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贫而仕——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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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陶渊明的归隐问题，需要先讨论一下他的出仕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出仕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为贫而仕”。这个观点当然不是凭空臆测的无稽之谈。因为，陶渊明确实屡申此意。
他回忆自己刚刚踏入官场作州祭酒时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意志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十九》)回忆作镇军参军时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十》)在为彭泽令时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序》)这些都表述了他为贫而仕的情况。家贫，确实是事实。但是否就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呢?值得讨论。
第一，陶渊明的出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走着一条曲折不平之路，或隐或仕的心倩是矛盾的。他几度自免去职的行动，表明他决非为贫而仕。如果只是为解决生计而仕的话，既仕之君，将会心安理得地忠于职守，甚至可以投机专营，将不会牢骚满腹。
第二，就陶渊明生活状况看，出仕和归隐大不一样。
他虽然说过，“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革瓢屡空.”(《五柳先生傅》)但他毕竟穷得不至于达到衣食不给的程度，总还是“园蔬有年滋，旧谷犹储今”的。然而归隐之后，生活每况愈下，穷困潦倒。按照为贫而仕的观点进行逻辑推理，应该是对出仕更急急以求。事实恰恰相反，宁可安贫守贱，也毫无再度出仕之想。
第三，如果认定是为贫而仕，也与他“大济于苍生”的壮志发生了矛盾。
倘如陶渊明真的是为贫而仕，他岂不成了一个庸庸碌碌、一心为营得温饱而奔波的俗人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饮酒·十》中可看出他为何而仕的真象。诗中的“似为饥所驱”的一个“似”字，就给为贫而仕打了折扣，而把出仕的真象隐含在其中。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出仕固然能对生活有所改变，但是，“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终于从罢官去职的行动，把“为贫而仕”之说给彻底否定了。不仅如此，诗人在贫与富的问题上，始终坚持“贫不悲戚，富不苟得”的原则，是非观念是非常鲜明的。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翁吾情。”(《饮酒·十六》)诗人抱着固穷守节的信念，坚持自己的节操，历尽饥寒之苦。纵使悲风袭击破屋，荒草长满院庭，饥寒不能入睡，这些也没有动摇诗人的信念。
唯独使诗人遗憾的，是已没有象孟公能理解张仲蔚那样的人来理解自己，自己的心情始终受到掩蔽而无处表白。《饮酒·四》中描写的失群鸟，形象地表明了诗人的悲哀和愁苦。
诗人的这种思想感情，在其他诗文中也多有流露。例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先师有遗训，忱道不优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可见，诗人为贫而仕，只是一种托词，并非出仕的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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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磊，男，武汉新洲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宋诗词。工诗擅词，辑有《绿烟风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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