没有优先发展起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首先是优先工业化而忽视都市化，我们将这种工业化与都市化不同步发展称之为“二化异步”。（注：郭正林、周大鸣：《乡村都市化背后的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4期。）同时在工业的发展中，强调发展重工业，而压抑第三产业。错误地认为第三产业没有创造真正的财富不是真正的生产，甚至认为服务业、商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砍掉。这样造成城市的交通、能源、通讯、以及水、气、环卫设施的严重滞后；金融业、商业等服务业的萎缩，使得城市成了不流通的死水。仅就解决就业方面来看，重工业的有机构成高、投资成本大，而就业率低，加上城市服务业的压缩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尽管城市居民节衣省食领取最低限度的工资，让国家能够积累更多的资金投资工业。可是工业的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长，还赶不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样城市本身的劳动力都难以吸收，更不要说吸收乡村剩余劳动力了。
自1978年起，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人口过密化的问题暴露出来，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有多大呢？据有关调查平均剩余率为40%，总量为2.2亿人口。据世界银行预计，1980-2000年中国劳动力每年将增加1000万，据国内调查估计为1200万人以上，其中农村占总量的70%。（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1989年7期，页12-20。）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出路在哪里呢？原有的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乡村普遍是走非农化和发展乡镇企业的道路，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对于这一发展趋势，有的称之为“城乡一体化”，有的称之为“城乡协调发展”，有的称为“城镇化”等，但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协调城乡关系。（注：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从八十年代开始围绕乡村都市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是费孝通先生对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研究（注：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大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费孝通编：《城乡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兴起了乡村都市化的热潮。这些研究的成果已吸纳到中国政府的决策之中，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报告和远景规划中乡村都市化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注：参见：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批准：《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该纲要中专门论及了乡村都市化的问题。）
要把握乡村都市化的实质，就须理解都市化的概念和理论。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这种过程。”（注：Gregory E.Guldin:Urbanizing China,Contributions in AsianStudies,Number 2,Greenwood Press,1992.）即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农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随着农村城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的变化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我们认为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和大都会区这么几个阶段。
现在，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检讨西方都市化的理论。如地理学家麦基(T.G.McCee)认为西方都市化的理论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实际，提出了与农村城市化类似的理论。在亚洲产生了这样的地域既非城市，亦非农村，同时又表现出城乡两个方面的特点。麦基将这种地域称之为"Desakota"，这是印尼语，其中"desa"意为乡村，"kota"意为城市，笔者将其译为“城乡融合区”。
这种城乡融合区，由这么几种类型区组成：1.一个或多个增长的城市中心；2.一个以通勤方式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的不断扩展的城乡结合带；3.一个沿着交通干线形成的走廊地带，以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混合的扩展地区。按照麦基的说法，在亚洲有三种类型的城乡融合区。第一种类型是：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可以颁布有效的土地和农业保护政策。在这些国家里，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农业用地保持不变，如日本东京—大板地区，和韩国汉城—釜山地区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例子。