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成果|百度地图慧眼带你探秘广州城中村

本报告由百度地图慧眼与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空间规划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合研究发布，双方发挥各自的资源、技术优势，形成一系列具有行业前瞻性、实用性的研究成果，并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双方联合研究的领域包括：城镇化发展动态监控与预测、城市空间诊断、评估与模拟、人工智能与城市智慧管理、城市空间决策支持与业务咨询、空间规划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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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主城区城中村与住宅小区差异分析

作者：张泽瑞 阚长城 杨枭 徐玺蕴 刘小平

引言

城中村是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基于我国国情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农村村落的耕地基本都被征收，留下农民的居住聚落被城市所包围，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中村成了国内各大城市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国内关于城中村方面的研究比较多，涉及到城中村的概念、类型、特征、演变机制、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和改造模式等。但现有的研究往往停留在理论、政策层面，缺少数据支撑。

本文基于百度慧眼提供的多种数据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把握城中村，我们引入住宅小区作为比较对象。城中村是广州非常突出的人文地理特征，那么在广州主城区中，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空间分布？两类的居住人口刻画出了怎样的面貌？通勤距离体现出了怎样的特征？当经济条件变化时，两类住户的通勤距离呈现出怎样的变化？除了通勤距离，道路密度、建筑体量、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便利性和交通便利性这些因素会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吗？对城中村居民和住宅区居民而言，这些变化又有着怎样的分别？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展开了研究。

城中村与住宅小区分布模式

本次研究使用数据为百度慧眼提供，主要包括广州市各街道数据、广州市建筑物数据、广州市各类POI数据、广州市主城区住宅小区画像及通勤数据、城中村画像及通勤数据。职住地点地理坐标通过调用百度地理编码API获得，并采用曼哈顿距离计算通勤距离。

研究区域为广州市五个主城区:天河区、白云区、越秀区、海珠区和荔湾区。研究区概况如图1所示。城中村数量共计685个；住宅小区共计5764个，研究中小区样本数量为2167个。

首先从数量上来分析，根据表1可知，白云区中城中村数量最多，海珠、天河区其次，越秀区最少。各区城中村的数量远低于住宅小区。越秀区城中村与住宅小区数量比仅为0.02，这是由于越秀区为中心商业区，城中村改造完成度高，而白云区、海珠区、天河区和荔湾区则需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

从密度上来分析，图2为城中村与住宅小区的核密度空间分布图，总体上看，城中村分布较为分散，存在多个高密度中心。住宅小区则分布集中，主要聚集在研究区南部，以越秀区为中心辐射向其余四区。住宅小区的这种高度聚集性，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可以得到高效利用，住宅小区居民享受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等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比如交通拥堵问题。城中村分散分布在整个研究区，不能集中管理，加之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多，来源复杂，人口流动性大，导致治理难度大，各种社会治安问题随之而来。此外，这也导致了城中村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严重匮乏。

对两种居住区的分布密度进行定量分析，结合表1与图3可了解到，白云区虽然城中村数量最多，但因为该区面积大，分布密度在五个区中反而最低。海珠区城中村的分布密度最高，约为白云区的四倍，城中村和住宅小区在该区错落分布，城市景观不协调问题严重。住宅小区的分布密度差异更加明显，密度最低的白云区不到2个每平方公里，而位于住宅小区分布中心的越秀区，其密度达到了40个每平方公里。

城中村与住宅小区居民画像

分析完城中村和居住小区的分布模式，我们来聚焦一下居住在两种居住区的人群，看看各自都表现出了怎样的特征。通过计算城中村与住宅小区画像数据的平均值可以得出两类居民在年龄、收入和消费上的差距。图4为两种住宅类型的平均年龄比例，可以发现在主要差距在18-24和45-54年龄段。城中村18-24年龄段的人群占比达到了31.3%，而住宅小区只有20.0%。相应地，城中村居住人群45-54年龄段占比为6.6%，同一年龄段在住宅小区的占比则达到了14.9%。不难得出结论，从年龄结构上来说城中村总体上更加年轻。城中村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大量来广州拼搏寻梦的年轻人，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更多活力。

图5为平均收入比例，城中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占比均比住宅小区高，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比例则是住宅小区更高。城中村高收入人群占比为10.7%，而住宅小区则为26.2%。从收入结构上来说，住宅小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城中村。笔者分析原因是因为住宅小区治安更佳，环境更优，不少城中村的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了之后也会搬出城中村入住住宅小区。

图6为平均消费水平比例，中等消费水平人口占比在两种居住类型中相差不大。住宅小区高消费人群占主导，城中村低消费人群占主导，值得一提的是，在城中村中存在超过四分之一的高消费群体。

图7为城中村与住宅小区通勤距离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可以发现，在平均通勤距离上两者差异不大，住宅小区通勤距离略低于城中村，但分布形态却出现了差异。大多数住宅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靠近平均值附近，近似高峰度的正态分布；而大多数城中村居民的通勤距离则位于平均值左侧，峰左移，近似低峰度的正偏态分布，即大部分人的通勤距离比平均通勤距离低。从图中可以推断出，在短通勤距离（小于5km）中城中村和住宅小区二者的比例相近，但是在长通勤距离（大于10km）中城中村的占比更大，这也就意味着相较住宅小区的居民，居住于城中村的人群更会为通勤距离的问题而烦恼。

