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水务控股股东20%股权被挂牌 国资混改进深水区 中法供水频频遭投诉
作为全球500强企业、世界最著名的水务巨头，法国高迪苏伊士环境集团早在2002年就进入重庆。从供水、到生活污水处理再到工业污水处理，苏伊士集团与重庆市水务集团的合作日益密切。按照双方合作内容共同出资组建了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对重庆市来说，外资介入民生组成国资混合的公司既树立了世界性的合作关系，又服务了民生工程。2017年4月10日，重庆媒体报道：重庆水务控股股东20%股权被挂牌 ，44亿元的挂牌价创重庆联交所最高纪录。 重庆中法供水再次民众关注，中法供水的服务质量也被网友翻出。
据百度百科显示，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中法”）是由位居世界100强的法国苏伊士集团旗下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与重庆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中外合作供水企业，于2002年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总投资12.3亿元人民币，投资比例为中方40%，外方60%。公司目前生产能力为34.5万立方米，管网总长度为534公里，供水面积375平方公里，供水人口约69.9万。
重庆中法供水公司是如何神奇地存在，又频频遭投诉的呢？
天涯重庆论坛：《悲剧！抄表员抄错表，重庆水厂要我消化400多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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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抄表员抄错表，重庆水厂要我消化400多吨水
楼主：@晓晓晓晓88
我们小区是由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供水。该公司抄表员一直以来把我家的水表误抄成其他业主的，导致我支付的水费比实际用水多出400多吨，而且是按最高阶梯价交的费。
今年10月，我发现水表被抄错后与中法供水有限公司进行联系，对方在经过检查后发现是自己的错误，但坚决不退还多收取的水费，只答应无偿使用400吨水…
但我家每月平均用水不到5吨，400吨要用好多年，请问为什么供水公司自己出现的工作失误要消费者来买单？自来水供水公司这种垄断企业，我们老百姓到哪里去说理。
如果不是交这么多，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要求中法供水有限公司退还多收水费并赔偿损失！
涯友热议
@让房价再涨一会儿
告他！
【楼主回复】他们是垄断企业，我现在是投诉无门。
@平安亮点
重庆的阶梯水价是2016年开始实施的，1年内就多了400多吨，平均到每月至少多了40多吨（因为现在还不到一年，且到阶梯水价应该也不止一月），楼主真的很奇葩啊......
【楼主回复】我们水表是物管锁起的，看不到，这几年都是老公在缴，10月份的交水费他交了400多他问我，我们的水费怎么这么多，我们才去找物管发现水表从一开始就弄错了。
@中医治疗痛风风湿
很简单嘛，这水公司不是癞皮狗行为吗，他癞你就比他更加癞。而且一个月才5吨水，才25元钱难道刚开始搞错就没有发现吗？
【楼主回复】我给他们交水涉了很多次，他们回答是他们从来没有退过钱。在搬到这个小区以前都是我在缴，他没有缴过，我们几年前才搬家都这个小区的，我老公说他缴，扣他的银行卡，我就一直没有管，所以才造成这个结果
@放学小卖部等我
天天630，晨报晚报时报，微信，微博，市政部门，市长公开电话，水务公司拉横幅，总有一款适合他！
【楼主回复】谢谢您
@重庆捷鹏租车
好糊涂…
【楼主回复】就是
@天下仕
他们是地方国企+洋企，上面又没得总公司，又没说是股份制，连严格意义上的大股东都没有。但按投资比例看，重庆水务集团占51%的比例，理论上国资委可以管，但国资委可能管不了你这事。你这种情况，要么找这家公司，要么找水务集团，要么找信访办，要么打市长公开电话，要么找巡视组，要么到法院起诉。如果找地方媒体，基本上没几毛钱作用。
每日经济新闻：重庆水务控股股东20%股权被挂牌 国资混改进深水区
重庆国资混改正进入更深的层次。
4月10日，记者从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重庆联交所)官网披露信息中看到，德润环境20%股权挂牌转让，转让方为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资产)，44亿元的挂牌价创重庆联交所最高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德润环境系重庆水务(601158，SH)控股股东，早在两年前进行了混改，由纯国资转变为中法两国企业在中国环境产业的大型投资平台。业内人士指出，德润环境此番股权变动，目的在于引进第三方投资者。
挂牌价为44亿元
重庆联交所日前披露，水务资产将德润环境20%股权挂牌转让，挂牌期为4月7日~5月19日，挂牌价为44.08亿元。重庆联交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上述挂牌价创下重庆联交所挂牌价最高纪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德润环境持有A股上市公司重庆水务50.04%的股份，为重庆水务控股股东。本次股权转让后，水务资产对德润环境的持股比例将降至54.9%，控股股东地位不变，由此重庆国资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也不变。
重庆水务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大股东自己的股权出让，未涉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权的变动。
公开资料显示，德润环境经营内容涉及资源利用和环境治理保护等相关业务，2015年度、2016年度的营收分别为66.04亿元和71.64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8.63亿元和14.16亿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德润环境净资产为178.01亿元，经评估的净资产为220.43亿元。
据了解，除重庆水务外，德润环境还投资了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峰环境)、重庆德润新邦环境修复有限公司、重庆德润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中渝(重庆)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其中，三峰环境由德润环境直接持股31.58%，由水务资产直接持股7.5%。