第二种类型是：多见于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周围地区，表现为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其特征是，工业化迅速增长，农业人口比例下降，以及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的粮食种植减少。与此同时，家庭收入增加，运输能力增强，基础设施改善。这类例子有台北—高雄走廊、泰国曼谷—中心平原地区、印度的加加尔各答地区、印尼的雅加达地区和中国的四个主要沿海地区。第三种类型产生在经济增长缓慢，而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区。这种类型有这么几个特征：持续而高速的人口增长、劳动力过剩、收入下降、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生产力水平低下。中国四川盆地（成都—重庆地区）就是一例，那里在过去40年里总人口增长了一番，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量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劳动力结构转化太慢。类似这样的地区还有印尼的日惹(Jogjakarta)地区，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孟加拉国。在这些地区，可能同时兼有以上两种类型的部分特征，形成一种高度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一，亚洲城乡融合区的特征是人口密度高，种植业以小农经营为主，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占优势。一方面大范围内人口密度高，另一方面水稻的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却随季节而变动。这样，在农闲时就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去寻找非农业的就业岗位。亚洲城市的发展几乎都与原有的人口聚居地在地理上是统一的，城市居民和乡村村民有着各种各样的亲缘关系，这就必然引起农业和非农业活动的高度混杂，和城市与乡村的密切联系。这与欧美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亚洲的城乡融合区是由原城市中心的工业再分配，或分散布局以及农村地区本身的非农业的增长逐步形成的，而西方大都会带是市中心居民不断外迁为主因。在日本、台湾、韩国和中国等一些地区，引导产业离心化的政策和出口加工区的建立为大城市周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国家和地区还通过提高农产品产量，实行价格保护，鼓励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乡村工业等措施来增加农村的收入。因此在城乡融合区内，过去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变为非农业活动占主导。这些区域的乡村和集镇居民的生活基础不再是农业，而有了其他形式的收入来源，包括商业、运输业、工业和其他的非农业活动。家庭内成员的职业开始分化，有的作工，有的务农，有的经商等。这样，整个区域内部经济联系与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第三，亚洲的城乡融合区的土地利用形式是由农业、家庭手工业、工业区、郊区以及其他类型用地高度混合组成的。这样的混合式土地利用有正反两面的效果。尤其是农业产品，如果它是工业原料，那么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消极方面则是工业的废物会污染和破坏农用地。相比美国，大都会中间地带散布的是一些居住地，这些地带空气清新，环境舒适，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居住的首选之地。
第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妇女增多，这是由于劳动力密集度高的工业对女性劳动力有较大的需求。
中国乡村都市化的研究虽然与麦基的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麦基的理论对中国的乡村都市化有一定的解释力，可以给我们以启示。这就是中国的都市化可以走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笔者把乡村都市化，归纳为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即从乡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转变的过程。笔者调查中为了操作方便，把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
现在的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26个市县。大约东西长30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总面积47800平方公里。区域内1999年总人口3000万，加上长住流动人口则在4000万以上，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36人。
从珠江三角洲集镇和乡村来看，这五个方面的变化都已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多论。
乡村都市化并不是都市化的终结，而是都市化的起步。从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进程可以看到这么几种形式：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国际化”。笔者以为前二者可以划为乡村都市化的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一个地方变富以后，集镇化和市镇化的步子就开始了；村变得更象乡镇，乡镇变得更象市镇，县城和小城市变得更象大城市，大中城市变得更为国际化。
我们调查的几个村都发生了集镇化的现象。以大宁为例：大宁管理区分为三个自然村，1978年以前没有村办企业也没有商店，交通也不方便，村民购物要到太平镇。现在办了三个工业区，以村头工业区最大。村头是一片山地，过去单人还不敢在这里过，现在已成为一片闹市，各类人总数已超过12000人。工业区宿舍的前面形成了一条商业街，商店以服装、食品和日杂为主，另有几间发廊、照相馆。店铺的门面是管理区建好然后招租的，店主有潮州人、本地人，也有部分外省人。这些外省人以前是在这里打工的，积累了钱以后就来开店当老板。一到晚上更热闹，除了放电影、录相之外，还有很多人来摆地摊，形成了夜市。
