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奇异,更多是因为世界的色彩奇异。
诸多色彩的存在,让人感受到,世界存在各种可能,人也存在各种可能。
甚至,这种可能,可以达到无限。
所以,人的一生,总是充满炫目,充满惊喜。
所以,每每在各种意外的色彩面前,总有一种冲动,想大喊一声。
——看到山西珐华,感觉即如是。
而且,珐华之色,不仅仅被呼喊,它还被默诵。
因为这种器物,在诞生之初,就被灌注进了宗教的神性,它更多地被陈列、被供奉、被祭拜……
1211年,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发动了对大金国的战争。
其时,位于蒙古高原南端的山西,是金朝的属地。1211年8月,蒙古铁骑俯冲南下,破白登城,攻西京大同,金将弃城逃走。11月,蒙军夺武州、朔州,进而下代州、忻州,刀兵所过之处,“无不残破”。
贞佑二年(1214),后来成为大汗的窝阔台率蒙古军攻入河东山西,“汾、石、岚、管,无不屠灭,唯岢岚无所得而还。”
1217年8月,成吉思汗亲率主力西征时,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
从木华黎,到成吉思汗之后的大汗窝阔台,再到后来于1271年建立元朝的忽必烈,蒙古人在山西的隳突冲杀,持续了数十年,山西全境州县,无不涂炭。
蒙古军所到之处,“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在这种铁血残暴毫不留情的战时政策下,“凡城邑以兵得者”,不是遭到野蛮屠戮坑杀,便是“十门九绝,孑身不免,万无一存”。
据晋城泽州《大阳资圣寺记》所载,金代时,泽州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是年二月, “郡城失守,虐焰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千里萧条,阗其无人。”兵火以后,晋城“居民荡析,乡井荆棘。”
除了大批屠戮坑杀,蒙古军还在山西地区俘获掠夺大量人口作为奴隶私属。辛巳(1221),蒙古军下河东,“泽、潞居民半为俘虏”,因此,河东山西的社会人口出现所谓“丧乱以来,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的耗损锐减状况。
大批民众逃出山西地区,有些一去不返,城邑四野,为之一空。乙未(1235),蒙古汗廷遣使到山西诸路整饬统计,金代时有户五万九千四百一十六的泽州,共得九百七十三户,晋城二百五十五,高平二百九十,陵川六十五,阳城一百四十八,端氏一百一十七,沁水三十。壬寅(1242)续括漏籍,通共实有一千八百一十三户,仅占金代人户的3%。
当战争的目的是一方为了消灭统治的另一方时,百姓如草芥;当策动战争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统治地位,需要百姓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时,无民可牧就成为不能忍受的状况。
忽必烈即位以后,为确保赋税征收,实行恢复发展农业、手工业的施政措施,将“户口增”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
这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一个叫“检括”的词出现了。
它的意思,就是:整顿户口,确定民籍,不论官民,交出人来,否则死!
这种针对户籍中的漏籍人口,采取的“检括查禁”措施,堪称严酷——不论官民一概如此,同时鼓励告发检举,甚至对漏查无籍的为奴人户,也要进行“检括”。
历史典籍记录下突然“民为贵” 的一幕:
乙未(1235),蒙古汗廷敕命断事官耶律买奴“括诸道户口”,“以籍为定,互占它县以死论。”当时,有潞民常氏避役,藏匿河内王帅家中,事发之后,有司将王帅处死。
至元元年(1264)二月,忽必烈对告发平阳、太原漏籍人户的贺福等六人,“诏赏以官,廷臣以非材对,给钞与之”;至元十六年(1279)五月,因为五台山多匿逃奴及拖欠赋税之民,忽必烈敕西京宣慰使司,按察司搜索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五月,尚书省臣上言:“括大同、平阳、太原无籍民及人奴为良户,略见成效。”
在收民以牧的政策下,山西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甚至影响到府、州、县建制的变化。
至元年间,忽必烈敕令诸县“编户不满千数者省并”,以纾民力:至元三年(1266),万泉并入猗氏。至元十四年(1277),县人皇甫佑以户满千,诉于省部,至元十六年 (1279)万泉复立为县,隶河中府;武乡初止七百户,以例罢废,并入铜鞮。至元三十年(1293),由于武乡户及千余,复立为县。
人口由减而增,致使有些府州县粮食都不够吃了,到至元初年,平阳已经“地狭人众”,因常乏食,以致需要输入“上党之粟”接济。
为什么这种美丽的低温釉陶叫“珐华”?
有一种说法,“珐华”原名为“粉花”,因晋南口音中“粉”和“法”读音相近,故被清到民国期间的古玩商传为“法花”;也有种说法,把珐华、法花、粉花,看作一种陶瓷的装饰技法,直接称为“法花三彩”或“三彩法华”,后来习惯称其为珐华;最后一种说法,是因“法花”相近于唐宋三彩,且主要多被用于宗教场所,取其华艳美丽和庄严,故名之。
个人看法,更接近第三个观点。
宗教的产生,首先来源于困惑和恐惧。
《夜雨中宿普化寺》
聚集——呵 皈依的旅程充满乐趣
老停电 快避开这些水洼和湿泥!
脚下隆隆响 拖拽着黑铁的锁链
另一种节奏 唱经声突然飘起
他们唱:般若波罗蜜 真实不虚……
我瑟瑟发抖:信仰 ,真的来自恐惧?