值得一提的是，三峰环境有意A股上市。水务资产董事长李祖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今年重庆市水务正在推进德润的股权多元化，三峰环境正在推进IPO的相关工作，预计年内可完成申报。
国企混改进入深水区
据了解，目前重庆国资推进混改一事，按照既可引入中央企业、外地国企，也可引入民营资本、外资的原则进行混改，对二级以下企业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
而在本次挂牌信息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一条是，德润环境的原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意味着，此番变动后很有可能将引进第三方投资者。
水务资产一位内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此次转让确实有意引进第三方投资者，实现股东多元化，以此推进国企混改的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德润环境已在2014年前后进行过先期混改，彼时重庆国资委正启动新一轮国资体系改革，德润环境的前次混改正与相关政策契合。
公开资料显示，德润环境成立于2014年10月，注册资本原为1000万元，为水务资产全资；2015年6月，中法合资公司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渝实业)加入投资。根据约定，水务资产和苏渝实业以各自持有的重庆水务36.60%股份和13.44%股份(及苏渝实业部分现金)共同对德润环境进行增资；2016年，德润环境被增资到10亿元，苏渝实业持股25.1%，水务资产持股74.9%。至此，德润环境由纯国资转变为中法两国企业在中国环境产业的大型投资平台。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水务资产是重庆市属重点国企，作为其旗下重要资产，德润环境预计将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股东进一步多元化，利于推进企业市场化发展。
“我们公司属于商业二类，我们有上市公司，有合资股份在，还有全资公司，如何搞改革，就是把资产属性搞明白，我们水务行业是公共事业，是民生的，政府特许经营，因此必须建立市场化的机制和授权体系……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它的改革，比如股权多元化。”李祖伟在今年全国两会时曾表示，今年是国企改革落地年，重点将聚焦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
财经国家周刊
2014年黄奇帆谈重庆国资改革
重庆的国企改革一直牵动着市场的神经。
1月8日，一个雨雾的下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简短寒喧之后，他直入主题，用4个小时，详解重庆国企改革的路径。
重庆，依江而立，依山而建。2001年，黄奇帆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担任副市长，2010年初担任市长至今。13年时间里，黄奇帆兼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长达8年，以其对经济走势的洞悉和掌控能力，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重组促改革，以时间换空间，超前布局，抢占发展先机，将重庆国资推进万亿元俱乐部。
目前，重庆国有资产总额达1.8万亿元，净资产也有几千亿元，形成了“四三三”格局，即金融资产占40%，基础设施建设类资产占30%，工商企业资产占30%。这些资产，主要集中在渝富和“八大投”这九大国资平台上。
2014年，重庆国企再出发。黄奇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企的有效组织形式是混合所有制，重庆将从五个方面推进发展：一是企业整体上市；二是组建投资公司；三是推动未上市企业股权多元化；四是设立产业投资母基金；五是激活市场信号，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
在他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仅是要促进国有企业集团二三级子公司股权多元化，集团本身也要搞混合。推动整体上市，不要留着壳尾巴。
顺利的话，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访谈中，黄奇帆提及最多的是“市场信号”，并以此来解释外界对“八大投”举债“垄断”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误读，“这些领域的开放，在某个时段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他说，当市场信号出现，“八大投”也会根据各自情况，择机退出，华丽转身。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无论搞“八大投”，或是渝富集团，抑或是引进跨国企业，黄奇帆和他市政府的同僚们高效地调控着经济活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运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高超的调控技巧来维持整个体系的平衡。
就政府举债而言，重庆市通过10年前的大规模储备土地，接着逐步释放，从而获得较大的土地级差利益，在投资大量基础设施的同时，避免债务过重。黄奇帆说，这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形态，这个账算得清楚。而重庆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亦为重要。未来同样如此。
关于政府家底，关于未来蓝图，关于外界疑惑，黄奇帆侃侃而谈，数字熟稔于心：“总体而言，重庆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是按照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化配置国资、重组国企，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是在上一轮改革基础上的延续和创新。”
振聋发聩的声音
《财经国家周刊》：你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也是中央宣讲组成员。请谈谈你的体会。
