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代诗人王翰著名的《凉州词》之一，慷慨悲壮，广为流传，被明代王世贞推为唐代七绝压卷之作。
但且慢，在唐代，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都是带有强烈胡风之物，尤其是夜光杯之类，非皇家贵胄富户大贾难有，会出现在边塞之地的军中么？而且，毕王翰一生，似乎也没上过战场。
回头再看，王翰是哪里人？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什么地方？
——王翰，字子羽，性格豪放不羁，超拔群类，杜甫以“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句赞叹王翰。最重要的，他是并州晋阳人啊！
先来翻翻典籍。
《新唐书·地理志三》载：“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铁镜、马鞍、梨、蒲萄酒及煎玉粉屑、龙骨、柏实人、黄石铆、甘草、人参、礬 石、礜石。”
唐李肇《国史补》又载 ：“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 河东之乾和蒲萄” 。
那么，是不是可以推测，生在太原，长期在太原生活，“枥多名马，家有妓乐”，登进士第后仍每日在太原以饮酒为事，且被数任并州刺史赏识提拔的王翰，诗中吟唱的葡萄美酒，就是他在晋阳日常所见日常所饮的葡萄酒呢？
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粟特人”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民族，但是在中古时代的中国，这个民族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粟特人（Sogdians），在中国史籍中常被称为“杂胡”。粟特人的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粟特人以善经商闻名，多豪商大贾。他们的主要商业活动，是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美王、玛瑙、珍珠等珍宝，换取中原的丝绸等，因此，粟特人以善鉴宝物著称。
让我们的视线再次回到葡萄。
19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较为明显的中国引进葡萄事件，主要有两次，一为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年—前87年），一为唐初唐太宗重新平定西域高昌之后（640年左右）。
而且，自葡萄从西域引进中国的2000多年来，只有山西地区始终将其种植并延伸至今。
葡萄在山西的首个停留地点，当是北魏的平城，即今大同。
北魏平城时代是一个开放的、传播与吸收并举的对外交流的活跃时期，很多外来文化都在这一时期荟萃中原，为日后的隋唐盛世打下了基础。
在粟特人祖居的绿洲地区，有发达的灌溉农业，普遍种植葡萄、金桃等水果，酿制的葡萄酒是粟特人常备的佐餐饮料。
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原本盛行于南欧一带的酒神节也随之传入西亚，形成了具有波斯风格的酒神崇拜，而这种文化又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
到了北朝晚期，尤其是北齐时，高欢在晋阳建大臣相府，晋阳人声鼎沸，王气蒸腾，活跃的粟特人大规模内迁，其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不断提升，葡萄酒酿造业已经成为山西地区一项重要产业。
这自然还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原因。
种植葡萄，主要依靠技术和合适的地理环境，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山西均已具备，种植具体有聚集的粟特人指导或亲力亲为，而山西的地理、土壤、日照时间、昼夜温差等，又特别适于葡萄的生长。即使今天，在太原南北郊、临汾乡宁、晋中太谷等地，都有大量葡萄种植。
北齐以后，各城市的葡萄的种植已非常普遍。北齐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和保存法。
南朝梁才子庾信（513～581年）曾留居北朝为官，与魏之来使尉瑾有这样一段对话：
信曰：我在邺，遂得大葡萄，奇有滋味。
瑾曰：在汉西京（长安），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洛阳），非直此禁林也。
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
此时的晋阳城，已经成为世界少有的开放的大都市，来自西域各方的胡人不断聚居于此龙兴之地，种植葡萄并酿酒，并岁贡“燕姬葡萄酒”。
除了王翰的“凉州词”，其他唐代著名诗人对河东葡萄和葡萄酒也有明确的描述。
《题酒店楼壁绝句八首》二
《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
《葡萄歌》
而“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也事出有典。
据载，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将葡萄引进中原，但葡萄酒在其后一段时间还仅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享用的珍品。相传当时陕西扶风有一个叫孟佗字伯良的富人，想方设法搞到一斛葡萄酒，然后贿赂宦官张让，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直到宋朝，大诗人苏轼还对此事感慨：“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从上述情况，作为一种来自西域的特殊植物，葡萄已经在山西乃至中原广为种植， 葡萄酒的酿造和传播也很普遍。
在那个时代，在山西太原、临汾等地生产的葡萄酒质量之高，只有地处西域的葡萄原产地可以匹敌。
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记载：“ （葡萄酒）益气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剌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剌火者、田地酒最佳。 ”
但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在山西的酿造，并不是一帆风顺，至少在两个皇帝掌控时期，山西的葡萄酒的生产和进贡是被禁止的。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学者童丕，曾以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出土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语：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太原葡萄酒的进贡在同样的情况下两次被皇帝下令废除：第一次是唐文宗开成年间，即837年元月；第二次是明初太祖统治时期。
第一次废除令的证据，是《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却贡献》，记载了当年河东蒲萄酒和西川春酒的进贡同时被叫停，这是发生在会昌灭佛前不久的事实。
其思想背景，是儒家道统的恢复和民族主义的抬头。明太祖发布禁令的背景很复杂，但民族主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作为“胡”文化的因素———广义上是粟特、突厥、畏兀儿以及蒙古的混合文化的因素——使得纯为自然物水果的葡萄和生活之饮品的葡萄酒，在两个皇帝眼里，变成了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 呈现出一种特定的象征意义，被赋予了一种政治话语色彩。
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有时确能振奋和凝聚人心，但过于极端，则往往陷入排外和封闭。即如唐文宗和明太祖，把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主义，只能说明心中的不自信和惧怕。
莫名其妙的禁令成为历史笑柄，也不会在当时被心服口服地坚定执行，现在山西最古老的葡萄树，就是在明代种植流传至今的。
太原南部的清徐县有条白石沟，自汉代时开始种植葡萄，唐代时就是朝廷贡品。
2008年，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工作者在白石沟发现20多株上百岁的葡萄树，经鉴定，其中生长在马峪乡西迎南风村李占文地里的两株“超老”葡萄树王，为明代遗留，每株葡萄树王的年产量达到1200多斤，等于七八株普通葡萄树的产量。春冬两季，普通葡萄树起卧一个人就能弄好，这两株从根到梢超过10米葡萄树王入埋和起架，至少得8位力气大的壮年人才能完成。
而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不绝如缕，在山西也被很好地传承下来。
来自西域的粟特人的足音已经远去，葡萄却在山西乃至更广大的中土扎下根来，馥郁的葡萄酒香不断浸染和熏陶着这个国家和我们的生活。
如今，在阅读古代诗歌，或在参观新的葡萄考古发现时，我们不难感觉到，来自西域的葡萄和葡萄酒,在从汉唐沿袭至今的文史传统中，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地理、风物的意义，它的特定象征，依然强烈而执著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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