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云中之冈。
这是一个连接人世与佛国的梦幻之地。
众佛列队，一半在红尘，一半在空中。
起自1500年前的某一年，一块块巨大或微小的砂岩，不但有了形状，还有了肃穆，有了慈悲，有了笑意，有了凝思不解，有了洞明一切，甚至有了突然而至的愤怒。
一个个生命，次第从顽石中诞生，在这片山冈上摇曳——
粗砺雄浑的北魏，渐渐露出精致的颜容。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在《水经注》中，同时代的郦道元对云冈石窟如此赞叹。
当时的云冈石窟，不叫云冈石窟，它有一个踏踏实实的名字：武周山石窟寺；到了唐代，当大同有了“云中”这个称呼时，它还不叫云冈石窟；直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当重修武周山顶一个叫“云冈堡”的堡子时，它才有了“云冈石窟”这个响亮的名字。
现在无法查到，到那一年一共雕凿了多少尊佛像，只知道目前，整个云冈犹存大小造像51000多尊，最高的达17米，最小的仅2厘米。
还有一个数字是相对清晰的，由于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毁损消失的，以及清代和民国年间被盗的佛头、佛像，达到1400多尊（件）。其中流失到海外有据可查的，有300多尊（件）。
凿斑斧痕，至今犹在，数百尊云冈石窟造像抱恨流失，却只有一只佛的眼睛在漂泊海外50多年后有幸回归。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17公里，依武周山南麓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
它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前后达60多年。
云冈石窟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逐渐汉化的草原民族，用一个朝代雕造而成的。
☝云冈石窟外景
如今，云冈石窟现存大小洞窟254个，其中主要洞窟45个，其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亦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这是统治北中国的北魏拓跋鲜卑，集全国物力、财力，并利用来自西域的技艺和人力，由一代代、一批批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
拓跋鲜卑，这个起自石窟的民族，建造起更大的石窟，来寄存他们的精神，并向世界昭告他们的存在。
云冈石窟造像流失的原因较为复杂，在清代以前，少有石窟造像被盗的记录，总体来看，石窟造像被盗，主要发生在1907至1935年间，其中1918至1930年间最为猖獗。
窃贼的代表人物，叫岳彬。
他是清末民国北京的大古玩商，一个经历颇为传奇的人物，一个栽倒在建国后查处的第一起古董倒卖大案上的民族罪人。
岳彬的起家，靠的就是盗卖到京城的七尊云冈石窟佛头。
岳彬，1896年出生于河北通县张各庄，家境贫寒。1910年，到北京琉璃厂一个小古玩铺当学徒。1917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岳彬开始同当过法国驻华公使的魏武达来往，帮魏武达买漆器、法花器和景泰蓝等。
清末时，琉璃厂永宝斋古玩铺买进7尊来自大同云冈石窟的北魏石雕佛头，一直没有卖出去。岳彬知道日本收藏家搜集中国石雕木刻，西方考古学家也研究中国古代造像，在他们眼里北魏佛像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便闻风而动，用400多元大洋买下这7尊佛头。
他先以800元卖出一个佛头给日本山中商会，消息传出，外国古董商不断来买。七尊佛头，居然陆陆续续卖了十来年，也没“卖”完。
过了若干年真相才逐渐清晰，原来，岳彬请了个复制高手，不断按照真品复制佛头，以假充真，卖给不明就里的外国人。
岳彬发财后，开了个“彬记”古玩店，据称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古玩铺。
食髓知味，尝到甜头的岳彬没有放过云冈，后来干了一件蓄意毁坏云冈石佛的事，手段极其恶劣，令人发指。
1933年，岳彬派人去云冈石窟临摹，复制了一件与原作一模一样的造像，当作真的北魏石雕，以3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煤油大王。
1936年，煤油大王将收藏的中国文物拿出来，广邀请亲朋观赏，结果当场被到过中国的人士指出这是件仿品，原造像仍在云冈石窟。
煤油大王怒不可遏，给岳彬拍电报，要求退货。
真品没了，赝品不就是“真品”了么？丧心病狂的岳彬，生出一毒计，竟然用3000元大洋买通驻大同的军阀孙殿英某部的一个团长，将云冈石窟那尊真的造像砸毁得一干二净，然后给煤油大王去电，声明卖给他的是真佛像，云冈如有石佛，不但可以退货，还甘愿受罚；如云冈无佛像，要赔偿他名誉损失费。
现藏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
这还不算岳彬一生中做得最大的坏事，他更大的恶行，是盗卖了龙门石窟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恶行累积，他终于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到洛阳龙门石窟游览。
龙门石窟始凿于云冈石窟之后，位于洛阳市城南25里，是北魏孝文帝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494年）前后开凿的，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