黄奇帆：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了15个领域60个条款，涉及改革的五大方面，经济类改革是重点，通篇最核心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怎么起决定性作用？一是市场有价值规律，不管是商品的价格、公共服务的价格，还是要素的价格，价格会决定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二是市场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交易是持续的过程，交易秩序可以是政府导向而产生，也可以是千万个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使资源不断得到优化配置，所以，市场起决定作用；三是市场是平等的，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法人主体是平等的，通过机会、规则、权利的平等，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方向。我国从计划经济走来，政府越位缺位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一词之变，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让大家惊醒过来，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
我自己感觉，这既是经济学原理本身的一个正确论断，也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习惯动作的变革和干部思想方法的方向性矫正。
《财经国家周刊》：《决定》提出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并不是全新的提法，但市场对此期待很高，如今要怎么理解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发展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等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首先要厘清国有经济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就算非公经济发展到极致，像英美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会有25%左右。我们国家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总归有30%左右，非公经济占70%，也差不多到顶了，像广东非公经济比重73%，算是最高的，浙江是71%，重庆是63%。
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要全面理解，不一定是数量的比重。纯国有独资，政府容易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实证研究表明，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股权适度分散带来的是企业绩效提高。三中全会对国企布局，提出要走混合所有制道路，决定了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走向，也是整个市场化改革里面的重中之重。
混合所有制概念不算新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到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外合资等，但这会儿提出来更具有针对性。
目前，有些国有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差不多都已经混合了，有的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有的上市了，但大家都认为“混合”局限于下面的子系统、小公司，而企业集团一定要独资，以至于集团层面的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
集团公司不搞多元化，让下面的子公司多元化、搞混合，自己拿着企业的高工资，出现一批准官僚衙门，也是国有经济改革过程中“半生不熟”的一种状态。留着一个集团公司的“壳”，好像不留这个“壳”就不是国有企业。这是上一轮改革留下的一个尾巴。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革命”革到了这个层面上来了。这次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止步于二级、三级公司层面的混合，而是国资委直属的集团公司也要混合了，要在集团公司层面搞混合所有制。我认为要害在这里。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个意思应该明了。
五种“混合”法
《财经国家周刊》：未来重庆怎么推动混合所有制？
黄奇帆：搞混合所有制，站在重庆角度，我觉得有五种“混”法。
第一种“混”法，推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不留壳尾巴，这是混合所有制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规范、最经典的一种模式。
目前，重庆有40个左右的企业集团，我认为今后至少有24个可以整体上市的，目前有8个集团已经上市，像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西南证券[-0.22% 资金 研报]等。其中6个是没有尾巴的，是集团层面的整体上市，两个还留着尾巴，像重庆钢铁[0.00% 资金 研报]基本是整体上市，但还留着一个集团和一部分非钢产业，再比如重庆商社，借重庆百货[0.00% 资金 研报]的壳上市，集团层面还有20%的非上市公司资产。
上市还留着尾巴的，可以通过增发新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吸收式兼并。还没有上市的创造条件实现整体上市。重庆大概有20来个企业集团可以做这件事，现在是8个，争取每年做成几个，大体用五六年时间完成。
第二种“混”法，把部分现在合适的集团公司转化为巴菲特式、淡马锡式，或是中投式的投资公司。按一般经济规律，投资公司自身不举债，是资本玩资本，如果有400亿元资本就拿这个玩，但基本不控股，只做股权投资、做战略投资者，因为不控股，财务就不会并表，这样被投入企业的债务也不算它的。它只有股权，没有债务。
玩资本和玩资产不同，它就要追求回报，什么有前景就投哪儿，什么产业运作规范就投哪儿。要搞一批这样的公司。当然，我们不会另起炉灶，外界评价渝富集团相当于重庆的“中投”，还有重庆地产集团，在我脑子里，这两个以后可以变成投资类的公司，但先要实现两个转化：一是公司债[0.01%]务要清零；二是投资方向进行结构性调整。
像渝富集团，总资产800亿，净资产350亿元，400多亿元的债务。它的净资产是非常优质的，还有2万亩土地储备，目前都以储备时的价格记入净资产，如果按目前土地价格记入，它完全可以在2-3年将债务清零。如果它定位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只投资而不控股，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有市场、有前景、有回报，它都可以投。
