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人物丨王在琪：研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体化治疗药物
2018年12月，王在琪创立应世生物。应世生物的英文是“InxMed”。
面对伟大时代，公司应世而生，公司的名字也反映了应世的使命，“to Invent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with International Impact”, 对应中文的是“研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体化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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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琪博士在同写意论坛第52期活动报告现场
王在琪博士将第三次出席同写意论坛第96期活动《全球临床研发失败与成功案例分析 》并做专题报告——“在胃癌化疗中使用抗PD-1联合化疗药物的经验——极好的早期试验数据与令人失望的3期结果，我们学到了什么？”
王在琪的办公室附近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让他想起许多许多年前，他经常去欧洲出差的情景。那些院校的教授在小河旁的公司里，喝着咖啡，等着像他这样的跨国公司的人去找他们谈研发合作。
“20年后的中国，我们也可以在小河旁有个公司，有自己的办公室，喝着茶，谈着事情，做点有全球影响力的事情。”王在琪举着茶杯，看着窗外的小河，笑着道。
王在琪博士办公室附近的一条小河
01 从早期到晚期，从美国到亚洲
王在琪学医出身，1989年到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医院做起了内科医生。但仅一年，就转向临床药物研发。
“我当时发现药物研发非常有意思。”他表示。
进入产业界，最早他是在礼来，从事早期药物研发。但待的时间最长的公司是先灵葆雅，并随之被入默沙东。
“早期研发是非常关键的部分。”王在琪认为，药物研发的早期，实际上就是在寻找靶点的过程中，找到对应的药物化合物包括抗体等治疗手段，并且判断是否达到预期的生物学和药学成药效果，再决定是否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继续往前走。
王在琪在先灵葆雅和默沙东工作了16年——从2001年到2017年。这16年间，他在不同的岗位，从药物研发的早期做到了晩期，从美国做到亚洲。
2011年底，默沙东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王在琪是临床研究负责人。“把临床团队从1个人做到30多个人，注册了8个产品，包括K药和宫颈癌疫苗。”王在琪简单的总结。
但在这简单的话语背后，却有着丰富的故事，仅从K药和宫颈癌疫苗这两个震动中国医药市场的名称就可以感受一二。
若再往深挖，可以发现还有故事。例如K药，在中国报CTA的时候，已经比BMS、罗氏的同类产品晚了一两年。面对这种情况，王在琪负责K药的中国开发策略， 采取了差异化的研发策略。
“从快出发，我们做了中国罕见病瘤种——黑色素瘤；从广出发，我们做了肺癌、食道癌、胃癌和肝癌四种癌症，保证了足够广的覆盖面和很好的应用前景，从中国临床需求出发， 我们采取了差异化的研发策略。”最终，K药仅比BMS的O药晚了一个月获得中国上市批准。
2017年，王在琪离开默沙东，成为罗氏在中国创新中心的负责人。当时，他这一动向引起了业内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但他却言：“我当时是很低调的离开的。”
罗氏创新中心的定位是从源头开始做创新，从临床需求开始，做更能解决临床问题的研发。这一理念无疑是契合王在琪对药物研发的一向观点。
他认为，把药物做好，有三点因素非常关键。
首先是根据对临床未满足需求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以及对靶点的了解，选好作用的靶点；其次，针对选定的靶点通过好的化学家合成最好的化合物，或生物学家做出最好的抗体等；最后，把生物标志物尽可能做到精确。“精准的基础一定是对疾病的了解。”他强调。
而在罗氏做的从源头开始的创新，正是以临床需求为指导原则，从生物学和靶点开始，寻找新的化合物，把毒理、药理等临床前数据做扎实，推进临床……
他重组了罗氏的临床团队，帮助建立了免疫团队。他的团队有各种不同的人，可以提供临床医学知识、疾病生物学知识、药物研发知识等等。
02 创业：做全球有价值的创新
在罗氏工作的那段时间，王在琪看到了中国创新药环境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20年新药开发机会在欧美的话，这两年中国小型biotech公司的机会也已经出现，中国创新药生态环境大为改善，新药研发及产业化的链条已经形成，小分子把结构设计出来之后，找CRO公司做，接着做活性、安评，甚至不出张江，就可以找到团队、CRO公司去完成，同样的方式也用来研发生物大分子药。此外，在法规方面，中国也与世界更加接轨。”
当时，他认识到中国新药创制链条中的短板是能够快速创造价值的高质量的转化医学平台：“这个方面中国有很好的基础，但需要对标国际化升级和真正用好。化合物的机会已经储备了非常多，但如果把临床转化这个关键环节做好是个大问题”。
“我觉得我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于是，他毅然离开罗氏，创立了应世生物，“罗氏是个大企业，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职责范围；而小公司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做自己更有热情的事情。”
应世生物应世而生，应世的英文是“InxMed”，这背后有很多个“In”。包括：Invent，研发，international impact，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以及individualized，个体化治疗。合起来正是“研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体化治疗”。
关于“全球影响力”，王在琪希望通过做二三十个病人，回答关键的临床相关问题，体现产品的价值，最终研究希望能发表在《柳叶刀》《新英格兰杂志》这类世界前沿的杂志上。
至于“价值”，他认为对于小型biotech而言：“找一个小的、真正的痛点，通过有效的干预让病人尽快受益，就是价值。”