宾阳中洞是其中主要的一座北魏洞窟，门甬道南侧浮雕大梵天，北侧浮雕帝释天，中洞三壁刻三世佛，窟门内壁自上而下依次刻“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居士对坐说法图”、“萨土垂那太子及须大驾太子本生故事”、“皇帝及皇后礼佛图”、“十神王图”。
《帝后礼佛图》其实是两幅浮雕的合称，分列宾阳中洞的东西壁，一幅反映的是北魏孝文皇帝朝拜佛祖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一幅反映是文昭皇太后朝拜佛祖的《文昭皇太后礼佛图》，各高两米，宽四米，极为精美。
当时时局动荡，国家正处在危机中，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护法》，但龙门石窟没有专门的文物机构看管。利令智昏的岳彬遂买通洛阳当地驻军，让驻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找到了洛阳东关一个外号叫马聋子，真名叫马龙图的文物贩子，马聋子又找到偃师杨沟村伪保长王梦林。这个王梦林教唆本村几个土匪，另外找了本村里三个石匠，到龙门石窟盗宝。
经过断断续续的盗凿，《帝后礼佛图》终于被完全敲了下来，两幅精美的国宝，变成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
将碎块运回北京后，岳彬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用了很长时间，才拼凑成三分之二多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太后礼佛图》，另有两箱碎石已经无法粘对。
随后，《帝后礼佛图》被偷运到美国 。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的供养行列，人物密集重叠，顾盼照应，既浑然一体，又有丰富变化。
整幅浮雕采取横向构图，人形处理因此显得颀长，并略带向前的倾斜感，既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同时，宫女们含睇若笑，娇慵前行的姿态，与整个虔敬肃穆的氛围形成了含蓄的对照，流露出作者沟通人世和天界的欲求。
从图中人物的衣冠发式和伞盖、羽葆等仪仗制度看，孝文帝推行汉化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自作孽不可活，1953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著名雕刻家刘开渠等10人检举岳彬勾结外国人盗卖《帝后礼佛图》。
该报还配发了一个短评，标题就叫《制裁倒卖文物的奸商》。
随后，以郭沫若为首的三百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要求政府严惩岳彬。
公安部门很快立案，从岳彬家搜查出他与普爱伦签订的协议以及几箱碎石头。板上钉钉，岳彬勾结美国人盗卖毁坏龙门石窟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岳彬入狱，被判了死刑，但没有立即执行。1954年春节前，岳彬因有鸦片烟瘾，饭量骤减，发病身亡。
岳彬本人经商虽说比较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为人极不仗义，在圈里口碑极差。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披露，他不仅对亲朋好友，包括对与其相依为命的妻妾都极其寡恩簿义。有人评价，说他一辈子钻进了钱眼，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发了大财还特别小气，视财如命，“他是死在钱眼儿里的。”
而一些和岳彬接触较多的老行家则说，岳彬有如此结局，与其不识时务也有关系。
比如刚解放时，就有人劝告他去香港他不去，让他将古玩捐献变化给国家他不捐，死守财产，盼望时局再起变化。
目前收藏在云冈陈列馆的这件陶眼，圆锥形体，直径11.5cm，高14.4cm，由细腻的胎土烧制而成，大的一端端头略凸为圆面，表层涂有厚重的黑釉，其余周身呈现出暗黄橙色。
这是石窟中佛像失落的一只眼球，具体归属云冈哪一洞窟，哪一尊造像，目前尚不清楚。
北魏营凿之初，云冈石窟佛像的眼睛并没有额外的装置，兴作镶嵌陶眼之事，一般认为始自辽金时期。
云冈陈列馆的这件陶眼，本于上世纪30年代不幸流失海外，80年代中期，原藏者、已经退休的原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史克门先生发愿捐赠，使其漂泊50多年后重归故地。
事情发生在1985年春，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前身）收到一封来自中国文化部文物局（1987年更为国家文物局）转来的特殊信函。
济民同志：
您好！
送上云冈石佛陶眼一件，请考虑是否转至云冈保管所保存。
此物系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退休董事史协和先生所赠。其来源，据史协和说是他1932年参观云冈时，用一块大洋购自云冈附近农民的。史还写了一纸说明，一并附上。史过去在我国多年，喜爱我国文物并颇有收藏，近年我国学者去堪萨斯参观者多蒙热情接待，现又送还此罕见文物（云冈大佛遗失陶眼者甚多，但现知传世的陶眼只此一件），殊值称赞。我的意见，请文物局具函致谢，以示郑重。上述意见，局领导如认为可行，英文谢函一事是否可烦史协和的老友王世襄同志代拟。
匆匆 敬上