重庆地产集团也是如此，总资产900亿元，背负500亿元的债务，有400亿元的净资产，拥有15万亩土地储备，以后可能还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这样的投资公司，表面看它是独资，但投出来的结果全是混合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经营者，还可以实现国有资本比较高额的保值增值，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近10年来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有15%，6-7年的时间所有者权益就可以翻一倍。这样，就会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大发展。
第三种“混”法，有的企业一时还没有达到上市条件，可以先搞股份制，在保持国有控股的同时，把部分股权转给民营、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私募，甚至是外资。总之，通过股权转让，形成多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种“混”法，可以把转让掉的一部分股权所获得的国有资本，搞一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团队由国资委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组织，投资方向由发改委、经信委等部门指导。母基金不直接投到产业中去，而按一定比例和各种社会资本的私募基金混合成立子基金。
第五种“混”法，在政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要推动公共产品价格逐步实现市场化，为非公经济的进入创造条件，实现混合发展。即改善它的边界条件，使非公经济进入后不至于亏损。《财经国家周刊》：混合后，国资委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吗？
黄奇帆：如果“五混”做好了，5-10年后，目前重庆40来个国企集团会调整到30个左右，有20多个国企集团整体上市，两个国有独资的投资公司，还有几个国有独资的产业母基金。
真正整体上市以后，国资委作为20多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持有者，以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发挥作用。同时这个公司是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来进行管理，国资委当然不宜再采取目前这种管理模式。
当然，这涉及两个调整：一个是法律上，我国规定政府不能直接持有股权，可以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的经验，新加坡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二是官员的心态要调整，要懂得在董事会里代表国有股权发表意见，而不是直接管资产、管经营。
激活市场信号
《财经国家周刊》：在外界的印象中，相对民资而言，重庆国资很强大，有著名的“八大投”。
黄奇帆：我从来没有帮国企垄断的意识，一件事情如果民营、外资也能干，我不会就要国资专享独干。那为什么还有“八大投”呢？而且是国有独资形式呢？一个领域能否开放，不仅是观念上、道德上是不是愿意开放，更重要是市场价格、资源配置方式是不是到了完全市场化的水平。
我的观念是，市场信号不足的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组建“八大投”是必要的，它绝不是要搞垄断，不肯将蛋糕分配给非公经济，而是市场信号没到位，非公经济暂时又不愿干，但事情又需要干，就只能时间换空间，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把事情做起来。
像高速公路，在东部沿海地区可能是“印钞机”，因为造价低车流大，投资后能够很快形成回报。10年前，东部沿海地区每公里高速路的造价是3000万元，重庆是7000万元，因为隧道桥梁占了60%。现在沿海是6700万元，重庆是1亿元，车流量又只有沿海地区的一半。
我们规划一条高速路，如果当初民营资本愿意投，我当然乐见其成，肯定同意，但造价高，初始车流量又小，民营都不敢进入。搞基础设施，政府又不能不作为，所以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发司”）几年时间投资1800亿元，建了2000多公里高速路，今明两年再建600公里。
《财经国家周刊》：你多次提到市场信号，怎么判断这个信号出现？
黄奇帆：还是以高速路为例，一般是路建成运转3年后，车流量增多，市场信号有了。重庆汽车保有量以每年17万辆的速度上升，目前每年收费可到100多亿元，高发司的总效益就出来了。社会资本开始能清楚看到投资收益，它就愿意进来。我想，以前高发司是把某个项目拿出来与非公经济合作，今后可以考虑把集团的部分股权卖掉，或是引进战略投资者。
再举一个例子，早在2002年，重庆水务[0.00% 资金 研报]集团与法国苏伊士集团合资，成立重庆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发展成为水务专业公司中的一流公司，目前已在中国A股上市，达到如此大规模的，也独重庆水务一家。
为什么能这样？是因为政府通过努力，改善边界条件，激活了市场信号，非公资本才愿意进入。我们推动了重庆污水处理价格收费的市场化，让企业不能赚暴利，但至少要让企业能活，就有一个定价机制改革的配套。2005年，每吨污水处理成本是1.3元，当时收居民的处理费每吨只有0.2元，谁干谁亏，后来处污费两年调整一次，政府补贴从最初的0.8元降到0.4元，现在几乎不用补，差不多平衡了。
所谓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有时候做不成，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
《财经国家周刊》：政府积极作为，配合市场平衡，怎么兼顾公平效益？
黄奇帆：一个合理的定价机制很重要。不能坑老百姓，让企业赚暴利，但也要让企业能活下去，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利润空间。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要兼顾两头的公平和公正。
因此，在公共服务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大家要打消所谓垄断的误解，这不是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市场发育好不好和有没有市场信号的问题。
当市场价格信号没有出现时，就只能靠政府举债去运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的领域，国企有没有退出的成功案例？
黄奇帆：待到山花烂漫时，国有经济该退就退，而且收益很不错。