说到“全球影响力”，王在琪补充到，“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中国市场对创新药的接纳能力还不强，同时我们做药物研发也要有前瞻性，能够看到5-10年以后的迫切临床需求，因此创新产品开发必须有全球眼光，对标国际高水平的生物技术公司，同时定位于全球市场，这也是为什么要有international impact。”
应世生物成立于2018年12月，短短半年，公司已经搭建起了20多人的研发与临床团队，跨上海、北京、美国和澳洲，并完成了从欧洲跨国公司引入的项目的美国FDA的IND申报。
“这个项目在国外做到了I期。我们要做的是把技术有效的转移过来，生产本土化。”而之所以能如此高效的进行IND申报，“因为我们知道痛点在哪里，聚焦于关键步骤和强有力的执行。”
这是一个针对肿瘤目前许多药物疗效有限，并且很快产生耐药的新药项目。
“肿瘤为什么难治？为什么初始有效的治疗手段也只能短暂的临床效果？耐药是肿瘤药物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临床问题出发，通过充分的了解，王在琪和他的团队最终选择了这个项目。“这是基于对科学的了解，基于对疾病未满足的需求，以及基于产品的特征做的决策。”
作为一个合作项目，谈起合作的心得，王在琪表示：“合作一定要从对方出发，从全局出发。”
产品在中国如何做，如何与全球的布局有机结合；合作过程中，如何让产品产生价值；如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向合作方寻求有效的帮助，而不是简单的把东西复制过来……
“这几方面合起来，得到对方的认可，合作就会比较容易。”他指出。
与国外伙伴的合作，王在琪看来，尽管也会有磕磕碰碰，但整体良好。而最大的挑战反而是另外两个：其中一个是众所周知的人才挑战，另一个则是来自于投资人方面的。
“要做从源头的创新，需要较长的时间。如何获得投资人的信任，让他们给予更充足的时间，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为了降低风险，也为了更早有回报，应世生物选择了“两条腿走路”，一面做着从源头上的创新，一面引入其他产品，做好布局。
在创业激情澎湃的另一面，王在琪也向写意君表达了他对创业风险的敬畏。表面上看起开来中国创新药研发很繁荣，实际上暗含极大的风险。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争竞对手是谁，将来你会怎么死掉都不知道。今后2-3年，很多新药都要经历临床考验，可能很多公司会消失。
新药研发决不仅仅是批下一个药来，更重要的是你的产品是否有市场价值，是否是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化产品。同质化严重的产品开发，未来在临床推广上可比为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
03 未来十年，中国的转化医学将快速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转化医学对药物研发的重要。
对于创新，王在琪认为很少有所谓独一无二的产品。“你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他指出，“创新、研发有很多想象空间，但想象是需要数据支撑。”
一个startup biotech的创新能力，关键是要看这个公司想解决什么问题（改变何种临床现状）？用什么方案？是否有清晰的目标，以及清晰的有逻辑的可行的执行方案。
比如肿瘤：针对早期还是晚期？什么肿瘤？晚期转移如何克服？用什么技术手段来克服……
只有对疾病生物学充分了解，知道临床前数据怎样转化成相关的临床试验，最直接地回答这个药物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如此，想象才能落地，才能执行。
“转化医学家必须是个好的思考者，能在别人看起来没什么关联的地方，把因果串起来。”他表示。
他举了个例子：
哈佛大学的RB Corcoran教授发现，虽然同样是BRAF基因的突变，但BRAF+MEK抑制剂疗法对黑色素瘤和肺癌疗效很好，但对结直肠癌却只有不到10%的患者有效。这个教授通过取结直肠癌组织去观察、试验、找关联和因果关系。
经过整整两三年，终于发现，结直肠癌病人在服用了BRAF+MEK抑制剂后，体内一个分子会上调，并因此对抗癌药物不敏感。
于是，他引入了第三个药物，做了三药联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 Array生物公司以此为基础的临床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公司以114亿美元被辉瑞斥资巨额收购。
如今，这种治疗方式已经被美国肿瘤协会列入指南。
“转化医学难就难在生物学太复杂，约90%的信息是干扰的噪音，要从千头万绪中找到线索，才是一个好的转化医学家。”王在琪指出。美国经过这些多年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转化医学家，能把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起来。
而中国的医生，目前独立思考的时间有限。但他依然相信，三五年内，中国的转化医学就能发展起来，成为中国药物研发领域很大的竞争优势，十年后，就能发展得很好。
他表示，中国的医生要学会如何把有效的信息结合起来，提出假设，进行验证。“美国的肿瘤医生，他们已经非常习惯的将临床试验做为肿瘤病人一个治疗手段，中国的肿瘤医生也在向该方向发展。”
而且，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同时，也拥有丰富的病人资源，尤其是现在基本还未被触及的二三线城市。
“中国药物研发要真正往前走，临床资源必须扩大。”他建议，二三线城市也有很优秀的医院，药企可以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去开展临床研究，“形成了这种生态，我们才可以走得更远。”
个人简介
王在琪博士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博士，拥有美国内科医生和临床药理医生执照。
2001年任美国礼来（Eli Lilly）公司早期研发担任临床药理专家，2001-2010年先后任美国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公司早期临床研发实验中心主任、美国先灵葆雅公司转化医学中心（新加坡）主任；
2010-2017先后任默沙东（MSD）药业转化医学中心（新加坡区）主任、默沙东中国研发中心担任临床研究副总裁，2018年任瑞士罗氏（Roche）上海创新中心研发负责人和总经理。
王博士在基础和转化医学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发表SCI论文30余篇。他同时是美国转化医学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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