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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浑源彝器往事:国宝的流失与最后一刻绝处逢生

2014-12-28 方天戟 编 文博山西
上期“文博山西”推送《虎犀貘驹象 牛猪兔鸟鱼:青铜尊动物园现在总动员》之后,有几位朋友在留言中,均谈到文中的一件器物,即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牺尊。


它的来历,它怎样来到上博……交谈中,这尊牺尊的身世,令人唏嘘不已。

上海博物馆和牺尊
中国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商代,第二个出现在春秋战国。这件牺尊,属于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期的杰作。


它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而与其一同出土的各种精美青铜器,大致算下来,多达60余件。连同1975年至1978年山西文物部门在原地探掘发现的器物,李峪青铜器总量应该接近或超过百件。


在1923年以后,“浑源李峪彝器”即成为一个专业名词,在考古界声名赫赫。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传奇故事,那些偶然和必然,那些争夺和外流,那些秘密隐藏,那些机关算尽,那些暗度陈仓,以及破碎和复原、死与生,可谓跌宕起伏,回肠荡气,其中情节,令人扼腕,令人击节,令人深思。

浑源县位于山西大同盆地东部的浑河谷底,恒山山脉三面环绕,浑河穿境而过。李峪村就坐落在县城西南方约7.5公里的恒山北麓坡地之上,在它东南方向十余公里,就是闻名遐迩的悬空寺。
浑源在大同的位置(红色箭头所指)
李峪村在浑源的位置,东南方向有悬空寺
闻名遐迩的恒山悬空寺
1923年2月下旬的一天,还没出正月,李峪村民高凤章像往常一样去地里干活儿。
他家所在的耕地,不知哪朝哪代有个五谷神庙,村民俗称此处为“庙坡”。这片区域,也因后来发现彩陶被称为“李峪彩陶文化遗址”。
李峪村地貌,右上侧为村庄

这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奇事。


高凤章正在田间劳作之际,锄头突然触碰到一些坚硬的物件,他刨开上面的浮土,一件绿锈斑驳的青铜器赫然映入眼帘。
纵使他大字不识,却也知道挖到宝贝了。这一挖不要紧,竟然挖出了整整三背篓的宝物。除了绿锈斑斑的铜器外,还有金光闪闪的鎏金器。


据记载,发现时,“铜器在地下排列于一堆,曾有粗大之木睴共生。”


几天后,高凤章挖“宝”的消息不胫而走,三乡五里的村民都扛着锄头铁锹蜂拥而至。
平静的小山村一下子变得喧嚣起来,寻宝心切的乡民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这二亩多地翻了个底朝天。
镶嵌绿松石错红铜卷龙纹鼎
器高:17.5厘米
口横:13厘米
口纵:15.3厘米
重:1.41公斤
上海博物馆藏

浅平盖面上立有三个鹿首,用绿松石镶嵌双目,胸脯微微抬起,神情专注地凝视着远方,设计者将这种草原精灵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盖顶上设有套环,可以提携。腹呈椭圆形,两侧设有环耳,浅腹圜底,下置细长的蹄足。鹿首和细蹄足的设计,使得该鼎显得非常精巧别致,清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在盖面和腹部装饰有两排用红铜丝勾勒的龙纹,特别是用精细的绿松石作为龙目,极具传神效果,使人不由想起画龙点睛的典故。这件器物具有燕国青铜文化的特征,为典型的燕式鼎。

村民们不知青铜器的珍贵,一味搜寻“黄货”,很多铜器甚至被砸碎卖掉。

在村民们如火如荼地挖宝之际,古董商们也闻讯而来。这其中就有法国的古董商瓦涅克,收购了约20余件青铜器。当时,他正活跃在离大同浑源不远的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寻觅古董。


第二年,瓦涅克把他在李峪村采购的青铜器,在法国的赛努奇博物馆展出后,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的艺术界和收藏界,当时有评论,“浑源彝器”是从卢浮宫到吉美博物馆都引以为豪的“第一批完整的中国出土器物”。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

位于巴黎市第七区蒙梭公园附近,收藏的中国文物多达1.2万件

当时,浑源知事叫谢承恩。
他得知李峪村发现了宝物,立即派遣警力奔赴李峪村,清查没收了30余件铜器。
然而这位知事没收古物并非出于义举,而是为牟私利。他打着“以古兴教,以古兴农”的旗号,成立了所谓“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拍卖活动随之展开。
四虎蟠龙纹豆
高:26.4厘米
口径:18.6厘米
重:2.38公斤
上海博物馆藏