我讲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2003年，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还是民营控股，有30亿元不良资产，每年亏损2亿元，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重庆国资当时是挺身救灾，投入6亿元，将注册资本金增加到16亿元，重组了债权债务结构，换了领导班子。企业焕发了活力。
2010年，我们将国信的股权作价28亿元卖给同方股份[-0.21% 资金 研报]，其中24亿元投到国信的子公司信托股份，最近挂牌作价26亿元卖给中国人寿[-0.41% 资金 研报]，又可以赚2亿元。10年下来，分红收入也有6亿元，累计赚了30亿元。
还有重庆啤酒[-0.77% 资金 研报]，拆分股权出售，也是一个国有资本10年涨6倍的案例。可以说，我们完全体现了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精神。
“八大投”转身
《财经国家周刊》：“八大投”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黄奇帆：这10年，重庆搞基础设施建设，市级政府花了6000亿元，都是投在关键性、支柱性、支撑性、基础性的领域。这都是该花的，不存在浪费和泡沫，“八大投”贡献很大。
总结下来，干了这么几件事：一是3000公里高速公路，投入2000亿元；二是修了1000多公里的铁路，基建是国家投入，地方征地动迁配套了300多亿元；三是1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投了700多亿元；四是修了170公里的地铁轨道，背了1000亿元的债务；五是全市农田水利投入1000亿元，除了中央、地方政府历年拨款400多亿元，500多亿的缺口都是举债的；六是城市道路、大桥和隧道建设，也花了1000多亿元。
《财经国家周刊》：10年下来，“八大投”背了多少债？
黄奇帆：目前，“八大投”实际债务3000亿元左右，通过土地储备的运作，大概平衡了一半。早在2002年，“八大投”中的城投和地产两家集团就储备了40多万亩地，我们自己要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每年只准用5%的储备地，以做到细水长流。
过去10年，用了20多万亩。并不全部是搞房地产开发，其中一半是用于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领域的项目，这是划拨价，降低了政府搞公共服务的征地费用。
10万亩投入房地产开发，卖了4000亿元，除掉成本1000多亿元，平衡了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2700多亿元债务。加上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10年下来也有几百亿元，最终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只欠了3000亿元。
大家觉得3000亿元很多，但我们干了6000亿元的事。还有20万亩的土地储备。今后20年是重庆城市化重要发展期，储备地将继续发挥融资作用。凡懂得资本运作的，很容易算得清楚这个账。
不能一说举债，就抨击地方政府乱作为。
政府预算内财政收支平衡，指的是政府在维持日常运行中，应该量入为出，不能打赤字的，这是我们财政的基本纪律。但搞基础设施，一般一个设施用30年、50年，可以用三五十年的收入来平衡它，但设施建设周期不可能搞三五十年，要两三年建成，这种情况下就会以时间换空间，会出现债务。而且，总有一些基础设施是无法收费的，不能够以收抵支。只要量入为出，不打赤字，有可靠的偿债来源，适度举债是必要的。
《财经国家周刊》：举债原因不难理解，但债务风险如何防范？
黄奇帆：前面我讲到，投融资平台、政府举债、土地财政都是事出有因，有其合理性，只要做到“五个不”，就会规范发展。做不到，事情就会变坏。一是投融资平台举债，能发企业债的发企业债，能从银行贷款的从银行贷款，不要去举“砍头债”、高利贷等。
二是不能搞浮夸工程，要算好投入产出这本账。最近一个项目报到我这儿，要搞50万平方米的换乘枢纽，上海也才搞10多万平方米，被我退回去了，最后砍到15万平方米，资金省掉三分之二。
三是土地储备不能一下子抵押光，要做到细水长流。
四是土地买卖，要生地变熟地，升值了后卖，有规划地卖，而且是走招拍挂的程序。
五是城市建设中，只要发现有市场信号，就要创造边界条件，把原来只能政府提供的服务转化为市场运作。
《财经国家周刊》：今后“八大投”的发展方向会调整吗？
黄奇帆：当初之所以有“八大投”，是考虑其后10年一个领域若要投资千亿元以上，就可以搞一个投资集团。政府不投资，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干的，这是它们发展的理由。既不过大，也不过小，千亿元规模定一个。
今后，“八大投”会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是完成了某个领域的投资建设任务，就要历史性地退出舞台，或关闭或转业，成为实体产业。像重庆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公司，2010年底，由于费改税，重庆7000多公里的二级公路不再收费，路也差不多修完了，这个公司不再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工作，市政府将它变更为重庆旅游投资集团，专门从事旅游产业的投资开发。
类似还有重庆能源投资集团，随着2005年电力市场化发展，转身为工商企业，专注煤炭、电力、燃气等领域的经营发展。水投集团与水务股份也已实现整合，主营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和大型水库建设，资产达千亿元。
二是市场信号发展到了可以市场化运作阶段，就可以转化为混合所有制。一旦混合，投融资平台便转身为市场化企业，像高发司，有2300公里已投入运行，整体效益也显现了，若是将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成为混合所有制，其背负的债务就不能算政府的了。
三是根据《决定》精神，转型升级为投资公司，像重庆地产集团，今后将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司。土地照样储备，照样卖，一年卖两三万亩，除了用于政府公共支出，积累的资本也可以投资，但它本身并不需要举债。对于它们的未来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控债务补资本
《财经国家周刊》：这一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备受关注，但你最近撰文指出，我国企业债务风险远高于政府债务风险。
黄奇帆：目前，企业看似没有毛病，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的企业，其实都处在深重的债务中。我国企业债务有70多万亿元，占GDP的120%。重庆企业债务比全国平均值略低，占GDP的110%。“八大投”的资产负债率在60%，民营企业在70%左右，房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更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如有风吹草动，将会引致系统性风险。
