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今日凡物，古代珍宝。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那么珍罕？
公元四世纪的某一天，北魏，平城大同。
一个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商人，带着一路风尘来到太武帝拓跋焘面前，说：“吾能铸石为五色琉璃”。
“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北史·大月氏传》如是记载。
玻璃，旧称料器，古代亦称琉璃，北朝至隋也称“颇梨”，此外还有“颇黎”、“陆琳”、 “陆离”等名称。
玻璃的诞生与发展，中外的路数并不相同。
中国古代玻璃的产生，一般推测，与神秘诡异的炼丹术有关。
炼丹术又被叫做金丹术、炼金术、点金术、铅汞术，其内容非常复杂，中心目标是用人工方法制出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的神丹，还能将铜、铁等“点化”出黄金和白银。
有专家断定，古代玻璃，就是炼丹术的副产品。制作玻璃，需要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在当时要获得这样的高温并不容易，所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古玻璃制作通常和炼丹术混在一起进行。
所以，炼丹术中的硫、汞、铅等重金属配方，对中国古代玻璃配方产生影响，生产出的玻璃制品，也是中国古代独有的铅钡玻璃。
重庆市博物馆藏
中国发现最早的玻璃器，始于春秋末战国初。
这个时期的玻璃器数量少，品种单一，仅有套色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和嵌在剑格上的小块玻璃，而蜻蜓眼式玻璃珠还可能是外来的。
战国早期的玻璃器数量有所增加，但仍以蜻蜓眼等小型珠饰为主。战国中晚期玻璃器的数量及品种增加，除了珠、管小型装饰品外，增添了璧、剑饰、印章等典型中国式样的玻璃器。
阜阳市博物馆藏
据称，约公元前3700年前，古埃及人已制出简单的玻璃装饰品。
↑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船
船员们吃完饭，潮水开始上涨，他们准备登船继续航行时，突然有人惊奇地发现，锅下面的沙地上有一些晶莹明亮、闪闪发光的东西。
船员们把这些闪烁光芒的东西，带到船上仔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亮晶晶的东西上粘有一些石英砂和融化的天然苏打。原来，这些闪光的东西，是他们做饭时用来做锅的支架的天然苏打，在火焰的作用下，与沙滩上的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物质，这就是最早的玻璃。
中国自产的玻璃器，与西亚的玻璃器有比较大的区别。
陕西周原博物馆藏
中国发现最早的平板玻璃制品，出土于南越王墓中，小编曾经多次看到这件有着深深的海洋蓝的尤物。
它是一块蓝色透明平板玻璃牌饰，镶嵌在长方形铜框中，成分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为主，铅、钡含量分别高达33%和12%，属于中国生产的铅钡玻璃系统。
窗用玻璃是西方人的发明，在玻璃吹制技术发明之后，古罗马人至迟在公元1世纪中叶，已经在窗上安装了这种壁薄、透明度较高，几十厘米见方的窗用玻璃。
在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北凉打通西域后，身怀玻璃制造绝技的大月氏人，通过通往平城大同的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到北魏。
大月氏，读音为【dà ròu zhī】。
在上古时代，有一支古印欧系统的游牧民族，在大约公元前2300年的伊朗高原上出现，他们就是大月氏人的祖先。
后来，他们翻越葱岭，一路东迁，长途跋涉，在大约不晚于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迁徙到了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中国古籍中将他们称为禺氏（或禺支、禺知），被认为就是后来《史记》中的月氏人。
战国人著《穆天子传》中，西周穆王曾经来到过祁连山下黑水（即弱水）河畔的“禺知之平”，受到了月至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月氏人第一次在传说中和中华文明正面碰撞。
公元4至5世纪的平城大同，是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城市。北魏自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太和十八年（494年）南迁洛阳，其间96年，是以平城为国都，与西域诸国的商业交往相当频繁。
西域诸国与其他更远地区来中原经商的商人，北魏习惯上泛称为胡商。胡商来北魏经商，不仅带来许多中土缺乏的商品，如香料、名马、金银器等，也传入了很多植物，如葡萄（输入数字33，可阅读“西域粟特人出没！从北魏到唐到元，山西葡萄酒在古代就已经风华绝代”）；也带来一些中原缺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如琉璃制造技术。
遍查史籍，大月氏人没能给我们留下烧造琉璃的完整配方，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山西大同在北魏时期制造的琉璃，虽然还在采用传统模铸技法，但已经采用了先进的吹制技术。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北史·大月氏传》告诉我们，北魏平城的琉璃生产，已经不是东汉王充《论衡》中所讲述的“道人消烁五石，做五色之玉”，那样仅仅属于炼金术士所得的副产品。它是借助国之财力，以官商结合的形式出现，其生产技术以及规模流程，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有理由相信，大月氏人是在罗马和波斯萨珊学习到了玻璃吹制法，而后带入北魏。
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浅绿色，半透明，侈口，圆唇，宽沿，球形腹，圜底，腹外壁磨出四排向内凹的椭圆形纹饰，底部由六个相切的凹圆纹组成。
《北史·大月氏传》关于琉璃生产的记载，来源于《魏书》，而《魏书》完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它实际上是对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琉璃生产的总结。
学者尹刚曾解读，“国中琉璃遂贱”，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土市场上的琉璃产品便宜了，二是由中土自己生产的琉璃制品便宜了。
辽宁省博物馆藏
从大同出土的玻璃制品观察，也可以印证，中国古代除了部分自产的玻璃，很多依旧是舶来品。
1976年，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出土一件玻璃环，黑色不透明，直径2.2厘米，应为本地生产。
1988年，大同南郊电焊器材厂北魏墓出土一件玻璃碗，是伊朗高原波斯萨珊王朝的典型产品（见上上图）。
2002年，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出土一件玻璃壶，为吹制，蓝色半透明，喇叭口，宽平沿，圆唇，圆肩，弧腹，平底。口径5.5、底径4、高15.4厘米。
它带动了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重大变革在隋唐时趋于稳定发展状态，到后世元、明、清时，已日臻完善。
而明代以降，陶质低温铅釉琉璃器物又在山西大行其道，美轮美奂，在全国享有盛誉，其是否与北魏平城的玻璃制作有隐秘的渊源关系，也值得探究。
时至今日，山西的玻璃和琉璃生产仍然大名鼎鼎，比如祁县，有“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美称，产品大量出口中东等地，从业人员达到3万余人。一家名叫“红海”的企业，甚至建起了一座玻璃博物馆。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藏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957年西安西郊隋代李静训墓出土。隋唐时代玻璃器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陈设品、生活用具玻璃器的制作上。此件椭圆形玻璃瓶以绿色玻璃制成，虽不高，但气势挺拔，晶莹可爱，色泽透亮，且不同部位深浅变化不一。
甘肃省博物馆藏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
平城大同是北魏“丝绸之路”起点的意义不同寻常，它包容的东西太多，除了贸易，还有商品、产业，比如传入平城的琉璃制造技术，对之后的隋唐文化的繁荣，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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