费尔巴哈认为,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和根源,这种感觉首先表现在恐惧的感觉上,它是由人对自然界事物和现象的真正本质无知所产生的,也就是说,恐惧感是宗教的基础之一。
当空前强悍的异族,挟带着空前的武力杀进中原,兵燹之后,幸存者的本能意识是什么?当战火熄灭,一切渐渐平复,留存在生者中的什么记忆不能被磨灭并遗忘?
在这种时刻,社会力所造成的危机,远甚于自然力造成的危机。相对于自然界的电闪雷鸣、地震、狂风暴雨,当战争和瘟疫的蔓延,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对社会力的恐惧必然产生屈从和崇拜。
它是一种完全的投顺与服从。
就是说,宗教的产生,一定是在人们陷入危机的时刻。可以说,它是人在危机中的一剂心灵的慰藉。
战争机器的巨大碾压,危机四伏的残酷现实、草根百姓的飘摇人生、需要麻醉的心灵需求,加上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自由放任甚至优容礼遇的态度,当战乱平复,社会进入发展稳定期后,山西民间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再度复兴,再有朝廷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视和护持,珐华的成长便有了蓬勃发展的适宜温度。
从元代开始,山西琉璃业大盛,琉璃工艺从装饰皇家宫殿逐渐用于包括寺庙在内的多种建筑之上,并已经突破了用做建筑构件的限制,大量与宗教有关的法具器物出现。珐华器正是在这一阶段脱胎于琉璃制造工艺,与琉璃法器在庙堂上并驾驱驰。
“南道北佛”,有元一代,晋北地区的五台山与晋南地区的永乐宫,分别成为佛教与道教的活动中心。流传至今的珐华器,很多是佛道题材,正是旺盛的民间信仰在那个压抑时代的突然绽放。
“其蓝如深色宝石之蓝,其紫如深色紫晶之紫,其黄质如金箔,惟比金箔色略深透耳,孔雀绿一色尤为鲜艳,垂釉之处亦不发黑,其釉上之绿比他釉另外透亮,与绿水一般,其底里之绿与翠玉之菠菜绿同……”
——这是辑录于清代的《古瓷鉴定指南》对珐华器色彩的形象描摹。在这部著作中,对珐华器的产地条分缕析,娓娓道来:
“蒲州一带所出者,系元代末年之物,其胎纯系土定胎……潞安、泽州一带所出者,系明代初年之物,以透花瓶罐等件为最多,其胎有江沙、白沙两种,其胎质极糟,其性极糠,以刀刮之,其屑即落,其釉亦系玻璃釉,为各色较元末略灰耳。平阳、霍州一带所出者,系明代中年之物,瓶罐等件多不透花,其胎半缸半瓦,其釉略混,其黄釉之处亦略薄,其蓝色略发紫,其底与里之绿亦略黑,其釉虽系料釉,仍略透亮……江西九江所出者,系明末清初之物,其胎纯系白瓷胎,其釉系青金石,其白类新象牙,其余各色与前尚无甚分别,惟其样式比各省所出者玲珑耳。”
“法花之品萌芽于元,盛行于明”这是清代学者许之衡在他的论著《饮流斋说瓷》“说花绘“一节中,对珐华器发展状况的简单概括。
到明代,珐华发展到极盛,且已从庙堂之上,化为寓意“平安”的瓶罐等件,进入寻常百姓人家。
制作工艺上,珐华器更注重大匠之手在方寸咫尺之间的腾挪,在釉面装饰上采用贴花、堆花、镂雕等手法,以堆花立粉技法做出轮廓,而后填彩,施诸色釉料烧制。两者色彩的差异,来自于助溶剂的不同,琉璃的助溶剂是铅,而珐华的助熔剂是牙硝。
于是,奇异的色彩,蔓延开来,在大明朝的各个角落闪动。
珐华的色彩是非主流的,但正因此,产生的效果才动人心魄。
蓝、青、紫是主色,辅以绿、白、黄等,珐华在山西独树一帜并被景德镇仿制,就在于烧成后的鲜艳浓丽和美艳。
珐蓝、珐翠、珐黄、珐紫、珐白,这些陌生的色彩名称,如今已不多闻,而更形象的茄皮紫、孔雀蓝,则屡屡见于耳端。
这种色彩,是一种直接率真的表达。
蓝,我就蓝到极处;绿,我也绿到极处;紫,没有比我的紫更紫……
这种色彩,还是一种无法仿制的表达。
从产地看,珐华与琉璃的烧造地点属同一地区。明代的琉璃产地,从有纪年的作品中搜寻,有成化、万历年间的文水张姓,弘治,正德间的平遥侯姓,嘉靖年间的介休乔姓,万历以来的阳城东关乔姓、河津吕姓、太原苏姓……
如今,山西一些琉璃世家还在努力仿制珐华,但完全仿制出老珐华器的风貌,已经是不可能了。
珐华的消失,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它的非常规色彩,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得更远。无论是在山西还是景德镇,珐华的色调虽然明艳,但这种深蓝深紫并非国人喜欢的传统色调,因此珐华器在色彩的短暂暴动之后,制作工艺也便逐渐失传。
从美艳不可方物到静悄悄地逝去,珐华是孤独的,孤独到冷艳,孤独到价值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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