像10年前的三角债问题，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国有企业补充了3万亿元资本金，降低了负债率。
现在经济局面好，大家还可以挺着，当经济恶化，就是大问题。我个人预测，如果企业债务问题不加快治理，要不了三四年，相当一批企业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如何合理补充资本？
黄奇帆：三中全会提出“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除了企业利润追加投资、股票上市融资、全社会创业投资增加企业股本外，可考虑由政府设立股权引导母基金，撬动国有资本、保险资金、社保资金、银行资金、私募股权基金、外资私募基金等各路资金参与，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企业股本市场化补充机制。
回顾国有企业35年改革的历程，怎么解决资本金来源一直是宏观、微观领域头疼的问题。建立市场化的企业资本补充机制，既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改善企业的信用，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通过多元化的股份制合作，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符合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一招棋活，全盘皆活，这就是改革过程的核心。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提出的措施中，重庆进行了哪些探索？
黄奇帆：我讲了七种市场化资本补充的渠道，站在重庆角度，就要身体力行做这些事情。像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基金，重庆搞了200多个，基金的资本有的来自于保险公司，有的来自于社保基金，有的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等等。
早在2008年，我们成立了10亿元的科技创业类政府引导基金。今年开始，我们准备划出部分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的资金，设立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交给专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投向实体经济、新兴产业，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前面提到的重庆国际信托，我们是靓女先嫁，转让给中国人寿，转让收益用于股权投资，等于补充了企业体系的资本金。企业不能再坐等国家拯救、财政兜底，搞混合所有制就是企业资本补充的有效路径，国企困难了，民企来收购；反之，民企困难了，国企也可以进入。
因此，我们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本质是股权混合，企业资产的负债率就会降低，效益会更好。通过推动各类企业股权流通，这样市级政府的3000多亿元债务，很快可以降下来。当然，在推动的过程中，一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不能搞假报表，欺诈民营投资者；三不能把政府责任甩手，将包袱推给社会。
延伸阅读
中国经营报：“洋水务”中国谋局
在水服务从福利向商品转变的趋势下，污水处理的广阔市场和水价上涨的巨大空间形成了一块利润丰厚的“蛋糕”。在这块利益“蛋糕”的切分中，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对外资格外厚爱。
在利益的纠缠中，外资开始在华“攻城略地”、构建“水务帝国”，逐渐形成行业战略优势。
地方政府盘活资产，增加财政收入的价值取向使水务发包过程云遮雾罩。但云消雾散后谁将为无法操控的水价买单呢？
苏伊士样本：外资在华构建“水务帝国”路线图
一线调查
本报记者叶文添常熟报道 张元看上去一脸倦意。
“我们从今年春节后就一直在忙着一件事：制定公司的财务报表和经营预算，为法国苏伊士集团的入主做准备。周六日有时也休息不了。”
9月15日，常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常熟自来水公司的老职工还略显“惶恐”：“老外进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常熟自来水公司已经成为苏伊士集团——这个世界最大水务公司在中国的第15个猎物。
来自国家建设部的消息称，“十一五”期间中国水务市场的投资规模将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回报率目前已经超过20％。
但这块巨大的蛋糕正被外资悄然分食。
曲线收购
这是一次低调的收购。
9月初，一条不足100字的小消息称，常熟市准备将水务市场以10亿美元的价格全部卖给法国苏伊士集团，使用期限是30年。
“外面的消息并不确切。”常熟市自来水公司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我们还处在谈判的初级阶段，只有个大概的方向，甚至连意向书都没有签。”
对于外界所传的10亿美元收购价格，这位负责人进行了驳斥，“目前谈的是6亿元，而且是人民币，我们目前准备将49%的股权出售，剩下的股权留给自己，我们会控股的。”
对于出售股权原因，该负责人说：“主要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快常熟水务市场的发展。常熟自来水供水系统老化严重。”
“卖掉的原因主要是污水处理成本居高不下，现在一吨自来水供应成本七八毛钱，污水处理成本1块钱左右，投资与收益的差额太大了。这一点让常熟自来水公司有些不堪重负，虽然表面风光，但里面已经空了，日子过得紧巴巴。”张元对记者说。
洋巨头主动找上门来。
深谙中国的苏伊士集团此次的收购也仍旧是“暗度陈仓”，用其下属的合资子公司——中法水务来完成此次扩张，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隐藏在背后。
苏伊士集团在给记者发的一份邮件中称“这份为期30年的全方位的服务合约的第一年营业额为3000万欧元，整个合约期的总价值为10亿欧元。该合约将于2006年年底正式生效。”
苏伊士集团将负责常熟市生活用水的生产、输送以及客户服务。作为合约的一部分，苏伊士集团将向该市转让包括水务资产管理、利润最优化在内的专业知识。
“开始的时候有几家国内的企业也来常熟谈判，但是苏伊士集团财大气粗，一上来便报出6亿元的买价，吓跑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但行家都知道常熟自来水公司一半的股权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苏伊士集团在招标书上给常熟市政府写了关于收购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合适的水价。”而同时有消息称，常熟的污水处理费也将会提高，明年常熟可能会出台相应政策。