器盖扣合呈扁球形,盖顶设圈形的大捉手。腹部较深,下接圆柱形的高柄。颈部装饰有三角云雷纹,盖缘和器腹装饰有交龙纹,器盖各饰一周卷龙纹。在柄部的底座还饰有蟠龙纹,纹饰非常精致。


最为有趣的是在腹外壁分别设四只作攀爬状的猛虎,虎头抬起用嘴衔住口沿,试图向器内窥视张望,一幅跃跃欲试行将跳入争食的场景被表现得惟妙惟肖。此豆在移交上海博物馆时,柄部以下残缺,通过流失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样形制的藏品,按图索骥得以修复完整。


这件四虎蟠龙纹豆展现了晋文化雄壮、豪迈的气概,这或许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追求野性与力量美。

而巨大的成功和无数的赞美,使法国古董商瓦涅克欣喜若狂,当他与合伙人高疆(Grosjean)筹划以五万银元购买被当地衙门扣押的35件青铜器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结局。


合约签署后,当地官员居然以赝品交付。有着卓越鉴赏能力的瓦涅克看破了骗局,就和浑源当地政府打起了官司。


这件事随后被越传越远,引起的争论和非议也越来越多。迫于压力,瓦涅克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便不了了之,由此使得浑源李峪村出土青铜器最精华的部分,也是日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主要藏品,第一次幸免于流失海外的厄运。
交龙纹鼎
高:18.9厘米
口径:17.5厘米
重:2.5公斤
上海博物馆藏

这件交龙纹鼎的尺寸、大小远不及四虎蟠龙纹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礼制的衰落。在口沿的两侧有较长的附耳,鼎腹微有外鼓,下面连接三个款足,比较特别的是鼎足形制与同时期的鬲形器十分相似。

在鼎盖的中央设置环钮,其外缘饰有三头匍匐的小虎。这种以立体的圆雕小动物造型作为装饰是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的一大特色。
不久之后,北平古董商祝续斋以及德国古董商也开始争购这批文物,均未能成功。


然而到了1932年,这批青铜器还是被一个叫卢丰年的古董商以29万大洋全部买断。自此,35件青铜器作别浑源,离开了山西,颠沛流离,再也没有回来。


这批青铜器被秘密运往北平,藏进大德通银号。巧合的是,此银号也和山西有莫大关系,是山西祁县乔家的产业。


当时,政府所属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得知消息后,立刻电告天津海关要严加防范,同时发函给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希望能拨款购买保存。


在多方紧盯下,卢丰年不敢轻举妄动,这批青铜器在大德通银号一藏就是15年。
在京城藏匿了十几年后,这批珍宝的所有者终于按捺不住寂寞,1947年又悄然将其带入上海。


随后,上海著名的大古董商、雪耕斋的老板张雪庚趁战局动荡之际,谋划再次将它们偷运出国。


此时,当这批“浑源彝器”重新在上海雪耕斋面世时,原来的30余件已只剩下12件,大部分已被零散带出,沦为欧、美、日等国的一些公私收藏。

镶嵌红铜狩猎纹豆
高:20.7厘米
口径:17.5厘米

重:1.8公斤

上海博物馆藏


浑源彝器中瑰丽多变的纹样,丝毫没有掩盖金属装饰工艺的精彩,主要体现在青铜器表面使用金属物进行装饰的新技术,并以此为基础逐渐缔造出青铜文明的第二个高峰。


镶嵌红铜狩猎纹豆与四虎蟠龙纹豆不同,这件器物更加的圆润饱满,器物的全部纹饰都是采用红铜镶嵌的技术,即在铸造青铜器时预先留出纹饰空间,利用红铜良好的延展性,填入后加以适当的槌打,使之与器表紧密地结合。


该豆纹饰图案分为器盖两组,呈现出紧张、刺激的狩猎场景。狩猎者或张弓射箭,或持矛投刺,追逐奔跑的野兽,有的野兽已经身中数箭。这种狩猎纹在以往的青铜器纹样中从未出现。从设计形式看,它摆脱了以往纹饰过于僵化的现象,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并且打破了对称式和重列式布局的局限。从内容题材看,商周时期神秘的宗教色彩渐渐褪去,逐渐转向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艺术特点。