信中的史协和，即史克门（1906-1988），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主修艺术史。
兰登·华尔纳，臭名昭著的敦煌文物盗窃犯，也是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二战中曾保护了日本京都和奈良，奈良、镰仓等地均有为他设立的纪念石碑。1881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一批珍贵文物。
史克门是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先驱，他对中国古代绘画、古建筑以及明清家具等具有深入全面的认识，纳尔逊博物馆近7500件中国艺术藏品，有一大半都是他收集采购来的。该馆内现在另藏有一尊云冈晚期风格的北魏佛头，不知是否也与他有关。
1935年，史克门返美后供职于纳尔逊博物馆，1945年任副馆长，1953年升任馆长，1977年退休，并将个人收藏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
宿白先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而这一卓越成就，正是从大同云冈出发的。
宿白之与云冈，早在1942年学生时代就结下不解之缘。到了1947年，他发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结合已有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将古代文献引入石窟寺研究，取得中国石窟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他对云冈的热爱与关注，真挚恒久，这也是他促使这件云冈佛像陶眼返还故地的缘由。
这是时至今日，惟一一件回归云冈的流失海外文物。
现藏法国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根据调查研究，有据可查的流失到海外的云冈石窟造像约有300余件，主要分布在美、法、日等国家，尤其在日本最多。
日军1937年一占领大同，立即承担起“保护”云冈石窟的职责。据当时报道的照片，在石佛寺的楼阁上，还挂有这样字样的牌子：“云冈石佛寺作为世界的名胜古迹，军队要爱护保全之，若有人破坏、掠夺等，即使是日军也要依照军法，严惩不贷！”
日人对中国历史和造像有一种狂热的占有欲。1921年(民国十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发表山西天龙山石窟调查报告，震动了日本和国际学术界。随后，日本的常盘大定、田中俊逸、山中定次郎等研究者纷至沓来进入山西。
在此之前，研究院文物专家已经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确定了明信片上的被盗佛像及其肢体在石窟中的具体位置，并推断出被盗的大致年代。
当时，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和考古研究室主任赵昆雨，在日本的博物馆和美术院见到了不少云冈石窟的文物原物。他们还发现，在日本的大多数博物馆，几乎都有云冈石窟文物。
早在1902年，一名法国人用当时最为先进的照相机，详细拍摄了云冈石窟的内容，并于1907年首次出版了介绍云冈石窟的一部画册。
之后，日本人、法国人、瑞典人等都拍摄过云冈，云冈石窟的完整性与法国人拍摄的已经有所差距。
上世纪30年代，有个名叫常惠的文化学者，曾经对云冈石窟造像进行过调查。当时，石窟佛像尤其是佛头丢失比较严重，在常惠的调查结果中，多达96个石质头像不翼而飞。
调查过程中，为便于清点，常惠专门在佛像上用红油漆涂数字做为标识，后人在调查研究时，还能在佛像上看到残留的淡淡的红色数字。
研究院采取的办法是，根据流失造像艺术风格，确定时代，然后划定所属窟龛大致位置，根据流失造像的尺寸信息，确定原龛像的大小和所处壁面位置，同时，参照旧照片资料，找到与流失造像相匹配的遗留残痕，利用3D技术扫描可疑龛像，然后将流失造像图片与3D图像做复位对接。
目前，云冈石窟研究院可以精准复位的佛像，已经达到几十件以上。眼下进一步做的，是建立与文字图像相对应的数字信息库，为今后文物研究、流失造像复位以及文物追讨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经过10年努力，该丛书的第一卷，即《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终于出版面世。
中国文博界和学界多年来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对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文物了解的基础上，厘清流失流传脉络，对其中的精品进行研究，为中外文化交流及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合作搭建一个全新的操作平台，同时，为政府制定海外流失文物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在幸与不幸之间，300余件流失海外的云冈石窟文物，也将会在某一天全部走进《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成为云冈千年衰荣的见证。
穿透迷雾，这世间的悲欢离合，终将变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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