苏伊士的算盘
“现在说是49%股权卖给苏伊士，但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谈判，可能会有变动，到时候让苏伊士集团控股也是可能的。”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对中国市场，苏伊士集团有着自己的算盘。
常熟位于长三角的黄金地带，其富裕的生活水平与低水价存在的落差提供了水价上涨的空间。常熟的城市居民水价收费目前仅为2.4元/立方米，低于经济发达城市水平，如北京目前是2.9元/立方米。
此外，污水处理的价格也将为苏伊士集团提供巨大回报。以现在的污水处理成本来算，要使企业保本微利，每立方米的污水处理费应该在1.5元左右，但是目前江苏省的污水平均处理费才0.4元，苏南地区也不过是0.5元，而污水处理费和污水处理率是成正比的。因此要提高污水处理率，那就必须提高污水处理费，苏伊士集团心如明镜。
在苏伊士集团看来，此刻正是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目前，中国自来水过于便宜的价格让其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法国城市供水价格折合人民币为21元/立方米；水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供水价格折合人民币5元/立方米，这个价位约为中国发达城市的一倍左右。
知情人士透露，苏伊士集团的计划是，获得常熟业务30年的经营权，达到每年8％~10％的收益；同时，透过常熟水务这一平台，向长三角市场拓展，常熟上属的苏州市拥有上万家制造业工厂，一旦打开这一市场，苏伊士集团将会在常熟地区获得比上海更为丰厚的回报。
收购路线图
2006年7月1日，常熟市自来水公司宣布上调水价，居民生活用水由原来的2.05元/立方米上调为2.40元/立方米，有人把它看成外资进入前水价上涨的预热。苏伊士集团称，“我们已同市府有关部门商议了在经济状况稳定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水费。”但“在我们其他的特许合约中，我们都没有直接参与水价上调的决策，这个是由政府决定的。”
在进军中国的战略安排上，常熟只是苏伊士集团中国计划的“一小步”。截至目前，苏伊士集团已在上海、重庆、青岛等14个城市建立起18家合作公司，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2.72亿美元，日供水能力达391万立方米，供水人口逾千万。
从2004年开始，苏伊士集团一路“攻城略地”——与青岛合资建立的中法海润供水有限公司，日供水能力为54.3万立方米，占青岛供水总量的90%；接着，苏伊士集团又投资数亿美元在上海化学工业区成立了污水处理等业务的合资企业；不久，其属下的中法水务又在三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向市民提供饮用水；在重庆成立的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则是中法水务在中国的首个全方位供水项目，供水人口近100万。至此，苏伊士集团完成了在中国的全面布局。
苏伊士集团、泰晤士水务、威立雅集团、柏林水务等世界四大水务集团先后染指中国。至此，外资在中国的水务市场上形成了一股合围的趋势。
“这样下去，水务市场将被外资所控制，是很危险的。”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永正对此非常担忧。
菲律宾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1998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将原来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公司与外资合资，合资后，居民平均水费比合资前高出76%。这些外资公司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借口绕过政府监管部门，私自修改合同，单方面提高水价，引起骚乱，菲政府不得不在2002年12月花巨额代价收回股权，终止合资。同样的事例在加拿大、南美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
2002年3月，原国家计委在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中，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供排水城市管网首次对外资开放。此举意味着外资拥有了向用户最终零售水的权力。
“外资进入中国水务，一旦管网、基建设施建设完成，便不能更改，外资对污水处理市场将保持着绝对的垄断，城市水安全令人担忧。”孙永正说。
内资：体制性障碍拦路
透视
“实际上，政府利益的流失在这一领域非常严重，建设部为此也深感头痛。”一位接近建设部的人士透露。
本报记者索寒雪北京报道 清华同方水务公司总工程师张发鹏经常带着投标书辗转各地，希望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青睐，得到污水处理厂建造和运营的机会。
但他却很少有机会能够与国外同行“同场竞技”，因为即便是“清华同方”这样国内知名的企业，也只能接些国外企业看不上的“尾单”——中小型污水处理厂。
内资疲软
“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的案例已经很多了。”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告诉记者。秦曾经多次参与制定水务改革的决策。“现在已经很难说，水务行内的外资多还是内资多。”
根据相关规定，到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城市污水处理率要达到70%，为保证其正常运行，水务行内将推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机制。全国将新建污水处理厂1000多座。
“盘子就这么大，外资多了，内资就少了。”张发鹏的回答有些无奈。在内外资的角力中，“外资在水务项目竞标中显然更有优势”。“很明显，外资企业大都是具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历史的大型水务集团，在资金、技术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相比之下，首创和清华同方两家企业的历史相加也不过二十几年。
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几乎每隔半个月，北京就会有一个水行业的小型沙龙，涉及的四个政府机构——发改委、建设部、水利部、环保总局的相关人员和有关专家以及首创、清华同方的代表聚集在清华大学，探讨水务市场出现的新问题。
每次沙龙活动前，组办者都要向与会人员保证，会议不会对新闻界公开，于是政府官员们才放心倾听内资企业在水务市场中遭遇的“疾苦”。
利益之外