1948年7月,张雪庚将17箱文物以“仿古品”名义,向海关申报出境成功,装船预备运往美国。


然而,就在邮轮启航之前,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奇迹般出现在码头,宣布重新检查。


一查之下,17箱345件“仿古品”中只有3件为仿品,余者皆系真品、珍品,其中就包括12件浑源青铜器。


这戏剧性的“绝处逢生”果真只是巧合吗?
1947年4月18日,上海《申报》刊发了“古物外流偷运出国换外汇 文化浩劫古董商到处搜罗”的文章。同年7月,著名学者郑振铎也在《保存古物刍议》万言书中,痛斥不法古董商。


躲过一劫,余难仍在。不久,国民政府内务部再次下令重新检查,并要求以仿古品准许出口。这其中又有多少勾结,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


后来有学者认为,16年前从浑源买走李峪青铜器的卢丰年,便是此次文物事件的幕后主人卢芹斋,一个以卖出大量珍贵文物而在西方“著名”的中国古董商。而张雪庚,正是卢芹斋多年的合作伙伴。
↑↓卢芹斋

亦称钦斋,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渡,1957年去世。其名字以“C.T.LOO”知名于欧美古董界,是中国近代古文物流入海外的经手人和见证人。


卢芹斋最为人诟病的一笔生意是倒卖“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晚年的卢芹斋对于自己的一生是矛盾的,他承认自己使不少国宝流失海外,“我的确感到非常的羞辱,因为我是使这些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但同时还辩解为这些国宝避免战乱得到了保护而感到幸运。

千钧一发之际,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文物全部扣留。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后,青铜器移交给博物馆收藏至今。

上博第一任馆长徐森玉,曾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为保护抢救山西赵城藏经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深知这批浑源彝器的价值,对这批浑源彝器极为重视,对移交亲力亲为。至此,这批被誉为“宇宙间奇诡可喜仅存之物”留在了中国。


当时查缴扣押的“浑源彝器”共有12件,后来将其中一件送交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上海博物馆有“浑源彝器”11件,全部陈展于青铜馆。
鸟兽龙纹壶
高:44.2厘米
口径:16.5厘米

重:6.82公斤

上海博物馆藏


浑源彝器最大的特色就是动物性纹样的写实风格和浮雕的表现手法。鸟兽龙纹壶共一对,此为其一。这一对壶形制、纹饰相同。器口外侈、长颈略有内束,腹部圆鼓,曲线极为优美,富有很强的韵律感。高圈足外侈,使得器型显得厚重敦实,增加了稳定性。


自口沿至腹部,有四个宽的带状纹饰区,上面三个纹饰区都装饰有一种蟠龙和人面鸟喙、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绕的纹饰,纹饰诡秘、怪诞不太常见。纹饰区的间隔处,装饰有三圈写实的动物浮雕,分别有犀、牛、虎、豹等五十一个姿态各异的动物形象,有的作牛践踏蛇,有的作虎、豹食人、吞噬野兽等,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景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器腹下部还有一圈伫立的大雁,昂首曲颈,犹如在列队行进,着实可爱。

浑源李峪村青铜器的时代,主要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际。
此时,正值国家间政治交往、军事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最密切的时期。从李峪村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内涵可以看出其中的文化属性,主要是由晋、燕青铜文化共同组成,并且夹杂了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
历经数次盗卖贩运的风波,浑源彝器能够存留下来,实属难能可贵。


据研究,有图形可查的浑源彝器有五十八件,已经明确知道下落的仅四十余件,而且很多已经流失于海外。


——雕龙精美的燕纹簋,藏于美国华盛顿富利尔美术博物馆;


——造型优雅的香鼎,藏于德国库隆尔东方美术博物馆;
——素簋、燕纹盘、提梁壶等15件,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该馆为卢浮宫分馆,也是收藏“浑源彝器”最多最著名的博物馆。

虽然依旧是貌不惊人的小山村,但李峪已经因“浑源彝器”而载入考古史
器物说明:胡嘉麟
图片:牛力 还看今朝 上海市博物馆声明:谢绝转载 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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