大宁除了在工业区建厂房，和搞三通一平外，还兴建了自来水设施，灯光球场，文化康乐中心，和联结主干公路的水泥路。这些都是在统一规划下进行的。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福利事业的内容和实惠也就增多了。另外，个人的收入也不断增多。过去人们愿意去城市，向往城市户口，现在反过来了，已迁居城市的人又想迁回来，修高速公路征地分配了一些城市户口指标，没有人愿意要，最后要区进行动员才有人要。尽管大宁认为大宁管理区还不是城市，但人们认为这里很快就要变为城市。管理区已注意到村的服务业档次已不够高，因此村民们、外商、或其他客户都到太平镇去消费。目前，新的工业区正在兴建，新标准的酒楼、花园也建立起来。集镇化的速度非常快。
虎门可以说是乡村集镇市镇化的典型。虎门镇，隶属东莞市，总人口8.4万（不包括外来人口），镇辖25个管理区，3个居民委员会，总面积175平方公里。熟悉近代史的人，一定知道虎门。笔者于1979年曾到虎门（当时称太平镇），那时才三两条狭窄破烂的街道，与其他乡村小镇没两样。如今已完全变了样，其街道的繁华、商店的装饰可与省城广州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是惊人，工农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3711万增长到1990年的35205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工缴费1990年达1亿港元；人均收130元。
虎门在发展的同时，亦注重投资环境的改善，把一个乡村集镇建设成为多功能的都市。1.加快城区基础建设，使城镇的各种功能逐步完善配套。共投资1.5亿元改造旧城区，使旧城区面积从1.2平方公里扩大到4.8平方公里。城区原仅有2公里左右的4～5条小街道，现9公里的9条水泥路。修通镇与外界的通道，将广深主干道加宽到45米，建成了长620米、宽12.5米的威远大桥，通虎门汽渡的公路。2.改造虎门太平港，过去仅有停泊100吨位以下船只的泊位码头5、6个，现在设置了大小码头30座，泊位40多个，已建好1000～3000吨集装箱码头一座。3.能源、通讯等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全镇开通程控电话6000多门，形成了城乡一体的通讯网络，可直拨154个国家和地区；太平水厂日供水能力达到14万立方米；建11万伏的虎门变电站；4.加快农村道路建设，全镇农村共铺60公里的水泥村道，宽7～12米，可以承受50吨货柜车的压力，实现全镇城乡道路水泥路化。
市镇的重要功能是综合服务功能，虎门镇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注意发展第三产业，并且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多层次、多方位共同发展的模式。1990年国营财贸部门商品销售总额达3亿多元，仍然是市场的主体。镇一级集体商业发展较快。目前全镇有九大商业总公司，属下几十家企业。不仅是虎门第三产业的支柱，也是虎门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虎门镇还有个体户3000多户，近一万人的个体商业大军。新设8个个体商场和综合农贸市场，占地面积达3.2万平方米，还有灯光夜市。此外，旅游、服务、交通设施逐渐完善，虎门镇有宾馆、酒家、商场近500家，旅店23间，床位2400多张，其中宾馆12家。现在，虎门镇每天的流动人口超过2万人次，开往各地的客车300多班，机动车辆5700多车次，船舶300多只，还有客、货船直通香港。
“县改市”和小城市（县级市）升级的普遍化，正是“大都市化”的具体表现。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县，现在全部都在申请改为市；改市以后，随着综合实力的增强，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又成为趋势。
进入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城市不约而同的提出“建设国际化都市”的口号。尽管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国家化的条件，但反映了经济的市场化对城市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随着经济的走向世界，必然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各种服务业，和适合从事国际活动的场所。在乡村都市化发展的同时，原有城市亦有比较大的发展。县级市更是乡村都市化的直接结果。在1978年，珠江三角洲区域仅有广州、佛山、江门、珠海、肇庆、惠州及香港和澳门。1979年增设深圳市，1982年将中山县和东莞县设为市（区域与县相同）。1985年实行市管县制度，清远县改为市（另辖6县）。进入90年代，县纷纷改为市，相继有顺德、南海、台山、新会、开平、三水、番禺、花县、增城由县改为市（地域均与县相同）。一些县则分别划为市区。
珠江三角洲目前正从分散向整合的大都会区发展。这一地区已形成了大都会区的一些特征：一是城市集中、数量多、规模大。包括香港（国际大都市）、广州（中国特大城市）、深圳（大城市）以及澳门、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顺德、南海、新会、肇庆、台山、三水等12个中等城市和从化、增城、惠阳、开平、鹤山、四会、恩平、高明、高要等9个小城市。二是农村城市化速度快、城镇密度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以“三来一补”企业为动力驱动乡镇企业全面发展；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小城镇的建设。目前区内有建置镇392个、城镇密度为100个每万平方公里，城镇间的平均距离不足10公里。三是人口城市化水平高、流动人口规模大。按户籍非农业人口统计城市化水平达70%，若加上1000万外来暂住人口（实际上很大部分为长住），实际城市化水平达80%以上。四是各城市统一规划、协调发展，逐步整合一个都会区。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过程，是乡村都市化带动整个社会的都市化。这样乡村和都市的关系较为紧密和协调。过去一段时期乡村都市化的主题是村的集镇化，今后的趋势是乡镇的市镇化。从珠江三角洲也许可以看到中国的都市化之路。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爱思想网（原题：乡村都市化: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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