城中村与住宅小区消费收入等级影响分析

我们进一步聚焦到城中村和住宅小区居民经济条件这一点，尝试研究通勤距离、道路密度、交通便利性、公共服务便利性、生活便利性等多种便利度与居民消费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

对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收入消费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两类居住类型不同消费收入人群的空间分布，选择k-means非监督聚类方法进行聚类，聚类结果为：高消费收入、中消费收入、低消费收入。

图8为城中村聚类结果。可以发现，绝大多数为低消费收入人群，高消费收入人群多在越秀区及其周围分布，海珠区、越秀区和荔湾区交界处中消费收入人群较多。令人惊讶的是，聚类得到的城中村高消费收入人群占比非常少，不到百分之二，与上部分画像数据进行对比有明显出入，说明有一部分城中村人群出现低收入高消费或者高收入低消费的情况。

图9为住宅小区聚类结果。与城中村明显不同，高、中消费收入水平的住宅小区数量明显增加，三类的空间分布也较为均匀。

接下来逐一分析影响因素。选取城中村中与住宅小区的不同消费收入人群，对他们的通勤距离进行比较，结果如图10所示。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城中村消费收入越高通勤距离越短，而住宅小区则相反，随着消费收入水平提高，其通勤距离也在增加，虽然高中低消费收入等级之间的通勤距离差距不到1km。对于低消费收入人群，城中村居民的通勤距离要更长，而中、高消费收入人群中，住宅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反而更长。笔者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搬家成本，城中村的搬家成本低，城中村的居民在经济条件提高后能较为容易地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点，而住宅小区中购房者占多数，搬家成本高。二是通勤距离小幅度增加时通勤时间有可能反而变短，居民真正在意的是通勤时间。三是城中村与住宅小区的空间分布，在第一部分空间分布模式分析中已经发现，住宅小区的分布较为集中，而城中村则在整个主城区都有分布，所以在工作地附近找到城中村居住地的概率相对较大。

城市空间形态深受建筑的体量大小的影响，建筑物体量密度不但反映出建筑物的容纳能力，也能反映出空间舒适感。计算每个城中村与住宅小区内的总建筑体量与居住边界面积的比值得到建筑体量密度，计算公式为：

图11反映了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建筑体量对比图。为方便显示，将住宅小区中大于等于60的密度全部归为60。由图可知，城中村的建筑体量密度几乎都在0-10之间，远低于住宅小区的建筑体量密度。这很可能是由城中村建筑物低矮导致。所以将低矮的城中村改造为高楼层的住宅小区可以更加集约土地，提高城市中心城区的土地利用率。

生活便利性通过城中村与住宅小区1500米范围内的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三类POI的综合得分密度进行计算，权重和公式如下：

交通便利性通过城中村与住宅小区1500米范围内的公交站、地铁站、停车场两类POI的综合得分密度进行计算。

公共服务便利性通过城中村与住宅小区1500米范围内的科研教育、医疗服务、政府机构三类POI的综合得分密度进行计算。

由图12-图14可知，城中村的生活便利性、交通便利性和公共服务便利性分布相似，都集中在低值区域。而住宅小区的三类便利性呈正态分布，其均值都比城中村要高。综合来看，城中村的生活便利性、交通便利性和公共服务便利性均不如住宅小区。但仍然存在部分城中村，其三类便利性要超过部分居住小区。

道路密度通过城中村与住宅小区1500米范围内的道路长度进行计算：

根据图15可知，两种分布形态相近，但住宅小区的平均道路密度80.13，城中村54.47，住宅小区的道路密度更高。

相关分析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即spearman相关系数，适用于等级数据间的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p值均小于0.01。

图16为影响因素相关系数对比。在通勤距离上，对城中村居民而言，消费收入水平越高，通勤距离越短，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城中村租金较为低廉有关，居民在经济上宽裕后，搬离原住处去一个离工作地点更近环境更好的居住地的成本较低，而对住宅小区居民而言，相关性并不高。道路密度因子与两者的相关系数都较低，说明随着经济水平提高，城中村和住宅小区居民居住地的道路密度并无明显变化。在交通便利性、公共服务便利性和生活便利性上，这些因子与城中村和住宅小区居民消费收入水平虽然都呈正相关，但与城中村居民的消费收入水平相关性要比与住宅小区居民的高得多，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城中村居民的这些便利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在消费收入提高后，便优先满足这些需求，而住宅小区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在建筑体量上，城中村和住宅小区都表现出了正相关性，住宅小区的相关系数要高于城中村。笔者认为，建筑体量主要反映了楼高，说明随着经济实力提升，居民越可能搬进房龄较新，现代化水平较高的电梯房。

总结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广州市主城区的城中村和住宅小区进行了差异分析，发现城中村在研究区的规模数量大，分布范围广，城中村房屋低矮，更造成了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通过将低矮的城中村建筑改造为高楼层的住宅小区，可以有效地集约土地。城中村的公共基础服务设施严重匮乏，居民对便利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集约土地资源节省出来的一部分土地可以用来建造这些基础设施以提升居民的居住便利性。此外要注重交通的规划，以减少居民受通勤距离之苦。与此同时，城中村低廉的房租也吸引了众多拼搏、寻梦中的年轻人。这些外来人员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极大地促进了广州的发展。这也提醒我们，城中村并非城市的“毒瘤”，对城中村的改造不能急功近利，应当稳步推进，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廉租房建设等政策的开展以相应增加其他低成本生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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