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疗法代表人劳拉·布朗：“做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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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s·布朗”
图/劳拉·s·布朗生活照
从「长女」成为「女性主义治疗师」
我确实经常能够帮助到别人，并且觉得能作为别人转变和被治愈的见证者是无比美好和令人惊叹的一件事。
但在我的故事中，这个“为什么”其实有些别的更具体的来由。
我从一个机能不全的家庭长大，是其中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我说“机能不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任何人被性虐待过或是忽视过；也不是说家里有哪个成年人饮酒过多或吸食毒品。
我两个弟弟和我都丰衣足食，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表面上看，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东欧犹太裔）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然而，我还是能够回忆起我的家族里很多的不幸。那些不幸形成了我对人类行为的极大兴趣，使我的自我能力 (self-capacities) 得到发展，以致于让我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治疗师。
我有一个顽固的、易怒的、自恋的父亲，和一个抑郁的、时常伴有述情障碍的母亲。比较幸运的是，6岁之前我父母的痛苦通常不形于色。
但在我一年级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产后抑郁，并被施与了电击疗法，以当时1959年的方式。
然而，母亲仍旧是抑郁的。每当我回到家，我都能嗅出屋子里透着的抑郁的气味，因为那种瘴气弥漫着我之后很多年的童年生活。
我年轻的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垮了，并在我之后的童年里变得越来越易怒、越来越可怕。
从那以后，我就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决定要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让一切都好起来。
我必须对我周围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保持敏感，并慢慢摸索如何能够平息父亲的怒火、如何让母亲从抑郁中走出来、如何陪伴我那年幼的弟弟。
做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有一次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我问 Springer 博士他是做什么的。他告诉我他是学校的心理学家。于是那时候我就知道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了。
我要做一个能够帮助别人好起来的人，一个能够像 Springer 博士一样，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我坐上我那辆破旧的普利茅斯达斯特车，驱车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
我睡在韦恩堡女权主义者家中的地板上，他们让我们所有人留宿，去参加了第一次AWP会议，举手自愿做了一些事情。
从那以后，我一直是女权主义心理学的积极分子。”
图/工作时的劳拉·s·布朗
图/劳拉·s·布朗与其作品
心理治疗师是一个特别奇怪的职业：要和痛苦中的人们谈上一个又一个小时，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打交道，还要让倾听成为我们的本职工作——所有这些都显得和21世纪的文化社会格格不入。
而我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真正原因，是我发现只有在和来访者的这些关系中，我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了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是这个职业要求我不断地成长，去思考生命存在的奥义，去寻找在绝望中重拾快乐的能力。
是从事心理治疗让我找到了完整的自我，并让我能够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里，不断追寻犹太教义中‘治愈世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