让政府官员们担心的不止是水务市场内外资利益的纷争，对于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靠性”也让他们举棋不定。
2005年吉化爆炸案过后，在受污染影响严重的哈尔滨，清华同方建设运营的污水处理厂一连几个月没有拿到政府承诺的运营费，但是，污水处理厂依旧能继续工作。
此前，按照双方制定的合同，哈尔滨市政府每个月都要向清华同方支付600万元的污水处理费，可是刚经历松花江污染“浩劫”的哈尔滨政府，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
“政府虽然在运营资金给付上出现了问题，我们也不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停运污水处理厂。”张发鹏说。
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外资身上就很难预测了。2005年香港汇津公司与长春市排水公司合作经营长春北郊污水处理厂，此后，双方发生合同争议，汇津公司于2005年2月26日起全面停运，39万吨/日污水被直接排入松花江，造成松花江污染，该事件轰动一时。
贪大求洋之祸
如果同外资竞争起来，内资还存在不少障碍。“大型项目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国内银行对内资企业没有太多支持。”张发鹏说。同时，“水务设施涉及的资金量很大，而对于外资投资额度尚未有数额上的限制。”在最新一届的国际水务大会上，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张悦披露，“某些地方政府在修建污水处理设施时，存在‘贪大求洋’的问题。”
近日，徐州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开始正式对外招商，这项仅为16.8万人、1000余家企业提供污水处理的中小型项目，在招标中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记者在招标书中看到，该项目要求投标人“资产总额应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净资产应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这已经把一大批民企拦在门外，但这点注册资金对外资来讲却是‘小意思’。”一业内人士说，一些重要城市的中型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费动辄数亿元。
此外，地方政府对外资尤为厚爱，记者在“温州市中心片污水处理厂招标书”中看到一则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特别条款：“外国投资者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其再投资部分所缴纳的所得税，除按国家规定报经税务机关批准退还40%以外，地方所得税部分由地方财政再返还30%。”
“不少进入该行业的民企，正计划去国外注册公司！”知情人士透露，这被业内称为“曲线救国”。
据悉，目前外资进入水务采取的是“BOT”的模式，即政府和企业达成协议，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建设某一基础设施，经营该设施，并在水价中得到回报。在协议期限过后，该基础设施将归政府所有。这个协议期限通常是20年。
“让建设部恼火的是，这项政策落实到地方，已经严重变形。一些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延长协议期限，最高达到80年。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暗箱操作低价变卖国有资产的情况。”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实际上是在变卖国家利益。”
访谈
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
访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
《中国经营报》：外资进入当地的水务行业后，都不约而同地叫涨当地水价，这种涨价是否有依据？
傅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一直把水当做一种福利，收水费只是象征性地征收。但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水价还不能体现出水资源的商品价值，以及水资源的紧缺程度。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是把水服务的福利性向商品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价格的上涨。
《中国经营报》：外资进入当地水务市场的同时，也会出资向政府购买水业资产，这部分花费是否会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是否合理？
傅涛：不少外资在进入水务市场的同时，一般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不同程度地购买了当地的水业资产。作为一个企业来讲，这部分成本同样是需要收回的，一些地方政府会通过提高水价来帮助企业收回这部分成本。所以，这相当于政府借外资之手，以提高水价的模式，将资产存量变成现金，增加财政收入。
我个人认为，资产盘活的尺度需要控制，如果这种资产盘活总量过大，必然增加公众的支付压力，或者增加了政府以后偿债的压力，这并不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营报》：近几年，全国水价已超过10%的速度向前“推进”，水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政府如何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监管，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傅涛：垄断行业的特点是不能通过简单的产品竞争实现合理的价格，因此对垄断行业需要科学的监管使其收益透明而合理。每次水价叫涨，外界都无法清晰判断其成本与收益的合理性，因此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模式非常重要。目前建设部正在委托清华大学制定水行业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来确定水务公司的运营成本，从而科学确定水价。在价格调整的同时，政府需要一个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政策，弥补水价上涨对他们的经济影响。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叶文添、索寒雪
(综合重庆市政府网、天涯重庆、每日经济新闻、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